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接了65单的山西阳性密接外卖员被辱骂，可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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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王耳朵先生

11月的第二天，山西定襄县。

早上6点20，天还没亮，34岁的外卖员张军照常早早离开了家。

这个时节的清晨，气温已逼近0度。

小伙子在寒风中骑上电瓶车，醒醒神，开始了一天的奔波。

6点45，他接到了第一笔早餐订单，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后，紧接着是第二单、第三单......

9点刚过，他已经送完了12单外卖。

趁着一点时间缝隙，他钻进街边的早点铺，花了10分钟，草草填饱自己的肚子。

这是他一天的第一餐，也是唯一的正经用餐。

饭刚下肚，他又从顾客变回骑手，拎着从同一家早点铺打包的外卖订单，继续飞奔。

从快餐店到奶茶店，从繁华路段到住宅区的各个角落，从日头西斜到夜幕深沉。

平均十几分钟一单，争分夺秒。

其间还要挤出半小时去做核酸，以维系自己得以在城市自如通行的短暂权限。

终于送完最后一单，一抬表，已是深夜近11点。

这是一名普通外卖员的一天。

单调，枯燥，似乎并不值得书写。

但就在这天晚上，因为邻居确诊，张军成了阳性密接人员。

凌晨4点，他和父母被送到了隔离点。

之后，为了寻找与他接触过的人，也就是阳性次密接人员，定襄县发布了张军的流调报告。

这个忙碌至模糊的身影，才如此具体地被人看见。

官方通报，密密麻麻，出现了足足65次的“接单”“送达”二词，构成了一个人的一天。

17个小时的工作，他留给自己的喘息时间，少得可怜。

张军当过两年兵，短暂地干过一些酒店、工厂的活。

多年前，他订了婚，10万彩礼钱花出去了，可对

方仍然嫌他穷。

婚事黄了，还欠下了一笔债。

母亲身体不好，64岁的父亲每天还要爬上爬下回收别人的纸箱、旧书好卖去换钱。

为了多挣点，4年前，张军开始跑起外卖，并抽空上网课念大专。

一单3块5左右，去掉吃饭的钱，一天到手200元左右。

收入不算丰厚，张军却靠此搭建着生活：

结了婚，孩子将在明年出生。

他想快点还债，想让父母和老婆都过得轻松点，想给孩子多攒点奶粉钱。

如果不是这一次意外，或许根本没人会在意一个普通人如此普通的生活。

他会在未来无数个普通的日子里，寂寂无声地像机器一样在精密的系统中重复转动着。

迎接着普通的希望，继续着普通的艰辛。

当有媒体采访到他，称他为“最勤奋外卖员”时，他也是淡淡地说：

“干活嘛，谁不是这样呢？”

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名叫史景迁的历史学者预备著书。

他研究的，是17世纪的中国历史。

但翻阅过诸多史书后他发现，本本大部头，记载的都是大人物、大事件。

他很好奇：在那漫长的动荡年代里，那些不曾被历史书写的普通百姓，过的都是怎样的生活呢？

直到他翻到一本由明清知县修的《郯城县志》，才得以窥见些许历史夹缝中的故事。

如今，疫情近3年，我也时常在想：

数百年后，我们的后代也会回望历史。

他们首先看见的，一定也是疫情爆发、抗疫、取得成效这些宏大叙事。

会不会也有史学家好奇，在这段历史中，无数小人物、普通人是怎样生活的？

到那时，流调报告，或许就成了一篇篇真实的小人物图鉴。

那1天、7天、14天的轨迹碎片，折射的，是一个普通人生活的全部底色。

那个名叫岳宗显的无症状感染者，44岁，头发花白。

怎么会不白发呢？

父亲瘫痪，母亲年迈，一家几口，住在墙面斑驳的平房里。

为了寻找失踪的儿子，他孤身一人来到北京，一边打零工，一边寻子。

检测出阳性前的14天，他一共打了28份工。

扛沙袋、水泥，搬运建筑垃圾。

没有固定时间，没有固定地点，通宵达旦，披星戴月。

甘肃陇南，一位密接者被贴上一个心酸的称谓：“馒头工人”。

一连数日，他清早从出租屋赶奔劳务市场，寻活，干活，等活。

一边照顾住院的母亲，每日只靠馒头过活。

没有其他消费，没有任何娱乐。

如果你留心过足够多的流调报告，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

有52岁，一连多天从清晨6点一直开车到第二天凌晨2点的出租车司机。

穿插在每天20小时工作中的，是偶尔去快餐店扒两口饭，或去菜市场买点小吃简单果腹。

有31岁的制衣厂工人，整整10天，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3小时。

唯一请假的那天，还是去医院看肝病。

新年第一天，被确诊新冠。

57岁的阿姨，在确诊前的一个星期，每天雷打不动地在游乐场上12个小时的班，包括周末。

仅有的两天休息日，也只是在楼下的超市转了转。

回到家，或许又是不停地忙碌家务。

流调的镜头扫到他们脸上，映照出的是芸芸众生的同一种模样：

赚钱、养家，去着固定的地方，面对固定的人，努力且狼狈地维持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

