键盘哲学家和他的第三帝国 | 青年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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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哲学家和他的第三帝国

作者： 罗伯特·K.惠特曼 / 大卫·金尼

“一个人单纯的蠢并不可怕，但假如不但蠢，还自以为是、还没有鉴赏力，那他就是罗森堡了。”

罗森堡一直都是，也将永远是纳粹党内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在普通士兵的眼中，他已被稳稳地确立为纳粹事业的重要拥护者，为他们履行不同凡响的使命提供了理论支持。1933年6月，他被提升为“全国领袖”，获此殊荣的仅有16人，其党内衔级仅次于“元首”。年末，希特勒在一系列对党内重要领袖人物的感谢信中高度赞扬了罗森堡，这些信件随后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

“我亲爱的罗森堡，党的同志！”希特勒写道，“纳粹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在精神上击垮与我们敌对的思想世界。您不仅仅……领导我们对这一思想世界发起毫不退缩的攻击，并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以确保我们在政治斗争中保持哲学的统一性。”

凝聚着罗森堡多年心血的《人民观察家报》

1934年年初，希特勒确定了罗森堡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希特勒的这位忠诚助手将是“元首”在“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灌输，以及教育方面的全权代表”。

但是在对外冲锋陷阵之前，罗森堡还需要先在党内打赢一场硬仗。

希特勒秉承着达尔文式的管理风格，他给下属们冠以多个头衔，职责相互重叠。对于他的期许，他只下达很笼统的指示。他积极鼓励内斗：让手下相互竞争，只有当地盘战争和政策分歧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元首”才会出面裁决。于是人人自危，担心会被开除——甚至更糟——如果他不能获得“元首”青睐的话。猜疑的氛围在党内蔓延。“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官员们无不愿意高兴地割断其他同僚的脖子，以获得自我的晋升，”外交记者贝拉·弗洛姆（Bella From）写道，“这是希特勒乐见其成的画面。他希望下属们常备不懈。显然，他认为有能力杀出一条血路的人才是他需要的人。”

罗森堡

罗森堡的新职位令他直接与柏林一位最有势力的政治人物利益相左，此人狡猾而致命，善于操纵群众。他就是国民启蒙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罗森堡和戈培尔之间有颇多不合，第一桩就在于宣传部部长的手伸得过长。根据希特勒1933年6月30日颁布的法令，戈培尔负责“全国的精神教化、国家宣传、文化和经济宣传，以及国内外的公众启蒙等领域”。这一职责描述让戈培尔稳稳地入侵了罗森堡自命的势力范围。

两人间因此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在接下来的12年里的大部分时间，这场斗争将持续消耗着他们。

专注于“启蒙公众”的戈培尔

第一个战场是艺术领域。一战后君主制的垮台让柏林得到了解放。一夜之间，柏林成了文化和社交中心。金发碧眼的长腿女郎和各路名人行走在柏林宽阔的大道上，或在街边的咖啡馆慢酌浅饮。游客们惊叹于这里壮观的百货商店，尤其是位于莱比锡大街上的威尔特海姆旗舰店，高耸透明的中庭里水晶灯高悬，加上巍峨的拱门，看上去就像是一座消费主义的大教堂。

拥有400万人口的柏林突然成了世界第三大都市，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典型的柏林人见多识广，却又愤世嫉俗，而且很可能并非来自本土。一位作家断言：“他们是中欧的纽约人。”他们甚至用一种在其他德国人看来是傲慢无礼的方言在说话。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当左翼和右翼势力为了争权，在街头械斗、在国会激辩时，各式现代主义在画廊、在舞台上竞相绽放。像奥托·迪克斯这样的表现主义画家，在画布上刻画出了战场的混乱和城市的异常；达达主义艺术家抗议一切理性的思想；像埃里克·门德尔松这样的现代主义建筑师，设计出了线条流畅而又极其新潮的建筑；前卫的恐怖片、《蓝天使》（The Blue Angel）中的玛琳·黛德丽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作品中的匪徒、爵士乐、袒胸露乳的卡巴莱歌手，以及只围着一条项链和香蕉裙在浴缸中裸身跳着希米舞的天后约瑟芬·贝克——入夜以后，柏林人可以大开眼界。德皇时代保守的独裁主义已经让路给无穷无尽的性能量。夜总会和舞台表演迎合着一种蓬勃发展的同性恋亚文化。两次大战间的柏林混乱无序，不拘一格，充斥着骄傲的左翼人士。

