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问题”与帝国的徒劳

青年维也纳

列宾《库尔斯克总督区的宗教行进》 1880-1883年

文 | 戴涵之

作为帝俄晚期史专家，中欧大学教授阿列克谢·米勒（Alexei Miller）的研究着重关注俄罗斯帝国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至其1917年灭亡期间“转型困境”。围绕着巩固边疆、工业化、政治合法性等主题，米勒的《乌克兰问题：俄罗斯帝国与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一书探讨了的帝俄晚期一系列关乎“乌克兰问题”的政策尝试与其导致的后果，同时，米勒也勾勒了复杂多重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俄罗斯帝国的逐渐成型及其与帝国治理政策的多元互动关系。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引用大量首次披露的政府公文与私人信件，米勒刻画了逐渐发酵的“乌克兰问题”如何使帝国上下进退失据、顾此失彼。不同于一般印象，如果我们将作者笔下俄罗斯帝国的君主与涉及西部边疆区的官吏看作一个不够精确的“整体”，那么“积极的同化攻势”在中晚年的俄罗斯帝国并不是政策的主旋律；相反，帝国在这一地区的治理手段充斥了消极色彩与相关政策制定者一系列不可谓不开明的有意识降速处理。“乌克兰问题”何以在这种情况下逐步走向激化与对立因此而更值得考察。同时，阅读本书对于我们通过历史维度理解近世以来现代乌克兰民族身份的兴起，乃至俄乌两国（族）之间复杂的政治、文化、民族关系也大有裨益。

乌克兰民族身份的历史叙事

在展开具体的历史叙述之前，本书开头将相当篇幅用于理论整理与概念辨析工作。作者略带讽刺地展现了当代俄罗斯-乌克兰民族主义史研究的两大常见叙事：这可以是一曲乌克兰民族的颂歌——讲述了这个被压迫民族在与波兰、帝俄、苏联等“专制帝国”的残酷绞杀不懈斗争后终获解放的民族国家主旋律；也可以是关于统一的“罗斯世界”如何在从梵蒂冈到利沃夫，从维也纳、柏林到华沙、华盛顿的一系列外部势力联合打击下不幸分崩离析，走向瓦解的多民族帝国悲剧——由于这两种叙事均高度浪漫化，将民族看作自然实在，因而在逻辑上并无明显区别。这种本质主义的民族观念恰恰是作者及众多民族主义理论家长期试图驳斥的；但米勒并未止步于此，他进一步对一系列更为具体、却同样值得推敲的理论架构进行了质疑：作为思想的民族主义善于借鉴、接纳其他种种政治理念，而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了政治行动有效化的一大必要条件（当然，这个过程在俄国更为缓慢，民族相对于宗教、王朝，和后来逐渐崛起的阶级话语并未占到压倒性优势）。因此，每种民族主义内部往往存在着相当多元的思潮，几大帝国的政治核心不一定在这个过程中对民族身份与边界的塑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按照产生地区划分民族主义特性的传统研究方法看似一目了然，实则不够精确。此外，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往往依赖于对另一种或多种民族身份的敌对情绪而形成，因而其演变也往往是一个与其他民族意识不断交流磨合的过程——此种复杂性往往被主导话语所掩盖，在后世学者的概述下失真。

《乌克兰问题：俄罗斯帝国与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

阿列克谢·米勒/著

中欧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那么“乌克兰”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是，那么这个“问题”产生时的人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显然，尽管民族主义已经是十九世纪欧洲政治的一大要素，欧洲几大强权帝国内部不够统一的身份认同使他们都难以被称作“民族国家”。而当俄罗斯民族主义投射至今天的乌克兰地区时，它不可避免地要就这块土地应被称为东部边区还是西部省份，与同样兴起中的波兰民族主义意识发起冲突。因此，持“全罗斯“观念的官员自然会在推行民族政策时往往带有去除波兰”文化腐蚀”的意味——这缩减了政策实施的缓和余地（与同样在帝俄管制下的自治国家波兰会议王国相比），给文化政策带来了失控的风险；但另一方面，正因为绝大多数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并不把“小俄罗斯人”看作“异族人”（编者注：当时的帝俄社会通常称呼今天被认为具有“乌克兰民族文化特性”的斯拉夫人族群为“小俄罗斯人”，称呼乌克兰为“小俄罗斯”，而今人视为具有“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特性”的斯拉夫人族群为“大俄罗斯人”，此处遵循时人的日常习惯），独特的当地方言与风俗习惯往往被俄国文化阶层看作值得欣赏的地方文化特色，而非可能撕裂帝国的不安定因素，帝国政策因此相应地意在驱除意识中的“波兰境外势力”影响，而非彻底消除“小俄罗斯”在文化上的独特性。同样，其时对“乌克兰人”身份存在认同的知识分子们也少有以彻底切断俄罗斯帝国与乌克兰地区的政治关系为目的之人。毕竟，放弃“全罗斯”身份，并因此间接毁灭这一概念的政治实体仍然是一个过大的代价。

