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一位即使误解，也不应忽视的知识分子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一位即使误解 也不应忽视的知识分子
在书店翻到陈卓策划的“陈乐民作品新编”，其中有一册文集《山高水远》，系陈先生的一些怀人忆旧的散文合编，大约十四五万字。
此书做的很精致，也很小巧，令人颇感舒服。
很快将陈乐民的文章读了一遍，感到陈先生的文章之佳，乃是言之有物，颇有深度，又不失文人情趣。
难得的是，陈先生的文章极简洁而有味，显然是很受中国传统文章的影响的。
陈先生是研究欧洲思想的学者，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显然是位学问中人，但在学问之余，又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
由此来看，陈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深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
他多次在文章中坦陈，自己是很受康德思想的影响的，对康德的启蒙思想甚为佩服；
而他在情趣和文章上，却是深受中国传统影响的，他喜欢杜甫的诗，爱读张宗子的文章，余时又常常研习中国书画，并以此为乐。
陈先生的书画作品，格调极高，但在其生前，却甚少示人。
陈先生仙逝后，我曾先后购得他的两部书画集《一脉文心》和《士风悠长》，都是大为吃惊的。
有个小细节，很可见陈先生之雅致。
十多年前，资先生翻译了美国畅销小说《廊桥遗梦》，陈先生为这部小说的每个章节题写了书法标题，乃是倍增文士之清趣。
读这本《山高水远》，很能想到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语：“云水苍苍，江水洋洋；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在文集《山高水远》中，陈乐民追忆了他与自己曾经工作、求学和交往的诸多前辈和师友，诸如陈翰笙、李一氓、董乐山、宗璞、蔡仲德等，其中曾与他在欧洲世界和平理事会一起工作的老领导李一氓，对于陈乐民的影响最大。
这种影响，既包括作文的要求、个人的趣味，还包括立身修养、为人之道，等等。
某种程度上来说，李一氓似乎是陈乐民人生行至的一种追慕对象。
在文章《不应忘却的记忆》中，陈乐民回忆了他“师承”的三位前辈，包括他的小学老师黄炳辰、从未谋面的前辈学者朱光潜，以及自己的老上级李一氓。而对李一氓的回忆，其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品味。
陈先生写道，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被安排到维也纳，与李一氓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经常会写一些报告，多由他先起草，然后再由李公改定。
“他改得很快，三下五除二把繁冗拖沓的枝蔓都一概砍去，就像鲁迅说的，把小说压缩成SKETCH，毫不可惜。他改后由我抄清，就在这一改一抄之间，我渐渐悟出了一条作文之道：删繁就简难于锦上添花。写文章，我得益于他不少；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
▲李一氓先生在旧书店
除了文章之道，李一氓对于陈乐民的影响，还在于生活情趣方面。李一氓雅好诗词，热衷文物鉴赏，又能写一手特别的毛笔字。
陈乐民在文章中写道：“与这样的领导相处，追随左右，那种徜徉文事的氛围，自然如鱼得水”，他还说，“氓公予我的教益，即在于这种日常的熏陶。”
李一氓对陈乐民的另一个特别影响，便是淘旧书和对于古籍的态度，这其中也体现出他们对于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一种态度。
在纪念文章《潇洒氓公》中，陈乐民写道，李一氓的一个爱好，便是喜欢逛旧书店，他不但是北京琉璃厂的常客，维也纳大大小小的旧书店，也都有他的踪影。而李一氓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行为，便是常常将自己中意的旧书买下来，粗粗浏览之后，便寄回国内相关单位。
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内是很难见到这些西方旧籍的。他将这些旧籍寄回国内，有时兴起，还会写上几句评介，然后再由陈乐民负责包装付邮。这些点滴的旧籍评介，不少后来都收录在了《一氓题跋》之中。
陈乐民还特别介绍，当时氓公在海外，除了一般的参考书之外，很留意搜集马恩著作的早期版本和毛主席在海外著作的首印本。
另外，他还搜集杜诗的各种外文译本，并将搜集到的珍本，捐赠给了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李一氓都有十分珍贵的收获。
这种对于旧书的爱好和态度，是有李一氓对他的影响，也或许是他们在性情爱好上的惺惺相惜。李一氓后来将自己珍藏的古籍，都捐给了图书馆或博物馆。对于氓公的作为，陈乐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陈乐民也是一位爱逛旧书店的书虫，其对待旧书的态度，也多少有一些氓公的影子。
在文章《关于“书”的一个小故事》中，陈乐民便谈及自己经历的一个与“书”有关的小故事。改革开放初期，他在国家图书馆位于文津街的老馆，翻检书目时，竟然发现了一本1819年版本的《卢梭全集》（第一卷）。
这册一百多年前的旧书，很厚，大开本，封面已经没有了，扉页还在，纸质也已经发黄，有些地方还有破损。
更令他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他发现这本书中的许多书页上，还写有密密麻麻的毛笔蝇头小楷的长篇眉批，圈圈点点。
陈乐民推测，这本书很可能是清末民初到过巴黎的人带回来的，尔后辗转到了北图。显然，这是一册善本。
一个月后，陈先生归还国图此书，并写了一封短信，其中有两点声明，亦是特别有趣的，不妨抄录在此：“一、书里的‘眉批’是原来就有的，不是我干的；二，书本来就没有封面，破损处也是原有的。”他还建议，“这样的珍本，不宜携出馆外（潜台词：反正我已看过了）；并且应该修整。”
“文革”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得以重新开张，其中不少是“文革”时抄家抄来的旧书，陈乐民在琉璃厂买到了曾经失去的《春秋左传》、《毛诗郑笺》、《通鉴辑览》等旧书古籍。有次，他在琉璃厂的四宝斋里，发现一册《韩昌黎集》，版本不俗，标价只有四十元。
在他正要付款时，收款员却告知，需付外汇卷，且还被告知，东洋人喜欢这东西。
陈先生回家后，给政府写了一封信，口气委婉，措辞严厉。
过了半个月，哪家书店的负责人亲自登门道歉，并带了两种版本的《韩昌黎集》。离开陈先生办公室时，这位书店的负责人很不解地问道：“您在欧洲研究所工作，为什么对韩愈有兴趣？”
他答道：“我在欧洲研究所，为什么就不能对韩愈有兴趣？”对于这个问题，陈先生没有直接答复，但在他的多篇文章中，却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文章《氓公的风格》中，他写道了李一氓代表中国到巴黎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后特意拜访了担任主席的著名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
那日，两人不谈会上的政治纷争，话题都是中西文化，涉及美食、音乐、绘画。陈先生特别感慨：“氓公和别的外国朋友交往，也常是因时常谈些艺术之事而相熟，人们都赞他是学识渊博的人。”
显然，对于氓公的博学，陈乐民是甚为仰慕的，这些都流露在他的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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