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老师！老师！

我又见着我的老师了，如朝山进香的人见到他自幼就心存感念的一位应愿之神。在今年正月的阳光里，也值正月的冬寒，我回家奔赴我三叔的喜丧事，也去赴办我大伯三周年的庄重礼俗和纪念。在这闲空间，张老师到了我家里，坐在我家堂屋的凳子上。

乡间室内的空旷和凌乱，纠缠分隔着我与老师的距离与清寂。相向而坐，喝着白水，削了苹果，说了很多旧忆的伤感和喜悦，诸如三十几年前在初中读书时，我的学习，我的作业，我的逃课，还有我的某某同学学习甚好，却因家中成分偏高，是着富农，似乎爷爷有着所谓剥削别人的疑嫌，他便没有资格就读高中了。自然，一九七七年之后的那场平地起雷的高考，他也无缘于坐入考场掌试一下自己的命运了。还有另外一位苦涩的同学，不仅在学习上刻苦，还在书法上颇具灵性天赋，人在初一时，其正楷墨字，已经可与颜帖乱真。可是后来，因着形势家境，他不仅未考，而且缘于疾病，早早就离开了这个荒冷热烦的世界。

这个世界，对于有的人荒冷到寸草不生；对于有的人，却是繁华闹到天热地烫，每一说话行走，都会有草木开花，果实飘香。然对于我的老师张梦庚，却是清寂中夹缠暖意，暖意里藏裹着刺骨的寒凉。

生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末梢，老师读书辍学，辍学读书，反反复复，走在田埂与人生的夹道中，经历了来自日本的刀光枪影；经历了国共拉锯征战的循环往复，之后有了一九四九年的红旗飘扬；又经历了土改时家里忽然成了地主。这样的命运，大凡中国人都可想见其经历与结果的曲折变形，荒冷怪异。

可是好在，他终归识字，厚有文化，国家的乡村也最为明洞文化的斤两，虽然文化不一定就是尊严富贵，可让孩子们认字读书，能写自己的名姓和粗通算术计量，也原是生活的部分必然。于是，老师就成了老师。从一个乡村完小到另一个乡村完小，从一个乡村中学到另一个乡村中学，直至中国有了改革开放，他被调入县里的一所高中，做了教导主任，最后主持这个学校的方方面面。杂杂落落的闲急高低，一晃就让他全部人生的金贵岁月，四十三个春秋的草木枯荣，都在布满土尘，连学生教室的墙角地缝和桌腿、校长办公室的地边也常有青草蓬生的乡村学校里枯荣衰落，青丝白染。

不知道老师对他的人生有何样的感想与感慨，他写的一本《我这一生——张梦庚自传》的简朴小册，读下来却是让人心酸胃涩，想到世事的强大和人的弱小，想到命运和生命多么近乎流水在干涸沙地的蜒蜿涓涓，奔袭挣脱，流着可谓流着，可终归却是无法挣脱干涸与强大的吞没。

最后的结局，是我们毕业了，老师白发了；我们中年了，老师枯衰了。我们成家者成家，立业者立业，而老师却在寂静的人生中，望着他曾经管教、训斥、抚疼过的那些学生，过着回顾和忆旧的生活，想着那些他依然记得，可他的学生们怕早已忘却的过往。

还记得，初一时节，他是我的班主任，又主教语文，可在语文课里的一天酷暑，我家棉花地里蚜虫遍布，多得兵荒马乱、人心恐惧，我便邀了班里十几个相好的男生同学，都去帮我母亲捕捉蚜虫。自然而然，教室里那一天是空落闲置，学生寥寥，老师无法授课而只能让大家捧书阅读。

从棉花地里回校的来日上午，老师质问我为什么带着同学逃课，我竟振振有词说，我是带着同学去棉花地捉了半天蚜虫；竟又反问老师道，地里蚜虫遍布，我该不该去帮我母亲捕捉半天蚜虫？说蚜虫三天内不除掉去净，棉花就会一季枯寂无果，时间这样急迫，我家人手不够，我请同学们去帮忙半天，我又到底做错了什么？

事情的结果，似乎我带着同学们逃课正合了校规宪法，适合了人情事律，反让老师一时在讲台上有些哑言。回忆少时的无理与取闹，强词与拙倔，也许正是自己今天在写作中那种敢于生编或硬套，努力把不可能转化为可能的早日开始。可是，在这次见着老师时，面对耄耋老人，给我一生养育呵护的父辈尊者，我心里三十几年不曾有的内疚，忽然如沙地泉水般汩汩地冒了出来。

我们就那样坐着喝水聊天，说闲忆旧，直至夕阳西下，从我家院墙那边走来有风吹日落那细微淡红的声响，老师才要执意地告别离去，不无快意乐福地说他的子女们都工作在外，孝顺无比，真是天有应愿，让他一生坎坷，教书认真，到了年老，却子女有成，学生有成，仿佛曲折的枯藤根须，终于也繁漫出了一片树木林地。

老师从我家走去时候，是我扶他起的凳子；离开院子时候，是我扶他过的门槛；送至门口远去的时候，是我扶他过的一片不平不整的地面。我的父亲离开人世太早，扶着老师的时候，我就像扶着我年迈的父亲。望着村头远去的父亲般的老师，落日中他如在大地上走移的一棵荣过年迈的老树，直至他在村头缓渐地消失，我还看见他在我心里走动的身影和慢慢起落的脚步，如同宁静里我在听我的心跳一样。

说不出老师哪儿伟大，可就是觉得他伟大；说不出他哪儿不凡，可就是觉得他不凡。也许这个世界的本身，是凡人才为真正的伟大，而伟大本身，其实正是一种被遮蔽的大庸大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