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德波顿：人性中的势利倾向

（英）阿兰·德波顿｜著

陈广兴 南治国｜译

未成年时，没人在意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无条件地受人宠爱。我们可以吃得打饱嗝而毋需顾忌，可以狂喊大叫而不顾他人感受，也可以不挣一分钱，不交一位有权有势的朋友，但是，我们还是周围的人关注的中心。

一旦成年了，就意味着我们得在这满是势利鬼和冰冷面孔的世间争取一个位置，这些人的影响使我们产生身份焦虑的关键所在。尽管也有朋友和爱人承诺说永不抛弃我们——即便在我们破产和名誉扫地之时，他们也会和我们共同度过（有时候我们会真的相信他们）——现实却相当残酷：我们身边多的是势利小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势利的眼神下生活。

在英国，“势利”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据说它的产生还同当时牛津、剑桥大学的一种习惯相关。那时，牛津和剑桥大学通常会在考试名册上有意识地将普通学生同贵族子弟区分开来，习惯上在普通学生姓名旁注上“sine nobilitate”（拉丁文，无高贵血统的意思），简略为“S．nob”。（即现在英语中的snob，意即势利者。）

“势利者”一词的本意是指一个没有显耀身份的人。但这种词义在现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当初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反，指一个因为他人没有社会地位而瞧不起他人的人。显然，人们使用它时赋予了它很强的贬义色彩，用它来描述一种对他人的歧视，而这种歧视又是极为错误，应当受到讥讽的。威廉·萨克雷的《势利人脸谱》（1848）是最早涉及这一话题的著述之一。他在文中指出，25年来，势利者“已如铁路般延伸到英伦的每个角落。现在，在这个所谓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你随时随地都能碰上这些势利鬼，并一眼就能认出他们”。但实际上，势利并非是什么新生事物，平等精神才是；在平等精神的观照下，传统的带有等级歧视的做法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至少在像萨克雷这类的知识分子看来是不合时宜的。

与势利者相处，可以使我们恼怒，也可以使我们紧张和气馁，因为我们会感觉到内心深处的自我如此渺小，也就是说我们身份之外的自我如此渺小，我们根本无力改变势利者对我们的歧视。我们也许有所罗门的智慧，有奥德赛的足智多谋，然而，只要我们不具备一种社会认可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所有这些优点都形同虚有，势利者只会漠视我们的存在。

年幼时，人都是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上，一无所有，但他们仍受宠爱，而作为婴儿，他们是无法用世俗或物质的方式来回报那些爱他们的人。他们被宠爱、受呵护，而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可能不听话，大声嚎叫且使性子，但他们仍被宠爱。本质上，成人阶段的爱同幼年时期从父母那里获得的那种绝对的无条件的爱并无差别，正因为如此，势利者以身份取人的做法会让我们难于接受。

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获得的爱转而取决于我们的成就：我们得彬彬有礼，在学校必须成绩优异，而后又须在社会上获得一定的地位和声望。这些努力也许能吸引别人的注意，但其动机和渴望其实相当平实，无非就是试图找回那种我们儿时曾有过的充分的、无条件的宠爱。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努力争取的那些辉煌的成就，同儿时睁大无邪双眼，胖乎乎地坐在厨房地板上努力拼搭积木的行为并无二致。

由于我们对爱的渴望如此明显，所以只有那些最笨拙的势利者会承认他们交友是受到对方权力和声望的吸引。把对方的权力和声望作为邀请对方共进午餐的理由，不但显得不足信，而且会使对方觉得受了侮辱，因为一个人的权力和声望是我们最本质最难以去除的身外之物。虽然无须等到我们离世，我们就可能失去权力，变得寂寂无名，但我们如孩童般对爱的渴求却永不停歇。聪明的势利者则清楚他们应该让被奉承者知道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被奉承者现有的尊贵身份和地位——如果说他们可能也注意到这些被奉承者作为外交大使时使用的轿车、报纸上关于他们生平的报道或者他们在公司里的董事头衔，那纯粹只是一种巧合，仅仅是他们对这些被奉承者深沉的、纯粹的、敬意的表征而已。

然而尽管这些势利者挖空心思，曲意奉承，但那些被奉承者很可能看出这些堂皇颂词背后的变化无常。因此被奉承者会离开势利者，因为他们害怕有朝一日，自己那与身份完全无关的真正的自我会被他们摸透。

势利者关注的只是他人的声望和成就。一旦他相熟的人的声望和成就有所改变，这些势利者很可能闻风而动，重新排定他所谓最亲近的朋友，从而上演一出出悲喜剧。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1922）一书中，在19世纪末的巴黎，一个雾罩的傍晚，身为中产阶层的叙述者赶往一家非常高级的餐馆去和他的一位贵族朋友共享晚餐。他的朋友是德·圣卢侯爵。他先到了餐馆，而他的侯爵朋友稍稍来迟。他到餐馆时，餐馆的招待见他穿着寒酸，听姓氏也非名门望族，断定是一个小人物来到了他们的地盘。他们表现得相当倨傲，把他领到一个在寒风口的桌位，对他的服务一点也谈不上殷勤。

