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屏营、愈嘉 编：先知书店
无知和自负，让我们常把错觉当直觉，并按照这些“直觉”判断和决策。比如，印象中，经济危机、瘟疫、战争只是为数不多，为时不长的突发事件，自由、繁荣、和平才是历史的常态。进而认为，这些突发事件造成的心理恐惧，不过是妨害历史航向的小插曲。但是，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却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指出：心理因素才是文明发展的真正动力，文明的进程正是人类不断克制自身情感的过程。在诸多情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恐惧。恐惧是文明的心理基础，激发人类创造出世上几乎一切的文明成果。埃利亚斯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瘟疫、战争、饥荒这些残酷的小概率事件，通过放大人性的恐惧，倒逼着人类创造出一项又一项的思想、制度、技术发明等，来消除恐惧。我们恐惧现实中存在的威胁，也恐惧虚构的怪物，恐惧是人的心灵投射，是内心的悲凉、孤独、绝望和渴求——我们恐惧的事物几乎无处不在：我们恐惧死亡——打从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死亡就紧紧跟随左右。死亡的触角无远弗届，死亡是人内心深处最深的恐惧。我们恐惧无知——人总喜欢活在自己的认知里，按着自己的那一套意图来行事。高估自己的认知，而低估无知，几乎是人类的通病。当认知无法解释世界时，恐惧便肆意生长。我们恐惧强制——强制依靠暴力与谎言维持，但强制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为了维系，必须要不断制造恐惧。强制掏空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想象力，让他的国民成为了没有思想、没有自我的空心人，成为恐怖的帮凶。![]()
恐惧归根结底是一种强大的情感，想象的恐惧远大过行动的恐惧。人们恐惧的，是无目的的恶、是无知的愚昧、是无端的强制。形形色色的恐惧塑造了人的行为，这种恐惧越强烈，人们对它的服从就越绝对。恐惧不单带来痛苦，更限制人的自由，痛苦有边界，恐惧却没有边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人只有超越恐惧才是真的自由”，而要战胜恐惧，只能去了解恐惧，下面是对恐惧三个错误认知的回应。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所有的器官、认知、情绪，都是一种生存手段。听力、视力，是生存的“硬件装备”，同样，“恐惧”这种情绪是生存的“软件装备”——它的存在，让人类在面对巨大危险时，不至于浑然不知。科学研究表明，人类90%的行为都源自于恐惧，恐惧通过对个体心理普遍、强烈的影响，使人被迫做出行动，最终扩散到整个社会。例如，宗教诞生的原始动力是恐惧。在雷电、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巨大威力面前，在自己无能为力的生老病死面前，追求确定性的人类，发明了最早的宗教。因此，《人的宗教》的作者休斯顿•史密斯在考察了最主要的九大宗教后，将宗教定义为“一群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所编织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宗教成为文明最开始的引路人，不正是因为宗教使人们理解了世界的恐惧，并鼓励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吗？人类在诞生之初只面临对自然的、不确定的恐惧，但随着文明的演进——逐渐出现了人为的、确定的恐惧。它来自于社会的竞争、认知的缺乏甚至制度的强迫。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恐惧；我们之所以恐惧，是因为无知。对于生活的世界来说，一方面，唯一确定的，是它永远都是不确定的，因此，人类永远不可能全知全能。另一方面，人类最恐惧的又莫过于世界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永远不可能告别恐惧的根本原因。人类历史伊始，恐惧之所以能统治世界，是因为大地寰宇之中，一切都是未知之数。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我们对自然的恐惧也越来越少：我们知道地震是因为地壳运动，而不是地下有地龙在翻身；我们知道旱涝瘟疫施虐，是因为人类破坏了自然平衡，而不是上天惩罚人间的无道；我们知道广播、电话通讯便利，是因为声能与电能的相互转换，而不是神话中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神通广大。国家间的纷争曾是人类历史的一条主线，然而，当人类探索的边界扩展到浩瀚的宇宙后，地球何其渺小?人类认知的地图越来越广，无知的地图也会越来越大，无知带来的恐惧也越来越多。一场瘟疫，人类就束手无策，整个世界，一夜之间陷入了恐惧。我们恐惧人工智能、恐惧失业、恐惧细菌战争、恐惧未来，而这些不正是文明的副产品吗？“我自知，我无知”让人谦卑，而“无知者无畏”则是恐惧和悲剧的认知源头。![]()
科学在改变人类生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恐惧坊间戏言的“四大智商税”：小孩怕笨、女人怕丑、男人怕穷、老人怕死，这四种恐惧都根植于底层常识的缺乏，一旦戳到这些认知的痛点，平时再正常的人，都会突然“智熄”。比普通人“智熄”更可怕的是，无知的人一旦无所不能，一定会按照自己心中的“理想国”改天换地，将人类的一点小聪明当作冒犯秩序的资本，从而让世界陷入普遍恐惧之中。我们究竟该如何避免无知的恐惧呢？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流感学专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只听到时钟的滴答滴答声，但是从来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未知的恐惧就像流感这样，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尽管时间是不确定的，但预防的措施却非常确定的：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知识唾手可得，但无知和自负却更加膨胀。因为无知，所以发问，这不但是苏格拉底的智慧，更是很多伟大思想观念诞生的开端。理查德·德威特在《世界观》一书中提出：世界观，是人类建立的一套更方便和简洁的认识论。是对世界的总体认识，但是这个认识论却不断在变化。因此，人类不可能，也不应该宣称自己能够完全认识世界。![]()
