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敏兰：史铁生的幸运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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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的幸运与不幸

文 | 黄敏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69年1月13日上午，北京火车站红旗招展、人潮如海；鼎沸的声浪中夹杂着一片哭泣声（史铁生《病隙碎笔》中亦写道：“我记得临行时车站上有很多哭声，绝非‘满怀豪情’可以概括。”）。一群青少年正在站台上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告别，这其中就有刚满18岁的史铁生和15岁的我。随着汽笛的长鸣，我们坐在不同的列车中，向遥远的陕北进发，一起奔赴那“广阔天地”。共同的经历使我能更深地感受史铁生的“遥远的清平湾”，也更能认识他个人道路的坎坷。

史铁生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为其所树纪念碑

如果没有插队，没有在农村染上疾病（在本文中，会较多使用“如果”这个词，以探讨命运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史铁生也不会成为后来的史铁生。黄土高原上的劳动是艰苦的，当地老乡就把耕作说成是“下苦”，并称自己为“下苦人”，史铁生作品中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这对于习惯于大城市舒适生活、身体娇嫩的知青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不仅是意志的考验，也是体力的考验。史铁生的意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身体出现了问题：因脊髓受损伤而引起腰腿疼痛。如果史铁生当时马上申请“病退”回北京，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因为回京后可以得到治疗，使病情好转，也可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对身体造成进一步损害。按照北京市政府的知青政策，患病的知青可以以“病退”的方式回北京。虽然上面号召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但是很少有知青真正这样想。所以有些健康的知青也想方设法“病退”，例如开假的诊断证明、装疯、装病，甚至自残（当然是轻度自残，以免付出太大的代价）。有门路的知青则不用如此费劲，一些干部子弟或直接调回北京，或“走后门”当兵、以军队为跳板回京。

1971年，我们公社革委会（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举办知青学习班，重点批判知青怕苦怕累、不安心农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一名干部子弟因在给朋友的信中诅咒陕北是“春风不度的鬼门关”而受到缺席批判。后来我们才得知，正在我们义正词严地对他大张挞伐之时，这位知青已乘上飞机，飞回北京，匆忙得连行李都没有带。他能顺利地跳出“苦海”，完全是因为其父得到平反，恢复高官原职。

史铁生尽管不能“走后门”离开农村，也不会不择手段逃离陕北，但是以正常渠道回京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他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他当时对病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只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也许还有一点，是他可能并没有把陕北看作是“春风不度的鬼门关”，而是把它视为“世外桃源”。他看到乡亲们辛勤的劳作中也有诙谐和欢笑，并把人们挥汗如雨的劳作描绘成一幅从容、有节奏的动人画面。“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精神的畅想抵消了史铁生身体上的苦痛，让他并不急于告别陕北。

善良的陕北老乡心疼史铁生，照顾他，让他干较轻的活——喂牛和放牛，这让史铁生心里充满感激。在陕北，唯一能代替人力的牛被乡亲们视为宝贝，喂牛又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老乡把喂牛这样机要的工作交给他这个初到农村的小青年，充分说明对他的信任。孰料，这出于好意的安排，反而加重了他的病情。这完全是一场意外，在一次山野放牛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引起史铁生持续高烧，结果就卧床不起，稍稍缓解后也难以正常行走。如果史铁生在发病时能得到救治，起码及时退烧，或许不一定使病情发展到不可扭转的地步。可惜当地的医疗状况不能满足这种急迫需要——既无“120”系统，也无基本的急救设施。

如果史铁生有特殊的背景，也能及时获得救助。例如我们县曾经历两次特殊的空中“120”行动。一次是几名高干子弟被严重烧伤后，其同伴直接打电话给中南海，空军的直升机马上将伤员接回北京；第二次是一名知青“模范”人物不慎摔断腿，北京市派直升机降临黄土高原。但史铁生当然是不可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

于是治病就这样被耽误了。他不得不在1972年告别陕北，真正“病退”回北京。

史铁生曾对我说，他一生中的一大遗憾就是没能上大学，要不是因为那场倒霉的病，他肯定会像我一样在1977年考上大学。虽然农村生活也给我带来不少疾病，例如淋巴结核、风湿热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像史铁生的病那样可怕。我等到了恢复高考那一天，所以后来的生活道路也要比他顺利得多。史铁生还说，他若参加高考，一定会报考英语专业，因为他在学校时英语成绩很好，本人也喜欢英语。我想，那不是太屈才了吗，如果史铁生不成为文学大师，而是从事其他行业，哪怕是很好的职业，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文学都将是一大遗憾。

