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宗陶

来源：汉尊2

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88岁的王元化先生走了。

2006年，在持续大半年的采访中，不止一个先生近旁的人告诉我，元化先生活过百岁没有问题。

这样的心愿里，含着多少对于这位卓越的知识分子的热爱和敬意！

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

王元化生于1920年，在清华园内度过童年。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务院学术委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等。但终其一生，他的角色都是知识人。

临终前，他嘱托弟子胡晓明从下面这段话中“做点删节，用三四行字，写在学馆门口的石头上”(王元化学馆，是华东师范大学从去年12月起开始筹建的)——

“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

“这段文字，比较能够概括他这个人。”胡晓明说。

贯穿王元化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他最看重的学术品质是“思辨”。这从他晚年最爱读陈寅恪的书，两次用“思辨”作为著作名可见一斑。2004年在《思辨随笔》日译本序中，他说，“‘思辨’一词并非取其现代涵意，而用其拉丁语源Speclum(镜子)之意，以说明语言反映潜在于物质世界的实质。我觉得这比《礼记》中所谓学问思辨的‘慎思之’、‘明辨之’的释义更为惬洽。我用‘思辨’为书名，不过是表示我在思想辨析方面企图发掘较深层次的某些意蕴而已。”

王元化一生都在思辨中。“19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他那时的思想，可以找1984-86年间发表的好几篇文章来看。”曾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秘书、现任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的陆晓文告诉记者。

1955年的“胡风事件”，1960年代的“文革”冲击，1980年代的卷入周扬撰写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文章公案，以及主编《新启蒙》杂志期间的种种遭遇……王元化“思想上的几次反思”有历史背景和个人际遇的双重动因。

直到2008年年初身在病榻之上，他都没有停止过这种思辨。在1月19日与前来探望的学者林毓生的谈话中，他提到对于鲁迅和毛泽东诸多接近之处的思考所得，并认为“这些没有人很好地研究过”，“如果这段删掉了，那整篇谈话录就没有发表的意义了”。

1995年，王元化先生在赠送给胡晓明的一部著作上，钤上“临风挥翰”闲章。“我心里的‘临风挥翰’，基本上是古代名士诗酒风流的生活形态。可是先生的题签却特别这样说明：临风挥翰四字，乃复制家藏永铁所刻闲章，其意取自板桥题画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他教会我用历史和文化的眼光看问题”

王元化对后辈问学的要求是：精研学问，不赶时髦，“为学不作媚时语”。

陆晓文回忆被组织上安排担任王元化秘书、与王元化初次正式会面的情形。“他问我，可知道名家？我说是春秋诸子百家之一。他说，你还行。”

胡晓明记得考王元化博士生时的面试。“就是到他家里，问我读点什么书。然后王先生拿出大段大段的古文要我翻译。那些古文就是当场把注释摆在旁边，梳理成白话文都很难。那些中古时代的古汉语，每一个语段都包含着很多典故在里面，更何况是没有任何注释的。我读完硕士教了几年书，正好看过这些文章，否则肯定是作不出来的。”

王元化对后辈的提携为学术圈人所共知——

1980年代，高尔泰的《论美》出版。在当时《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的建议下，他给王元化先生寄了书。

“回信长达6页，批评极其中肯。指出了许多具体错误，某个概念不明确，某个提法不周延，甚至错字别字。没有应酬性的赞美，但很鼓励我的探索。还问及身世，有一种对命运的关切。我很感动，也很敬佩，从此开始通信。”

适逢美学热，《论美》销势正旺。“先生提醒我，忽冷忽热，是不成熟的社会的特征，当不得思想价值的量度。”

“他不光是对我如此，对别的青年也是一样。每看到可取的文章，必欣欣然逢人便说。即使作者是边远省份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总要找到下落，去信鼓励帮助。陕西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尤西林，得到一帧他的亲笔书法：‘健笔凌云’。”高尔泰反问：“除了王元化先生，有谁肯说？”

他的客厅，当年曾留下多少青年学人的身影！除了5位正式招进门的弟子，赵坚、俞吾金、萧功秦、高建国、朱学勤、许纪霖、夏中义、李天纲……来来去去。

“王先生当年和我讲杜甫的诗歌里面有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沉郁：生命的厚重、哀伤，一点一点地传达出来。他讲文风沉郁，方是中国文章的极品。他不喜欢那种油滑的畅快的东西。他认为鲁迅的文风能够体现沉郁二字，他到今天还可以背诵大段大段的鲁迅的原文。他说年轻人读鲁迅的文章应该慢读，反复地读。”胡晓明说。

