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以温情和敬意回望历史（附视频）

马勇少数派悦读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学术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1894-1915：梦想与困惑》《1895年大梦初醒》《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中国尴尬》《1911中国大革命》《超越革命与改良》《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晚清四书》等，并为梁漱溟、严复、章太炎、蒋梦麟等多人立传。

陈曦 | 文徐洋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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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是历史学界重启现代化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不过他们这辈人，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接受的都是革命史叙事。

“现代化史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颠覆了原来我们唯一的革命史叙事——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华民族的抵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人民的抗争，反动政府的卖国和人民对主权的捍卫。从延安左翼运动，直到范文澜、胡绳、刘大年，这是一个完整的革命史叙事的建构过程。”

但在今天，学界已经不再单纯用这样的范式来讨论历史了。这个转折来自于改革开放对学术界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之后不到两个月，《历史研究》下面一个杂志发表了重评洋务运动的一篇文章，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这篇文章从学术史的角度，重提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现代化史的叙事就在1979年——马勇上大学那一年，重新进入中国学者的思维范畴。

“原来我们骂洋务运动，骂李鸿章，这篇文章却对李鸿章、洋务派有一个正面的表达，对官商合办、民间资本的利用都有很好的解读，这个评价是颠覆性的。”

真正推动现代化史研究的，是在1986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在岳麓书社由陈旭麓先生推荐出版。阅读这本书给马勇以极大震撼。

蒋廷黻是南开大学历史系创办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49年之前中国史学界如雷贯耳的人物。他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虽然只有区区五六万字，却建构了近代中国现代化史叙事的逻辑。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时候，大量的1949年之前的学术思想被屏蔽了，最典型的就是蒋廷黻。”马勇的第一本书，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实际上就是他阅读蒋廷黻所做的一个笔记。

1988年，美国的罗兹曼等人所写的《中国的现代化》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推出。如果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开山之作的话，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则很严密、很体系化地探讨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这本书启发了国内好几本以“现代化史”命名的书。

在马勇看来，任何历史叙事都有它的缺陷。“我觉得历史叙事不一定一个非要压倒另外一个，革命叙事、现代化叙事、全球史叙事，可以并行不悖地探讨历史，它们应该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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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评论马勇是“温情写史”，他也主张“怀揣着温情与敬意旁观历史”，对于曾经为民族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他一直是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

马勇借用陈寅恪“同情的理解”的原则，强调对历史上的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其作为。然而，这个原则说起来容易做到难。人们在谈到历史人物特别是近代历史人物时，总是容易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

比如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慈禧太后，这位在过去上百年被标签化的历史人物，被康梁师徒视为“万恶之源”。马勇则从历史视角重新审视慈禧太后，在他看来，慈禧并不简单是我们过去所认知的那样邪恶，那样不可理喻。在慈禧当国的四十多年间，晚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工业化从零起步，至1908年她去世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城市化也在这个时期有了进展。

再如袁世凯，马勇在看了大量的一手史料后，并不认为他在武昌起义后就开始谋划“窃国”，“史料里面明明讲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发生后，幕僚们在他家讨论如何应对这个变局，一半建议他起兵平叛，另一半建议他登高一呼自己把皇帝做了。袁世凯讲：我不要革命，我子子孙孙也不做革命党。袁世凯认同的是君主立宪制的路子，但又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清廷不往前走的压力和革命党不信任的压力。袁世凯可能也是在利用这个危机来推动。”

马勇说，举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评价历史人物，要将其置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量，而不是刻意为其辩解。

“我总觉得一个历史学家要保持一种童心，绝对不应该以今人之恶去猜测古人。中国从孔孟以来强调做人堂堂正正，接受的都是君子教育。我总认为不能以后人之小心计来讨论前人的大智慧。我们今人也很快成为前人嘛，后人会怎么讨论我们？”

马勇写过不少历史人物，写严复的时候，他就把严复的照片贴墙上，写到得意的时候跟照片对视一下：这句话写得可以吧？

“这个时候，历史学家就是在和死人对话，死人处于绝对的话语弱势，他没法辩解，如果历史学家以很恶的角度去揣测研究对象，那不就是在制造冤假错案吗？”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马勇的基本想法是，“讲历史人物的好，你就多讲一点都不要紧；讲历史人物的坏，一定要很谨慎的。”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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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故问社，视频来源：腾讯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