19世纪帝俄西南地区的语言分布图

正如米勒所说，“小俄罗斯人”不大可能在个人层面上被区别对待，但他们作为民族的身份无疑是被否认的，这与波兰等其他非东斯拉夫民族的境遇相反；而身处俄罗斯民族政策中间地带的“小俄罗斯人“身份的复杂性缔造了“乌克兰运动”的参与者和反对者立场中存在的变数，使得这一地区受教育阶层的民族身份认同对帝国治理政策的波动极为敏感，即使一些印象不一定反映政策制定者的初衷。除去刚刚超过百分之二的知识分子群体，广大的乌克兰地区农民群体则更依赖模糊的社群意识来定义自己与其他族群的归属。无数不同的称号随着含混的历史记忆在南俄草原上流传，他们有的仍自称为盖特曼（在今乌克兰部分地区自十七世纪中叶建立的哥萨克政权，后被俄罗斯帝国兼并）的族人，有的更喜欢强调当年还是“游牧人”时的辉煌，而只有基辅周围的一小部分人会选择称自己为“乌克兰人”。直到二十世纪初，当一个加里西亚地区（今乌克兰西部及波兰东南部一部分，长期由哈布斯堡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分治）的罗斯人进入今天的乌克兰谋生时，他会说自己“去俄罗斯”干活，而同样居住在加里西亚的波兰农民可能永远疑惑于为何维斯瓦河对岸可疑的“莫斯科人”也讲着和他差不多的波兰语。在本书覆盖的时段，将生活在今日乌克兰版图上的居民全部称为“乌克兰人”明显不符合历史实际。作者在本书中讨论的各位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同样被谨慎地称作“亲乌克兰者”（Ukrainophiles），而非其他更为斩钉截铁的概述词。

19世纪中叶乌克兰的文化政治

某种层面上来说，俄罗斯帝国对波兰“文化腐蚀”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乌克兰民族意识的萌发确实难以与由波兰传入的浪漫主义之风脱开干系。尽管果戈里等俄国作家早已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南俄风情的怀念或向往，是众多1830年“十一月起义”（波兰青年军官发动的反俄起义，目的是实现波兰民族独立，一度选举亚历山大一世时期重臣恰尔托利斯基为波兰总统，一年后失败）后的波兰流亡者在对潜在盟友的憧憬中为文化空间概念上的乌克兰意识注入了政治意味。被他们称为“罗斯人”的乌克兰社群被看作专制残暴的“莫斯科人”的反面，同时也将是未来复辟后的联邦共和国的第三大组成部分（编者注：“联邦共和国”指的是存在于16-18世纪东欧地区的贵族共和制的联邦国家——波兰-立陶宛大公国）。波兰影响下的初期“小俄罗斯”“亲乌克兰者”着眼于一种对本地身份的标榜，而非对“全罗斯”意识的反叛。而来自波兰的影响也并未抑制反波兰意识在“亲乌克兰者”之中逐渐成型。同时，为了避免“小俄罗斯”知识分子彻底与波兰上层结盟，尼古拉一世时期（1825-1855年在位）的帝国政策保留了一定的回旋余地：负责当地治理的帝国官员准确地将文学家舍甫琴科（诗人、乌克兰文学奠基人）等人的活动理解为一种乡土主义的、对旧哥萨克酋长国上层生活的追思。俄罗斯的统治者和众多官吏均寄希望于时间，而许多对小俄罗斯文化前景悲观的俄罗斯学者也相应地提出应该在小俄罗斯语言消亡前开展抢救工作。这一切都随着克里米亚的耻辱性战败、尼古拉一世病逝和亚历山大二世沙皇的登基而发生了变化。

