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浸染着岁月痕迹的木质盖子，立刻有一股夹杂着大豆独有的微微的苦涩与清香的热气氤氲而出，蒸腾成一幅若隐若现的山水画。利落的拿起薄薄的黄铜片做成的勺子，贴着豆花的表面几起几落，立刻在小小的瓷碗里整整齐齐的码着几乎冒尖的豆花，颤颤巍巍，晶莹洁白，冒着独有的热气。加上一勺盐，一勺用花椒大料熬煮过的香醋，再来一点点酱油，浇上几勺红艳艳的辣椒油，最后撒上煮好的黄豆，一碗豆花就可以入口了，热腾腾，香喷喷，爽滑又可口。

这个卖豆花的老头是我的父亲。他长期占据着县医院西门对面的马路。不管旁边的小伙子怎么用现代化的手段去创新，去改革，也不管他的生意是怎么的热情似火，父亲永远是那么“佛系”，不惊不怒，不争不抢，硬生生将卖豆花这个充满着烟火气的生意做出了风淡云轻的感觉。

可是年轻时候的父亲却全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父亲和母亲就常年做这个营生。记忆中的中午一两点，简单的农家小院总是被翻滚的豆浆扬起的香气笼罩，那种味道几乎成了我整个童年独一无二的味道。那时候父亲正值年轻，和母亲两个人几乎耗尽所有的力气来完成这项全家赖以生存的“生意”。我正值小学，算得了简单的账目，也洗得了简单的碗勺，于是，只要是假期就和父亲浪迹于凤翔的大街小巷，和城管，收卫生费的，其他摆摊的，都有过斗智斗勇的经历。常常在晚上父亲收摊后，会和母亲说说一天的遭遇，某个态度恶劣的城管，某个蛮横不讲理的商贩，母亲常常说我，“你还小，我们是做生意不是吵架去的”，我从不会忍气吞声，小女孩的眼泪夹着清脆的争吵，往往可以“反败为胜”，所以尽管父亲母亲常常骂我“牛头”，我依旧我行我素，一点也不想收敛自己的脾气。

小孩子最喜欢的是过年，而我小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过年。别人家上街，买菜卖肉，扫舍买新衣，欢欢喜喜准备过年。而我们家这个时候是最忙的。年轻的父亲母亲都有一颗要强的心，所以腊月这个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做俩缸豆花，那时候并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工具，几乎全靠人力，把泡好的黄豆挑到别人家去，磨成豆浆，回来再一勺一勺过滤，这是一个非常耗费体力和时间的工作，再烧滚一大锅的豆浆，然后才能做成豆花，更让人抓狂的是，一到腊月经常停电，不得不用风箱来烧豆浆，这个过程漫长的，经常让我边哭边烧，那时就常常想，为啥我们家要卖这个，为啥别的小孩都等着过年的时候我要受这种折磨，恨不得端了石头把锅给砸了！可是这种想法也就是想想而已，因为我知道，我和弟弟下学期的学费要靠它，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要靠它，而且我还知道父亲母亲比我要辛苦很多很多！

从腊月到正月，父亲母亲只休息一天，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从正月开始，父亲母亲就开始骑着三轮车在凤翔的各个乡镇“赶会”了，一次要做好两大保温桶，那重量相当的可观，这也意味着他们经常在三四点就要起床一直忙碌到六点多，匆匆填饱肚子安顿好我和弟弟，骑着三轮车奔赴他们的目的地，马莲滩、盐坎、槐塬。。。。。。很多很多的地方他们都去过。小孩子对距离并没有太多的概念，每次问他们远不远时，他们总会笑着摆摆手说，“不远不远，近近的”，于是我一直相信那距离真的不远，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最远的地方就是大姑家所在的铁黄塬了。直到我上班了，第一次跟同事们下乡，我们坐着面包车，一边谈笑风生，一边看着窗外的原野，经过一个地方时，同事说了句，“才到盐坎啊”，我的脑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突然被唤醒，看着写有“盐坎”两个大字的大牌坊一闪而过，同时一闪而过的还有记忆中父亲母亲清清淡淡的那句“不远不远，近近的”，我的眼泪毫无征兆的就流下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当年怎么驮着那么重的两大桶豆花骑到目的地的，也不知道父亲怎么一碗一碗舀完那两大桶豆花，更不知道母亲怎么半弯着腰洗完那么多碗勺的，不知道他们当年在卖豆花的间隙是不是舍得吃一碗热腾腾的饭，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拖着辛苦了一天瘦弱身躯回的家，不知道他们又是怎样说服自己、说服身体投入到第二天的繁重劳作中去的，我只知道我爱他们，无论他们做什么工作，无论他们穿的是不是光鲜亮丽。我爱他们，他们是生活的强者，从没有屈服于这苦痛遍布的生活，在荆棘丛生的人生路上，他们拼尽自己的所有力气，只为他们的家人活得更好！

我与豆花，注定是相爱相杀的一生，我爱它，是它让我看懂了人生；我恨它，因为它太过残酷，让父母的一生如此的辛劳。所以就算穷尽这一生，我可能都无法与它撇清关系了！

既然撇不清关系，索性做个广告。你要是走过县医院西门，一定会看到一个其貌不扬甚至有点邋里邋遢的瘦老头，那就是我的父亲。他卖了一辈子的豆花，没有别的本事，但是做的豆花真的好吃！如果你走过，可以去尝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