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为什么说“成为你自己”只是一句烂俗的心灵鸡汤

“成为你自己！”

无论是激励、劝导还是告诫，这句陈腐不堪却又历久弥新的格言总会与你相遇，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感召你，或困扰你。它被反复传诵着——在师长的教诲中，在奋斗者的励志故事里，或者是在小说、电影、诗篇与歌曲的点题之处。

没有人比尼采说得更具煽动力了：“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你应当成为你所是。”无论如何，这句格言被铭记下来，几乎成为现代人的生命誓词。

但是，“成为你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在叮嘱我们“不要成为别人”吗？因为与人雷同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吗？或者，这句格言是在呼唤我们特立独行，依照自己独特的想法来生活吗？可是“自己独特的想法”又从何而来呢？我们如何获得自己的独特性呢……

泰勒力图阐明，基于个人自主性的现代文化源自一种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人们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我理解”，这带来了空前膨胀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这是现代性的重要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严峻的困境，突出体现在现代社会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规范的失序以及人生意义的迷失。这是所谓“现代性之隐忧”的要害所在。

面对现代个人主义的困境，西方思想界的争论由来已久，也从未停息，但泰勒试图在这场“口齿不清”的混战中另辟蹊径。他通过分析批判两种流行的误解——貌似深刻的文化悲观论与肤浅乐观的放任主义，探讨如何才能恰当地理解和维护个人自主性的理想，致力于从幻觉与误会中拯救这一现代性的伟大成就。

把握《本真性的伦理》这本书的主题，可以从书名中的关键词入手。“本真性”对应的英文词是“authenticity”，在汉语中曾有过多种译法：“本真性”“纯正性”“确真性”“可靠性”“确实性”“真实性”等。

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更为特定的含义：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是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

在泰勒看来，本真性与“自我”的特定观念密切相关。将自我理解为“分离自在的独立个体”是现代西方的理念。注重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强调以忠实于自我的方式来生活，这是现代性转变中出现的“个体本位的文化”。

但是，现代人这种特定的自我理解并非与生俱来，也并不那么“自然”。

泰勒指出，“个体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无可置疑的优先性，这是现代道德秩序构想的核心特质。……因为对我们而言，个人主义已经是常识。现代人的错误，便是认为这种对个体的理解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最初的自我理解深深地镶嵌于社会之中。我们的根本认同是作为父亲、儿子，是宗族的一员。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由的个体”。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分离的、自由独立的个体，实际存在的个体总是生活在社会群体和政治秩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天生地是政治动物”。那么，先在于社会群体的独立个体是一种观念，它并不是对人的境况的“真实历史描述”，而是一种建构出来的“自我理解”。当这种观念被大众普遍接受和默认，就成为一种泰勒所谓的“社会想象”。

那么，现代人的社会想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古代世界，人们甚至不用“自我”（self）这个词。在那个时候，人们不是以孤立的方式来理解个体，而是将个体理解为“嵌入”（embedding）在各种有序的关系之中：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与自然世界和宇宙整体的关系。个别的古代思想家或许有一种“个体为本”的想法，但它无法成为社会大众的主导文化观念。

古代世界的社会想象是一种整体的宇宙观。“宇宙”（希腊语kosmos）这个词的含义是指包容一切的整体——和谐、统一、具有普遍秩序的整体。人们生活在“人、神、自然”的统一秩序之中，而秩序包括一种等级结构以及“各就其位”的观念。

在这样一种文化视域中，所谓“自我”，首先处在整体的关系结构之中，个人“嵌入”在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宇宙秩序整体中，并根据在其中占据的恰当位置，来获得自我认同、行为规范、价值感和生活意义。

然而，这个基于宇宙秩序的自我理解与社会想象在近代发生了重大转变。

一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将人类作为整体从宇宙秩序中“脱嵌”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相对的“人类主体”；一是“个人主义的转向”，个人的“内在自我”被发现并被赋予独特的价值，使得个人从有机共同体中“脱嵌”出来，获得了具有个人主义取向的自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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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曾以“世界的祛魅”来表达超验秩序的解体，但泰勒提醒我们“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它们也给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

