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于公元前469年生于雅典，据说父亲索弗若尼斯库斯是一名雕塑家，母亲斐娜拉底是接生婆。苏格拉底年轻时是哲学家阿基劳斯的学生，从此毕生以哲学为业，却从不把他的哲学思想写下来。他教学从来不收学费，于是很快陷于贫困，不过他对物质财富毫不在意。他一年到头就穿那一件袍子，而且几乎总是打赤脚（有人说他生来蔑视鞋匠）。在他死前已经结婚成家并有三个儿子。他的妻子桑娣帕以凶悍著称（有人问他为什么娶她，他说驯马人需要在最烈性的马身上练习）。他很多时间都花在室外，在雅典的公共场所同朋友谈话。他们欣赏他的智慧和风趣，却很少有人能欣赏他的外表。他身材矮小，大胡子、秃顶，走起路来步子奇怪地摇晃，他那张脸被熟人打过各种比方：螃蟹、猩猩或者怪物，他扁鼻子、大嘴，杂乱的眉毛下一双鼓出的肿泡眼。但是他最奇特之处还在于行为习惯：他经常走到各种阶层、各种年龄的雅典人跟前贸然发问，根本不管人家会觉得他怪异或者会发火，要他们用确切的词语解释他们为什么相信某些常识，或者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正如一位曾遭他突然袭击的将军所描述的：毫无例外，任何人只要面对苏格拉底，而且开始谈话，不管他起初的话题离得多远，苏格拉底总是能在谈话过程中牵着他的鼻子走，直到最终把他套牢在一个话题之中：让他讲述现在的生活方式，以及过去是如何度过的。一旦给套住了，那么苏格拉底在把他从各个角度彻底审问个遍之前是不会放他走的。气候和城市布局也助长他这种习惯。雅典一年中有半年天气温暖，增加了在室外萍水相逢就随便交谈的机会。在北方，一般的活动都是在泥筑围墙之内，阴暗、烟雾弥漫的室内进行的，而在阿提卡得天独厚的蓝天之下不需要任何遮蔽。在熙熙攘攘的正午过后，忧思忡忡的夜晚尚未到来之前，午后的时光特别令人心旷神怡，此时悠然自得地在古希腊的集市上闲逛，在彩绘的或是饰有厄琉特里奥的浮雕宙斯像的拱顶之下，圆柱之间，同素不相识的过客闲聊，是很平常的事。城市的规模也正适合居民宴饮交际。大约24万人居住在雅典城内及其港口。从位于城市一头的皮雷埃夫斯（一译比雷埃夫斯）步行到另一头埃基厄斯城门，1小时足够了。这里的居民互相之间的感觉就像是学校的同学，或是共同参加一场婚礼的客人。并不是疯子或是醉汉才在公共场合找陌生人交谈。我们之所以对现状不予质疑，除了气候和城市规模的因素外，主要是因为我们把大众喜爱和正确混为一谈了。这位赤脚哲学家提出了无数问题，就是为了论定大众喜爱的是否恰巧是正确的。许多人都被他提出的问题搅得发狂。有的人奚落他，还有少数人恨不得杀了他。在公元前423年春季，狄俄尼索斯剧院首演的《云》一剧中，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为雅典人塑造了一名角色，就是他们中间的这位哲学家的漫画形象，他对一切常识都无礼地、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不找出其逻辑之前决不接受。扮演苏格拉底的演员在舞台上出现时坐在一个由吊车高挂在天空的篮子里，因为他自称他的头脑在高处能更好地思考。他终日沉醉于重要的思想之中，没有时间梳洗或做家务，因此衣衫总是散发着恶臭，家里脏得到处都是虫子，但是他至少能思考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一只跳蚤能跳相当于它身体几倍的高度？蚊子哼哼是从嘴里还是尾部发声？虽然阿里斯托芬没有就苏格拉底的问题的结果予以展开，观众看完戏以后一定能感觉到问题与结果之间的关系。阿里斯托芬所表达的是常见的对智者的批评：他们提问题时比那些从不冒险去系统地分析问题的人离常识的观点越来越远。那位喜剧作家与哲学家的分歧就在于是否满足于通常的解释。对这一问题的估计截然不同。在阿里斯托芬看来，正常的人满足于普通的常识：跳蚤由于身材小所以跳得远，蚊子哼哼声总是从某个地方出来的，而苏格拉底是个疯子，因为他悖乎常理，如饥似渴地追寻复杂的、不合常情的另一种答案。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在某些问题上——也许不一定是跳蚤问题——常识可能更值得深究。他同许多雅典人简短地交谈后，发现对于如何拥有美好生活有着普遍的看法，多数人视为当然，不容置疑，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事实上这种看法漏洞百出。而人们谈到这种看法时自信的神态说明他们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与阿里斯托芬的期待相反，苏格拉底与之对话的那些人似乎不太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据柏拉图的《拉凯斯篇》记载，有一天下午，这位哲学家遇到了两位受人尊敬的将军：尼西亚斯和拉凯斯。他们都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与斯巴达人作战，因而赢得雅典城里老人的敬重和青年的仰慕。