地坛一角

史铁生初回北京后的几年，几乎就是在痛苦中挣扎。希望与绝望、生与死的抉择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人们一般喜欢引用《我与地坛》中的那句名言：“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似乎史铁生有着超然于生死的天性。但人们未必知道，他这份迎接死亡的宣言看似洒脱，却是经历了多少痛苦思考才做出的。我不知道史铁生有多少次试图赴死，但我知道他比绝大多数病人都饱受选择生死的艰难。

史铁生回京后马上住进友谊医院，是在他父亲的搀扶下艰难地走进医院的。当时他曾暗中发誓：“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没想到一年之后却是被人抬着出院。为什么没治好病也没去死呢？其中原因很多，一是天使般的大夫的挽救。一位王主任和一名护士长两次将他从死神那里“抢下来”，王主任后来劝他看书，说：“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这句话给他指出一条活的路，让他慢慢地做些事，于是慢慢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还有就是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史铁生说：“我没死，全靠了友谊。”朋友们鼓励他，不时给他带来欢乐和对新生活的期待。（《我二十一岁那年》）

出院后的史铁生成了“待业青年”，前途无望；他母亲不甘心放弃，多次尝试治疗均以失败告终，也引起他的烦恼。于是他经常失魂落魄地跑到家附近的地坛公园，不断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地坛的苍凉与宁谧让史铁生躁动的心安静下来，让他暂别外界的纷扰，沉迷于精神的畅想、与大自然的交流。静下心来的他，也能通过观察地坛的人与事思考尘世生活。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洁净的世界里，他找到了灵魂的支柱——上帝（这个概念并非狭义的、具体的“上帝”）。他不停地与上帝对话，终于在上帝的感召下，使精神得到升华。不幸的史铁生因幸运地走进地坛而选择了生路。“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若换作人潮密集的北海、颐和园等名胜景区，即便有动人的美景，也不能符合史铁生的需要。“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活的问题了。这期间他母亲不断到劳动局低声下气地为儿子申请正式工作，但每次都遭遇冷漠的拒绝。不得已他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工资好像是每月15元，仅能糊口。这种糟糕的境遇让史铁生痛苦不堪。因为他不是一般的病人，而是残疾人；却恰恰又是一个追求崇高感和优美感的人。在当时的中国，“人的尊严”还是个陌生的字眼，至于残疾人的尊严就更无从谈起。且不说处处遭受白眼是寻常之事，更有人肆无忌惮地当众讥笑、嘲弄。有人嘲笑他，他说他恨不得抱着炸药包冲过去，与之同归于尽。少数人善意的同情和怜悯，更令有着高贵品格的他难以忍受。找不到正式和体面的工作，只能和一些没文化的老弱病残者为伍，以画彩蛋这种简单劳动为生。从史铁生作品中描绘的阴暗破旧的工作场所、低俗的氛围，即可看出他对自己当时状况的不满甚至痛恨。

为了有尊严地活着，他必须找一个体面的职业。

起初史铁生试图走外语翻译这条路，但是当时的中国尚未改革开放，对外交流没有展开，这条路显然行不通。于是在朋友的劝说下，他改投文学门下：“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为什么要写作呢？作家是两个被人看重的字，这谁都知道。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再去死呢也就多少说得过去了。”（《我与地坛》）

选择了写作的道路是一方面，是否具备写作的能力还没有把握。别人质疑他学历不高，也不像正常人一样可以“体验生活”，如何能够写作？

幸运的是，上帝给了他超凡的文学天赋：简洁优美的语言、敏锐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等等一切，再加上对生命、对命运独特而深邃的思考，最终成就了一个伟大作家史铁生。他的作品取得一连串的成功：《午餐半小时》和《爱情的命运》通过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刊物《希望》杂志问世，史铁生说这是他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午餐半小时》后为《花城》转载。《兄弟》和《没有太阳的角落》在北京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首发，而后为《青年文学》和《花城》转载。随后，《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及其后的作品相继问世，引起轰动，更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

