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之：中国艺术珍品

日本古董商人山中定次郎，上个世纪初在北京建立山中商会支店，正式开展在北京收购中国古董的业务，为山中商会在欧美各国的分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品质的中国艺术品。1917年的一天，有一古董商带来了四尊佛像，熟知中日文化的山中定次郎看出这些旧的佛像绝非寻常之物，而是采用了干漆夹纻的古老工艺。山中定次郎认定眼前的这四尊干漆夹纻佛像来历非凡，因此他毫不犹豫的用高价全部买了下来。

山中定次郎得到这些佛像后，留下了其中的一尊，而将另外3尊运往了美国纽约分店公开出售，引起美国各大博物馆关注，纽约大都会艺术馆很快出高价买下了其中的一尊，还有2尊则分别被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塞克勒艺术馆和巴尔的摩沃尔特斯艺术馆买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尊坐佛像就是当年高价购入的珍宝。

这组佛像在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文物价值，它重要之处就是因为佛像制作采用的是千年前的干漆夹纻工艺。干漆夹纻现在通俗说法即脱胎漆器，唐朝制作的干漆夹纻佛像熟知的仅见于日本国宝级财产唐鉴真和尚干漆夹纻像(80.1cm)，由此可见同为唐代的这四尊佛像的珍贵程度。

但由于历史上几乎很少大规模制作干漆夹纻佛像，因此流传下来的干漆夹纻佛像很少见到。而从唐代流传至今的几乎就更难见到。正如大都会艺术馆东方部中国艺术副主任孙志新对馆珍藏的这尊佛像的评价：这个佛像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或者说中国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它重要的特点就是因为他是一件脱胎漆器，这种脱胎漆器的佛像中国存世的是少之又少，从唐代到现在我不敢说这是唯一的一尊但恐怕也是为数不多的几尊佛像之一。从国内看，在国内还没有看到这么大的保存这么好的脱胎漆器的佛像，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文物。堪称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馆的镇馆之宝。

佛教造像不但是佛教的圣物，更是珍贵的艺术品。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般木雕佛像易受到自然力的侵蚀，不可避免的会开裂，变形，褪色，不能永久的保持佛像的艺术魅力。

干漆夹纻工艺是一项古老的手工技艺，它采用干漆，苎麻，五彩石粉等为原料，经过烘干，打磨，夹纻等48道工序完成。采用这种工艺制作佛像时，先做好一个工胎，作为一个木头大概雕塑的佛像，然后用麻，再刷漆，等到一定程度漆干后把木胎取出，使它完全成为一层空壳。纻是一种麻属科植物，即苎麻。唐释慧琳注《释迦方志》卷上， “夹纻”条，注云“按《方志》本义，夹纻者，脱空像漆布为之。”后世称干漆夹纻为“脱胎”或“脱沙”即脱胎漆器。经过干漆夹纻工艺的处理，佛像色彩鲜艳，呈现出一种光润亮泽的质感，并且不宜开裂，变形，能更好地保存佛像原本的神韵，细腻的纹路和流畅的衣纹。

干漆夹纻工艺史载东晋时期就已经被应用在佛教造像上，据说是大约公元300年由东晋著名的画家，雕塑家戴逵发明。延至北魏隋朝，到唐代佛教造像技术方面，唐代在上承北朝，隋代遗风的同时，继续吸收外来艺术，形成新的艺术风格，使佛教造像艺术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唐代干漆夹纻造像文献方面记载有如意元年(692年)武则天将嵩山少林寺普光佛堂神王像二躯改为夹纻像，安置宫中，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武则天下令造夹纻大像。

20世纪30年代由绍兴人寿鹏飞总纂成书的《易县志稿》载：“八佛洼在峨眉寺沟底之东北支，亦称百佛洞、百佛山……峨磨山在州西北五十里，有崖南俯，俗名白脸山……山半有洞名百佛洼”；《志稿》又载：“寺中旧有佛像七十二，皆瓷制”，“峨眉寺百佛洼慈(瓷)佛在县西北五十五里峨眉寺后。百佛洼亦称百佛洞或称百佛山、八佛洼，山腰凿石虎，内有大慈(瓷)佛八尊，小慈(瓷)佛七十二尊，又依山建阁，内有三彩慈(瓷)观音一尊，后为邦人盗去售诸国外，今在英伦者有三，彼邦人以为唐三彩慈(瓷)云”。