“我陪他参加过深圳大学举办的全国中西文化比较研讨会，会上云集了当时国内外的一些顶尖学者，像汤一介、庞朴、杜维明等，我听他与学者谈话，比他与我对话更能学到东西。他教会我用历史和文化的眼光去看问题、去思考，直到现在。”陆晓文说。

接触过王先生的人都能用一些词语概括他的个性，譬如李子云(文学评论家，曾任夏衍秘书)用“飙”，钱谷融说“专注”，陆晓文说“灵敏、率性”……先生许多次提到自己的“楚人性格”，但他生命中真正能够无条件领受他的这种性格的，也许只有母亲桂月华、妻子张可、三姐桂碧清。(在今年4月的一次探访中，胡晓明看到王先生睡着了，“旁边是先生的碧清姐，93岁的老人，也安静地睡着了。”)

母亲1986年过世；张可1979年突然中风，逝于2006年。

“先生为师母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常常就坐在师母身边陪她，这样他觉得心安。他每天都去看她，或者通过儿子、保姆问她的情况，有时说着说着他会眼睛红起来。”胡晓明对于先生如此的深情，印象很深。

此后经常帮助王元化整理文稿的蓝云女士则说：“先生总是说，我这里虽然很热闹，但是我很孤独。开始我没有很在意。他说张可阿姨我跟她说什么她已经听不懂了，他说我不寂寞，但是我很孤独。”

今年4月，远在美国的林同奇先生在致胡晓明的电话中说：“我与元化先生是差不多年纪的人，他的思想非常可贵，我非常理解他，能懂得他这些思考的人，已经不多了。”

2001年王元化应邀与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就哲学与思想问题展开对话。

每一位卓越的长者逝去，难免有人痛挽“最后一位XXX去了”。然而追索逝者的师承关系，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与思想的香火是在如何地传衍，感觉到其间绵绵不绝的力量。具体到王元化先生，往上追溯，可以见到王芳荃(王元化的父亲)、汪公严(为王元化讲授《离骚》、《文心雕龙》和《文赋》)、任善铭(为其讲授《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韦卓民、熊十力(王元化曾为其抄书，传为美谈)诸先生的影子，而王元化影响过的后辈，更是为数众多。

先生去了，先生的思想和精神的力量仍在运行。

附录：王元化是有深刻现实关怀的思想家

林毓生口述；李宗陶采访整理

从2006年2月15日到达杭州、在中国美术学院任客座教授，至与记者见面的4月14日，林毓生已赴沪探望王元化4次。每次在一起讨论学问和问题3天，同住庆余别墅。

林毓生有一头绸缎般的白发，穿一双圆口黑布鞋。

我第一次见元化先生是1991年2月，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开的一个学术会议(“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上。大陆、台湾、海外都有学者去。一般学术会议要求讲英文，这个会很有意思，要求都用中文讲。

在这之前，我们辩论过。我写过一本研究“五四”的书，叫《中国意识的危机》，从写作到出版，10年心血。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1986年译成中文，1988年又出了修订本。

我是带着关心中国问题的心情写的，谈的是“五四”时期整体主义的反传统思想。国内有很多意见，有同意的，也有反对的，元化先生就属于反对的一派。《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他一篇很长的书评，两个整版，分两天刊登。

我当时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做为期两年的研究，文章刊出第二天，有人拿报纸给我看，说林先生有个人批评你，写得很长。我看了，觉得有误解。

我的书主要是谈“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整体主义的反传统的意识形态。但是人脑是很复杂的，譬如有情感的部分，有理智的部分，有情感理智掺杂在一起的部分，所以我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头脑中非意识形态的部分里，存在一种肯定传统的思想。我的书，讲的就是意识形态反传统的部分与非意识形态肯定传统的部分的冲突，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这个分析是很复杂的，但国内读者把我的分析简化成：我认为，“五四”时期的大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领导的反传统运动是一个要整体打倒传统的运动，等等。

我那时候不认识元化先生，所以写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反驳，根据报上的地址，寄到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但没人理我，呵呵。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有几个人帮我侧面向编辑问过，他们说，这个不能发表。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开会时，我见到了元化先生。他是我的前辈，我就到他房间去拜访他，呵，一见如故，一见如故。谈了四个多钟头，从晚上7点半一直到午夜12点，谈了很多。

为什么有缘？就是一见之后，元化先生觉得我可以信任，我也觉得他可以信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很玄妙的东西，先于你头脑的分析，也许仅仅是对方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给你一种直觉。对方是哪一类人，可否信任，这就是人身上的一种气。王先生身上，“五四”以来爱国知识分子的气很重。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有一种自觉，要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好一点儿。