史铁生说他的作品是在《希望》上最早变成铅字的，由此与西北大学结下不解之缘。我们西大同学，尤其是77级的，把史铁生视为校友。更巧的是，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也是我的校友，在校时我们已有较多来往。她是数学系的，而我是历史系的，是同一级。虽然隔行如隔山，当时文科与理科学生交往并不多，但对陈希米来说却是一个例外。她经常跑到我们宿舍聊天，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成了朋友。这是因为她的知识面广，所以乐于搞“跨学科”的交流。希米调到北京后，能够在华夏出版社做文史编辑，并升任编辑室主任，就充分证明了她文史知识的丰富。后来我的一些书评得到他们夫妇的欣赏，陈希米给我寄了不少她编辑的书，有时也让我写写书评，于是关系更加密切。此是后话。

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命运又跟史铁生开了个大玩笑：由慢性肾病发展为可怕的尿毒症，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虽然四肢健全的人也会患尿毒症，但是史铁生的新病却是由老病引起的：因为身躯长期弯曲、不能正常排泄，尿液中的毒素难以及时排出，严重损伤肾功能。史铁生不得不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最初每周两次（一般病人都是这样），后来因病情加重增加到每周三次。每次透析四个半小时，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大损害，但史铁生因为体质太弱，回到家中已是筋疲力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这些还能够忍受，最重要的问题是昂贵的医药费如何解决。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说，不少病人因没有钱而只得等死。有钱和没钱，竟然成了生与死的界线。幸运的是史铁生因“有钱”而被留在了“活”的这一边。这个幸运来自朋友的帮助和他作家的身份。最初是朋友们为他筹集医疗费，后来考虑这不是长久之计，便向有关方面申请资助，后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向东城区、朝阳区、北京残联、北京作协募集解决，2008年正式成为北京市专业作家，年底开始由北京市文联报销透析费、医药费。

史铁生与陈希米

这样看来，当初选择写作对他生活的意义多么重要：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改变了人生的道路；还为之后的生命提供了保障，这是当初难以想到的。如果他始终画彩蛋，多半要归到“死”的那一边。有组织的帮助就大不一样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每次看似令人绝望的打击没有让他气馁，终于通过拼搏跨越激流险滩，赢得胜利，然后又镇定地迎接下一场命运的较量。从知青到画彩蛋的“待青”又到作家，史铁生的命运有着巨大的改变。命运让他去思考命运，苦难驱使他去回味苦难；理性的思考使他战胜不幸，并把痛苦降到最低点。

“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临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追求使你充实，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好运设计》）

在《病隙碎笔》中，史铁生说：“有一回记者问到我的职业，我说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这不是调侃，我这四十八年大约有一半时间用于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或许‘铁生’二字暗合了某种意思，至今竟也不死。但按照某种说法，这样的不死其实是惩罚，原因是前世必没有太好的记录。我有时想过，可否据此也去做一回演讲，把今生的惩罚与前生的恶迹一样样对照着摆给——比如说，正在腐败着的官吏们去做警告？但想想也就作罢，料必他们也是无动于衷。”让人难以忍受的病痛却被他描绘得如此轻松，有着这样心态的人还能活得不愉快吗？

史铁生的幸福不仅来自于他对命运的深刻理解，即使从实际生活来讲，他也的确有很多幸运的际遇，这是他能满怀幸福感地活下去的关键，也是他生活和创作的动力。

这幸运首先来自三位伟大的女性：奶奶、母亲和妻子。

对奶奶和母亲，史铁生充满感激和怀念。他在作品中说，如果有一片空地，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奶奶。选择合欢树是因为母亲一次从劳动局返家途中，在路边挖了一株合欢树树苗（当时以为是含羞草），栽到自家院子里。选择海棠是因为他小时淘气，经常呆在海棠树上不下来，奶奶从树下给他递吃的、喝的、玩的，或扶他下来回家。

奶奶和母亲给予他无边的爱，也让他懂得什么是爱、应该如何去爱。在《奶奶的星星》中，奶奶告诉他的故事与通常的说法不同：一般人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奶奶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人死了，就会升到天空，变成星星，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于是他“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他透过奶奶的博爱，思考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人与人的相互迫害，从而认识到：“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在《好运设计》中，史铁生所描述的那个母亲，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母亲：“一个幸运者的母亲必然是一个幸运的母亲，一个明智的母亲，她教育你的方法来自她对一切生灵乃至天地万物由衷的爱，这样你就会爱她，你就会爱她所爱的这个世界。”

