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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哲学的主题是什么？这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答案五花八门，大相径庭。一方面，有人认为哲学是对一切有关时间和存在的思考，是科学中的王后，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另一方面，也有人想要将哲学视为伪科学，认为哲学无非是利用词义含混大做文章，是人类智力发展不成熟的表现。随着占星术和炼金术被自然科学的强势发展所贬黜，哲学在他们眼里无异于神学和其他思辨学科，都是要进博物馆的老古董。也许，要回答上述问题的最好方式是追问其他学科领域是如何构成的。例如，我们如何划分化学、历史或人类学这些学科的界限？此时似乎可以看出，学科或者研究领域是由它们诞生之初拟要回答的问题所决定的，之所以会有这些学科就是要给这些问题提供答案，而有且唯有我们知道去哪里找寻那些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本身才是可理解的。假设你问某人一个很普通的问题，例如：“我的大衣在哪里？”“为什么J. F. 肯尼迪当选为总统？”或者“苏联的刑法体系是怎样的？”他通常都会知道如何着手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自己或许不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遵循怎样的步骤去寻求答案。如果是要找大衣，我们会去查看它是否在椅子上或衣柜里。若是想要知道肯尼迪何以当选总统，或者了解一下苏联的刑法体系，我们会去查阅专业著作，寻找经验证据，然后得出并提交相关的结论，如果答案并不确切，也至少给出可能的解释。换而言之，我们知道找到答案的途径：我们知道何以一些答案是可能的，而另外一些答案则不可能。这些问题之所以具有可理解性，首先是因为它们的答案可以通过经验手段获取，即有条理的观察或实验，或者两者的结合。这些经验手段也是获取直觉判断或自然科学知识的手段。另外还存在一类问题，我们同样确切知道获取其答案的正确途径，这些问题有关诸如数学、逻辑学、语法、国际象棋或纹章学等形式学科。它们的特点是都要运用某些确切定律或推理规则，并且只要正确应用这些定律或规则就可以获取有关问题的正确答案。例如，我们不知道如何求证费马大定理（至今也没有人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们知道努力的方向：我们知道使用哪些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哪些方法找不到答案。如果现在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观察草地或者蜜蜂行为而获取有关数学问题的答案，或者认为可以通过纯计算获得有关经验问题的答案，我们会觉得那人大错特错，简直就是发疯了。每种大类问题（无论是事实性问题还是形式问题），都拥有各自专门的方法：一旦这些领域里的天才发现得到认可，它们就可以被全无天赋的人机械性地套用而找到问题的正确答案。这些人类观念领域的标志就是一旦问题被提出，我们就知道获取答案的方向。人类具有体系性的观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持续努力，要将人类想到的问题加以系统阐述，这些问题按照获取答案的方式分成两大类：一种是经验的，它们的答案最终取决于观察数据；一种是形式的，这类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纯粹计算，不受事实性知识的约束。这种一分为二无疑过于简单：经验和形式的成分并非完全没有勾连，但是它包含了足够的真理，不会误人太深。如此区分这两大人类知识的来源是自人类自觉思考以来就得到认可的。但是，还有些问题无法被轻易归纳到这两大类。通过经验观察的行为可以轻易知道什么是欧卡皮鹿。同样，通过运用既定规则计算可以得知729的立方根。但是，如果我问，时间是什么？数字是什么？人类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我如何知道过去曾经发生、如今不复存在的事实？果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吗？我要如何着手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我问大衣在哪里，答案可能是“在衣柜里”，不管这答案是对还是错，至少我们知道去哪里去找大衣。可是如果一个孩子问我：“镜子里的影像在哪里？”