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中国史：彩陶、玉器、青铜里的文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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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中国史

彩陶、玉器、青铜里的文化中国

文：刘刚、李冬君编：少年X

国人治史，向来有两种写法：

一是宏观的写法，即以宫廷政治和帝王权谋为主线，在王朝政治的更迭中，把握历史的去向，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编年体”史书。

二是微观的写法，通过描写王侯将相、隐士侠客的人生经历，给后人一种历史的现场感，如司马迁的《史记》等“纪传体”史书。

这两种写法，也便是两种读法，向来是为国人所熟知的。读前者，可把握历史的骨架；读后者，可为历史填充血肉。

但是在骨架和血肉之外，中国历史还有一个魂魄，却少有人敢书写——以文化史的角度，重述中国史。

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时间跨度极长、文化层次极丰富，涉及哲学、思想、艺术、考古、宗教、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极其考验学者的学养和学胆，因而这一类作品往往鲜见于市场，国内读者更是很少听闻。

所幸，国内还有刘刚、李冬君这样愿意为此倾一生之力的学术伉俪——他们从40岁时开始构思，50岁完成初稿，再经10年打磨沉淀，在他们60岁的时候，才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文化的江山》写下一个开头。

为了求证真实的中国文化，两位学者曾遍访中国的考古遗迹，在一个个古老的历史现场面前，思索着中国文化的魂魄。

▌中国文化三魂：

◎彩陶——梦想之光：

在仰韶文化中出土了一个半坡类型的彩陶盆，人面和鱼优美地合在一起。人面在做梦，鱼游入人梦里，令我们产生《一千零一夜》式的联想：

从前有个王子，长得很英俊，却喜欢幻想，人们称他为“梦想家”……

也许，半坡人尚未有我们今天的生死分别心，他们将死者葬于瓮棺内，死者入瓮做梦，那人面鱼，展示了幸福的半坡人如何做梦。

▲仰韶文化 | 人面鱼纹盆 | 出土于半坡遗址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说，现代人的梦也许就是这样：

我望见孩子尸体躺卧的房间发出一些光芒，也许是一支蜡烛掉在了孩子的身上，也许是蜡烛烧着了我的孩子。

现代人对梦想缺少自信，如此忐忑，是因为他们过分看重尸体，把梦想放在尸体上，而非对灵魂抱有希望。

现代人所谓的“光明”，必要以外在的光源，来照亮自己早已睁开的双眼。而史前人，或称原始人，则自有灵感，自有其照亮万物的内在性的光源，那是灵魂放出的梦想的光。

试想那时的制陶者，真是用火如神，不光用火照明，还懂得用火改变物质的属性。于是，陶器时代来临，制陶者就是造物者。

造物者能像神一样自由用火、自如控温的窑，有如神主宰苍穹一般，他主宰着自己的窑。

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出土自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而西方陶器时代则晚了两千年。

当仙人洞人用陶罐煮肉吃的时候，西亚两河流域陶器文明，这把火尚未点燃。而中国陶器文化，已从仙人洞文化，进到了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盆，再进入《山海经》女神的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耸立于神话之巅。

以此来看那半坡彩陶瓮棺，我们就会发现，那瓮棺遍体皆为光源，何曾有丝毫的黑暗？宛如梦中的灵魂之眼，汲取天堂的光源，梦想因之呈现。

这光，是人自身的内在性生长所发出的光芒。它源于自我，不必向太阳借光，它用自我的光将自身照亮，使万物之灵从工具化的人向着个体灵魂开始了精神性的成长。

从梦想到思想，从灵性到理性，从原始神话艺术到轴心期的古典哲学，人类在经历工具化成长的同时，也开启了精神性成长的历程。

在神话中，人类所有文明都起源于天上，我们头顶上的天空，就在那时被刚觉醒的个体灵魂的光芒照亮。

◎玉器——对永恒的渴望：

从新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这是世界文明史的通例。

但中国却有一个例外——当西方文明正走向青铜时代时，中国文明则顺着新石器文明的惯性，进入一个审美的玉器时代。

西方文明史视野下的古代国家起源于青铜时代，而中国文明史视野下的古代国家则起源于玉器时代，以此而有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国家观念。

青铜文化的国家与玉文化的国家有不同的文明属性：青铜国家的本质，有着明显的暴力认同的特征；

而玉制的国家，就如同玉本身，不具有青铜那样的暴力属性，呈现出文化认同的特性。

中国的考古发现，牛河梁一号冢第21号墓，有这样一位墓主，他从头到脚，还有腹部，都摆放了玉，看那架势，很有那么点“一贯三为王”的意思。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第4号墓（细部），墓主头枕玉箍

