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德先生”“赛先生”对中国文化冲击甚大。然而，回看那个时代的报纸和论战，就会感受到，从心灵深处冲击中国文明的，是“三大发现”——“人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和“妇女的发现”。鲁迅和胡适都在这三个主题下，展开过多次论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性地审视自己的“三观”，在人本精神和如何对待妇女儿童上，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参照。女性地位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最好指标。如今，尊重个体、儿童养育方面，已有长足进展；但是，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有时却有不进反退之势。从近年来屡屡卷土重来的“女德班”、网络上对女权清一色的声讨，可见一斑。这些都清晰地暴露出，对于女性社会处境、女性权利问题，很多人都缺乏清醒的认识——对女性问题漠视，对歧视现象视而不见，对女性主义不假思索污名化。今天的世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男女平等。女性享有投票、受教育等基本权利的时间，令人难以想象地滞后。在一般印象里，以欧洲思想的开放性和现代化发展，女性肯定很早就获得了相当的权利和地位。事实上，一些基本人权的追求，直到20世纪甚至更晚，才一点点地赋予女性——法国著名的女学者薇依、波伏瓦，算是最早的一批能够上大学的女性。这还要得益于20世纪一系列的妇女运动，三八妇女节就来自于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兴起后，伴随着接踵而至的欧洲工业革命，欧洲兴起了女性受教育、参加工作、经济独立、拥有投票权的社会运动。思想开放、以平等自由为旗帜的欧美尚且如此，第三世界国家和一些保守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女性想要获得基本的权利和平等，有时甚至是个遥远的梦想：21世纪的今天，中国居然还有“铁链女”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件；中东穆斯林世界、非洲地区甚至美国南部某些保守区域，女性依然是作为生育工具，遭受着生理和心理有形无形的摧残。女性获得基本权利的道路，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触手可及、平坦无阻。
中国的女性权利，在建国后取得了不小进步，“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了共识。但是，这并不代表，女人真的拥有和男人相同的地位。对于女性的偏见，仍然根深蒂固，这样的观点仍然大行其道，甚至被当作“常识”——“女孩子天生就不擅长数理化”
“没有婚姻（子女）的女人是不完美的”
“女人就应该相夫教子”
其实，对女性的各种刻板印象和偏见，无论古今，不论中外，不绝如缕。甚至，哲学家中也不乏“厌女症”——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波浪潮，才致力于破除这种隐藏于社会各个角落之下的刻板偏见。这次的浪潮始于波伏瓦的研究和洞见。她以思想的深度洞察，触及了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我们常常把对女性固有的偏见，归因于男女之间的生理性别（sex）差异。而且习惯将之夸大，上升到“本质主义”、“决定论”的高度。从而认为，男女社会性别（Gender）差异就是源自本质上的生理差异。不但男人这么想，甚至诸多女性自身也这么认为。男女之间确实存有生理性别（sex）差异，如基因、身高、激素分泌、脑容量、性格倾向等方面。然而，这些差异，对男女行为的影响并不大。那么，是什么定义了女孩，将温柔、安静、照顾家庭等等特性，成为了女孩特有的社会标签？波伏娃认为，有关女性固有的社会认同，主要来自社会文化的建构。也就是说，来自一个女孩从童年家庭到走向社会，这一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教化。包括那些关于男性应该坚强、奋斗、挣钱养家的社会认同，也来自同样的社会建构。只有看到了潜藏的问题，找到根源和本质，才有可能去建构一个没有性别歧视和偏见的社会。波伏瓦之所以被称为女性主义的思想导师，《第二性》之所以成为了女性主义的圣经，就是在于揭示出了女性偏见的根源。因为这种性别偏见，隐藏在社会文化和习惯之中，才让问题很难被注意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根本意识不到无形之中对于女性的伤害，反而当作一种理所当然，安之若素。相信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看到很多男性在女性在场的饭桌上疯狂地讲着下流黄段子；也能听到很多男性以拥有过多少女朋友，甚至和多少女性上过床为荣、为谈资；更别说，有多少女性在婚姻生活中，遭遇的冷暴力甚至热暴力。这种不平等造就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结构——司法体系、公权力对女性提出离婚或显或隐的阻挠，社会舆论对女性出轨者远比男性出轨者更多的道德指责，更别提职场中的性骚扰、权色交易了。