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

我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张五常

据说约瑟夫·熊彼特（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

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

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

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

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

有一次，杰克·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和名誉退休教授，张五常老师）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

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

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

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

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

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米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主张自由巿场经济而知名）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

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

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

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

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亚当·斯密（现代经济学之父）、约翰·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等人。

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

这是弗里德曼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

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

举一个例子。当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

弗里德曼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

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阿尔钦（阿门•阿尔伯特•阿尔钦，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名誉教授）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

当经济学界以功用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阿尔钦问：“甚么是功用？什么是量度？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

后来阿尔钦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长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

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

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

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

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什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

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

弗里德曼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

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

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波普尔（学术理论家、哲学家）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波普尔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或见解的根源。

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

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

那些主张“演绎法”或“归纳法”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

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英国教士、人口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哈耶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及舒尔茨（西奥多·舒尔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成员），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

这可见思想见解是首要，逻辑次之。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科斯（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殊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

柯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科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甚么？他说“麦的市价”。

几个月后，在闲谈中，柯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

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

罗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哪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

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

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

“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曾经是加纳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

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

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

茅塞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微转变一下，可能茅塞顿开。

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

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

这个老问题到了柯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那一方？”柯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

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

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

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

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

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

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

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

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萨缪尔森、阿罗、宇泽洪文、斯蒂格里茨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

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

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

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造成不良影响；这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像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

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

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

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利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

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

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

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入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

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

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

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

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

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

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

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沙才清楚地解决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这问题到了科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什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

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

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若是有的活，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

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

斯蒂格勒（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尔（加里·S·贝克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

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

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

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

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3年，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

贝克尔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科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