后来，两位将军都战死疆场——拉凯斯在公元前418年的曼丁尼亚战役中牺牲，尼西亚斯则于公元前413年死于不走运的远征西西里之役。他们都没有留下任何肖像，不过可以想象，他们可能同帕台农神殿上一组壁画中的两位马上骑士相似。这两位将军坚定地信仰一种被奉为常识的思想：为了证明一个人勇敢，必须参军，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杀死敌人。但是当苏格拉底在露天广场与他们邂逅时，忍不住要再问他们几个问题：拉凯斯：我说，苏格拉底，这太容易了！如果一个男人自愿与自己的队伍在一起，直面敌人而不逃跑，那他肯定就是勇敢的。但是苏格拉底记得在公元前479年普拉蒂亚战役中，希腊军队在斯巴达执政官保萨尼阿斯带领下，先后退，然后才勇敢地打败了马多尼斯领导的波斯军队。苏格拉底：据称，普拉蒂亚之役，斯巴达人遭遇（波斯人），不愿面对面作战，退了回去。波斯人在追击中打乱了队伍，然后斯巴达人再转回身去像骑兵那样战斗，从而打赢了那一战役。拉凯斯不得不再思，然后又提出第二种常识的观点：勇敢是一种坚韧精神。但是苏格拉底指出，坚韧精神可以指向鲁莽的目的。为区别勇敢和胡来，还需要另外的因素。拉凯斯的同伴尼西亚斯在苏格拉底指引下，提出勇敢还应该包括知识，知道辨别善恶，而且不能总是只限于打仗。于是，雅典人极为推崇的一种美德，其标准定义之严重不足就在一场短短的室外谈话中揭露出来了。这场谈话证明，原来的定义没有考虑到战场以外也可以有勇敢，也没有考虑到把知识与坚韧精神结合起来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也许看来很小，但是其意义深远。如果在此之前，一位将军所受的教育是命令部队撤退就是懦夫行为，尽管撤退在当时是惟一明智的策略，那么重新定义勇敢之后，就使他的选择余地有所拓宽，并且有了应付批评意见的依据。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还有一则苏格拉底同一个对一种常识观点极端坚信的人的谈话。美诺是一名专横跋扈的贵族，从他的故乡塞萨利亚到阿提卡来访问，他对金钱与美德的关系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向苏格拉底解释说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十分富有，贫穷总是由于个人有缺陷，而不是出于偶然。我们现在也看不到美诺的画像，不过我在雅典一家旅馆的大厅里翻阅一本希腊男人的杂志时，我想象他可能同画上那位在灯光照耀的游泳池中饮香槟酒的男人相似。美诺自信十足地告诉苏格拉底，一个有美德的人就是有许多钱买得起好东西的人。苏格拉底问了他几个问题：苏格拉底：你心目中的好东西只是这些？美诺：是的，我指的是一切诸如此类的东西。苏格拉底：……你在“获得”一词前面要不要加上“正义、正当”的字眼？你认为有没有区别？如果是不正当地获得的，你还称之为美德吗？苏格拉底：那么，似乎正义、节制、虔诚，或者其他的美德应该附加于“获得”（金银）之上……事实上，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只有用不正当的手段才能获得金银，因此使人缺少金银财富，那么这匮乏本身就是美德。苏格拉底：那么拥有这些东西并不比缺少这些东西更体现美德……片刻间，已经向美诺证明了金钱、权势本身不是美德的必要和充足的条件。富人可能值得仰慕，但这取决于他的财富是怎样获得的，正如贫穷本身并不能表明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一样。没有必然的理由让一名富人自以为他的资产就保证他的美德；也没有什么必然的理由让穷人觉得贫穷本身就是堕落的表现。话题可能会过时，但是其根本意义是没有时间性的：他人也可能错，尽管他们身居要职，尽管他们所采纳的是几世纪来大多数人的信仰。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用逻辑审视他们的信仰。美诺和两位将军的观念不健全，因为他们没有先论证其逻辑性就全盘吸收了流行的规范。苏格拉底打了一个比方来指出他们这种被动态度的不合理：活着而不作系统思考就好比制作陶器或制鞋而不遵循技术程序，或者根本不知道有技术程序。谁也不能想象单凭直觉就能做出好的陶器或鞋子来；那为什么认为过一种比这要复杂得多的生活，就不需要对其前提和目标进行持续的思考呢？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实际上不认为生活有那么复杂。某些困难的活动从外表就看得出很困难；而有些同样困难的事物却看起来很容易。对如何生活有一个健全的观点属于第二类；制作陶器或制鞋属于第一类。制陶显然是十分艰巨的工作。首先要把泥土运到雅典，通常是从城南7英里处的科利亚斯角的一个大坑中取土。然后放在一个轮子上转，每分钟50至100转，转速与器皿的直径成反比（东西越小，转速越快）。然后进行擦拭、抹平、抛光和装手柄。下一步是上一种与碳酸钾混合的优质黏土制成的黑釉。等釉干了以后立即放进开着风口的窑内加温到摄氏800度，烧得颜色变成深红，那是黏土硬化成为氧化铁（Fe2O3）的结果。然后再全封闭加温到950度，窑里再加一些湿的树叶以维持潮湿，这样，陶身变成灰黑色，而那层釉呈烧结晶的黑色（磁铁矿Fe3O4）。