高楼之中，车流之间，哪一个普通人不是如此。

背负着过往的泥泞，忍耐着眼下的艰难，期盼着未来的舒心。

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疫情三年，我们确实承受得太多。

很多人，心态上也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

前几天我和大家分享了今年以来我四五次被封控在家的经历，几百个有相似遭遇的朋友，在评论里叫苦不迭。

我在小区的业主群里，也明显感觉到大家越来越烦躁。

一言不合互怼、开骂也是常事。

尤其是，当单元楼、小区出现阳性、密接、核酸异常，谁都会憋着一肚子怨气。

怨他们影响了自己的生活，怨他们让孩子上不了课，怨他们断了自己的收入。

以至于现在人人自危，相比怕生病，更怕成了“害群之马”。

的确，我们看过太多城市千千万万人的生活，是怎样被一个、数个、数十个病例改变的。

上海疫情里，有人睡桥洞，有人睡公厕。

西安疫情时，有人穿越秦岭，有人游过渭河。

郑州疫情时，有人风餐露宿，万里归途。

有人只能在家冲刺高考，有人似乎念了个假大学，有人在骤减的银行卡数字面前崩溃。

还有太多默默无闻的小地方，不能出门，不能开学，不能上班，一连数月。

长夜里，有多少因无奈、压抑、绝望而落下的泪水。

这其中，确实有过恶意乱跑、瞒报的人，也确实有过臭名昭著的“毒王”。

就像一百个人里，保不齐就有一两个傻X，但绝对并非所有人都这样。

可我们，已经谈“阳”色变。

心照不宣地将病例称为“羊”，刺探他们的生活。

痛骂他们的“自私”，埋怨干扰了自己原本的安宁。

甚至上升到：

天津有被公布过信息的患者，接到无数陌生人的电话，质问他住在哪个小区、哪栋楼，恶语相向。

有家长亲眼见到孩子在公园和同学玩，却一致孤立一位曾经感染新冠、但早已康复的“死党”。

招工单位，告示上直接要求“历史无阳”。

方舱出院者，被拦住不给进小区。

某剧场的入场需知里，赤裸裸地禁止治愈病例出入公共场所。

事实上，那个阳性密接外卖员张军，也被网暴了。

在流调报告刷屏后，无数电话打进手机，指责他“阳了还送外卖，祸害定襄”。

且不说他只是密接，多少像张军一样的普通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有了风险。

他们只是出了趟差，买了次菜，回了次老家，送孩子上了次学，参加了一次亲人的葬礼。

他们之所以去了那么多地方，不过是为了生活。

当这些普通人的生活轨迹被一一摊开，我们该看见的是：

与他们一样，我们所过的，都是家、单位、学校、菜市场、医院几点一线的枯燥生活。

与他们一样，我们所求的，不过是碎银几两，让父母安康，护幼子成长。

与他们一样，我们最怕的，是连这样平凡的期待也会落空，扛着家往前走的人，最怕倒下。

如加缪所写的那样，我们都是众生中的一人，都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

我们哪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也是他们，他们不过是倒霉版的我们。

大V河森堡讲过一个故事。

他去写字楼办事，进门扫健康码，听到旁边的哭声。

那是一位外卖小哥，订餐的客人，死活不接电话，但保安不放他进去。

放前台，无人看管，怕丢；等着客人，系统卡死时间，会扣钱。

小哥进退两难，急得哽咽。

河森堡就走过去跟他说：“你把餐给我吧，我帮你在这候着。”

为了让小哥放心，河森堡甚至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小哥感激万分，道谢着跑了，过了一会儿，客人终于下来拿走了外卖。

尘埃落定，河森堡这才突然想起来：我为什么要管这闲事呢？

一瞬间，他猛地明白：

“也许有一天，我也会面临外卖小哥类似的困境。

我看着是在帮助别人，其实是在同情某个未来的自己。

一想起来，我就在冷风里打起了哆嗦。”

被疫情折腾的第三年，我们都应该明白：

中招不是一种罪孽，而是一种不幸。

我们都坐在同一艘船上，谁也不能保证始终云淡风轻。

如果我们互相之间都不能彼此善待，还能指望谁给我们怜悯和同情呢？

理解他们，其实也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而理解，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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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家好，我是王耳朵，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中间略懂点人生歪理。关注【王耳朵先生】（ID：huangezishiba），一个路见不平，就忍不住一声吼的中年b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