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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鲁迅作品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3
在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大家都说鲁迅的作品很难懂，但它到底难懂在什么地方？有一种说法是鲁迅的作品文字很难懂，或者说它的写作背景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现在研究鲁迅的著作比鲁迅的著作多得多。你随便找一本来，它就会给你介绍社会背景、有关的知识。我觉得，难就难在，到底鲁迅他在想什么，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鲁迅自己曾说过：“我所想的和我所写的不一样”“我为自己写作和为他人写作是不一样的。”这就非常麻烦。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鲁迅自己有一个解释。他说，很多人都说我讲的是真话，但我并没有把我所想讲的话完全地说出来；很多人都说我很冷酷，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如果有一天，我把我心里所想讲的话，就是那些最黑暗、最悲凉、最可怕的话说出来，还有一个人愿意听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鲁迅在1936年去世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我要骗人》。他讲了这么桩事：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我”走出家门，碰见一个来为灾民募捐的小女孩。而当时正处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之下，所以鲁迅很清楚地知道，这小女孩所募的款，是不可能落在灾民手里的，她的募捐完全没有意义。但是面对着这个热情、天真的孩子，能告诉她说她做这事没意义吗？不能。不但不能说，还必须对她说：“小孩子，你做事非常有价值，我一定支持你。”于是鲁迅牵着女孩的手，走到一个商店，用大钱兑来小钱，再把小钱交给小女孩。小女孩紧紧地握住鲁迅的手，说先生你太好了，我代表全体灾民，对你表示感谢。鲁迅看着这小女孩越走越远，他的手上还可以感觉到这个小女孩手的温暖，但是正是这温暖像火一样烧灼着鲁迅的心，因为他骗了这个孩子。但是鲁迅反过来想，我能不骗这孩子吗？我能不骗人吗？他进而想到，当今之中国，难道是披沥真实的时候吗？我们能够把我们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吗？不能。所以“我要骗人”。不知道诸位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想。说实在的，我每一次看到这文章，都受到一种震撼。我觉得一个人要说真话固然很难，但是，能够像鲁迅这样正视自己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困境，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是有谁像鲁迅这样敢于正视自己渴望说真话，但是又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骗人的这样种深层的困境呢？鲁迅说他是为三种人而写作。一种是那些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而艰苦奋斗的志士仁人们。一种是那些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他要为这些人呐喊助威鼓劲。第三种写作对象非常特别，鲁迅说，我是为我的敌人而写作的。既然是为敌人写作的，就不能把内心的痛苦说得太多，不能在敌人面前显示痛苦。因此，他必须有所遮蔽。这就是说，鲁迅的作品就像冰山一样，有浮出水面的，但底下隐藏着更多东西，他的意思就表现在浮现和隐蔽之间。而且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思想，特别是一个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一种生命体验，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一旦用语言表达了，这思想就被简单化了，甚至可能被曲解了。所以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我感到空虛。”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今天人们谈论得最多、读得最多的鲁迅作品，譬如《呐喊》《彷徨》等，以及大多数杂文，基本上都是为他人写作的。真正为他自己写作的，鲁迅交代得很清楚，就是《野草》。鲁迅说，《野草》里面有我的哲学，而且他说，《野草》是属于我自己的。他不希望青年们看他的《野草》，那是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东西，是最具有鲁迅个性、最属于鲁迅个人话语的一个作品。鲁迅的《野草》就成为我们去接近鲁迅灵魂的一个窗口，或者提供了一个途径。当然，即使是《野草》，也仍然有所遮蔽，只不过相对于其他作品来说，它遮蔽得少一点。这里首先要交代两点：第一，《野草》是散文诗。诗是很难讲的，诗只能去领会；诗是含混的，要你去感悟。第二，鲁迅的哲学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鲁迅自己说过，有两种思想在不断起伏，一是人道主义思想，一是个性主义思想。《野草》集中讨论什么问题呢？是讨论作为个体的生命，它的深层困境这样一个问题。所以《野草》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它展现的是鲁迅哲学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人们往往把火视为一种生命的象征。但是鲁迅想象的是“死火”，他把“死亡”和“生命”并置来讨论。他提出来“死火”这个意象，就同时集中了生命和死亡两种意思。首先我们谈第一个方面。鲁迅把个体生命放在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这样一个历史的纵坐标中，来考察人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譬如对于将来，人类有种种幻想，西方世界有乌托邦，中国世界有大同，都是属于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人们总是想象着未来是无限完美的、完善的、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一个终结点，鲁迅把它概括成关于“黄金世界”的想象。对此，鲁迅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有一天真的到了黄金世界，还有没有黑暗？鲁迅回答说，有，不但有，还会有新的死亡。为什么呢？鲁迅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他说人总是这样的：曾经阔气的人想复古，正在阔气的人想维持现状，还没有阔气的人想改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永远如此。