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

陈嘉映，1952年生于上海，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紫江学者。主要著作有《哲学·科学·常识》、《说理》、《语言哲学》《何为良好生活》等，译著有《存在与时间》《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哲学研究》等。

01.

快乐内融在活动中

欲望得到了满足，我们会快乐，但我们本来是被欲望驱动去满足它，而不是追求欲望满足后的快乐。快乐主义这种初级反思把快乐当成了行为的结果，再进一步当成了生活的目的，由此产生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议论。还是尼采说得好:“快乐并不发动任何事情。”

一般说来，所做的事情是核心，而快乐，如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像是一种伴随物”。“伴随”这个说法有时会误导。是什么伴随着行为，一种模样还是一种情绪？你赢了一场业余网球选手锦标赛，捧起奖杯，眉开眼笑，的确副快乐模样。但刚刚比赛之际，你扣杀、救球，肌肉绷着，眉眼皱着，东突西奔，汗如雨下，一点儿都不像快乐的样子。又在何种意义上，有一种快乐的情绪伴随着你？快乐并不是在外部伴随着活动，多半时候，快乐内融在活动中。

久别重逢的朋友相聚伴随着快乐，这并不是说：相聚是一回事，快乐是一回事，在这里，快乐和相聚只是在形式上可分的，不可误解为实质上可分的，仿佛快乐是一种东西、一种调料，现在加在朋友聚会中，下次加在网球比赛中。哲人常说到追求真理的快乐，他们并非一边追求真理，一边还感到快乐。追求真理的快乐不能脱离追求真理这种特定的活动。

我们做所乐为之事，快乐融嵌在行为中。快乐可能完全融化在行为里，乃至除了行为，情绪是否快乐全无所谓。为了区别于情绪上的快乐，我曾把这种融化在所事之中的快乐称作“志意之乐”。“志意”这个词是我编造的，好在望文生义，大致还通顺。乐于打球，乐于解题，虽苦犹乐，以苦为乐，孔颜之乐，通常都是志意方面的。快乐的情绪让人喜笑颜开，志意之乐诚然也有外部标志，但和喜笑颜开可能毫不搭界。贸贸然看上去，解题人眉头紧锁，登山人呼哧带喘。快乐作为一种情绪有来有去，笑容时间长了会僵在脸上，志意之乐却是长久的——并非我们会在这里找到一种持久的情绪，孔子也会生气、发火、哀叹，但孔颜之乐根本不是一种情绪，而是志意之乐。

志意之乐是健康向上的快乐，有别于溺欲之乐。同为听音乐、看舞剧，细审，其乐未尽相同，有时与健康美好相连，有时只是沉溺于声色。贪食而求肥甘，这是溺欲之乐，引来道德家批评。朋友相聚宴饮，情人间的欢爱，竞赛胜出的快乐，虽然拔不到乐道的高度，但“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

02.

道德性给予生活以深度

应然不限于道德上应当，也不限于我们应当，物事本身也有应然——钥匙应当在大衣兜里，河水不应当这么深呀。应当大致相当于按道理说。道理来自现实，现实包含“应当”。事凊按常理发生，事情“自然而然”发生，意味着事情不仅如此，而且应当如此—所是是其应是，what is as it should be。水往低处流，这是事实，也是应然。自然状态是实然与应然的和合处，甚至要说，自然而然的存在，理所当然的存在，是实然与应然未分之处。

世界一开始就是裂成两半的，一边是没有道理的纯粹事实，另一边是纯粹的道理，而我们无法越过把两者分开的鸿沟，从纯粹的实然跳到纯粹的应然。我们通过探究隐藏在自然之中的“深层道理”把看似不合常理的实然带回自然, 带回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依据深层道理所提供的解释，即旨在消除事实和道理的分离，找到了适当的道理，水在虹吸管里上升就不再简单是水往低处流的例外，不再是不合道理的例外其合乎道理殊不亚于水平常下流。