认知升级远比积累知识重要。世界观是我们认知的“底层操作系统”，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其实取决于我们思考的方式。当大脑中只有一种认知时，就只能用这种认知去思考和行动——对自己无知的视而不见，才是滋生恐惧的温床。对无知的恐惧，倒逼我们去学习、思考。但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恐惧，那就是强制。孟德斯鸠认为：强制是一种悖逆自然感情的制度，容不下说不的人。
在一个以强制链接的社会，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强制是恐惧的放大器。
18世纪，乾隆皇帝用最缜密、最牢固、最恐怖的皇权统治，把上亿人口关进密不透风的牢笼。在“盛世”即将达到巅峰的时候，却出现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群体性恐慌——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将“盛世”搅得天昏地暗。1768年春天，浙江德清修建石桥，乡民沈士良来找石匠，说与他同住的侄子为人暴戾，恳请石匠把写有他名字的纸贴在木桩尖打下去，以此来诅咒他。石匠心中蹊跷，告发到官府。知县审了一通，打了几下，此事便不了了之。这件小案子本该就此了结，谁知用纸来“诅咒叫魂”的流言，迅速由少数人内心的恐惧放大为整个社会的恐慌。流言称，只要用写了一个人名字的纸，包了他的发辫，施与某些咒语，便能控制他的灵魂。流言所及，人人自危，愚民们认为社会上的乞丐、僧人、游民都在从事叫魂勾当，恐慌持续到年底。历史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大恐慌》一书中指出：“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民众利用叫魂诬陷他人，官员构陷同袍——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甚至让乾隆皇帝怀疑叫魂背后是反清势力的凶险阴谋。![]()
在无数小民屈打成招与“督办不力”的官老爷丢官撤职后，案情终于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案子不是冤案，有的只是庸人自扰，造谣诬陷，屈打成招。可见，所谓的乾隆盛世，不过是一个处处潜藏着敌意与恐惧的社会。权力被垄断，人人都成为制度的胁从犯，即便最伤天害理的行为，也因为上级的旨意而显得情有可原。这种让参与者人人恐惧的制度，除了源源不断地催生假象和荒诞，更是将人们的恐惧放到了最大，演化成群体性恐慌的恶性循环。对此，政治学者福山指出：与强制相反的现代文明制度，是将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完美地镶嵌在一起。当乾隆正在手忙脚乱地镇压“叫魂术士”时，西方却发生着完全相反的事情，其巨变程度，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世界文明的大潮正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让人民避免恐惧——“王在法下”“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制度是稳定、受尊重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经久不衰……它们在本质上是长期规则，并用来塑造、限制和调整人类的行为。”![]()
今天再看叫魂事件中深陷恐惧的众生相，不难发现，只要强制的制度还在，这种群体性的恐惧就无可避免。强制不仅让我们感到不必要的恐惧，更侵占和限制了人们选择的自由。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我们或许会鄙薄两百多年前“叫魂”群体的蒙昧无知，但未来的史学家在书写今天的历史时，又何尝不像今天的我们呢？无论是无知的恐惧，还是强制的恐惧都告诉我们：恐惧，一旦形成，不可避免。因为恐惧被封印在内心深处，并时刻用心理暗示影响着人的行为。它在带来痛苦与焦虑的同时，让人们丧失了希望。恐惧不仅可以扩散，还会被无限放大。最终，整个社会因恐惧的负面联动而陷入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中。恐惧根植于人性，不可避免。因为无知造成的恐惧，让人类不断前行；因为强制导致的恐惧，让人类一度窒息。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恐惧不断减少的历史，就是用谦卑的姿态和终身学习驱散“无知者无畏”的历史，更是用自由选择代替强制的历史。如果说虚假的恐惧来自强制，伴随着绝望。那么，真实的恐惧则来自人的天性，伴随着希望。人之为人，因为人天性热爱自由，并且为了得到她、守护她，能够不断拓宽自己的认知圈和能力圈。为此少数派悦读联合先知书店诚荐“免于恐惧”书单，从认知、社会、制度三大层面，全面破除恐惧的错误认知：
《世界观》：一本奠定底层认知系统的必读书——科学的发展不仅减少了人类的恐惧，更重要的是科学哲学的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作者福山被誉为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他关于政治秩序的起源，历史的终结等洞见，影响至今不减（还可一键收藏福山的作品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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