文学艺术和传媒里对于女性的形象，更是助长了这种偏见和固有印象——女性的出场，必定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纵览中西文学史，作为人类一半的女性，鲜有以主角身份出现。文学作品中即便有女性身影的出现，其形象大多以贪婪、自私、嫉妒为主，或者成为男性主角的工具，或者纯粹以恶的符号形象出现——《水浒传》中的几位淫妇，《三国演义》中的貂蝉，西方文学中女巫、坏王后，甚至《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无不如此。在现代传媒中，如杂志封面女郎，超级英雄电影中的女花瓶，也无不是男性凝视下的样子。甚至当代东亚地区如《甄嬛传》那样的大女主戏，青春言情剧、霸道总裁爱上我那样的爱情剧，女性也多是没有自我，几近癫狂欲成为男性附庸的形象。不客气的说，关于“何为女性”、“女性何为”的想法，甚至女性对于“美”的观念，大部分都是男性凝视产物，经由传媒、资本和消费主义塑造为一种“女性气质”。然而，吊诡的是，一方面，人们将对女性的偏见，归因于女性生理性别的不同；却并有注意到女性生理不同带来的真正问题。本应该区别对待的地方，反而刻意忽视。放眼周遭，只有女性承受的生理期、孕期、哺乳期，并没有享受到更多的社会福利；女性如厕平均时间远多于男性，公园、广场这样的公共场合，却没见到女性公厕数量与比例多于男性的公共卫生间。女性在求学，特别是求职方面也明显遭受了更多的阻力和限制。
今天，哪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社会中的女性问题，但是宣扬女权主义在中国仍然困难重重。像所有政治哲学概念的鸡同鸭讲一样，本来倾向于中性甚至褒义的“女权主义”，在频繁地误用中迅速污名化。这是一场“语言的腐败”，“大旗党”和“污名化者”的相互撕扯是主要的原因。所谓“大旗党”：打着男女平等的旗帜要特权，要从被压迫的奴隶变为反压迫的奴隶主，极尽特殊需求与照顾之能事，认为女性应该骑在男性头上耀武扬威；所谓“污名化者”，给任何针对男女不平等的言说者贴上“女拳”标签，认为女权主义的一切诉求都是无理取闹、贪得无厌，自己毕生要做“鉴拳师”。那么，该如何对待女权主义的污名化？是否需要为女权主义正名？李银河就曾经指出：在中国的主流话语中，“权”这个字容易和闹事连在一起……因此，有些赞成女权主义的人把女权主义改为女性主义，使它听上去不那么咄咄逼人。其实这是自欺欺人，因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在它的发祥地西方的话语中是同一个单词。其实，与其纠结女性主义还是女权主义，XX是不是真正的女权，XX是女权还是“女拳”，“我不反女权，我反特权等”这样那样的“名词之争”，不如直面真实的社会意识和社会问题。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女性问题的存在和根源，再去解决一个个性别歧视的具体问题。胡适说：“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女性主义，面对的是社会中的现实问题。相关的知识，归根结底，是帮助我们应对当下的现实。正值国际妇女节，重新审视女性主义，也是重新思考塑造了自己的社会和文化——思考如何让个人的成长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思考当下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因此，女性主义，并非只有女性才应该关心，它同样是男人必须关注的问题。不仅女人是性别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受害者，男人也同样深受其害。男女平等，并不只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它同时指向个人心灵、人格健全角度的自由发展。它意味着，不但女人可以获得曾经只有男人享有的权利，男人也应该获得曾经特属于女性的权利——就像“女性气质”束缚了女性的发展一样，传统的“男性气概”同样规定了“男人应该怎么做”，甚至以什么模式去思考。这种刻板印象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自己的期待，以及下一代的教育和成长。比如，人们常常主动教导男孩要“勇敢”，避免那些不够男子汉的情感。因为拥有更多的情感，意味着允许自己犯错、失败、被拒或示弱。于是，男孩常常不擅长表达情绪，并将之当作理所当然。但是，现代研究已经证明，不畏情感挫折和暴露脆弱、愿意展现弱点和失败的人，才能获得健全的人格，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圆满。阅读“女性主义”就是在重新审视塑造了自己人生、性格的那些文化和观念，给自己提供一个二次成长的机会。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出这套“女性主义四书”，囊括了中国和西方影响最大的四部女性主义著作：波伏瓦的《第二性》，李银河《女性主义》，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以及英国学者吉和罗斯的《女性主义有什么用》。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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