斯蒂文森的主要论著《伦理学与语言》是从区分两种分歧起论的，他把它们分别称作看法的分歧和态度的分歧。你我的争论可能是关于事实的——影院现在上映的这部片子是不是张艺谋的片子。你我的分歧也可能缘于你我态度不同——我们确定了那是张艺谋的片子，正因为是他的片子，所以你要去看，我不要去看。不难看到，这种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区分实然与应然。斯蒂文森说：“伦理学分析的中心问题——甚至可以说‘真正的问题——就是详细地阐明看法与态度是怎样发生相互关系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深有洞见的论断：如果研究只涉及实然，与我或我们应当怎样做没有关系，那就是科学研究；如果研究只涉及应然，而没有实然为据，那就是道德说教。只不过，要阐明看法与态度怎样联系起来，势必依赖看法与态度自然而然和合的情境。你看到大船在沉没，你自然而然应当跳上救生艇逃生。大船沉没之际你跳上救生艇逃生合乎常理。然而，现在大船正在沉没，你却没有去逃生。大船沉没之际逃生是不是这个理，须考虑具体情况，须考虑别的道理。此际有更深的道理：你是船长，你应当让乘客先逃生，你是个男人，应当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

在康德那里，逃生出自欲望，欲望属于因果世界，这里只有实然，没有应然；应然惟出自理性的道德命令。应然不来自实然，它们是两个全不相连的世界，一个世界压倒另一个世界。而在我看来，这里出现的不是实然与应然的分歧，而是不同道理的分歧，或不同应然的分歧。我们努力过上一种“道德的生活”，不是因为应然世界始终应当压倒实然的世界，而在于“道德上的应然”是生活中的深层道理，道德性给予生存以深度。

船长留在正在沉没的船上让乘客逃生，这是更深一层意义上实然与应然的和合。然而，不也有那样的船长，海难来临时自己先溜之大吉吗？物理世界里,实然与应然的不合总是表面的，物理学的基本信念是：通过更深入的研究，通过理论的变形，一切不合理论的例外最终会合乎理论，从而得到适当的解释。而在伦理生活中，实然与应然的和合另有一层意义：实然和应然在典范那里和合，在典范那里，实然展示了应然。

这种更深的和合是通过努力达到的，不经这种努力，实然与应然不是表面上分张，而是真实地分张：实然不副应然。这种分张不是通过解释消除的，而是通过实践中的努力消除的。

 03.

何为良好生活？

有所作为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

今人把有所成就的人统称为“成功人士”，实则，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成功让优秀人物变得更加坚毅、从容、大度，而那些靠在浊世钻营得了官位得了钱财的竖子，得意张狂，变得更加浅薄低俗。这样的成功人士多了，差不多把成功也带累成了低俗之事。

但在一个污浊的社会，谁能够靠品格而不靠钻营取巧有所成就？古人说: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吗？我不敢引用狄更斯的那句名言，说什么我们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我只敢说，不管好坏，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毫无疑问，这种建设包括批判与改造。不过，我们仍应留意，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尤不要因习于抱怨而放松自己、放纵自己。说到底，并没有谁应许过送给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是有人应许过而你年幼无知相信了，你长这么大了还继续相信就是你自己的不是了。

在正常处境中，品性虽不见得带来福报，但不至于带来恶报——实际上,这正是“正常社会的定义。但若处境极端恶劣呢？耶穌宣扬套新教义，法利赛人借彼拉多之手把他钉上十字架；文天祥正气凛然，慷慨赴死……耶穌、文天祥、遇罗克，他们过的是不是良好生活？良好生活的提法，着眼于不那么极端的人物、不那么极端的处境。在极端的环境里，良好生活这个概念会失效，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人的品性仍然分成三六九等，但那里丧失了良好生活的任何可能。文天祥杀身成仁，特雷莎修女慈爱无边，曼德拉功彪史册，梵高完全自任于艺术冲动，这些大德大勇大才超出了一般良好生活的范围。

我们不是颜回，他不改其乐，我们可能觉得苦不堪言。我们更不是耶稣，以一身尽赎人类的罪孽。我们有一点儿品格，有一点灵性，但远没有强大到单靠品格和灵性获得幸福，我们还想在最通俗的意义上过上好日子。若以年龄论，年轻人要更多培养品格、修炼灵性，老年人过得安逸一点儿，似乎顺理成章，所谓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