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龙岗：从母亲的空药瓶所感悟

一直以来，知道母亲有一种习惯，用过的空药瓶总舍不得丢弃。

近二十多年一直在外工作，也不知母亲为何要留这些空药瓶。直到七夕节这天，才让我意外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今年的七夕这天，我和妻子匆忙赶回老家陪母亲。之所以说匆忙，原因有三：一是最近回家看母亲次数较频，这次是计划外的节日临时动议。二是我理解，七夕节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属，也不是仅限于男女爱情，爱情二字广义去理解，亲情、友情等也属一种爱情范畴。我和妻子去陪母亲，就能很好地诠释七夕节的丰富内涵。三是最近家里所住的楼房进行集中供热改造，因是纯粹的个人负担改造费用，时间上各家各户根据自己情况断断续续施工。各家经济条件不同，工程量也各不相同，工期自然是不同。加之儿女近一两年要办婚事的家庭不少，都计划借这次集中供热改造，想把十多年的装修重新处理，故而，楼内整天是电钻声、电锯声、八磅锤的敲击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炎热的三伏天，打击乐、摇滚乐、金属声等构成了装修协奏曲，演绎着一首首不同的“装修狂想曲”，各家实际情况不同，都能理解。只是我白天除过中午的三小时夏令时间在家，其它时间在单位，相对好些，而妻子日子就格外难熬，因我们改造才里外忙活了一阵子，又要全天候煎熬在这狂想曲漫长的白昼中。鉴于此，也就行色匆匆在所难免。

世间事往往是忙中、急中就偏偏出岔子。由于拍脑壳就决定起身行动，匆匆离家像逃离一样，走到半路了才记起，没有吃今天的降压药，而且第二天的药也自然是没有带。

刚回到了母亲身边，没有吃降压药和驾车注意力过于集中的缘故吧，头有些痛，我忽然想起以前好像有药放在茶几的抽屉里。我赶忙翻抽屉找药，无意间感到都是空药瓶，随手拧开一个瓶盖，让我大为惊讶，里面是一小卷纸条，我打开看，写着“三月十日去世，五妈的念日”，我震惊，再随手拿起一个药瓶打开，纸条写着“54青年节，生日，灵霞妈”。我不敢相信，一一查看，全是亲朋好友、家门户族大人小孩的生日，老人去世的日子，甚至详细到了头七、尽七、周年的日子等，语句虽不够完整，但很简练，完全能说明事情。我甚至怀疑父亲年轻时是邮电局的报务员，长期给人写电报稿，也教会了母亲用字简练的记事能力。

一个一个看着空药品，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母亲只在解放后，十六岁起读过快餐式的扫盲班、夜校班，究竟读了几年说不清，大概也就是读到六年级。后来，由于识字，母亲当过县城街道居委会主任。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县上筹办地方国营陶瓷厂，当时的陇县革委会专程与甘肃省华亭县革委会协商，跨省借调陶瓷专家筹建陇县陶瓷厂，选定了解放前一直开陶瓷厂的陇上陶瓷技艺高超的外爷，一并选调了熟悉陶瓷绘画、书法、兑药（陶瓷上釉子的配料勾兑）等技艺和生产工艺的大舅及大舅母为技术师傅，因为母亲从小在生产陶瓷的家庭环境长大，比较熟悉陶瓷的生产和技艺，也便到陶瓷厂去工作了。据母亲曾回忆，在居委会和陶瓷厂工作期间，时常是有需要写字的工作，学到的字是能派上用场的，在陶瓷厂还担任了团支部书记，直到1968年响应国家号召，城镇居民到农村插队落户，母亲便放弃了陶瓷厂的工作，带着一大家子当了农民，从此后，母亲除过学习毛主席语录，几乎再未动过笔，读书看报自然是不可能的，加之没有现在的电视等文化氛围，好多东西都已遗忘。

处在不同的时代，一代人和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同，理念也便不同，对待儿女的教育方式和理念也是差别很大。我印象中我们兄妹从小读书，母亲几乎没有辅导过我们，大不了看到我们兄妹贪玩时，问家庭作业做完了吗，从没有家长每天查作业的情况。不是母亲疏于辅导儿女学习的责任，而是那个时代的家长心目中，压根儿就没有要逼迫儿女读书的概念，更不要说逼迫孩子上各等样行、五花八门的补习班了，整天是批林批孔，批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思想等，整个社会大概就没有学生上补习班的概念。