到了黄金世界也是一样，当然黄金世界里“阔气”的概念可能跟今天不大一样，但是那个时候仍然有曾经阔气、正在阔气、还没有阔气的人。在一般人认为，好像黄金世界是个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世界，但是鲁迅却看见了新的矛盾、新的斗争，甚至看见了新的死亡。这就是《野草·墓碣文》里所说的“于天上看见深渊”。人们看见是天堂的地方，鲁迅看见的是深渊。由此，鲁迅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结论：“至善至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至善至美的未来，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一个神话。鲁迅的任务正是粉碎这个神话，《野草》很多篇都是粉碎这个神话的。在《野草》里，鲁迅用大量篇幅塑造了许多文学意象，而这些意象都象征着人类的某些方面的深层困境。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死火》是具有鲁迅式想象力的一篇文章。人类关于火有种种想象，总的说来，人们是把火视为一种生命的象征。但是鲁迅想象的是“死火”，集中了生命和死亡两种意思。我们看他是怎样展开独特想象的。他说，我做梦，梦见自己在山峰间奔驰，跑啊跑，突然从山峰上一下掉到冰谷里，往下看，一片青白色，这青白色就是死亡的颜色。但是在一片青白色中，我突然看见了很多珊瑚样的红的影子。在死亡的颜色中出现了生命的颜色，这就是死火。于是，我和死火之间展开了一个哲学的讨论。死火对我说：先生啊，请你赶紧把我救岀去，否则我将冻灭。我说好，我就把你带出冰谷。死火又说，你把我带出冰谷，我会烧完。我只能在“冻灭”和“烧完”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在研究鲁迅的《野草·死火》所遇到的一个难点。后来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启发了我。那一年王先生正好七十岁。他说，我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什么事不干，这叫“坐以待毙”；要么像大家宣传的那样“发挥余热”，再努力奋斗，但这不过是“垂死挣扎”。我只能在“坐以待毙”和“垂死挣扎”这两者之间作有限的选择。你说怎么办？当时我一听，马上想起了鲁迅的《死火》。“冻灭”就是¨坐以待毙”；¨烧完”就是“垂死挣扎”。尽管最后等待大家的都是死亡，但是“烧完”和“冻灭”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这个冻灭，他一辈子什么事儿不干，他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光影，这是一个生命的空壳。这个烧完，虽然最后也是完，但他燃烧的那个瞬间是发出灿烂的光辉的，他的生命是充实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生哲学，就是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结果所有人都一样，但是过程不一样。你奋斗的过程，你挣扎的生命，努力的生命，是充实的，是有价值的。而那浪费的、无所事事的生命是空虚的，是没有意义的，是生命的空壳。这就好像奥林匹克精神一样，贵在参与。这就是鲁迅《野草》的哲学，这正体现了鲁迅那种重视过程而不重视结果的人生哲学。这“冻灭”和“烧完”的命题实际上告诉我们，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极端的有限性。你不能把人的选择的可能性想入非非，人就是在冻灭和烧完之间作极其有限的选择。但是毕竟还是有选择的余地的，所以王瑶先生对我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因为垂死挣扎有一种挣扎之美。《野草》里还有一篇《影的告别》。大家知道，影子的物理特征就是当正午阳光直照的时候，或者完全黑暗的时候，这影子就没有了，影子只能存在于明暗之间。鲁迅就用这种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已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历史命运。“历史中间物”是什么意思呢？鲁迅说，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捣乱。当然不被黑暗所相容，因此黑暗到来的时候，这样的影子要消亡。同时，历史中间物的意义仅仅在于和黑暗捣乱，他的生命价值是和黑暗紧紧连在一起的，是实现在对黑暗的反抗当中的，因此当黑暗真正消失、光明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个历史中间物的价值也没有了，影子也要消亡。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这“无地彷徨”四个字，实际上说尽了知识分子的深层困境。第三个例子是《过客》。“过客”不断地往前走，半路上遇见一位老人，老人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第二，你从哪里来？第三，你到哪里去？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又怎么离开的？你被一种你所不能掌握的力量抛到这个地球上来，然后又被一种你无法把握的力量带走了，这都不由你所掌握的。这说的就是人的生存本体的一种荒谬性、黑暗性和悲剧性。诸如此类，这都是人的现实的生存的一种深层困境。鲁迅的目的就是要人们正视这样一种深层的困境，引出他的现实主义哲学。鲁迅反对三个东西。第一，他反对“绝对”。绝对的、完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人的此岸世界的历史、社会、人性、现实都是有缺陷的。第二，他反对“完全”。完全的、毫无弊病的人生是不存在的。此岸世界的历史、现实、人生、人性都是有偏颇的。第三，他反对“永久”。永久的人生，永久的人性，都是短暂的。他强调人的生存本身、现实本身、历史本身的不完美性，有缺陷性和它的短暂性。他要我们正视这样一个此岸世界的现实。我们讲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是表现在这一点上。他强调紧紧抓住“现在”，“现在”是鲁迅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反抗绝望的哲学包含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打破一切幻想，打破一切神话，清醒地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一切生存困境；另一个侧面，就是采取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现在我们讲鲁迅怎样横向地考察人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他者，可以概括为三种：敌人、爱我者和群众。首先讲敌人。这是很宽泛的概念，就是你要办一件事情，对你形成阻力的东西。《野草》里有一篇《这样的战士》，他说这个战士，拿起投枪，向他的敌人掷过去，明明前面有个敌人，但当他把投枪掷过去的时候，那敌人不见了，就变成“无物之阵”。我们一般打仗是摆开阵式，敌我双方阵营分明，这是传统战争。而现代战争，敌人找不到但存在，这叫无物之阵。这无物之阵比有物之阵更可怕，就像我们中国传说的“鬼打墙”，你半夜走到荒野里，前面分明有鬼，一拳打过去，鬼不见了。