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东西，交换了一些思想上、生活经历上的认知。譬如我知道他受过“胡风事件”牵连，受过隔离审查；他也晓得我是殷海光先生的学生，继承的基本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虽然我对前辈自由主义的思想论证并不太同意。

王元化先生在他的《一九九一年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述他们的这次交谈的：

“这天晚上我们的交谈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直到深夜十二时以后才散。他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说话甚至时时会口吃。我逐渐了解到，他讲话的时候，对于遣词用语是非常顶真的。但这并不是为了语惊四座，扬才耀己，也不是为了刻意雕饰，炫人耳目。他是平实的。了解他的人可以懂得，这是由长期从事理论工作所养成的习惯。加上他那毫不苟且的认真性格，使他在讲话的时候，唯恐词不达意，尽量想说得最准确、最完善，因此他无论在与人谈话或在会上发言，有时都会讲到一半突然而止，口中喃喃，似乎在与自己商量，斟酌如何表达。每逢出现了这种情况，会场上总会有人发出笑声，但是他全不在意，下次仍然一样。……他的认真被有些人视为‘迂’，但我不这样看，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性格，虽然在程度上我是比不上他的。

“我们在夏威夷最初见面的长谈中，他向我谈到台湾问题。他的谈话使我感觉到，他不是关在书斋里啃书本的学究，而是一个关心世事和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他小时随着双亲到台湾落户，对台湾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我听王蒙说，他在北平上小学时，林毓生也在北平，上同一个学校，在同一班级，而且两人都常被老师称赞。)他关心台湾的民主进程，他是以一个超党派偏见的学者来谈论这一切的。他还谈到他到美国后和台湾一位青年学人的交往，当这位青年学者由于在台湾争取民主而被关进监狱，他想方设法去救援，按时探监，送去书报，并共同学习讨论问题，长期不懈。这些经历都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决不像我们这里的那些人一样，抢旗帜，立山头，拉帮结派，在行为上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他把自由主义原则贯串在自己的行动里，这是他值得敬重处。”

后来就经常联系了，打电话、通信，都很方便。主要是谈一些问题，譬如如何发展中国的文化、思想、教育等等。

我们的背景不太一样。元化先生是从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研究、黑格尔研究，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我是从研究西方政治社会思想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

1963年的时候，我自己面临一个小小的精神危机：在确立人生第一个系统性的研究专题时，我不知道究竟应该继续研究西方思想史还是转向研究中国思想史。我老师哈耶克先生当时已从芝加哥退休，去德国教书，中间又回来，我向他请教。

“我没法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的经验。”他说，“我所有的工作都和我个人的关怀有关。”就这一句话，帮我把所有的困惑厘清了。

虽然进入途径不一样，但元化先生跟我的关怀很接近，有很多共同点。而进入途径的不一样，让我们可以切磋互补，我们谈话很容易接轨。我们关注的是近百年来思想史上的问题，譬如我们国家走过的路，在有些方面，我了解的没有王先生多。

这是20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我认为元化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元化先生也认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最好的朋友不是开玩笑的，一辈子只有几个。

我现在在中国美术学院客座，跟同学们讲到卢梭时，发了一篇很长的阅读文献，剖析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王元化先生写的，写得很细致。元化先生进入思想史以后，很有成就，这篇论文就是代表之一。此外，对杜亚泉的评价、对“五四”的反思，都表明这种成就。

1990年代钱谷融(中)与徐中玉(左)、王元化

元化先生一生经过好几个阶段的反思，他反思的成果在哪里？就是他觉得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应该建立在一个尊重人的前提上；应该建立一种政治制度，使得尊重人从口号变成具体落实的东西。

元化先生是我们国家的“大老”，英文叫elder，相当于西方的senior statesman，资深政治家。国内肯定有人会讲，元化先生是思想家，说他是政治家不是把他看低了吗？如果用世界语言来讲，搞政治的人应该有三种概念：政治人物，这是中性词，不带褒贬；政治家，是尊称，褒义，他的施政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好处的；政客，贬义，他搞政治是为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虽然嘴上也说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元化先生的思想是有现实意义的，他是有深刻现实关怀的思想家，所以，我说元化先生是政治家，或者说政治思想家。他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不单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国家领导人也应该参考他的思想。

国家很大，到这样层次的人没有几个的。他不是一时的激情，也不是临时的反应，不高兴了骂骂人。他是稳重的，对我们的国家应该怎么发展，我们的文化、教育应该怎么发展，他是想得很深很透很全面的。国家不尊重这种资源，那你尊重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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