19世纪的乌克兰乡村

在米勒笔下，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改革潮流中的“开明”“小俄罗斯”政策充满了踌躇与颠簸，最终反而逐渐刺激产生了更为激进的反弹。新君主即位后不久，被老沙皇流放的库里什（乌克兰语作家、民俗学家、翻译家）、舍甫琴科等人便被特赦，甚至在圣彼得堡开办了自己的报社。农民的基础教育问题随着农奴解放而被提上日程，1861成立的特别委员会明确敲定“本地语言”（注意，并非本地语言与大俄罗斯语双语）应作为非大俄罗斯语母语地带的基础教学用语，同年，已被耽搁许久的南俄文学月刊《根基》获批成立，并迅速成为亲乌克兰者的文化阵地；在1862年，人们可以在彼得堡买到六种乌克兰语启蒙读本和一部白俄罗斯语字母表。面对奥地利对鲁塞尼亚人（哈布斯堡王朝治下乌克兰语使用者，多居住于加里西亚、布科维纳，信仰天主教）的拉丁化压力，俄罗斯增强了对拉丁字母出版物的管制，也因此在无形中默许甚至鼓励了作为俄语分支的小俄罗斯文的书面使用。圣会议并不在意用小俄罗斯语出版宗教文献；俄国政府的其他机构也乐于用方言将他们的指令传到南俄农民的耳中——库里什甚至应官方邀请将农奴解放法令译作“农夫的语言”（当然，库里什拒绝修改翻译稿，并以此为契机继续发明创造乌克兰书面语）。同时，最高审查委员会也表示本地方言只需“不鼓励使用”即可。即使个别更为警惕的高层官员也在看到文字背后的分裂因子后侥幸地表示，“幸好大小俄罗斯上层已经在生活中难舍难分，俄罗斯的军队由无数平凡人构成，他们的工农商业利益与帝国的繁荣难舍难分”。同时，正在库里什抱怨着他的族人被帝国针对，剥夺了更多的自由时，果戈茨基等“小俄罗斯”文人警惕地指出了敌对大俄罗斯的结果：小俄罗斯将同时树立大俄罗斯与波兰这两个敌国，最终必将不复存在。考古学家约瑟夫维奇更是呼吁：“我们像热爱我们的罗斯习语一样热爱莫斯科人的习语……是上帝在阻止我们远离莫斯科！”各种高度主观化的声明掩盖了南俄语言汇成的暗流，米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的政策问题在于，真正推进乌克兰民族意识觉醒的并不是帝国试图审查删减的只言片语，而是乌克兰语言的大范围书面化使用本身。而更为激烈的干预政策又将招致激烈的反弹。“小俄罗斯”文人与“亲乌克兰者”之间，以及后者自身内部日趋白热化的论战、面对波兰人和哈布斯堡的加里西亚，俄罗斯帝国捉襟见肘的边疆影响力，以及帝国内部的官僚派系斗争和上层意志变化最终将给“乌克兰问题”画上一个僵硬屈曲的问号。

扬·马泰伊科《波兰的锻造》 1863年

乌克兰民族运动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加速兴起，同时从未停歇的波兰民族运动也再次掀起波澜。波兰裔施拉赤塔在西南俄农业社会中长期享有经济、文化霸权，且往往把握当地各级政府的财政部门（编者注：施拉赤塔指的是波兰裔的地主乡绅群体）。如作者所述，当地基层职员常因无法掌握波兰语而受到责罚。自1861年始，波兰民族主义者再次呼吁“收复东部领土”，这也是他们在两年后的一月起义中的重要口号；而俄罗斯中央政府则期待在不损失西部地区的前提下与波兰上层妥协。对少数帝国官员而言，裹挟着对波兰人仇恨的“小俄罗斯”民族意识正在把南俄的天主教徒们变成东正教徒，从而巩固帝国的西翼。更多的官员则对这股风潮持保留意见，毕竟比起长期主导帝国西部的波兰地主，肇兴的“亲乌克兰者”显得更加难以预测；更为偏激而盲目的个别大俄罗斯主义者甚至将“乌克兰问题“看作波兰人的又一“文化战线”。俄国官方对这种新生理念的态度是迷惑而复杂的，但总之，将乌克兰主义连根拔起这种想法仍未在智识社会中弥漫开来。没有什么人比出版家米哈伊尔·卡特科夫更值得被称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了，但这样一位卡特科夫在1862年却声明反对任何公开针对“小俄罗斯”文学的“压迫和对立”，并惋惜这一“面临在徒劳中被枉费的灵感”。

