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黄色谜语”的哲学反思
这个谜语太黄色
——我们怎样对日常生活进行哲学反思
作者：吴冠军
来源：原载《东方早报》，2006年3月3日
在上海过年期间，不少朋友与亲戚，都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哲学家会有些什么样深刻的思考？有一位朋友更是直接问我：我现在在喝咖啡，你能说出些什么哲学道道来？结果超出他想像的是，我说了足足45分钟。他所无法想像的是，竟真能从喝咖啡这个日常行为出发，讨论出那么多的问题来。而这些问题竟都是日常生活中时时在接触、却从不曾真正“接触”过的问题。今天先不来说喝咖啡这个“长”反思，而在报纸篇幅所允许的范围内，讲一个“短”反思，以此来向读者诸君展示这样一个关键要点：苏格拉底（Socrates）当年所开创的那作为生活样式（lifestyle）的哲学，并非是今天我们所普遍理解的那种作为一门“专业”的哲学。
▍《猜谜》：一个生活中的小故事
我们先从这段反思的起点处讲起，那是一个发生在人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的故事。该故事本身，是我刚刚在我父亲的“博客”上读到的他的一个网络日记（这篇日记被题为《猜谜》）：
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邻位坐了一对母女。母亲30岁左右，很漂亮；女儿5，6岁，继承了妈妈的基因，长得又是漂亮又是可爱，引起周围好多乘客的注意。她们在亲热地交谈着……
小女孩忽然对妈妈说：“妈妈，囡囡给你猜一个谜语好吗?”
“好呵，囡囡讲。”
“上边毛，下边毛，晚上睡觉毛对(毛)……”毛字还没出口，女孩的嘴就被妈妈捂住，并厉声问道：“是谁教你这个坏谜语的？”
小女孩先是一愣，继而就哭了起来。
“快说，是谁教你这个坏谜语的？妈妈在问你……”女孩在哭泣，母亲还在追问。
一旁的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课本上曾有过这么几个谜语的。我喜欢小孩，看不得那张受委屈的小脸哭得通红，马上就说：“不哭，老伯伯猜出来了，‘上边毛，下边毛，晚上睡觉毛对毛’，谜底是‘眼睛’，对吗？”
“是呵，是呵。”小女孩一下不哭了，望着我说：“是的，是的，幼儿园老师教的嘛。”
“轰”的一声，周围的乘客全都笑了。我看那位妈妈的脸：哇，一下都红到耳根了！
由于自己才学疏浅，或主观猜疑，那么有许多好事都会被想成坏事了！
▍创痛：“黄色”母亲和中国阐释学学者
当我读完这则发生在日常生活中、颇具有笑料的故事后，脑子首先跳出的，是阐释学的中兴者、前两年刚过世的德国大哲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笔下的“视域”（horizon）这个概念。在面对同一个文本（谜语）时，这位母亲难道不正是从她的“视域”出发，即刻做出了那根本不在其女儿“视域”之内的“黄色”阐释？这样的“视域”，根据伽达默尔，是由每个阐释者的生活世界内的“前理解”、或者说传统习俗建构而成的。而在精神分析里，这样一种在个体所生活其内的传统中被符号性地建构起来的“视域”，则被称作为“幻想之屏”（fantasy-screen）。对于那个女儿来说，母亲此时正是个完全的“他者”——(M)Other；在女儿所通过其幻想之屏所看到、所理解的那个“现实世界”中，是没有她母亲所拼命“捂住”的这样一件“坏东西”的。换言之，这个需要极力遮盖起来的“X”，一开始就并不存在！而母亲的这个“捂住”行动，恰恰则使它在女儿所经历的现实里开始（符号性地）存在。
对于这位母亲来说，最创痛性的一刻，无疑是不同幻想彼此碰撞（clashoffantasies）的那一刻。对于这样的一种碰撞时刻，伽达默尔对应的概念——“视域交融”（fusionofhorizons），则显得颇为无力。对于伽氏来说，一个对话在其达致成功的一刻，便融解自身于这样一个视域的交融之中。然而，在那“交融”的一刻中所涌现出来的创痛（trauma），在伽氏的理论公式里，则是丝毫反应不出来的。这个关键性缺失就使得，中国的阐释学学者们所长久以来殷切期待的中西文化“视域交融”的那副图景，始终不是历史现实中人们所遭遇到的那回事，无论两者的“对话”已变得如何得“文明”、如何得发达通畅。高深论文、大部头著作确实是被一部部地制造出来了，但这只会使人们越来越感到：哲学真是狗P，是你们那群夫子自道、自我满足的意淫产物。这里的核心症结便在于，“视域交融”，本身便是一个幻想，是那些学者们自己所想像出的“现实世界”里的一副幻想性图景，其功能便是将创痛掩盖住；而他们、以及他们的哲学著作最终被读者们抛弃，恐怕则是他们并不会在其著作中表述出来的自己的创痛性体验。
