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人不是任何人的工具，而是自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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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是任何人的工具

而是自身的目的

1804年2月12日，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逝世。康德的一生都在为人类思考，他的学说深深地影响了近代西方哲学，并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和康德主义等诸多流派。康德是启蒙运动时期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康德提出“人是目的，而非工具”，文明的第一步就需要重视个体生命本身，人若不懂得尊重人、重视人的生命与价值，那么就永远处在未启蒙状态，无法获得人的尊严。本文节选自康德在1784年在《柏林月刊》上发表的《什么是启蒙？》，从康德的论述中，可以看见启蒙与现代文明应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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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启蒙？

启蒙是人脱离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是指人在无他人指导时便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而这种不成熟，其根源不在缺乏理智，而在于无他人指引便缺乏决心和勇气来运用自身的理智。

因此启蒙的箴言便是：勇敢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

大自然早已把人类从外界的引导下释放出来，然而仍有大量的人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以至于别人如此轻而易举就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处于不成熟的状态更加安逸。

比如，一本书可以代替我们的知性，一位牧师可以代替我们的良心，一位医生能够替我们安排膳食......我无需自己操心，无需去思想，就已经有人替我将这些事情办妥。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去做这些伤脑筋的事？

绝大部分的人把步入成熟状态看作一件非常艰辛、非常危险的事。这一点早就被那些好心的保护人关注到了。

他们先是使家中饲养的小羊羔蠢笨，并小心翼翼地防着不让他们摆脱学步车的牵引而迈出一步，当他们尝试独自行走时，再告之以危险并使之感到威胁。

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大，人类在跌过几次跤之后总能学会走路。只不过曾经摔跤的例子会让他们畏怯，吓得他们不敢再做出任何尝试。

任何一个人要从不成熟的状态中奋斗出来，都非常艰难，因为那几乎已经成为他们天性的一部分。保护者不允许他们走出，他们自己也爱上了不成熟的感觉。

抛弃不成熟状态后，人哪怕面对一个最浅的水沟也会畏畏缩缩不敢跳过，因为他们已经不习惯于自由的行动。因此，真正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迈出切实步伐来的，真的只有极少数人。

即便如此，人类自己实现整体启蒙的机会很大。只要他们得到自由，启蒙就不可避免。即使以保护者自居的人当中也会存在几个独立思考者，他们在摆脱了不成熟的羁绊之后，将会理性认识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每个人独立思考的光荣使命，并将这种精神传布开来。

但是，启蒙必须渐进完成。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可以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新的偏见在取代旧的偏见之后，仍将禁锢着没有思考能力的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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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启蒙？

启蒙无需他物，只要自由。而且是最纯真的那一种“自由”：即在所有事务中公开运用个人理性的自由。

但是，我听到各方面都在叫嚷：“不要争辩！”军官说：“不要争辩！去操练！”税吏说：“不要争辩！去纳税！”牧师说：“不要争辩，去信仰！”

我们发现每个地方都有对自由的限制。但是哪些限制会妨碍启蒙，以及哪些反而能对启蒙有促进作用呢？

我的回答是：人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只此一点便可将启蒙带给人类。

我所理解的对自身理性的公开运用，指的是任何人作为学者，在面对所有听众时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运用的理性，我称之为私下的运用。

公民不能拒绝缴纳规定的税额，如果他对赋税擅行责难，公权力甚至可以当作诽谤而加以惩处。然而当同一个人作为学者公开发表见解，抗议税收的不当，他的行动并没有违背公民的义务。

同样地，一个牧师也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班上的学生和他的会众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根据这一条件才被委任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有充分的自由、甚至有责任，将他深思熟虑后的建议传达给公众：关于教义的缺点、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如何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

那么，一个神职人员，包括德高望重的教会长老，是否有权通过宣示效忠于某条不可更改的教义，从而获得对其所有成员，进而对其民众的永久性监护资格呢？要我说，这是不可能的。

达成这种阻止人类进一步启蒙的协议，即使得到了最高权力、帝国议会以及最庄严的条约的确认，也只能是无效的。因为，它是对人性的犯罪。

追求进步是人性的天职。任何时代的人，都没有义务和权力划定一个界限，让后世的人们无法去扩大认知（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认知）、清除错误，以至于无法在启蒙中继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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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一个人可出于自身的原因，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对其应该知道的某些事物推迟自身的启蒙。但是完全放弃启蒙，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后代，则意味着将人类的这一神圣权利践踏在脚下。

如果有某样东西民众甚至自己都不会施加于自身，那么其君主就更不应该将它施加于民众身上，因为他的立法权威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将其民众的集体意志团结起来。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是否生活在已经启蒙了的时代，我的回答是：不，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中。

没有了外部的指导，人类整体是否能自信和正确地公开运用自身的理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离这个目标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也看到显著的迹象表明他们已经清理出一条道路，得以自由地朝这个方向努力了，此外那些阻止人类达到普遍启蒙和从不成熟状态解脱出来的障碍，也正逐渐变得越来越少。

人类对自由思想的渴望，是一颗被大自然精心照料的种子。它一旦破土而出，就会逐渐改变人们的观念，让他们越来越能够自由地行事。最终，它甚至会影响到政府的执政方式，在此之下，人会具有人的尊严，而不是任何组织的机器。

诚如康德所说，启蒙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教育之目的就在于使人成为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形成尊重人本身的文化，那么它距离真正的文明就还很遥远。

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

然而，无论是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还是20世纪中国的两次启蒙，都背离了启蒙的应有之义。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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