大约一刻钟后，侯爵到了，认出了他的朋友，在餐馆工作人员的眼里，叙述者的地位迅即上升。餐馆经理开始对他深鞠躬，帮他打开菜单，并讨好地用华丽的词汇向他介绍当天的特别菜肴，甚至还称赞他的衣着，竭力地想让他不要将这些特别的殷勤同他和侯爵的关系联系起来，有时还莞尔浅笑，似乎想表示这所有的殷勤都是源自内心对叙述者的尊敬。当这位叙述者想要一些面包时，餐馆经理立即双脚并拢，大声说道：

“‘没问题，男爵先生！’‘我不是男爵，’我对他说，语带嘲讽，也有一丝悲哀。‘哦，该死！没问题，伯爵先生！’我还没来得及作第二次申辩，他就走开了。可以想见，如果有了第二次申辩，我一定会晋升到侯爵了。”

不管餐馆工作人员对这位叙述者的态度的转变看起来是多么令人满意。其意义还是微乎其微，因为餐馆经理根本就没有改变他极为势利的价值判断。他只是在他的残酷的标准之内作了一些变通——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有机会碰到一个德·圣卢侯爵或什么魅力十足的王子来向世人证明我们一样有高贵的心灵。我们在更多的时候是要坐在寒风口的桌位上“享用”我们的晚餐。

深藏在我们内心的害怕其实才是势利产生的惟一根源，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对势利有清楚的认识。对那些对自己的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心思去把成心矮化他人当作某种消谴。傲慢的背后藏着的无非就是恐惧。由于总是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才要想方设法让别人觉得他不如自己。

这种害怕还能世代相传。同人类所有的陋习一样，势利者也是代代相承。上一辈的人定会向下一代灌输低下的社会地位就是一种悲剧的观念，使下一辈不可能在感情上轻易摆脱低下的身份就意味着平庸，高尚的身份就意味着卓越的思维定势。

1892年的《笨拙》周刊上刊登了一幅幽默漫画，时间是一个春天的上午，地点是海德公园，有两家人正在公园漫步。漫画上有这样的对话：“妈妈，看，斯派塞·威尔科克斯一家走过来了！”一个女儿对着妈妈喊道，“有人告诉我，他们很想和我们攀上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和他们打声招呼？”

“傻丫头，那怎么成？”妈妈回答说，“他们这么想结识我们，这就表明他们根本不值得我们结交。只有那些不想结识我们的人，才值得我们去结交！”

显然，这位妈妈的回答显示了她内心根深蒂固的势利。除非这位妈妈能彻底根除这个痼疾，否则她断无可能对斯派塞·威尔科克斯一家产生好感——同样，她的后代也不太可能摆脱这种因袭的势利（其实是一种源于害怕的心态）的循环。

然而，单凭个体的力量很难挣脱势利的桎梏，因为势利的病征是群体性的。年轻一代开始也许会对势利反感，但这还不足以将人类从势利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因为这很可能使他们渴望博得那些轻看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好感，因而也变得势利起来（我们可以不喜欢某些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想讨得他们的欢心）。由此可见，杰出阶层的势利观念足以影响整个社会，使所有的人为了赢取别人的爱和认可而开始热衷于那些他们原本毫无兴趣的所谓追求。

对于人类这种由于渴求尊严而受挫并深感恐惧的情绪所导致的势利倾向，我们应该多一些理解和悲情，而不是一味去苛责。

但有时候，我们还真的很难不去嘲笑某些势利者，他们热衷于显示自己同名流显要的交往，急切想让人知道他家有纯金做的水龙头，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抬高他们的身价。长期以来，维多利亚风格的家具就可以说是一堆毫无品位的东西。它们主要的制作商是伦敦的杰克逊-格雷厄姆公司，风格艳俗夸张，最具典型的就是它的橡木橱柜，柜面上雕有一群正在摘葡萄的小男孩，还有两根刻有女像的柱子和一套刻花的半露柱。当然，最过招摇的还是橱上那只60公分高的镀金公牛。

我们也许会对买下这样一件家具的人极尽揶揄之能事，然而在我们嘲笑他们之前，我们其实应该设身处地，以更宽广的视野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厂商要生产这样的家具？又为什么有人要买这样的家具？这样，我们也许不再拿这些买主打趣，因为该责备的正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是我们的社会预设了这样一种规范，让我们每个人都从心理上相信买下这样的橱柜是必要且值得的，因为这种过分雕琢、近乎怪诞的摆设能赢来别人的敬意。人们追求奢华，与其说是出于贪欲，倒不如说是源于一种情感上挥之不去的心结。往往是那些担心被人看不起的人，为了使自己不会显得太过寒碜，才会添置这样一件特别的家具，藉此传出一种信息：我也应该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