我总不能让他到镜子里去看个究竟，因为那样只会让他发现镜子是实心的玻璃；我也不能说影像在玻璃上面，因为影像肯定不像邮票贴在信封上一样附在玻璃表面上；我也不能说影像在镜子后面，尽管看起来像是这么回事，但真要去镜子后面看个究竟的话是什么也看不到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一而足。很多人长期以来都在非常严肃地思考这类问题（“时间是什么？”“时间可以停滞吗？”“当我看见重影，那两个影子是什么？”“我怎么知道其他人［或者物体］不只是我脑子虚构出来的东西？”），也因此陷入一种无望的困扰。语法学家可以通过套用一些规则回答“‘将来时’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但如果我问：“‘将来’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要去哪里寻求答案呢？所有这些问题看起来都不无可疑，它们彼此之间大相径庭，或曰镜子里的重影，或曰数字，或曰兄弟情谊，或曰人生目的；它们与另一类问题的区别在于问题本身好像不会包含一个可以让人找到答案的线索。而另一类，也是更常见的问题则恰恰包含这些线索（一些内置的技巧可以帮人找到问题的答案）。关于时间，关于他人存在等问题只会让提问者困惑，让讲究实际的人烦恼，因为这些问题看起来不会指向明确的答案或任何有用的知识。这表明在经验性问题和形式性问题这两大箩筐问题之间，至少应该还有一个问题箩筐，容纳那些无法轻易分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质多样，有的看起来是事实问题，有的看起来是价值问题；有些是文字问题，有些是符号问题；有些是关于使用方法的问题：科学家、艺术家、批评家、日常生活中的老百姓都会问起，还有一些是关于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有些问题会涉及思维预设，有些会涉及本质和道德、社会、政治行为的目的。所有这些问题唯一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不能通过观察或计算来回答，归纳和演绎也行不通。如此一来，一个必然的推论就是提问者从一开始就面临困惑——他们不知道去哪里找寻问题的答案；没有词典、百科全书或知识纲要可以参考，也没有专家、权威人士可以肯定地给出绝对权威的答案。此外，有些问题还是普遍性问题，要基于原则处理；而另外一些问题，即使它们本身不是普遍性问题，也会轻而易举地引起，或导致原则问题。这些问题通常被叫作哲学问题。常人因性情不一或对之不屑一顾，或敬畏有加，或不无怀疑。正是因为如此，有人常常试图重组这些问题，以便让题目能全部或部分地通过经验陈述或形式运算来回答。这也就是说，有人努力，有时甚至是非常绝望地努力，想把这些问题放到经验问题箩筐或者形式问题箩筐当中。对于后两个箩筐的问题而言，千百年来，人们已经积累了可靠的方法，可以得到可靠的结果，其真实性可以通过公认的方式得以验证。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知识历史呈现一种持续努力，要把所有问题都搬移到这两大“切实可行的”类别当中；因为一旦一个令人困扰的“怪”问题被当作一个经验问题或形式问题，它就不再是哲学而成为某一门公认的科学(形而上学或神学声称自己是科学的主张必须依靠以下假设，即直觉或天启都是关于世界事实知识的直接来源；因为它们都声称直接经验形式，它们的数据，如果被允许存在，属于我们在此说的“经验”箩筐。)。如此说来，在中世纪早期将天文学当作“哲学”也不是什么错误：只要关于恒星和行星的问题不是由观察或实验及计算所决定的，而是由非经验性观念所决定的；人们认为完美天体被上帝或大自然赋予的目标或内在本质所左右而作圆周运动，即使经验观察指出这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并不清楚何以解决天文学的问题：如观察实际的天体运动有什么用？观察无法通过经验或形式手段证明的神学或形而上学主张又有什么用？只有当天文学上的问题能够通过观察和实验方法找到明确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又可转而构成系统性的联系，其一致性可以通过纯逻辑或数学手法得以验证，现代天文科学才得以创立。与此同时，那些与观察实验毫不相干，因而与新科学无关的一大堆晦涩的形而上学观念被抛弃，并逐渐被降格和遗忘。所以，在我们当今时代，诸如经济学、心理学、语义学、逻辑学等学科正逐渐摆脱既不依赖观察也不依赖形式的一切；一旦它们成功完成了这一过程，它们将被推入属于自己的自然或形式科学领域，尽管它们的过去是属于哲学的，它们的现在和将来都是经验和/或形式的。观念史因而是一长串弑杀长辈的历史，新学科通过弑杀它们的长辈学科，彻底清除其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来谋求自由，这些蛛丝马迹都是所谓“哲学”问题，即自身结构里不带有解决问题方案的问题。