就像办一件事情，分明阻力重重，你的事情办不成，但找不到原因在哪里，找不到反对你的那个阻力在哪里。无物之阵有什么特点？首先，无物之阵实际上是你的敌人玩了一种花样，或者是反对改革的人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当我要做一件事情，提出一个革新的倡议的时候，反对你的人就要利用他的权力把你压下去。如果压不下去，他一定改变面孔。其实他是反对你的，但他对你点头微笑。其次，无物之阵其实就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习惯势力，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这是最可怕的。鲁迅称它们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它一方面要杀人，阻碍你；另一方面，它没有名称，又不是故意的，甚至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来反对你。鲁迅说，无物之阵可怕，在于它含混不清，有某种模糊性，所谓“事出有因，査无实据”，你就没办法了。鲁迅谈第二个问题，是和爱我者的关系。“爱我者”也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父亲、母亲、老师、同学、朋友、兄弟姐妹等等，都是爱我者。那么是不是爱我者总能给我以灵魂的安慰和安宁呢？也不见得。鲁迅在《过客》里提出一个命题，叫做“诅咒爱我者的死亡”。这是一个很令人费解的命题。到底怎么理解？鲁迅举了个例子来说。他说我有一个八十岁的老母亲，她非常爱我，时刻关心着我的一举一动；当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没有母亲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这件危险的事情。但是，因为有了母亲，有了母亲对我的爱，我在做这个危险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想，我这样做会不会给母亲带来痛苦，我就不能够按照我的意愿去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说，当一个战士或者个人，要取得思想和行动的绝对自由的时候，这种爱我者的温情，常常会妨碍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独立自由。因此，鲁迅得出一个结论，说人的思想和行动的独立自由，常常容易挫跌在爱上。爱固然可以给你以力量，但爱也会成为你的一个牵制。鲁迅在考察自我和爱我者的关系的时候，他发现了一种矛盾：一方面，渴望着爱我者对我的爱、理解和温情；同时，又恐惧甚至于要拒绝这样一种爱。渴望爱又拒绝爱，这就构成鲁迅这样个具有强大的独立的自由意志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困境。第三方面就是自我和群众的关系。鲁迅对中国的群众有一个高度的概括，叫做“戏剧的看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不妨做个试验，譬如你跑到大街上，你在地下吐一口痰，假如你蹲下来看这口痰，不到十分钟，你周围会密密麻麻挤满一堆又一堆的人，大概都在看，看别人，同时被别人看。这是中国到处可以见到的现象，这就是中国所特有的“看客”现象。作为被看的另一种人，就像《药》里的夏瑜那样。他们怀着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牺牲，结果在《药》里面就转化成为茶馆里面大家议论的材料。也就是说，这样一些中国的志士仁人们，他的理想和崇高，在看客现象中都转化成为一种表演，从而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鲁迅在讨论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无物之阵的一种可怕的消解力量，他看到爱我者所可能产生的消解力量，他看到群众作为戏剧的看客所可能产生的消解的力量。他都得到了十分绝望的结论。所以我们说，鲁迅内心是非常绝望的。但是当一个人绝望到顶点的时候，就会大彻大悟，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很多事情你之所以失望，原因就在于你原来抱的希望太大了。所以一开始，你就把所有的问题都看透了，都想透了，你就不绝望了。这就叫做“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绝望到底，就成了大彻大悟。所谓大彻大悟，就是看透了人生社会历史的局限性、有限性，看透了自我选择的有限性。大彻大悟之后，人们还可能出现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既然一切都如此，都看透了，那我就什么事也不做了，就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还有一种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前面是坟，但还要努力地往前走，要反抗，要奋斗。因此鲁迅的哲学就是要“反抗绝望”。这种反抗绝望的哲学，其实包含两个侧面。一个侧面就是看透一切，大彻大悟，或者说就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打破一切幻想，打破一切神话，清醒地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一切生存困境，这是打破一切瞒和骗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态度。另一个侧面，就是采取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一种反抗绝望的哲学，是把中国传统哲学当中的道家、佛家的大彻大悟和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高度的结合。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为其特点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是鲁迅哲学的核心，同时也是20世纪的中国所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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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1939年1月生，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著名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吴福辉、温儒敏等合作）、《心灵的探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与黄子平、陈平原合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绘图本中国文学史》（与董乃斌、吴晓东等合作）、《漫说文化》（与陈平原、黄子平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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