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有风骨，其名为建安：一个时代的悲凉与慷慨
世间有风骨，其名为建安
一个时代的悲凉与慷慨
建安，东汉献帝的第五个年号，使用时间为公元196年至220年。
建安年间，群雄逐鹿，战争不断：官渡之战，曹操逆袭袁绍；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火烧曹营；汉中之战，刘备占据汉中……
江山支离破碎，权力交接伴随着生生死死：吕布被杀，孙策遇刺，袁绍去世，刘禅出生，司马师、司马昭出生，周瑜病死，关羽被处斩……都发生在这短短二十五年间。
建安，是势力割据、战乱不息的时代，亦是风起云涌、慷慨悲壮的时代。
这艰辛的世道，该以什么样的标识，镌入人心？
注定不凡的建安，从一片乱离之中跳脱出来，摘取了一个气度卓绝的词：“风骨”。
建安风骨，自《文心雕龙》标举之后，以其遒劲刚健、慷慨多气，备受后世推崇。“风骨”，从谈艺论文的用语，渐趋成为具有独特内涵的审美范畴。
一千八百年前，“建安”画上了句号。此后的一千八百年间，“风骨”成为了人们仰望的星斗。
建安成就了风骨。风骨亦永恒了建安。
建安十五年，一座巍峨壮观的铜雀台在邺城拔地而起。
邺城是曹操的基业所在，他在这里称霸北方，雄视中国，挟天子令诸侯。
竣工庆典上，曹操率领文武群臣登上铜雀台，大摆宴席。武将比武，文人赋诗，觥筹交错，鼓乐喧天。铜雀台背后，是曹操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
想要天下归心，就得有能让众心归附的威望。
曹操担得起这样的威望。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以广纳贤士、唯才是用而闻名。他和两个儿子曹丕与曹植，能文能武，史称“三曹”，不仅在政坛占据主导，在文艺界同样是领军人物。
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团结了一大批文人学士。当时在邺城上空闪烁着文坛的北斗七星：孔融、陈琳、阮瑀、徐幹、王粲、应玚、刘桢，史称“建安七子”。
“三曹”与“七子”，被视作建安文学的代表。铜雀台，后来不仅是曹操政治雄心的象征，也成为建安文人聚会的场所，他们在这里激扬文字，直抒胸臆，表达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不过，并非每个人从一开始就与曹操同心同德。
陈琳，曾在大将军何进手下当主簿。官渡之战时作《为袁绍檄豫州文》，历数曹操罪状，痛骂曹操三辈祖宗，骂得曹操顿时连头疼病都不治而愈了。
阮瑀，是阮籍的爸爸，阮咸的爷爷，只愿与书为伍，拒绝为曹操所用。曹操见几次征召不行，索性放火烧山，才逼得阮瑀不得不去见曹操。
孔融，名气最大，小时候是个懂得让梨的神童，长大是个说话尖酸刻薄的狂士。作为东汉旧臣，出身高贵，恃才傲物，处处与曹操作对……
这样一群人，曹操都能聚集在麾下，除了爱才，也不需要其他理由了。
铜雀台像一个漂浮着的仙境，俯瞰当时的大地，看到的是连年战乱，严重的饥荒与瘟疫……
建安文人遇到了最好的时代，也生活在最坏的时代。
他们适逢王权削弱、名教衰败，自由人格觉醒，文人可以随意挥洒他们的个性。
然而，他们又大都亲身经历过社会动乱之苦，那些凋残破败、灾祸横行的凄惨景象，触目惊心。
建安文人，在动荡中寻找着真理，在凋敝中坚守着气节。在觉醒的意识与痛苦的现实的交织中，用一首首慷慨悲凉的作品，表达对政治理想的憧憬、对民生疾苦的忧患、对人生价值的思索。
有“七子之冠冕”之称的王粲，曾度过十余年的流离生活。悲惨的生活见闻，在卓越的文采的调遣下，成就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七哀诗》刻画了一幅文字版的流民图：“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曹操《蒿里行》也有这样的现实主义手法：“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沉重的社会现实之下，建安文人不甘以文士自居，同时抱有救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曹丕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之愿。刘桢“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陈琳“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壮志之言，掷地有声。
建安的风骨，就从这悲凉和慷慨之中塑建起来。
“风骨”一词，历来引用得多，诠释得少，后人一旦细究起来，难免落于抠字眼的陷阱。
若是详尽地阐释“风骨”，反而会失去那种会意传神之美。不妨简单地理解：
在风里，有充实的情感与时代意义；在骨中，有慷慨激越、刚健有力的精神品格。
风骨，作为一种审美方式，被广泛应用于对文学、书法、绘画以及人物的品评，在不同的时代，表现为不同的内容。
刘勰、钟嵘借建安风骨反对六朝绮靡的文风，再经陈子昂承袭，成为诗歌革新的旗帜，并最终催生出“盛唐气象”。
盛唐书法家的风骨，体现为紧劲峭健的品格；而宋人眼里的风骨，少了些雄强，更倾向于苍秀清朗。
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表达的审美理想是“气韵”与“骨法”并重，指引着历代画家的实践和鉴赏，也不断得到新的阐释。
建安文学的兴盛，离不开曹氏父子的引领。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曹丕和曹植则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