无论如何，上述行为是此类科学的理想；只要它们的一些问题（例如有关现代宇宙学的问题）不是由纯经验或纯数学方式表述，它们的领域总会与哲学的领域有所重合。事实上，要说有任何一门高水平的科学已经彻底肃清了它的哲学问题都是不负责任的。例如，现在物理学上的本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哲学问题——概念的框架问题，只有根据这些概念才可以形成假设，才可以解释观察数据。波动模型和粒子模型之间有什么关系？不确定性是亚原子理论的最大特征吗？这些问题是哲学类型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这些问题无法通过演绎或观察程序找到答案。另一个方面来看，任何试图解答这些问题的人都必须接受过物理学训练，甚至在这方面有天赋，而且任何解答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意味着物理科学的进步。虽然，随着实证科学的不断分离，没有什么哲学家的问题会是物理学的问题，但一些物理学家的问题还会是哲学问题。这也是哲学的外延和内涵在这场消耗中没有显著减少的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因为不管多少问题可以转换到经验或形式处理，无法如此处理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减少。这一事实势必让启蒙哲学家气馁，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真实问题都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得以解决，17、18世纪的自然科学家在这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千真万确，即使在当时人类也没有找到解决以下核心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哲学问题，因为它们显然是无法回答的：人和万物是否因上帝或大自然要实现某一目的而被创造？如果是，那个目的是什么？人是否可在面临多种选择余地时自由抉择，还是与此相反，要严格受制于统治自然界的因果法则？伦理和美学真理是普遍而客观的还是相对而主观的？人只是血肉之躯，被一堆骨头和神经组织撑着，还是不朽灵魂的尘世居所？人类历史究竟是否有一个可辨的模式，或者只是因果关系的不断重复抑或一连串偶然而莫名其妙的意外事件？这些古老的问题折磨着启蒙哲学家，如同它们同样折磨着古希腊、罗马、巴勒斯坦和中世纪的西方贤哲。物理和化学没有告诉人这些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某些人一定要在某种条件下服从另外一些人？以及这些义务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是否幸福和知识、公正和怜悯、自由和公正、效率和个人独立都同样是人类行为的可靠目标？如果是，它们彼此之间是否互相兼容？如果不是，应该选择哪些目标？而选择的有效标准又是什么？我们如何可以确信它们的有效性？有效性本身又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过，有些18世纪哲学家争辩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曾存在类似混乱和怀疑的状况，不过一些天才后来脱颖而出，创造了秩序。自然和自然法则隐藏在黑夜中：上帝说“要有牛顿”，然后一切都被照亮。(这是英国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给牛顿写的墓志铭，原文为：“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God said‘Let Newton be!’and all was light.”——译注)