19世纪基辅的圣米迦勒金顶修道院

然而，上述几种时兴的解释和乌克兰运动旗手们的意志都有着一定距离，反波兰动机成为了各种乌克兰语出版物的主题，但正如尼科莱·科斯特玛罗夫（基辅大学历史教授，因研究十七世纪盖特曼国而著称）在《根基》上刊发的文章显示的那样，对“亲乌克兰者”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人而言，南北罗斯的统一战线似乎更佐证了这两者间独立平等的相对关系，并为联邦化政治形式奠定了实证基础。尽管许多“亲乌克兰者”尚未像这样将其诉求明确投射到大刀阔斧的政体改造上，当乌克兰意识的兴起与围绕波兰人在帝国西部的软实力交织成具体的国防与战略问题时，帝国的强力被更充分地调动，尽管其组成者可能缺乏坚决的行动意志。

“俄罗斯化”和乌克兰民族运动

本书浓墨重彩地描述了“瓦卢耶夫密令”（Valuev Circular) 和“埃姆斯敕令” (Ems Edict) 的发端生效与后果，尤其是这两部“乌克兰问题”治理史上的重要文件如何被卷入了帝国官僚系统内部兼具争斗、妥协与合谋的运行逻辑之中。其中，前者由时任内政大臣彼得·瓦卢耶夫于1863年7月18日颁布，下令俄国境内禁止一切乌克兰语出版活动；后者于1876年由亚历山大二世于温泉度假地巴德埃姆斯签署，下令关停“亲乌克兰者”的重要阵地基辅地理协会、流放其核心人物，并导致了至此之后最为严厉的“限乌”命令。

瓦卢耶夫

在米勒看来，两部文件看似坚决果断，实则恰恰诞生于涉事各方强烈的折中“和稀泥”意愿之下。瓦卢耶夫密令的导火索是1862年陆军大臣米留金收到并寄送宪兵总监多尔戈鲁科夫亲王的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中警告基辅“慕农者”（khlopomany）社团频繁开展活动，通过公然穿着传统服饰走街串巷、流窜村镇的方式谋求恢复“小俄罗斯”独立。作者不无讽刺地指出，这封点名批判两位波兰裔施拉赤塔家族“亲乌克兰者”的举报信很可能出自担忧乌克兰农民暴动的本地波兰裔地主，而非任何大俄罗斯族人。帝国高层对这一事件的初始反应同样尤其关注其中体现的阶层矛盾，而非民族矛盾：陆军大臣与宪兵司令均着眼于基辅社团与波兰上层的联系，尤其是过量印刷小俄罗斯语书籍在全俄范围内扩散自由主义思想的潜在不利影响。然而，直接接受宪兵总监部指示的基辅总督安年科夫为了在事件中夺取主动，进而抓取更大权力，有意将反乌克兰主义运动推向大众化与民族化。在其授意下，基辅大学生伊万诺夫的公开登报文章避谈传统上反乌派对本地语言“非正式化”、“欠缺书面化空间”问题的质疑，而是在提出语言对民族文化统一的核心作用后，直指亲乌克兰者“动机不端”，破坏了在四大“先进语言”（塞尔维亚语、捷克语、俄语、波兰语）领导下的泛斯拉夫联合事业。在俄国公务系统与知识阶层中富有影响力的卡特科夫趁机撰文斥责“亲乌克兰者”们借由推广小俄罗斯语言，将俄罗斯民族一分为二，破坏了其继续生长完善的基础。文章发表次日，数名亲乌人士便被逮捕，并招供出其组织在学校，特别是军队中的渗透活动，也因后者而引起了俄国内政系统的警觉；几天后，瓦卢耶夫又通过基辅审查委员会收到一封备忘录，信中直指大多数小俄罗斯人对“被波兰语腐蚀过的”小俄罗斯“下层土话”方言进行教学的“愤慨”，并最终推动了密令的下达。