若人真有灵，那灵一定是在血液里和骨髓里。灵魂之于活人，要在血液里流动，可人死血枯，故灵魂之于死者，便退居于骨髓里。

然而，骨髓也会流失，任其流失，以致灵魂失据，故以玉纳之，纳髓入玉，灵魂即以玉为载体，而得其不朽。

这位积石冢里的牛河梁人，他已经知道灵是怎么回事，他还没有觉醒到要灵魂跟着理念走，但他已经为灵找到了物的载体——玉。

万物之中，何为本原？动物存活时间最多不过百年，植物多则千年，而矿物的生成呢，要以亿计年。

人类将矿物打磨成石头，握在手里，一下就握住了永恒——那宇宙的根，从星空陨落，从大地隆起，经由数以亿年计的时光孕育的山体岩石，终于被人类打造成了赋灵的石器。

自从拿起石头，人类就站立起来，在苍茫大地上开始自由行走，追逐猎物，从日出到日落，从天亮到天黑，追随日月星辰，跟那天命走。

而玉是石头中的石头，剖开一块巨石，只有那么一丁点属于玉，它是那么贴近人的生命的气息，那不是石灵是什么？

那位牛河梁人，他的灵，还不能像星辰那样独立而又放出普世的光，可它却能够像光线那样，活泼地从一物进入另一物，所以，还要通过遍体覆盖的玉器来开显，开启出一个万物一体相互转化的有灵空间。

可以说，躺在红山文化遗址里的那位牛河梁人，是一个从身体到灵魂都已安顿好了的人。

俄国人别尔嘉耶夫在《人的奴役与自由》中，向我们述说死亡：一切自然的事物都会死去，但个体人格不朽。

战胜死亡，不可能靠进化，也不可能是必然性带来的，战胜死亡是一种创造，是在自然尽头人的灵感爆发的灵魂的创造。

看看红山文化中的那位牛河梁人吧，死去已六千多年，他还那么安详地躺在那里，他并非生活在宗教信仰的灵魂世界里，而是万物一体的世界。

◎鼎——国家权力的器具象征：

在中国，解决“吃饭”问题的国之利器，有它的象征物，便是那只“鼎”。对此，人们会联想到一个成语：问鼎中原。

▲三足实心为鼎

何以要“问鼎中原”？

回答这个“鼎”的问题，就与“中国”的来历有关了。

“中国”，本是个人文地理的概念，通常，在“中原”立国，即为“中国”——“中原之国”。但“中原”，并非地理位置的中央，而是四通八达，人文活动集中的地方。同时，“中国”还反映了国家制度观念，表达了追求国家统一性的理想，当王制确立后，王权所在的“中央之国”，便是“中国”。

此外，“中国”还有其属于政治文化的道统那一面，也就是王权主义，一旦形成，又会出现一个道统“中国”——“中道之国”。

“鼎”与“中原”因何缘起？

最早的“鼎”，从“中原”裴李岗文化出土，可接下来，仰韶文化弃“鼎”用“鬲”，划出史前文化中国的分水岭，分了“用鼎文化区”和“用鬲文化区”。

▲三足空心为鬲

本来，鼎与鬲，皆为炊器，且为炊器中之大器，“民以食为天”的那个“天”，就要通过这样的大器来呈现。

先民聚族而居，惯以大器聚餐，分食者众，若无分配机制，势必乱套，所谓“人口”问题，即滥觞于此，而管理“人口”，其根本就在于分配食物，以此而有礼制文明。

因此，鼎与鬲的分别，主要就在分配食物的方式上，亦即对“人口”的管理上，对它们的选择，有可能体现了不同的制度安排。

以“鼎”为例，若以天、地喻之，那么盛煮食物之容器为天，鼎足为地，这两部分是隔绝的，能反映出“绝地天通”的国家意志。

而“鬲”则不然，地足中空，与天腹相通，一副“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架势，显然不能作为“绝地天通”的王权国家的喻体。

故王权国家弃鬲用鼎，以鼎立国，摆出了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架势。

一只普普通通反映先民生活方式和族居习惯的鼎，也变成了贯通天、地、人的王权主义的国家观念的鼎。

......

本文选编自文化、历史学者刘刚、李冬君伉俪的著作《文化的江山》，是两位学者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冰山一角。

正如他们在《文化的江山》一书中所指出的：

使用不同器具的文明，具有截然不同的文明属性。青铜器具有暴力属性，往往形成政治认同，而玉器具有和平属性，代表文化认同。

早在王朝政治出现之前，华夏大地就以玉文化为灵魂，形成了国家认同，今天的文化中国，就源流自玉文明。

当殷墟以青铜崛起后，王朝中国便长期压抑文化中国，以致后人长期浸淫在铜的、政治性的江山里，对玉的、文化的江山缺乏知晓。

重读中国历史，就是要把历史放到文化的江山中读，不要放在王朝里读。

两位学者正是从文化的角度，结合地理、考古、艺术、哲学、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的智识，将以玉文化为灵魂的中国文化，纵贯成一个大体系。于是文化中国的巨大价值得以显现。

对于那些长期浸淫在王朝政治中的读者来说，这套书展现了政治之外的另一个独特的“文化中国”。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这本书更是重新建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必读之作。

难怪著名学者余世存先生在看完这套书之后感叹说，《文化的江山》是在我们文明再造之严重时刻的历史启示录。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刘刚、李冬君两位老师的《文化的江山》。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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