史铁生曾阐述写作的目的，是要将思索的结果造福于后人，为后人铺平道路，这样做使他感到幸福。他说“一个真正的幸运者就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有如此高尚的情操。”（《好运设计》）可以说，爱是史铁生写作的动力，也是他作品的主题之一。

到后来，史铁生又有了陈希米这样一个善良、聪慧的妻子。史铁生和陈希米个性不同。史铁生是北方人，性格豪放却又平稳，说话不紧不慢；陈希米是上海人，说话语速快，干脆利落，性格也很爽快。他俩恰好互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铁生有着较深的宗教情结，希米在华夏出版社做的书也多是在神学和西方哲学方面。这是否反映了两人共同的志趣？希米也是个要强的人，尽管自己身体也不好，平日里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照顾病人，她仍不懈努力，做出不少大项目，着实令人钦佩。史铁生说，没有希米，他绝对活不到现在。无疑，把希米送到铁生的身边是上帝对他最好的眷顾。

一次史铁生又提起对外语的爱好，无意中透露说他时常给夫人用外语发短信，无论她是否在家；这是他对妻子的挂念，当然有时也是为了好玩。他问夫人：Where are you？What are you doing？我问希米是如何回答的，她说，我没理他。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史铁生也跟着笑，一点儿不显尴尬。也许希米不理他倒比有问必答更合他的意。

现在幽默、有趣的铁生走了，希米难免会感到寂寞。从此我便由挂念铁生转为挂念希米了。

史铁生的幸运还在于他有许多好朋友，鼓励他勇敢地活下去，鼓励他写作；随时给予帮助：外出时推轮椅、生病时送他到医院、帮助解决房子、医疗费等问题、把门前的台阶改成无障碍斜坡……当时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是朋友，在后来漫长岁月中伴他一路同行的，也是遍天下的朋友。今年1月4日，也就是史铁生60岁生日（冥诞），“与铁生最后的聚会”在北京798工厂举办，到场者近千人，其中除了一些慕名而来的读者，就是他生前的众多好友。

对于我来说，史铁生是我的朋友，也为我提供生活的动力。

因为病多，我常常抱怨自己命不好，反过来便羡慕那些健康的人，觉得他们比我幸运和幸福。一次我问史铁生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想法，他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感恩，感谢上帝给我的一切。”史铁生说感谢上帝，就是因为上帝在让他受苦的同时，又让他通过战胜苦难实现人生的价值，体会到胜利者的快乐。在我和另一位朋友诉苦时，他说：“史铁生的朋友，还能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吗？”这么一想，让我又恢复了信心。

又一次我问史铁生，你是否相信人有来世？他说，他不相信转世说，但是认为人的生命在死后仍会延续，并不是一了百了。首先人的精神会传给后人、影响后人；其次，人的肉体也不是了无踪迹，它会融进大地或江河湖海，或许在什么时候就参与另一个生命的形成。对于第一种说法我完全能理解，史铁生正是一颗闪亮的巨星，照亮了人们的心灵之路。但是对第二种解释，我当时还难以理解，直到现在才终于明白。史铁生死后，依照他的遗愿，将肝脏等器官捐献给他人，他的生命由此而在人间延续。

最后，我想说，有史铁生这样一位伟大的朋友，是我一生的幸运。幸运我能从他那里找到自己的幸运，把以往认为是灭顶之灾的不幸缩到最小；让我认识到听任“不幸”的摆布是多么愚蠢和可笑，因为那样只会增加自己的不幸；从而让我能笑迎一切可能降临的灾祸。我还想对他说，你的生命在所有被你爱过的和爱你的人们身上延续，你的思想激荡着我们的心灵，你博大的爱加深了我们相互之间的爱和对全人类的爱，你的热血在我们的躯体中流淌。这就是我们对你的永久纪念。

有网友提议在地坛公园为史铁生树立雕像。其实无论是否有实际的雕像，史铁生已经让地坛这座普通的园林，变成一处令人神往的圣地，他的名字和地坛永远地连在一起，就像巴黎圣母院因雨果而闻名于世、得以永存一样。

我想，今后每年的1月4日或12月31日，定会有不少人去地坛祭奠他。而我，则要包上一碗他小时最爱吃的扁豆馅饺子，与他共享“老史家”的这份特色食品。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1月12日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