列宾《扎波罗热哥萨克致土耳其苏丹的回信》1880–1891年

值得注意，在政策的强力导向背后，瓦卢耶夫本人多次强调封禁政策的临时性，并对其长期执行的前景极度悲观。正如他与卡特科夫的对话中所述：“问题只能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而非基辅或维尔诺得到解决，它可能在基辅和维尔诺转向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时得到解决。我们不能讳疾忌医，需要有病中照镜子的勇气...我们在物质上占优，道德上或许也可以，但这又怎么可能？”瓦卢耶夫自1862年底即开始推动雄心勃勃的“西部边疆俄罗斯化战略”，主要包含培植在地俄罗斯特权阶层、加强乡村俄罗斯民族认同教育两项动议。瓦卢耶夫试图通过乌克兰语出版疾速衰减、乌克兰主义文人社团“基辅村社”（Hromada）停摆的例外窗口期在广大的农村人口中铺开俄罗斯化，迅速拦阻西部地区崛起的乌克兰民族意识。

奥匈帝国治下兴建的利沃夫国家歌剧院（利沃夫为奥属加利西亚地区中心城市）

但首先，瓦卢耶夫需要面对“一刀切”密令引发的余震，投向激进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时代在地方政策中缺乏旧帝国式的灵活变通与均势意图，反而在高涨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潮流影响下摇摆不定。1863年，波兰大起义（即一月起义，由东布罗夫斯基等波兰民主主义者发动，以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后被俄军镇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帝俄高层因此加强了对于波兰文化在西南俄渗透的管制。然而，考虑到19世纪60年代初，波兰会议王国土地士绅比例占到了惊人的5%以上，大俄罗斯各州士绅比例只有相形见绌的0.76%，任何针对波兰地主的土地没收或针对南俄的移民投射均难以动摇波兰语坚不可摧的地位。在此背景下，沙皇于瓦卢耶夫密令下达同日禁止一切公立学校中波兰语教学。瓦卢耶夫对波兰裔强大的在地经济、文化霸权有着充分的认识，因而立即上书抗议这一帝国根本无力实施的命令，使其得以收回；同时，瓦卢耶夫明确察觉了“亲乌克兰者”打出的反波兰地主旗号背后的反帝国、反权威意识，因此拒绝当时仍然风行的“联乌抗波”策略，却又对乌克兰分离主义的逐渐成型无计可施。瓦卢耶夫与长期在芬兰任职，坚定反对压制乌克兰语的教育大臣亚历山大·格洛夫宁的宫廷角力使其将后者排除出与出版、教育高度相关的”密令”商讨决策圈，又通过切断拨款，阻挠后者关于营建学校、加强推广本地教育、培养教师人才的提案。作为保守派，瓦卢耶夫对波兰土地贵族的天然亲近、对平民政治的厌恶，及他对政策前景的悲观态度又进一步导致了他对教育部搬迁大俄罗斯地区下层士人至西南俄屯田草案的坚决抵制。总之，瓦卢耶夫自行否决了“俄罗斯化”战略本就不现实的地主孵化项目，又难以调动教育系统辅助其农村文教宣传计划，只能依赖效率极为低下、不受欢迎的东正教经学院来推进其俄罗斯化试验。