1912年就有北京两名古董商向德国汉学家贝尔契斯基兜售了一尊出自易州的等身三彩罗汉坐像，惊叹于造像高超写实魅力的贝氏对其称赏有加、赞叹不已。从日本人寺泽鹿之助那里获悉此尊造像出自北京西南130公里的河北易县八佛洼之后，贝氏就马不停蹄赶往现场实地考察，借“养病”为名住进距八佛洼仅20余华易县八佛洼辽三彩罗汉组像(19张)里的清西陵永福寺，随即与同行的“高参”及摄影师雇用当地的向导乘骡子前往目的地。

实际上贝尔契斯基曾于1912年夏秋两度“考察”八佛洼，两次“考察”间隙贝氏尚处心积虑，多次派人前往易县打探情报，谋求收购这批罗汉造像瑰宝。据贝氏所记，当地政府在获悉此事后也曾虚张声势、采取措施，逮捕惩处了一批盗运藏匿罗汉造像的组图2组图3文化窃贼。贝氏第二次探访八佛洼之前，地方官已经下令“戒严”，贝氏此前派去的古董商亦曾被逮捕刑讯，但不久后即获释。贝氏第二次旅行驻扎的西陵永福寺亦曾被搜查，地方官严令当地居民禁止向贝尔契斯基出售任何文物，但事后地方官员的监守自盗证明上述举措不过是担心利益外流的故作姿态罢了！利欲熏心的政府官员最终难抵诱惑，据贝氏所记，县衙曾保存有两尊罗汉，地方官虚与委蛇，一方面声称要将罗汉安置供奉于某一庙宇，另一方面则巧妙暗示贝氏，造像可以善价而沽。其中完整的一尊后来辗转入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另一尊罗汉的碎片其后则不知所终(参见金申先生译，原田淑人著，《关于原属直隶省易县的陶罗汉》，《文物春秋》，2003年第2期)。

贝氏1912年11月间的八佛洼之行，亲眼目睹或确知下落的罗汉造像共6尊，当地原住民提供的讯息中所涉及的罗汉像则多达9至10尊！不久八佛洼的罗汉就被盗卖一空，令人万分遗憾的是村民夜晚将造像盗运下山过程中，至少有三尊无比宝贵的罗汉像被愚昧无知地打破。据贝氏称其最早获悉藏匿地点的一尊罗汉造像，至少已经碎成六块！又百花山一山民曾告知贝尔契斯基，他本人曾试图搬运一尊罗汉下山，结果造像被摔得粉碎！

梁思成先生20世纪初留美期间在其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见到了易县八佛洼所出的一尊三彩罗汉像，在后来写成的名著《中国雕塑史》中他这样评价：“其貌皆似真容，其衣褶亦甚写实。……或容态雍容，……或蹙眉作恳切状，要之皆各有个性，不徒为空泛虚缈之神像。其妙肖可与罗马造像比。皆由对于平时神情精细观察造成之肖像也。不唯容貌也，即其身体之结构，衣服之披垂，莫不以写实为主；其第三量之观察至精微，故成忠实表现，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最精作品也”。

这组秘藏山中的辽代等身三彩罗汉像，早年被认定为唐代作品，总计16尊。20世纪初被盗运出境的过程中至少毁弃了三尊，二战期间旧藏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的一尊不幸毁于苏军攻克柏林的战火，迄今为止仍存世间者仅只10尊而已：

罗汉是闻如来说教而通达，是佛教修行的果位，是侍佛，承宣佛法的人物，因此从释迦身边的阿难、迦叶二弟子，一直到以舍利弗为首、终于阿难的十大弟子（见《翻译名义集》卷一），乃至十六罗汉（《法住记》），进而到十八罗汉、二十四罗汉（《付法藏因缘传》）、五百罗汉等，可以说，无论称弟子、称祖师或是罗汉，并没有什么严格的等级区别，无非都意味着修到了罗汉的果位，在美术造型上皆呈比丘相，即所谓罗汉形象。

据记载，唐代的卢楞伽和王维都曾画过十六罗汉，但没有实物遗存；不仅书画，即使是雕刻，还没有发现唐代的单尊的十六或十八罗汉群。十六罗汉是唐未五代才开始流行的，著名的禅月大师贯休（832～912年）以画罗汉著名，传世的十六罗汉有线刻石雕。十六罗汉增加为十八罗汉也大致在这个时期，苏轼有“十八大阿罗汉颂”，记其谪居海南岛时，从民间得到前蜀简州金水张氏所作的“十八罗汉图”。

唐三彩器首先是冥器，从目前的出土物看，三彩器多为文武官员、贵妇侍女、驼马及仆役、镇墓兽以及生活器具，可以说包括了生活与想象中的各种题材，但佛像和罗汉的三彩器在唐代从没有发现过。