纳粹自然厌恶这一切。《人民观察家报》谴责首都已经沦为“一个一切邪恶事物的熔炉——卖淫、饮酒屋、电影院、犹太人、脱衣舞娘、黑人舞蹈，以及一切所谓‘现代艺术’的邪恶分支”。1925年罗森堡哀叹道，电影院“已落入了犹太人之手”，因此，它“成了一种污染人民大众的手段——通过一些淫猥的画面；和犹太媒体一样，这里也清楚地透露了他们意欲美化犯罪的计划”。

罗森堡成了一场民族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反对现代主义——他将其称为“文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支持他认为的根植于德国历史的传统文化。这一民族运动旨在颂扬德国士兵、农民和民间传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1929年，罗森堡成立了准独立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该组织主要负责邀请有名的知识分子举办高调的讲座，并在配有插图的官方杂志上大肆传播保守思想。

相对地，戈培尔却很欣赏某些形式的现代艺术，并支持那些不想看到艺术被罗森堡阵营中的思想保守派桎梏的团体。“我们保证艺术的自由。”这位宣传部部长屡次强调。他以自己的声望支持过一个意大利未来主义艺术展，家里的墙上挂着表现主义画家埃米尔·诺尔德的水彩画，还委托画家利奥·冯·柯尼希（Leo von König）为他绘制了一幅印象派的肖像画，并挂在了办公室里。

埃米尔·诺尔德名作《基督的生命》（局部）。在那场臭名昭著的“堕落艺术展”上，这套祭坛画被安排在第一个展厅里迎接参观者。

纳粹掌权以后，罗森堡以为可以伺机打压现代艺术。但1933年秋，戈培尔成立了“帝国文化协会”来巩固对美术、戏剧、音乐、电影、新闻和文学的控制——这让他在与罗森堡的斗争中明显占了上风。罗森堡不甘心就此退场，他重塑了德国文化战斗联盟的形象，将其整合成“快乐创造力量”的旅游休闲工程，这一政府工程广受欢迎，从而让罗森堡在针对德国工人及其家庭的思想文化项目上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

同时，罗森堡展开了高调的进攻，希望能削弱戈培尔的势力，并最终取代他新成立的文化机构。

罗森堡对表现主义雕刻家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发起指控。巴拉赫雕塑过一些形象魁伟、身穿披风的哥特式人物作品，这为他挣来了一些工作机会，他接到委托，为德国一战阵亡将士雕塑纪念像。戈培尔是巴拉赫的粉丝，甚至还在家中收藏了他的小件作品。罗森堡瞄准了马格德堡大教堂中巴拉赫的雕塑作品，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对其发起抨击。这个作品塑造了一个戴头盔的骨瘦如柴的人、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男人、一个面容悲戚的妇女，以及三名士兵，其中一名头缠绷带，举着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德国士兵就是英勇的超人。罗森堡控诉说，然而在巴拉赫的作品中，却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头戴苏联头盔、特征难以辨认的、傻里傻气的杂合体居然用来指代德国士兵！”巴拉赫试图缓和这样的批评，甚至还正式表达了对希特勒的支持，但最终他的作品还是被从国家博物馆撤出，而马格德堡大教堂中的纪念像也被损毁。

马格德堡大教堂的木雕《战争纪念像》

罗森堡进一步施压，他逼迫戈培尔解雇帝国音乐协会的负责人——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因为他犯了以下罪行：他意欲与犹太人共事。施特劳斯与两位犹太作家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和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合作写了一部歌剧，并在一家犹太人运营的出版社出版，他还雇了一名犹太钢琴家。盖世太保截获了一封施特劳斯写给茨威格的信件，其中施特劳斯表达了一种近乎对纳粹政权的不忠情感——施特劳斯说，他承认他接受音乐协会的工作，只是“为了阻止更糟糕的厄运”发生在艺术家身上——戈培尔不得不撤销了他的职务。

