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从统计公报看民生与生态困境

作      者︱老 田

转载编辑︱侯 雨

后台编辑︱侯 雨

2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8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较为详细地给出了中国资本经济又一年的运作实绩。

认真阅读这个统计公报之后，再对照统计局网站提供的历年统计公报数字，可以发现中国资本经济运作的主要特点：生产过多但国内缺乏相应的剩余吸收渠道，不得不通过政府工程、私人投资和长期的净出口，去吸纳过度生产的成果。

换言之，中国资本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剩余吸收难题最为严重的地区和时段。

一、中国资本社会的超级剩余吸收难题

中国资本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生产了过多的产品，但本土购买力严重不足，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剩余吸收难题”。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中国资本社会形成了三个体制性的剩余吸收渠道：

一是长期超大规模的政府工程（所谓“基建狂魔”“铁公基”）和旺盛的私人投资；

二是房地产的野蛮生长；

三是中国作为穷国对富国的长期净出口。

这三个方面，算是中国特色的剩余吸收难题的稳定出口。

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统计公报数字计算[1]，2002-2018年，基本建设投资数字急剧膨胀，加权占GDP比重为71.6%（其中房地产2004-2018年占GDP比重12.6%，占投资17.7%）。

此外，出口数字占GDP加权比重23.7%，2003-2008年连续6年出口占比超过30%（2004/2006/2007年均达到36%），进口占19.9%（最高2004年达到34%），加权净出口3.8%（最高2007年7.77%，最低2003年1.82%）。进出口的强烈增长势头，是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受到显著抑制和下滑。

【老田按：统计公报发布的数字相互之间有矛盾，统计局还需要进行事后调整，不过从这些未加调整的数字中间，也能够看到相当多的结构性问题。】

对照1952-1978年数字[2]，资本形成占比为31%（其中固定资产占比23.86%），出口占比4.15%，进口3.97%，净出口0.27%，消费占比68.7%，其中居民消费占比56.36%。

再对照1979-1998年20年间[3]，消费占比59.8%，其中居民消费占比48.05%，显著下降了8.3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相对稳定。

此外，这个期间，资本形成占比上升到38.5%（其中固定资产33.15%），出口占比17.6%，1986年出口占比首次超过10%，1994年首次超过20%；进口占比19.94%，1985年进口占比首次超过10%（14.3%），1995年达到过21%，净出口占比1.7%。

回顾中国最近四十年的经济运行实绩，主要的结构性特征，可以归结为“剩余吸收难题”——国民生产远大于消费，其间的差额逐步放大。由此决定了其他种种结构性特征：消费占比下降和投资占比上升，对外贸依存度急剧提高和长期的净出口。

而内部的投资占比提高和对外净出口的增加，是作为剩余吸收渠道而成长起来的，体现的是结构性的供需失衡——本土消费受到长期有效的抑制。

消费萎缩的背后，是四十年中国特色的低成本积累机制的人为塑造过程。中国特色的低成本积累体制，其运作后果是抑制了消费和民众有效购买力的成长，最后终于形成了供给远大于本土消费需求的结构后果，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剩余吸收难题。

此种消费不振条件下的投资占比高企——政府工程和房地产业的兴旺包含其中（公私投资占比长期超过GDP数字的三分之二），旺盛的投资需求产生的向前连锁效应，成功地塑造了本土畸形发展的行业结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穷国，钢材、建材和水泥产量长期接近和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

二、如何实现

从消费过度到消费不足的制度转型

1980年代，在对毛时代经济发展进行总结的过程中，主流学界密集地引用科尔奈的观点，将毛时代的经济命名为“短缺经济”，断言存在着所谓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现象。

此后，随着企业和用工制度改革，消费受到成功抑制，并出现了一个长期的经济剩余增长趋势。长期的消费占比下降和投资占比上升，延续到新世纪之后，开始出现了全局性的剩余吸收难题。

为了解决这个剩余吸收难题，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显著现象是：极高的投资率（包括政府工程和房地产的恶性膨胀）和长期的净出口。

与这一制造消费不足的过程相对应，到了1990年代末期，毛时代旧经济体制的全部内涵基本上被扫地以尽，计划经济式微，国营企业消失，企业内部管理权实现了高度垄断和对劳动者的排斥性，城市全面恢复了雇佣劳动制。经济运行的宏观和微观机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

一个经济体能够长期生产出远多于购买力的产品数量，关键在于工资成本的极度压缩。目前，在珠三角地区，对于工资成本的压缩程度已经到了极高水平。工厂普工的月工资水平，五天八小时上班肯定就只能够拿地方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数目，而这个数目往往无法养活自己；而一个工人要养活自己和家人，月加班时间需要达到80-120小时左右。这个工资确定方法的普遍实施，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之所以有能力造就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剩余吸收难题的原因所在。