过几个小时，再把风口打开，把叶子耙出来，让温度降到900度。此时釉仍维持第二次火烧成的那种黑色，而陶身又回到了第一次的深红色。难怪很少有雅典人不假思索就去自己制作陶器。制陶业的艰难谁都可以充分看到。可惜，达到良好的伦理思想却不是如此，这属于另一类表面简单而内里十分复杂的活动。苏格拉底鼓励我们不要被那些人的信心十足唬住而泄气，他们根本不理会其中的复杂性，至少不如制陶的工序那么严格就断然得出自己的看法。凡公认为显而易见和“当然”的，很少真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教会我们想到世界比看起来更有可变性，因为传统的成见往往不是从无懈可击的推理中得出来的，而是从几世纪的混沌头脑中涌现出来的。现存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这位哲学家不但帮助我们设想别人可能是错的，他还教给我们一种简便的方法，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的。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开始过有思想的生活？很少有哲学家比苏格拉底对此的要求更低了：我们不需要受过多年正规教育，也不一定需要闲适的生活。任何人，只要有好奇心、思维正常，有意对一种常识的观念进行评估，就可以随时在街头同一个朋友开始对话，仿效苏格拉底的方法，不到半小时也许就会得出一两个开创性的新思想。苏格拉底拷问常识的方法在柏拉图的早期和中期的对话录中随处可见，由于其步骤一贯，很容易用说明书、手册类的语言表达而不走样，并适用于任何被灌输的、或者想要反抗的思想信仰。这一方法告诉我们：一项论断是否正确，不取决于它是否是大多数人的主张，或长期为重要人物所信仰。只有不能被合乎理性地驳倒的论断才是正确的。不能证伪的论断才是真理。如果能够被合乎理性地驳倒，能够被证伪，那么不论有多少人相信，不论相信它的人多伟大，这种论断也是错的，我们应该怀疑它。01. 取一种为世所认定的常识论断：勇敢的行为要求坚守阵地不后退。有美德的人需要有钱。02. 想象一下这一论断可能是错的，尽管说这话的人充满自信。寻找这一论断可能不对的情境。是否存在在战场上后退的勇士？是否存在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的人？一个人能否有钱而无德？一个人能否无钱而有德？03. 如果对以上问题找到例外情况，那么原来的定义就是错的，或者至少不准确。勇敢而后退是可能的。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是可能的。有钱而为卑鄙小人是可能的。贫穷而道德高尚是可能的。04. 最初的论断必须考虑到以上例外并将之精确细腻地表达。在战场上退或进都可以是勇敢行为。有钱人只有财产取之以道才可称为有美德；而有些无钱的人可能有美德，因为其处境使美德与赚钱不能两全。05. 如果随后又找到了对以上修正过的论断来说的例外，那么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真理——就迄今为止人类可以企及的而言——寓于一项看来驳不倒的论断。追求真理，就是发现我们原来差不多认定为是的其实为非。06. 不论阿里斯托芬如何加以歪曲，思考的产物总是优于直觉的产物。
当然，不经过哲学思辨也有可能获致真理。即使不用苏格拉底的方法，我们也会认识到如果处境使道德与赚钱不能两全，一个没钱的人是可以称为道德高尚的，或者在战场上进退都可以是勇敢行为。
但是，除非我们先已对反对的意见作过彻底的逻辑思考，遇到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就会不知如何应付。如果有一位盛气凌人的人物断然表示：金钱是道德的要素，或者只有懦夫才在战场上后退，我们就无言以对。缺乏反击的论据作后盾力量（犹如普拉蒂亚战役和在腐化的社会中致富），我们只能理不直气不壮地、或是蛮横地说，我觉得我是对的，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意见虽然正确，但不知道如何理性地回应反对的意见，苏格拉底称之为“原始意见”，以别于“知识”——那就是不但知道一种看法之所以为真，而且还知道另一种看法之所以为伪。“原始意见”比“知识”逊一筹。苏格拉底把这两种对真理的认知比作著名雕塑家代达罗斯的优美的作品：由直觉得来的认知犹如一尊塑像放在室外的底座上而没有支撑，随时可以被一阵大风刮倒；而以理智和反诘的论据为支撑的认知则犹如用绳索钉牢在地上的塑像。苏格拉底的思辨法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获致结论的途径，这样达成的意见可以经得起狂风暴雨而信心不动摇。阿兰·德波顿 | 著 来源《哲学的慰藉》 排版@听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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