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成为现代文化深刻的困境。

西方历史上有许多敏锐的思想家警觉到现代人的意义迷失及其隐患，泰勒在本书中也有所列举。比如，托克维尔曾告诫，民主时代的人们往往寻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尼采指称的“末人”（last man）则是现代文明没落的最低点，他们除了“可怜的舒适”“软绵绵的幸福”之外，生命没有任何抱负。而当代西方的一些批评家（贝尔、布卢姆和拉西等）确信，现代社会已经沦为一个放任的社会，人们毫无顾忌地标榜自我中心的理想，年轻人甚至欢呼“me generation”的兴起。

由此，现代文化陷入了相对主义、享乐主义和自恋主义的歧途。

泰勒同样关切这种困境，他清楚地看到了“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联的是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他对文化悲观论者的批评了然于心，但并不追随那种人云亦云的论调。在他看来，这种悲观论（特别在布卢姆那里）没有认识到，现代文化中有一种“道德理想在起作用”，这就是“本真性”的理想。

泰勒致力于阐明自己区别于流行意见的独特立场。

一方面，他坚持主张，对本真性的追求是一种道德理想，对这种理想的漠视来自对现代文化一知半解的偏见，导致毫无建设性的义愤。另一方面，他力图揭示对本真性理想的追求和实践要求某种超越自我的背景条件（包括对自我之构成有一种更深刻的认识），如果无视这些条件，将会陷入一种幻觉性的个人自主性，从而导致个人的自我沉湎与放任，最终背弃本真性的理想。

忠实于自我意味着忠实于自己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只有我自己才能发现和阐释。这是一种积极的、强有力的道德理想，伴随着自由、责任感和生活的多样性。这是现代文化的重要成就。

但是，本真性对内在标准的强调也容易演变为“唯我主义”，好像关注内在的自我就足以生成道德准则，外部世界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实现个人自主性的障碍或敌人。

泰勒指出，这种独白式的自我同一性是一种幻觉：“内在生成这种事情，如果理解为独白式的，则是子虚乌有。我对我的同一性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我独自创造了它，而是说，我通过与他人的、部分公开、部分内化的对话，订立了这个同一性。这就是为什么内在生成同一性之理想的发展，赋予了认同一种新的和关键性的重要性。我自己的同一性根本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

我们无法单单依靠自己来构成自我，形成有意义的独特性标准。自我的理想是在对话关系中塑造的。

让我们来考虑泰勒给出的一个例子：一个人宣称自己非常独特，因为他的头发正好是3732根！这种独特性不会令人赞叹，反而会让人觉得可笑。因为他的这一“独特性”完全不足挂齿（除非在他的文化中，“3732”这个数字是一个神圣的数字，那才会有特殊的意义。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特殊价值也取决于特殊的文化背景）。相反，一个人若有卓越的钢琴演奏才华，或者长于准确地表达深刻的哲学思想，或者总是真诚友善地待人接物……那么我们会认为这些独特性是有价值的。

为什么前后两类独特性的意义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泰勒解释说：事物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必须针对一个背景而言，他称之为“视域”（horizon）或“框架”（framework）。这个背景框架在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方面界定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并塑造了我们的“道德与精神的直觉”。

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视域”。而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背景的框架。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这个背景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框架，个人的感觉、选择和决定会变得完全不可理喻。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各种貌似“率真的”宣言：“成为你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忠实于自己”“实现自己”——诸如此类的口号一直在宣扬特立独行的自主性，尤其肯定独特个性的优越性，并暗示这种独特性只能从自我内部获得。在这种强劲的“成为自己”的现代文化中，事物的价值被认为是主观的（也是相对的），是被“我”所赋予的。我珍视或看重某种事物，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内在固有的（intrinsic）价值或意义，而是因为我的珍视或看重才使得它具有价值或意义。

但是，这种价值主观论可以成立吗？只要我们发问，“你为什么会珍视或看重它？”回答也许是“我认为”“我相信”“我感觉”或者“我决定”。但这类回应完全没有回答“为什么”。

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追问来龙去脉，那么任何认真给出理由的回答都会显示，那个单独的“自我”实际上并没有独自赋予或创造价值，那些看似高度自主的价值决定，在背后往往是有渊源和来路的，是由许多经历和故事造就的，是在关系中形成的。

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关系性的自主性观念所揭示的结构性规范限制。我们各自（选用）的价值尺度可能并不一致，我们对具体事物的价值判断可能发生严重分歧，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价值是完全主观的、不受约束的或是由自我任意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