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下沉时代拒绝躺平的精神贵族

按：本文删节版刊于《财新周刊》2021年第22期6月7日出版，作者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此处为完整版。文中标题系原编者所加。

下沉年代拒绝躺平的精神贵族

文 | 唐小兵

来源 | 学人Scholar（ID：isixiang）

“诸同学出校后，若做政治家，便当做第一流的政治家，不要做一个腐败的官僚；若做学问家，便当做第一流的学问家，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有益于后人；若做教员，便当做第一流的教员，中小学教员不算寒酸，大学教员不算阔；第一流的小学教员，远胜于滥竽的大学教员。总之，无论做何事，必须真做得好，在这一界内必做到第一流。”

“在一个高等教育平民化和大众化的时代，清华大学不能因此而放弃培养智识贵族和精神贵族的责任。贵族不是见利忘义的暴发户，贵族也不是首鼠两端的政治投机分子，贵族更不是迎合大众的违心之徒，跟贵族相匹配的是文化情怀、政治意识和公益精神，尤其是文化上的创造能力和经典的生产力。清华应该积极创造让贵族能够产生的校园空间，让未来的精神贵族不再受到追名逐利的主流价值观的压抑和异化，也让他们能够远离意识形态的规训，而自发生长出自由而独立的精神世界。”

“若吾人有志欲作真正之政治家者，首先必须抱定有‘忍饿’之决心，否则随波逐流，与恶社会相浮沉，不数年，即没世无闻。此不特贻害国家，亦徒然牺牲一生。吾愿吾人有志走政治路者，先具有‘至死不变强者矫’之精神，与夫‘临大节而不渝’之操守。”

“在今日民主政体之下，政治家惟一之道德，在能容纳异己——能有容纳反对党之气量。否则，欲出于一己之自由垄断，则其结果必至反至于专制。不应全无证据，而动辄诋毁他人之人格；不应遽尔以‘卖国贼’三字，为攻击敌党无敌之利器。又敌党当权之时，应尽监督之责，而不应有‘撤台’之行为。此种举动，可谥之为‘极无价值之消极抵抗’。又如同议一案，敌党主张，为我所反对，然我应须有充分之理由，与之辩论，不可作‘意气’之争闹。又一经通过之后，则吾个人或少数人，虽始终持反对之态度，不少改变，然同时必须履行服从之义务。尽可继续无穷，提出于下次会议，而当时则不可不服从多数。是固在一定轨道上之政治，必须有容纳敌党之容量。”

“一个人若有信仰，不独不肯做卑污苟且的事，且可以忘却目前污浊的境界，而别有一种安慰；于目前一切痛苦、困难，都不觉得失望，不发生惧怕，所以我希望青年们总要有一种真挚的信仰。”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1921年12月在北京哲学社公开演讲）

“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由此可见，没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识实在危险。盖人苟无安身立命之具，生活便无所指归，生理、心理并呈病态。”（1923年1月13日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人怎样活得无趣呢？第一种，我叫他做石缝的生活，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余地，又好像披枷带锁，永远走不出监牢一步。第二种，我叫他做沙漠的生活，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又好像蜡人一般，没有一点血色；又好像一株枯树，庾子山说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这种生活是否还能叫做生活？实属一个问题，所以我虽不敢说趣味便是生活，然而敢说没趣便不成生活。”（1922年8月任公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演《美术与生活》）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

“吾未敢骤望吾国四万万人同时自觉，吾惟望中国少数曾受教育为将来社会中坚人物之学生，先行自觉而已。须知世界无论何种政体，其实际支配国家者，要皆为社会中少数曾受教育之优秀人才。”（《学生之自觉心及其修养方法》）

“纵观四万万同胞，得安居乐业，教养其子若弟者几何人？读书子弟能得良师益友之熏陶者几何人？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虽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设或不慎，坏习惯之传行急如暴雨，则大事倴矣。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

“吾辈命运，决无有冥冥中为之主宰者。有志竟成，天下固无不可成之事。人皆须有开拓一己命运之决心，而后人格始立。譬如人至稍有智识时，即无不有未来之思想，吾将来之为士、为工、为商、为富贵、为贫贱、为何种之事业，皆无不在思想中。此即所谓志也。人至青年，即当有志。所志既定，此后有所作为，即无不准此以进行。虽有种种之困难，亦无足虑。盖困难者，为最有益于吾人者也。”（1916年12月任公在上海南洋公学之演说）

“‘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捷的法门，可惜被后来有些人说得太精微，倒变了不适实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说：‘主一无适便是敬’。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一点不旁骛，便是敬。业有什么可敬呢？为什么该敬呢？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认定一件事去做。

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这叫做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总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的，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

“凡此之类，都一面求智识，同时一面即用以磨练人格，道德的修养与智识的推求，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所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

“在前现代的中国，‘读书’和‘做人’基本上是同一件事。‘读书’是指‘读中国经典、诗词和作文’，特别是指读《论语》和《孟子》；而这些经典著作所教的，主要是如何成为‘君子’，因此，‘读书’本身也就是指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读书’和‘做人’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即所谓‘读书明理’。然而，作为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的专业化进程则把两者完全区隔开来，道德训练或曰性格塑造（即‘做人’）与获得专业知识（即‘读书’）完全分离，这种分离的可怕后果生动地体现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日益加深的道德与精神危机中，如何在孩子身上培养道德感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尽一分子的力，我也尽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