中国特色的积累成本过低的后果，不仅刺激和支持了超越“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过度生产现实，还助长了由此种现实所支撑的政策想象力。今年经济“五十人论坛”发言首要的问题意识，除了更为彻底的私有化诉求之外，依然不考虑总量失衡的结构缺陷，而着重关注如何维持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的过度生产并延续从前的低成本积累条件——也完全不考虑很多低成本特性早已在现实中被逆转和消失。

三、长期净出口的状况

与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修复策略的成功

在1980年代开始的里根与撒切尔政府政策转型中，西方国家的资本力量受到政权的翼助而大幅度加强，开始更为积极地打压劳工力量，从而形成了有利于资本的国内财富分配趋势。

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所揭示的：资本所得的增长总是能够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因而获得越来越大的份额。而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则开启了一个显著的资本所得快速增长的时段。

而在里根与撒切尔政府转型改革的时候，恰好是中国选择了对外开放政策，以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积累下来的海量剩余劳动力和相对廉价的生命再生产体系，去承接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生产环节外包业务。由此中国本土制造业的规模显著增加，中国获得了一个能够大于本土资源和市场容量的超常规发展过程。

而在叠加了1990年代朱镕基改革形成的“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下，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热炒中积极为资本的非法利润空间“保驾护航”，各种资本积累所需要支付的劳工和环保成本均被最小化了，因此，资本积累在中国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获得了空前的掠夺性积累机会。

可以说，中央政府对开放投资的诸种优惠政策，加之地方政府为非法利润空间保驾护航的努力，使得中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一轮“空间修复策略”首选基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实际上不怎么执行的环保政策，使中国成为全球资本积累成本最低的理想基地，这助推了跨国公司的外包策略，从而有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趋势。

由于对中国劳工和环境的掠夺性利用，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发现本土生产基地的成本过高，而向中国转移产能或者购买产品，远优于在本土生产。结果美国这样的国家发现：即便以垄断高价向中国卖出产品之后，需要向中国购进的产品总值也远多于出口数字，所以最后特朗普发现了中国贸易的结构性不平衡。

就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状况看，中国以极低的劳动力和环保成本，为跨国生产做出了极大贡献，帮助其实现了全球分工的快速转型。由此看来，在中国实现对劳工和环境的最大化压榨型利用，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

而就中国国内来看，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此后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急剧提升。中国经济的内外部结构特征，都出现了萨米尔·阿明所言的“为出口需要而调整”的根本性改变：内部变化的显著特征是投资占比急剧上升和消费占比下降，外部变化是参与全球分工、外贸依存度急剧提高和长期的净出口。

现在，中国本土的过剩资本和产品实现难题，形成了国家对外战略选择的依据和基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及其内涵的对基础设施和政府工程的倾斜关注，也与这个剩余吸收难题有关——国内经济体系中有着海量的过剩产品和资本需要寻找出路。

与此同时，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中国本土经验的外化。中国试图在剩余吸收难题远没有中国严重的国度，甚至是在他国政府缺乏必要支付能力的条件下，去想当然地推广中国经验——在政府工程不具备作为剩余吸收难题出路的外国，由政府主导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对外投资的战略方向选定不是偶然的，而是契合了中国本土的畸形行业和产品结构。

一带一路战略的背后，是中国本土剩余吸收难题的主动外化，是中国低成本生产政体的结构性困境的体现——需要为此积极地寻找外部出口以吸收过剩的本土经济剩余。

四、中国低成本积累体制的未来

中国有大量难于被吸收的经济剩余，这是最为重要的经济现实。而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中国资本积累成本之所以达到全球最低，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对劳动成本的极度压缩。

与这个现实状况紧密相关，中国的舆论和思想界，也完全肯定这个现实而不稍加质疑。去年到今年的舆论宣传中，已经发起过好几轮肯定资本和利润的运动，宣称要花大力气去进一步帮助资本积累过程的顺利进行。

相应地，真正被严重压缩的劳工成本和权利状况，也就是说，真正对剩余吸收难题之解决有釜底抽薪效果的另外一个方面，却往往被刻意遮蔽起来。一些试图揭示劳工状况的发声行动或者捍卫劳工法定权利的努力，都被野蛮地驱散并封口，似乎，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在于揭示了真相，损害了大局。

以上这种双重努力，力度都很猛很大，看起来是想要在中国构建出一个能够实现“自我无限积累”且永远不受剩余吸收难题困扰的乌托邦来。

毫无疑问，由于空前规模的剩余吸收难题的实际存在，资本经营的难度不是减少了而是显著地增加了。至少，产品实现的成本不会很低，资本之间的恶性竞争也不会缓和，资本经营的失败风险也会显著提高。

但这些基本上不可能通过所谓“改善经营环境”“降低经营成本”等进一步压缩积累成本的方式得到解决。这个方面的努力越多且越是成功，就越是会加大剩余吸收的难题和结构失衡。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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