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
西南联大皮名举教授曾说：“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落后。”张宏杰把这句话中的“落后”两个字，改成了“特质”，他认为，不读世界史，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自身的独特之处。《简读中国史》就是这样一本“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简史，“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地看待历史，张宏杰发现了历史的一些整体性规律。
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
中国文明并不是最古老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是出现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间是公元前3500年前后。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生根后，开始陆续向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传播：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它们都鲜明地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
黄河流域的二里头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750年。由于中国地理上的隔绝性，中国文明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东一些文明要素，比如青铜、战车、牛和羊，传播到中国时，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已经形成了。
而中国地理上的隔绝性，也使得中华文明有了第一条发展脉络：它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世界上其他几大古文明之间互相影响和交流很多。因为它们中间有一个地中海，如同内湖一样，让它们连接在一起。在世界古文明中，只有中国与其他文明的隔绝程度是最高的。中国的西南面和西面，是一系列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是大漠和大草原。
人类四大古文明都兴起于大河流域，这说明灌溉农业对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黄河流域在四个大河流域中是条件最好的。黄土的结构疏松，天然适于农耕，人们仅仅利用原始的石刀石犁，就可以开辟大面积耕地。黄河流域是一个非常适合文明发展的“子宫”，中华文明虽然后发，一度却比其他文明发展得快，很早就达到成熟状态。
张宏杰认为，这就造就了中国的第二条发展脉络：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文明也迅速发展，在西周时期，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整饬的大一统封建制度，比欧洲早了近1800年。接下来，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又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同样比欧洲早了近2000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
“周秦导师之变”与“自治能力”
张宏杰认为，纵观中国历史大脉络，“周秦之变”影响巨大。秦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它取代了存在时间长达800年的周朝。这就是“周秦之变”。
周秦有何不同？张宏杰有个形象的比喻：周朝实行分封制，社会结构就像是大船中一个又一个的隔水舱，虽然同处一条大船，但这些隔水舱彼此是相对独立的。周秦之变的内容，就是国家权力打破层层限制，把小隔水舱全部打通，把一个个小共同体连接成了一个大共同体。周秦之变，诸侯国不再存在，原来的封地全部变成郡县，由皇帝派地方官管理。地方官治理的逻辑和世袭贵族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完全来自皇帝，所以他们唯皇帝之命是从，不在乎被他们统治的老百姓对他们怎么看，因为他们是“流官”，干几年就走。皇帝的命令因此很容易直接贯彻到社会底层，想要收多少税，马上就能收上来；想要调动多少人修长城，马上就能调动起来，不必管百姓的死活。帝国的“汲取”能力空前增强。
而在西方文化中，小共同体的传统一直很深。且不说希腊城邦是自治的，罗马帝国结构中也保留了大量自治成分，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也是小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庭，能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中世纪后期出现的自治城市，更是现代西方民主的重要起源。张宏杰因此认为，这造成了西欧近代大共同体和中国式中央集权的不同：欧洲集权国家是在议会、自治城市、行会等多种社会力量发育起来之后出现，因此君主的专制权力是有限的，君主权力不仅受法律、议会的制约，也受到社会各阶层、利益集团的限制。而中国的“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以前”，因此君权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周秦之变后，中国社会原有的那些小自治体和小共同体被消灭了，完全被官僚体系取代。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写法国专制王权时期一样，“中央集权下官僚机构的行政活动取代了地方民众的公共生活”，社会因此沙漠化。事实证明，这不利于一个社会持续保持活力。
两个世界的撞击
秦治的规律是，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就像新手机开机，开始总会运行得比较顺畅。有一段政治清明期，甚至会出现盛世。然而几代之后，就会腐败混乱，官逼民反，各种危机爆发，导致大一统郡县制王朝经常出现系统崩溃，不得不重新启动。
中国和西方的真正碰撞，一般都认为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张宏杰认为，碰撞的起点，应该是1793年。这一年，英国国王派出一支庞大的使臣队伍，来到中国。
英国人为什么会派使节团访问中国？在此之前的1733年，英国人发明了飞梭，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工业革命使英国像吹气球一样迅速强大起来，英国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卖到世界上去。可是，他们的商品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广受欢迎，就是打不开中国市场。1793年，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迎头撞上，让中国历史从此卷入全球化进程。
当时的欧洲，正流行着一股中国热，许多学者号召欧洲向中国取经。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然而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他们发现这个庞大的帝国政治效率很高但依靠高压，在经济上也并非富裕，而是贫穷。这也直接导致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天上掉到地下。
张宏杰认为，在英国使团到达中国之前，欧洲人从来没有想象过武力进攻中国的可能性。然而，马戛尔尼一回国，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而且这种声音还披上了文明的伪装。
令人遗憾的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因为恼火于英国人不行跪拜礼，乾隆皇帝错失了了解西方文明并迎头赶上的历史时机。缅甸的情况和中国十分形似，缅甸的面子不是跪拜礼，而是英国使者面见缅甸国王时能不能穿鞋的问题。而当1853年面对美国的“黑船来航”，日本的反应却大大不同，这也让日本成为向近代世界转型最顺利的国家。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世界各国发展演进的专题性描述，张宏杰以深刻的史识廓清了很多问题。如他自己所说，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历史学家们基本上是按照“善恶忠奸”这个简单的思路，对复杂的历史记忆进行整合，认为只要“亲贤臣、远小人”，天下自然太平。这种历史总结能力，是中国从秦朝到清朝，一直在“鬼打墙”式的治乱循环中绕圈子的原因之一。所以，读史需要悟性。“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并不绝对正确，学历史不见得都能获得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