但到了宋辽金之际，由于连年征战，铜资源严重匮乏。金代铜禁更严，甚至生活必需品的铜镜也要经官方登记刻款方能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佛造像的质地一时花样繁多，除原有的铜、石之外，铁佛像、漆佛像、木佛像、陶瓷佛像、泥佛像，可以说各种质地都有，至今遗存尚多,就是因为缺乏铜的原因。

六博，又作陆博，是中国古代一种掷采行棋的博戏类游戏，因使用六根博箸所以称为六博，以吃子为胜。其中的古玩法大博，由于是与象棋一样要杀掉特定棋子为获胜，是很早期的兵种棋戏，被推论象棋类游戏可能从大博演变而来。

六博在汉代流行。出土汉俑即有二人对坐六博者。鲍宏《博经》：『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掷头，谓之琼。』每人六棋，局分十二道，中间横一空间为水，放鱼两枚。博时先掷采，后行棋。棋到水处则食鱼，食一鱼得二筹。更多具体玩法，已失传。

从现有的考古出土资料来看，玉、剑结合物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战国晚期，四样俱全的玉剑饰逐渐形成，到了西汉这种玉剑饰就成了王公贵族佩剑上的重要装饰品，也成为当时社会一种身份的象征。玉剑饰的材料主要是以玉为主，包括玉剑首、玉剑格、剑鞘上带扣和鞘末玉饰四种。汉代的玉剑饰在战国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造型比战国时期的略高，边角抹圆也更加明显，有的甚至出现了镂空的工艺，这在玉剑饰的历史上还是前所未见的。汉代玉剑格的纹饰多以兽面纹为主，同时还流行一种高浮雕的蟠螭形象。

这尊彩绘陶壶，其绚丽的彩色颜料使用和自信奔放、挥洒自如的黑色笔触而达成完美的装饰效果展现了西汉时代个性张扬的一面

两名戏者，两名观者

这个陶俑在大都会的标签是Resting Dancer，但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一个唐朝版的“沉思者”

双龙尊，又称双龙耳瓶。其基本特征是：盘口、细长颈、罐状身，二龙口衔盘沿，尾接罐肩，呈双耳状立于瓶口两侧，故名。从出土资料看，双龙尊出现于隋代，盛行于唐代，主要流行于东都洛阳一带，其他地区很少发现，唐代以后消失。已发现的唐代双龙尊有白瓷双龙尊、三彩双龙尊、黄釉双龙尊和铜双龙尊；其中尤以白瓷双龙尊为多；铜质双龙尊很少，仅发现一件（保利博物馆藏品）。唐代双龙尊造型优美，庄重大方，线条圆润丰满，是难得的古代艺术珍品。因此，近几年来大量的唐代双龙尊赝品充斥文物市场，其中尤以白瓷双龙尊为多。

从已发现的唐代白瓷双龙尊资料看，其规格，高者可达六、七十厘米，低者高度则仅有十几厘米，而以25厘米至45厘米者为多。造型大同小异，变化主要集中在颈部和肩部。主要可分为细长的素面颈和带有螺旋状的旋纹颈两种。肩型也可分为丰肩式和溜肩式。用作双耳的双龙早晚也有变化，早期的龙身较直，带有隋代遗风。后期的龙身变为弯曲状，龙背贴塑三至五个乳钉，双龙口衔器沿，双耳直立，头顶塑一冠状物，双龙角一端卷曲贴于冠状物两侧。整个龙身系手工捏塑而成，显得生动威猛。

唐代白瓷双龙尊，虽造型优美，线条流畅。但仍处于白瓷发展的初级阶段，和同时期的其他白瓷器一样，胎、釉方面仍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唐代黑釉瓷器的装饰方法不很丰富，资料中可以找到的黑白双色装饰的器物，以里白外黑的碗，黑釉白边的罐比较常见，还有黑釉瓷塑动物。唐代浑源窑遗址发掘出了黑瓷与素烧的动物瓷胎，在交城窑遗址中发掘出了黑釉小动物瓷塑像。唐代山西黑瓷中比较有特色的是交城窑的花釉瓷器，也有人叫唐钧，它以黑褐釉为地，釉上随意洒点月白色彩斑，如云霞，似岩浆，潇洒自如，器型有拍鼓和瓷罐，可惜未见有完整器物。同时只有河南鲁山窑生产类似器物。

唐代黑釉瓷器釉面乳浊感强，发色偏灰暗，或偏褐色，或偏黄绿，不及宋金时候的黑釉釉面玻化程度高，玻璃质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