工业化阶段的俄国乡村

瓦卢耶夫的其他政友往往对阻遏波兰影响更缺乏信心，却更为担忧“小俄罗斯”分离主义，因而在限制乌克兰语的使用上更为坚决。例如，沙皇的参谋武官科尔夫主张在永久对小俄罗斯语出版采取高压态势的同时，采用“柔性漫灌政策”，大量向西南俄投放廉价俄语出版物，从而断绝南俄文化界对本地语言的依赖。米勒在书中暗示，从维持帝国稳定的角度而言，此类政策的确存在其合理性，帝国财政也不难负担如科尔夫构想的几百万份印刷品，但俄国仍然稀薄脆弱的官僚和教育系统根本无法支撑其顶层的治理雄心，强力干预下的民族建构政策后劲不足。如卡特科夫这样更为现代的“大俄罗斯”主义者在短短的数年内迅速激进化，从1861年到62年初对“小俄罗斯语”的欣赏，到62年对小俄罗斯语前景的悲观，最终演变到在63年鼓吹对“小俄罗斯”文化、“亲乌克兰者”实行坚决打压路线。在作者看来，这一趋势折射的其实是俄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对俄罗斯”同化”路径的悲观态度，也体现了现代教育与出版传媒业崛起时刻，地方族群主义者往往难以逆转地滑向对抗式的民族主义路径。

列宾《逮捕一名宣传者》 1880-1889、1892年

“埃姆斯敕令”则是对19世纪70年代相对缓和环境下“亲乌克兰者”文化宣传活动的激烈回应，值得注意的是，该敕令恰恰肇始于基辅本地，而非圣彼得堡。1872年以来，基辅总督，改革派亚历山大·东度科夫-科萨科夫倡议下，基辅地理协会得以成立，其创始会员既包括“小俄罗斯”主义者约瑟夫维奇，又包括稳健派“亲乌克兰者”安东诺维奇、德拉戈马诺夫等人（支持保护“小俄罗斯”/“乌克兰”文化，以促进“大一统”的俄罗斯国族文化的发展）。以英格兰-苏格兰模式为蓝本，主张由合法化“亲乌克兰者”结社权过渡至大小俄罗斯民族联合发展的东度科夫-科萨科夫甚至在向沙皇上报的备忘录中避谈乌克兰主义问题，大谈特谈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影响，以保证对乌克兰人社团、出版、文艺的宽松政策得到维护。

帝俄晚期急速的工业化进程

然而，地理协会缺乏措施调和内部委员之间激烈的矛盾为改革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总督府更无力为“小俄罗斯”派报纸与乌克兰主义报纸部分出于真情实感、部分为招揽订阅量而激化的“文化战争”言论踩刹车。最终，1876年8月，约瑟夫维奇向圣彼得堡宪兵总监递交的一纸状书和随后卡特科夫密友、内政大臣迪米特里·托尔斯泰领导的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开始了帝国对乌克兰语出版、教学、传教、演出的严厉审查打击。即使如此，命令仍然被各级执行者消极抵抗：在新任内政大臣迪马谢夫干预下，地理协会于敕令签署一个半月后才真正解散，东度科夫-科萨科夫通过宪兵司令波塔沃夫（正是约瑟夫维奇之前写信对象）为德拉戈马诺夫拿到了外国护照；另一位被“流放”的楚宾斯基被批准得以在基辅逗留九个月，并得到沙皇特许状，得以在首都居住，并在交通部任职，此后又被允许返回西南俄。此外，大量乌克兰语出版物被以“留样品”等理由免于封禁，在米勒看来，被真正禁止发行的出版物仅有至多48%左右。“亲乌克兰者”们纷纷转移至奥匈帝国治下的加利西亚以继续出版活动。身边围绕着鼓吹民族独立的鲁塞尼亚同胞，到达利沃夫的德拉戈马诺夫继续宣传学习俄语、俄乌双语在教育中的平行使用，并勾勒着一个多元一体、联邦共存的未来俄国，甚至时不时说起殖民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的“共同利益”，一些鲁塞尼亚人深受感召，其他人则置若罔闻。同时，尽管约瑟夫维奇、托尔斯泰等人积极倡议，比起波兰人持续的金元攻势，俄罗斯帝国对加利西亚“小俄罗斯”主义者的经济支援断断续续，并不成功。直到1882年血腥的利沃夫大审判后，与奥匈帝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愈发白热化的俄罗斯才加大了经济援助；但那时，在本地波兰裔上层压制下奄奄一息的小俄罗斯传媒已难以起死回生。米勒指出，俄罗斯帝国仍将加利西亚简单看作一个攫取人才的来源，而非势力范围扩张的触角，因而倾向于将当地来俄知识分子调离西南俄，而非扎根本地作为乡村教师或基层治理人员；相反，敕令以来的强力政策导致大量亲乌精英投奔加利西亚，因而最终反而折损了俄国的对外影响。