▍“谜底”：过度信息里的惊骇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谜语，实际上是日常生活中，致使那在无意识层面上进行运作的幻想得以显露出来的一个符号性机制。我们不妨来对谜语作一个哲学-精神分析的考察：谜语的谜面本身，作为一个文本、或者说一个符号性-语言性的造物，在阐释学上不可避免同其它形式的文本一样，总是会造成多义的阐释。换言之，对于一个谜面来说，永远不会只存在一个最完美的、在任何时间与语境下都十足贴切的独一无二之谜底。记得幼儿园的儿童课本上同“上边毛，下边毛，晚上睡觉毛对毛”一起的，还有另一个谜语“千条线，万条线，落到河里都不见”，让今天的很多人猜，“答案”还不定会出来什么呢（原本的“官方”答案是“雨”）！
故事里这位母亲根据她自己给出的“谜底”，立即断定这个谜语（文本）是个十足黄色的“坏谜语”、一个“荤”谜语。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到：正是主体性的幻想，在这对母女那一瞬间的符号性交换过程（女儿甚至连谜面也没完全说完便被制止）中，进行着根本性和关键性的操作。不同幻想彼此碰撞的那创痛性一刻，便是幻想从无意识层面（作为结构的语言层面）显露出来、进入到意识的层面（作为个体行动的言语层面）之时刻；而它的创痛性，总是来自于“谜底”所过度地（excessively）显现出的那段惊骇性信息。
这难道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次又一次所遭遇的状况吗？当一个年轻妻子对刚回到家的丈夫大叫：“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坏事，我们离婚！”丈夫当即脸色惨白：“这刚开始只是因为公司宴会上我酒喝多了，我实在不是想好要出轨的，我马上跟她一刀两断……”而原本往往只是这样的情况：丈夫不小心打碎老婆作为陪嫁带来的名贵厨具，这一天正好她因发现了丈夫偷偷买回来的同样厨具的发票存根而大大地不满；或是，妻子在逛街中看到了丈夫买给她的情人节礼物的真实价格而肚子一窝火……我们看到，这个丈夫和那位母亲无疑一样，对出“谜面”者——他的妻子，给出了另一个于他而言对扣的“谜底”；随着这“谜底”一起而来的，则是它所承载的那溢出性的惊骇信息、以及创痛性的遭遇。
▍政治：从清朝文字狱到当代“9•11”
现在，我们把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哲学-精神分析的反思，再往政治学领域上做一个扩展性思考。我们都知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故事：正是这样的文本（“谜面”），是清政府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的依据。在这里，清政府不正是那位母亲、那个丈夫？即：以其自己的幻想之屏中所深深恐惧的“X”，来套入“谜面”。作为一个建立在武力征服之上的专制政权，清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不同于那个丈夫，而是与那位母亲如出一辙：即立即去“捂住”民众之嘴。然而，残酷的暴力压制，却总是和它本来目标恰恰相反地，使其所恐惧的“X”直接显露了出来；正如同那位母亲的“捂住”行动，恰恰使她所要“捂住”的那个“X”，进入到了女儿的意识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防民之口”，总是“甚于防川”，那是因为，“防民之口”这个行动本身，恰恰是一个加速自我毁灭的行动：道理很简单，自此以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历史中一次次看到，压制最暴力最残酷的年月，往往也标示着一个统治的末年。