假设牛顿能让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来决定宇宙中每一个物体的位置和运动，一下子废除一大堆无序的、充满矛盾的、晦涩的、一知半解的、迄今为止被当作自然知识的经验法则，那么难道我们不可以指望通过应用人类行为原则和对人的本性分析，来获得类似的澄明并且在同样坚固的基础上建立人文科学？哲学以语言的谜团和晦涩为食，如果它们被清除了，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只有尚需检验的人类信仰，或日常人类需求、希望、恐惧或兴趣的各种表现。这些是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该要研究的内容；人文科学需要的是一个牛顿，或者一系列牛顿；这样一来，形而上学的困惑得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闲来无事的哲学思辨家们得以彻底清除，在被清理的地基上建立起一座明确的、坚固的自然科学大厦。以上图景承载了所有著名启蒙哲学家的希望，从霍布斯和休谟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多塞、边沁、圣西门、孔德和他们的接班人，莫不如此。然而这个希望注定是要失败的。哲学的领域没有被分割到被一系列科学所替代的地步。哲学问题一直以来，并且将一直继续，令热爱思考的人着迷和烦恼。为什么会这样呢？康德曾给过一个令人启发的回答，他也是第一个严格区分两类问题的思想家；一类是事实性问题，另一类是有关事实表达模式的问题，无论这些事实或者我们关于这些事实的事实会如何改变，这些模式不会改变。这些模式或范畴或经验形式不是任何自然科学的论题。康德是区分事实和范畴的第一人：事实俨然是经验的数据，是我们观察或推理或思考的人、物、事件、品质、关系等；范畴是我们用来感知、想象和反思的范畴。在他看来，它们独立于不同的宇宙观，即那些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的宗教或形而上学构架。古希腊先哲，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曾以为万物皆为某种内在目的而生——即它们不得不去努力完成的结果或目标。中世纪基督徒认为世界乃是一个僧侣统治集团，万物和人均因神圣的造物主授意要完成的某个具体功能而生，唯有上帝知晓这一整体计划的目的，并根据其子民服从圣训的程度决定他们的幸福和痛苦——上帝每造一个人的目的都各不相同，实现这些目的就实现了普天和谐这一至高无上的模式，这一唯有上帝明白而子民无从知晓的整体性。18、19世纪的唯理论者只关心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创造的一切，将其他一切都视为因果关系的结果，如此一来，大多数事物都不追求什么目的，即使俨然有过变化和改变，也还是一种“原始”事实。这是一种与此前迥异的世界观。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到的世间万物还是同样的：同样的颜色、味道、形状、运动和休息的形式，他们经历着同样的情感，追求同样的目标，行为方式也类似。康德关于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原则认为，对于一切可感知的事物而言，我们看待它们的范畴是一致的、永恒不变的；正是这些范畴将世界统一起来，令沟通成为可能。但是，那些想到历史、道德、美学的一些人的确看到变化和区别；不同之处不是在于这些持续发展的文明所见、所闻、所想的经验内容，而是在于他们察觉事物的基本模式，他们用来构想事物的模型，他们用来看待事物的范畴或曰眼镜。一个相信上帝出于某一具体目的而创造了个体生命，相信罪孽会在死后阴魂不散的世界与一个完全不相信这一切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前一个世界里人的行为动机、道德规范、政治信仰、审美、个人关系等与后一个世界具有深刻的、系统性的差异。世界观不同，人类对彼此的看法也将大大不同：诸如因果、善恶、自由与奴役、物与人、权利、义务、公正、真理、谬误等随意列举的一些主要观念均直接取决于它们形成的整体框架，俨然它们是整体框架内的结点。尽管人们根据这些观念分类和整理的事实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但是这些差别（科学考察的对象）与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不同世界观的人戴着不同的眼镜，使用不同范畴，用不同模式思考这种更为深刻的差别又是不一样的。哲学既不是经验研究，不是对现有、已有或将有的存在物予以批判性考察，后者是通过直觉判断和信仰，以及自然科学方法得以做到的；它也不像数学或逻辑一样是一种形式演绎。它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经验物，而是它们被观察的方式，是用来对经验进行构想和分类的那些永恒不变或者暂时性的范畴。目的相对于机械因果；有机体相对于纯粹混合物；系统相对于简单归属；时空秩序相对于永恒存在；义务相对于欲望；价值相对于事实：这些都是范畴，是模式，是看待事物的眼镜。其中一些与人类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另外一些是暂时的。对于暂时性的范畴而言，哲学家的问题显得更加富有活力和历史性。