到1935年，宣传部部长终于意识到处境堪忧。他不仅处在罗森堡的炮火之下，与长期以来反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希特勒也不合拍。就在前一年，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党代会，“元首”作了一场高调的文化演讲，他直言不讳地抱怨，那些“结结巴巴的立体主义者、未来主义者和达达主义者”正在危害德国文化。“这些骗子如果以为新帝国的缔造者会那么愚蠢和不自信到轻易被他们的胡言乱语所糊弄，或者说吓退，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霍夫曼施塔尔和理查-施特劳斯

一如10年前被迫在格雷戈尔和希特勒之间做出抉择，戈培尔再次选择了后者。他对现代艺术的态度来了个彻底转变。

在表忠心的问题上，戈培尔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这位转向者紧接着策划和组织了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艺术展。“我注意到了艺术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的可怕案例，”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艺术正在堕落，我想在柏林筹备一场展览，这样人们就可以去参观并认识到这一点。”按照纳粹的宣传，这场“堕落的艺术”展示于1937年7月开幕：包括巴勃罗·毕加索、亨利·马蒂斯、瓦西里·康定斯基等现代艺术家在内的600多件作品，寒碜地悬挂在照明条件恶劣的展厅里，还附有骇人的文字说明，描述了它们是如何堕落至极的。

希特勒颇为满意，戈培尔也松了一口气：向来就滑头滑脑的他挽回了在希特勒这里的地位。

堕落艺术展

虽然罗森堡没能将戈培尔赶下台，但戈培尔也没能阻止他利用希特勒的思想代表的身份，来将他的议程推进到全国最偏远的角落。这些官僚斗争甚至延续到了战争年代，罗森堡所管辖的多家文化办公室及其分支机构在战时依然维持着运营，他也从无懈怠。

罗森堡的“艺术保护办公室”主要负责对新面世的音乐和戏剧作品进行审核，并裁定其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还会对即将为纳粹观众表演的艺术家和演说家进行思想背景的审查。对于那些忠心可疑的艺术家，工作人员会将其档案交给盖世太保。罗森堡认为，如果任由“总培训处”的教化成果被那些与纳粹世界观不符的艺术、文学和音乐作品破坏的话，就太不合理了。他的这一机构还举办音乐会、承包讲座、创作戏剧，在小城市展开巡回演出。

罗森堡的部门还出版了一份艺术月刊《德意志帝国的艺术》（Die Kunst im Deutschen Reich），旨在传播纳粹对得体的德国艺术的理解，还有一份音乐杂志，旨在消除犹太人在音乐会舞台上的影响。

罗森堡日记原稿

罗森堡的“文学教化办公室”有一组员工和一小队无偿志愿者——人数最多时达到了1400人——负责对“所有对德国人民有影响和教育意义的德国文学作品”进行系统的检查。他们对新上市的书籍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并将结果发表在一本名叫《图书目录》（Bücherkunde）的杂志上，这份杂志一共有8000人订阅。通过审查的书目将出现在白色页面上，而那些获得差评的书目则出现在红色页面上；通常，一个负面评论就足够让帝国宣传部将该书列入德国的数千本禁书之列了。罗森堡手下这些不辞辛劳的员工还发行了一份犹太作家的索引，最终定稿囊括了1.1万个名字。有一次，罗森堡组织了一个为前线战士收集书籍的活动，文学小分队趁此机会“将不良文学作品从百姓家的私藏中清除掉了”。

这样的机构不断衍生，罗森堡的意识形态监管机构在全国的文化领域大肆蔓延。“科学办公室”负责对学术职务进行评估；“德国乡村建筑调查办公室”负责研究农民的房屋设计，以确认是否受到外界不良影响的玷污，是否完美反映了建筑师的日耳曼血统；“民俗和宴会礼仪办公室”为纳粹制定了出生、婚姻和丧葬礼仪，还规定了仪式使用的音乐和装饰，这些一并发表在一份党刊上。该机构还建议新生的德国婴儿采用这样的名字：阿韦德、埃尔德穆特、赛巴尔特和乌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