在今天的国际政治领域，难道我们不正是在见证着同样的一套机制——“谜语”这个将幻想显露出来的符号性机制——在运作？在这个后“9•11”时代，对于世界范围内接连不绝的恐怖袭击，学者专家们不断地给出各种“使”人信服的“合理的”解释，比如，作为“恐怖主义分子”的“信徒”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炸死，是因为“有几百个处女正在天堂等待他”……
这难道不正是那位母亲的黄色“谜底”的国际政治版本？面对“谜语”——为什么“恐怖主义者”愿意以自杀来进行袭击，人们“信服地”接受了这样一个“合理的”谜底——因为可以和无数“处女”上床；这难道不正是显露出，今天外在于那个“野蛮的伊斯兰世界”的“文明世界”中的人们的一个最根本的幻想结构？在这个幻想性图景中，文明世界所拼命“捂住”的、在公共话语中被遮盖的“X”——“几百个处女”的“天堂”，便赤裸裸地显现了出来。
这样的幻想性“谜底”，恰恰是在一方面，将我们所恐惧的那个“恐怖他者”（伊斯兰），弄得十足的怪诞不经；另一方面，则正是在努力地把“他者”弄得“像我们”一样，“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抽象性地假设有一个非“文明世界”的人（他者）读到了这一“谜底”，不难想像他/她的反应：“原来，‘文明世界’里的人竟是那么得淫荡”；就如同故事里车上那笑出声的乘客们——“原来，那位漂亮妈妈竟那么黄色”。
▍抉择：做个经济人，还是哲人
这样一个日常生活的哲学实践，并没有尽头、或者说反思的终点，到达这一点就可以停止反思了。但作为一篇文章，它必须要止笔于此了。通过上述这个篇幅不长的反思性实践，我所要展现的，是这样一个澄清：苏格拉底“从天上带到地上”的哲学，永远不是一个专业领域内的“专家知识”，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永远不竭的反思性实践（苏氏本人用他的生命而开创了哲学实践）。正是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万象、种种遭遇（如喝咖啡、如父亲所遭遇的那件小故事），使我们去读前人之书，以掌握更多的分析性理论框架来帮助反思的有效展开。理论知识本身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又一套的术语符号；而之所以在上述这一日常生活的反思实践中采用精神分析的“幻想碰撞”这套分析性符号、而非阐释学的“视域交融”，则完全是因为前者更有效地帮助我们把问题看得更为透彻、从而使我们的反思进入到更深更广的层次。
因此，理论本身，就是实践：日常生活中的不竭的实践。反思性实践本身不应为任何的符号系统所限制，这是因为，永远没有一套理论符号会是终极性地客观“正确”的。一套分析性理论框架有没有生命力，要看它是不是在反思日常现实的具体问题时具有穿透力，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看到一些更深的东西、那些在“现实世界”中被压制被遮盖的东西。
今天许许多多学者专家们，都是先“专业”性地学习了某一些特定的理论，然后便开始用它来“套”各种具体的问题，这样就算是所谓的“学术研究”了；似乎研究对象就是手术台上一具具死的尸体，等待着那把“专业的”理论手术刀来“解剖”之。这些专业学者们，不正是终日在拙劣地玩着“猜谜游戏”的一群人？——即，拿自己单方面认定的“谜底”，去“硬套”在日常现实中、种种不同的具体语境中所遭遇到的一道道“谜面”。这样的学者专家，即使再声名显赫一时无匹，迟早会像那位母亲、那个丈夫一样，措手不及地遭遇到那惊骇的创痛性时刻。
日常现实，永远是一个意识形态大染缸，在其最微观的日常生活层面和最宏观的国际政治层面，意识形态的操作却往往恰是具有着同一个内在结构和模式。而被抛入当下这个意识形态大染缸之中的我们每一个个体，都面对着一个根本性抉择，那就是：是选择“随波逐流”乃至“混水摸鱼”地生活、还是“逆浪而行”、一日三省式地生活。而这——代之以某人的“学者”“专家”的职业身份——也许便是区分（现代）经济人与（古典）哲人的唯一基石。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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