那个年代，作为家长，母亲和绝大多数家长的责任一样就是两项。一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听着生产队长的哨子声上工、下工（集中去田间干活叫上工，干完回家叫下工、放工或收工，下工时往往队长会把声调拉得长长地喊一声“收工了”，一般是不用哨子吹的），隔三岔五晚上要参加队上的夜会（就是晚上的社员大会）。文革后期夜会不学习和背诵语录了，但还是要简单地安排近期活计（生产计划）之后，由队长和贫协主席点评几天来的社员表现，批评人是常有的事，几乎是逢会必抓典型。那时的开会风气很硬，批评是当面锣对面鼓，一针见血，毫不留情面，队长也常常会动粗口的。我们那时年龄小，但时常会趴在会场的窗户上，看里面又在批评那个小伙伴他爸或他妈。家长的第二项工作，就是管好自己一家人的吃穿睡，至于读书，家长的职责是只要娃娃按时去学校就行了，写的啥，学得咋样，平时基本不过问，只有每学期期中、期末考试后，偶尔会问一下考得咋样，也不会过分强调分数。因此，那时的家长，不会像现在的家长不仅辅导，甚至一些家长放弃工作陪读几年，故而，那时的家长是没有跟着儿女被动学习的机会。

对生产队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队长的哨子吹得好，好不是有多么美妙的声音和调子，而是一个单调的尖叫的长声。吹上工哨子时，队长可以一口气从村子东庄头吹到西庄头，虽然是催着上工的哨声人很反感，但那一口气的高亢嘹亮和尖长让我幼小的心灵很震惊，能当队长就是牛，队长气长。还有一件事就是有次晚上队长批评我母亲上工迟到，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要全权料理我们兄妹四人的吃喝拉撒睡，还要上工，迟到在所难免。队长那天夜会上批评的话粗野，我母亲哭了，我当时就要找队长出一口恶气，但我清楚自己人太小，无异于以卵击石，故而有心无胆。第二天我守在队长家的大门口，等队长的儿子出来，我毫不犹豫地将他摔倒在地，强行脱下他的鞋子，扔到了他家的房顶上，转身就离开了。那个时候，在农村，一个人一年基本就三双鞋，雨鞋、棉窝窝（棉鞋）和几乎四季能常穿的单布鞋。

几年后，我们下乡居民回城了，吃商品粮了。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城里遇到了过去同村的乡亲，得知当年那个队长，在我们回城后不几年，一次去公社的路上出车祸去世了。我感到很内疚，对自己儿时的任性感到后悔，毕竟那时当队长有难处，迟到也是事实，而自己的无知和一时冲动留下了终生遗憾，说一句道歉话的机会都没有了。我深深体悟到，人走上社会，遇到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冲动，冲动是魔鬼。应静下心，冷静思考，换位思考，跳出事情外用第三方的眼光去审视，去分析，去判断问题，这样才能抽丝剥茧，拨开事件的现象，看到本质的东西，才能做出科学正确的决定，决定一旦失误，一些后果是无法改变，无法挽回，无一补救的，只能留下终身遗憾。人是生活在感情世界，一生所有的遗憾是最大的悲哀和不幸。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文化领域也是泥沙俱下。特别是视为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披着传统文化的外衣，在文化禁锢后如洪水猛兽，充斥文化市场，宿命论的伪科学东西更是容易摄人心魄。记得在学校，同学中间流传的多个版本算命的东西，有按生日对应、按生月对应的花测定等等，我也得到了一个，拿回家好奇地对照全家人一一查看每个人一生的运势、职业、婚姻和性格等，我给母亲查对，卦词说母亲这个属相和生月，能成就文学家。母亲很开心地说，小时候由于封建男尊女卑思想，她没有早早读书，我说母亲还不迟，好好识字还有希望成文学家，逗得母亲很开心。

看到母亲的空药瓶，母亲八十岁的人了依然用歪歪扭扭的字，续写着新发生的红白事情，母亲的记录很简单，但在我心里字字珠玑，字字千金重。这种重是一种感情的重，是亲朋好友及每一名家人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重，是母亲视亲情友情的份量重，是母亲这代人系在心里牢不可破的家庭观念重，是家庭传统的东西在支撑，是血浓于水的骨肉情深的体现。回想我们，我对于数字是相对敏感的人，但也不能做到母亲这点。回想年轻的朋友们，父母辈的知识是不能与我们相提并论的，而我们大概随年龄段不同，最多能记住恋人的生日，新婚纪念日等，有不少人可能连自己母亲的生日都记不住，更不要说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对于身边朋友们就更不用说了。

母亲这小小的空药瓶，就是大社会的折射或缩影。当装满药，人们需要时，不惜用血汗换来的金钱去请回家，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寄托于这个瓶子里的药去疗愈，瓶子一旦发挥了最大的作用，瞬间就成了天上掉下的污物，唯恐弃之不远。母亲对空药瓶所赋予的特殊功能，不仅是对待一个空药瓶的问题，这看似一件小事，却里面装满了浓浓的情谊，折射出了一种人文关怀，一种亲情关怀，一种社会责任，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