“建安七子”并列，始见于曹丕的《典论》。在同一本书中，曹丕还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在建安，文学的价值与地位，被前所未有地看重。在邺城，文人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建安以前，文人的境遇有些惨。司马迁曾表达文人地位之低贱：“因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一代汉赋大家司马相如，也不免被皇帝呼来喝去。东方朔才思敏捷，但在汉武帝面前，终究只是个讲相声的。
曹操突破了流俗的偏见，给了邺城文人较大的空间。他们之间更像是同行的文人与文人，而不是主子和奴仆，他们可以心平静气地探讨文学，甚至开开玩笑。曹丕与曹植也不把文人视为僚属，而是以朋友的身份交往。
创作自由，思想解放，催生了建安文人推崇真性情的思潮，反映到文学之中，形成了壮思与文采并举的创作观。他们的作品既有共同的时代风格，又有各自的特色。
陈琳、阮瑀擅长章表书记类文章，应玚平和但不雄壮，刘桢雄壮而不细密，孔融文气高逸，长于文词而不擅长立论……虽然各有长短，但都是建安文人中的俊杰。
建安文人扩充了诗歌的题材，也尝试并创新了各种新题材。尤其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更加成熟，形成“五言腾踴”的局面，再加上在艺术技巧上的提升，将中国古典文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尽管建安文人不单以文人自居，亦怀抱着高昂的政治热情；但是，现实让他们的抱负化为壮志未酬的哀歌。
包括“七子”在内，建安文人虽然获得了曹操的优待，但大都没能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翻遍史籍，也找不到他们提供过什么治国治军的良策。
曹操广纳天下的人才和英雄，毕竟有政治算盘在里面，他借此成就“崇奖风流”的美名，但不一定每个人才都要派上用场。再加上建安文人身上普遍存在的恃才放旷、孤芳自赏的个性特点，也让他们难以成为荀彧、郭嘉、程昱那样的谋士，为国家所用。
这就为建安文人的命运蒙上了另一层悲情。陈琳说：“沉沦众庶间，纡郁怀伤结。”阮瑀说：“还坐长叹息，忧忧安可忘。”徐幹说：“遇不遇，非我也，其时也。”仕途境遇的失意与不平，令他们悲愤交加。
功名未立，而人生苦短。
建安十三年，一再挑战曹操底线的孔融终于被杀。
建安十七年，阮瑀病逝。
建安二十二年，陈琳、刘桢、徐幹、应玚被一场瘟疫夺取了生命。
同一年，王粲也在征途中死于疫病。
王粲去世之后，曹丕亲率文士为他送葬。因为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于是众人在坟前学起驴叫，为他送行。在一片驴叫声中，“建安七子”的时代唱完了尾声。
建安七子，壮志难酬。或许正是这短暂的慨叹、鲜明的个性、浓郁的悲情色彩，才平添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
翻译家齐邦媛说：“文学不能重建城邦，但是它安慰，甚至鼓励，用各种方式重建自己一片天的有志气的人。”
建安文人，在悲凉的时代里，在遍野的哀鸿中，开辟了一片写诗作赋的沃土。他们一边悲哀现实，一边憧憬理想；一边崇尚悲凉，一边仰慕壮烈；一边关切社会，一边抒写情怀。
建安风骨，是一个时代的图腾，也是人文精神的凝聚。风骨的审美共识，穿越如此漫长的时空，至今仍能得到认可，也反映了其审美价值的生命力与重要意义。
铜雀台终有被毁的一天，而“风骨”作为后人标举的旗帜，体现着中国传统审美价值体系中的理性、人道、自由、平等的人性意识，永远不会倒掉。
体会建安风骨，除了诵读三曹与建安七子的诗文，更直观、鲜活的方式，是从《世说新语》的记述中。作为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其所呈现的内容跨度、时代的风骨和文化美学，远远超越建安一代，还囊括东汉后期到魏晋间许多名士的言行与轶事。
《世说新语》是一部跨越1500多年的现象级经典之作。很多名人都是这部书的粉丝。鲁迅就曾赞叹，《世说新语》可以看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他还为此写过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傅雷给傅聪写信说：“《世说新语》大可一读。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化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
然而，这部满满光环的《世说新语》，阅读起来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文言文就不是特别好理解，其中的名物、制度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有隔阂。其次，《世说新语》的写作是碎片化的，每一则故事都是简单的片段，但它的背景又往往很复杂。
本书所用史料权威、可靠，董上德教授博学、幽默的讲解风格也与魏晋名士的故事相得益彰。由人及史，书中呈现的魏晋名士在黑暗政治下的生存状态与艰难抉择，让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对当下也是一种启示。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四大名著·批注典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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