结论

1880年民意党人第一次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未遂后，在米哈伊尔·洛里斯-梅利科夫（后任内政大臣兼宪兵总监）为首的“维持国家秩序和社会安全最高管理委员会”主导下，俄国政府加大推动地方自治，放宽了书刊检查。作为瓦卢耶夫政敌，洛里斯-梅利科夫亦有充分理由放宽乌克兰政策。已经改任哈尔科夫总督的东度科夫-科萨科夫积极参与了新政策的制订，在草拟的备忘录中，确信敕令即将撤销的东度科夫-科萨科夫追溯乌克兰主义自《根基》月刊以来历史，一方面警告“情感化、教条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提出主张：对一年级学生可以用”小俄罗斯方言“解释俄语概念，但在之后的初等教育，必须使用俄语，不可让步；但同时，在中学及更高学位的学习中，可以尝试逐步引进受到本地文人拥护的方言教学。对小俄罗斯演出、歌曲、出版的限制在他看来则毫无积极意义，仅能“与奥国政府形成合力，将利沃夫、切尔诺夫策和维也纳变成出版中心”；至于宗教活动中的小俄罗斯语“无助于加强启蒙”，因而缺乏修改的必要性。东度科夫-科萨科夫构想仍在讨论阶段，便被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之死而打断——民意党人第二次刺杀得手后，新任的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彻底倒向俄罗斯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新任内政大臣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本人被沙皇称为“纯粹天然的俄罗斯人”，迷信所谓“犹太人与波兰人的阴谋”。东度科夫-科萨科夫的提案化为泡影，除了关于审查的内容，其他条目甚至从未出现在沙皇的议程上。埃姆斯敕令中的各类限制进一步收紧，年迈的瓦卢耶夫面对丧失理智的帝国文化政策在日记中哀叹：“当下时兴的是‘俄罗斯根、俄罗斯劲、俄罗斯人’——说白了，就是完完全全的俄罗斯主义。反正事情总有个办法。最后还剩下的就是把国徽上的双头鹰换成大龙虾了。”对于西南俄的渗透政策由于亚历山大三世的一视同仁、全面出击，根本无法实施，只能采用最简单粗暴的政策：推行皈依东正教。米勒看来，俄国最后两位沙皇时代的主要俄罗斯化成就便是在帝国四面八方拔地而起的洋葱头：“有的，比如那些在赫尔辛基的，留了下来；有的，比如那些在华沙的，后来推了。”

列宾《亚历山大三世对省民演说》 1886年

“长十八世纪”之后，高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俄罗斯遭遇了民族主义，西南俄既是边疆，又是核心，语言界限粗略划分的几类“民族主义者”在“乌克兰问题”的演变中，又组合出无数细碎具体的群体，使俄罗斯帝国无法理解、疲于应付，难以靠绝对神权理顺地方上的现代敌我争斗，又难以从遥远北方的圣彼得堡即时窥探洞悉南方不断变化的复杂形势。先后涉足“乌克兰问题”的诸多决策者用不同模式尝试降速止损，却往往一方面无法满足巨大的物质与人力投入，另一方面因决策者自身深陷于现代的民族思潮之中，使本也不失有效的传统多元帝国治理施展不开。

19世纪末的圣彼得堡

正如作者所述，如果罗曼诺夫王朝在同化乌克兰尝试中有任何重大成就，那首先要归功的并非任何具体人物的灵光一现，而是要归因为成倍增长的铁路里程、快速膨胀的各大城市，以及逐步开展的工业化。飞驰的技术使大量乌克兰农村人口迁出本地，使帝国别处人口移入西南地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在普查中将自己操持的语言写作“俄语”，发展的力量是争论不休的帝国各界人士均难以动员的潜能，而如果如此的伟力仍无法避免“小俄罗斯”变成乌克兰，那么便意味着，人们或许仍将长期而苦涩地审视这句话，不论持何态度：

“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约瑟夫·斯大林（1924-1953年苏联最高领导人，1918年十月革命后曾担任苏维埃政权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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