不同的时期会产生不同的模式和框架，晦涩难懂与之相随。前文提过的物理学在当下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例。还有其他的例子证明这些不同的模式不仅会影响物理学家或其他专家的思考，还会影响到普通人的思考。例如，在政治学中，人类曾试图将其社会存在类同其他模式来构想：柏拉图就在某一时期，也许是照毕达哥拉斯的样子，试图将他关于人性的体系及其特征和目标仿照几何模式来思考，他以为几何模式可以解释一切。后来还有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模式；基督教神父著作和《旧约》、《新约》中大量出现的基督教形象；关于家庭的类比让人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机械模式（例如像霍布斯说的那种）；关于行军中的部队要讲究忠诚、奉献、服从才能制服和消灭敌人的观念（苏联就曾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观念）；将政府比作提防撞车的交警和照管财产的守夜人这种观念在很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心中都有；还有观念认为政府远不止如此：政府是一种众人为了实现共同目的而组成的伟大的合作体，因此政府有权进入人类经验的每一个细微角落，这种观念激发了很多19世纪的“系统性”思想；现在流行的从心理学或者博弈论借来的体系。以上种种都是人类、集体、社会、文化用来设想自身经验的模式。这些模式常会产生冲突；一些模式被证明无效，因无法解释经验的多面性而被其他模式所取代，而这些其他模式因强调解释此前模式无法解释的经验层面而可能使原本已经被早先模式解释清楚的东西变得不那么清楚。哲学的任务，通常也是一项艰巨而痛苦的任务，就是要摆脱困境，揭示人类用来思考的、隐蔽的范畴和模式（也就是说使用的语言、意象和其他符号），揭示其晦涩或矛盾之处，辨别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会妨碍建立合适的方式来组织、描述和解释经验（因为所有描述和经验都会涉及一些用来描述和解释的模式）；不仅如此，在更“高级”的层面，哲学的目的还包括检阅这种活动本身的性质（认识论、哲学逻辑学、语言分析），揭示隐藏在这个二级的、哲学活动本身之中的模式。如果有人反对说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太抽象，与日常经验太遥远，太无关核心利害关系、普通人的幸福、不幸和最终的命运，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的指控。人类生存离不开描述和解释天地万物。他们用来这样做的模式必定深刻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无意识的影响尤其突出；人类的诸多痛苦和烦恼都是因为机械地、无意识地、刻意地运用了无效的模式。谁能说清政治上过量使用系统模式造成的痛苦，或者当下极权主义理论家将国家比作一件艺术品，将独裁者说成是雄心勃勃地打造人类生命的工匠带来的痛苦？谁能说清此前年代里在社会关系上，特别是在国家元首与子民关系、牧师与普通信徒关系上过分应用根据父权制模式打造的隐喻和模式所带来的害处和益处？如果世间还存在建立一种理性秩序的希望，公正评估不同人类群体不同的利益——这也是评估其效果、相互作用模式及其后果必不可少的知识，人类为了可以继续生存并在不损害他人同样重要的欲望和需要的前提下满足自身欲望不得不寻求切实可行的妥协——这种希望就在于揭示这些社会、道德、政治模式，特别是它们扎根的潜在的形而上学模式，检阅它们是否胜任自身工作。哲学家们永恒的任务就是检验不受科学方法或日常观察影响的一切，例如，范畴、概念、模式、思维或行为方式，特别是检验它们彼此有冲突的方面，旨在构建其他内在冲突较少，并且不易曲解的隐喻、意象、符号和范畴体系（尽管这一目标通常难以彻底实现）。完全可以合理假设说，造成这项任务混乱、痛苦和恐惧的主要原因之一，无论是什么心理或社会根源所造成，就是盲目坚持陈旧观念，对任何形式的自我反省都充满病态的怀疑，不遗余力地阻止用任何程度的理性分析来考量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目的。这种具有社会危险性、智力挑战性，还常常令人痛苦不堪并且费力不讨好但又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哲学家的工作，不管他们研究自然科学、道德问题，或者纯粹个人事务。哲学的目标永远都是一样的，就是帮助人类理解自身，以便他们能在旷野上、在黑暗中行走自如。本文选编自《概念与范畴: 哲学论文集》，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