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出现总统“分裂化”执政现象。巴西总统对封锁隔离措施始终持反对态度,声称“新冠只是一场小流感”(BBC)“我们要像男人一样面对他”。当地时间3.15他参与机会并和支持者握手(Washington Post)3月22日,谴责实行强制隔离措施的圣保罗州州长为疯子(The Guardian);3月24日,指控媒体夸大新冠病毒危害(The New York Times);3月29日,博索纳罗拜访多个地区集市,鼓励人们坚持复工并在网上发布相关视频(Reuters);4月3日呼吁巴西民众于5日绝食一天远离新冠病毒(Reuters)。
3.4.1新兴市场危机的传统模式——外部环境恶化,导致内部被动去杠杆首先,经常项目恶化往往是新兴市场债务问题的前兆。新兴市场依赖于国际贸易,如果外需疲弱,那么,新兴市场的经常账户恶化,进而国民流量性收入减少,从而会直接使得债务问题开始突出。其次,汇率贬值是新兴市场债务问题的加速器,使得新兴市场的外债和通胀同升。外币计价的债务占比较高是新兴市场的重要特征,所以其债务压力会随着本币贬值而升高,汇率贬值引起国内的通货膨胀。第三步,新兴市场往往对内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被动去杠杆。通胀背景下,央行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打压通胀,同时会抑制国内需求。所以新兴市场往往体现出“经济下行、货币反而收紧”的特征。根据兴证宏观团队的研究,从2000-2018年阿根廷,土耳其,印度,巴西,印尼等国的政策利率和汇率呈现负相关关系,体现了“贬值-通胀-加息”模式。第四步,新兴市场对外若偿债能力承压,可能导致主权债务违约。新兴市场国家偿还外债通过以下几种途径:1)用外汇储备偿还;2)用经常账户盈余偿还;3)依靠售卖资产偿还(国际投资净头寸)。如果以上三种偿还途径都大幅恶化,那么主权债务可能违约,继而引发资本外逃、银行挤兑、本币贬值和通胀的恶性循环。3.4.2土耳其2018年债务危机是典型的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危机模式外汇储备大幅减少。2018年7月26日,特朗普总通在推特表示鉴于土耳其政府长期无理关押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将会对土耳其实施重大制裁。随机不久,土耳其的外汇储备从8月的800亿美元大幅下降到10月650亿美元左右。汇率大幅贬值,通胀走高。美元兑土耳其里拉从7月的4.75大幅升高至6.37,汇率贬值带动通胀上行,2018年9月土耳其CPI同比增速为24.52%。主权信用违约风险加大。土耳其主权CDS利差大幅走高,8-9月一度从300bps大幅上升到最高约550bps。产出下降。2018年土耳其实际GDP同比增速为2.83%这一数值为2009年以来的新低。3.4.3、相比2008年,当前新兴市场应对危机的能力更脆弱当前新兴市场经济为何更弱?从经常账户盈余、外债占比、财政盈余视角对比。首先,政府债务率提升。以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为例, IMF 2018年最新数据显示,巴西、墨西哥和南非政府债务/gdp分别为82.5%、35.4%和56.7%,而这一数值在08年分别为60.7%、24.0%和26.5%。其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大幅恶化。根据IMF数据,200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gdp为3.4%,而到了2019年该数值下降到了0。第三,新兴市场的财政盈余恶化。根据IMF的统计,2008年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财政盈余/GDP为-1.53%,而在2019年改数值下降为-4.89%.第四,新兴市场外债规模相比于其外汇储备较大。截至2018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土耳其、阿根廷、南非的外债/外汇储备分别为4.8、4.2和3.5。由于外汇储备不足,所以,我们看到南非已经出现了主权债务违约风险。3.5、展望未来半年到1年:新兴市场衰退风险和违约风险将加剧,从而引发金融市场进一步动荡首先,中期来看,新兴市场债务违约风险将加大,新兴市场主权债务、企业债违约加剧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高收益利差飙升至2000年以来的历史高位,截至4月3日,巴克莱新兴市场高收益利差(OAS)升至13.27%。摩根大通新兴市场汇率指数近期出现快速下滑,截至4月3日该数值为52.3,为样本区间2020年7月以来的最低值。其次,新兴市场的疫情防控情况,决定了全球供给链的恢复程度。
虽然银行的净头寸可能并不高,但是当存在对手盘风险(counter party risk)的时候,衍生品总头寸规模就是重要的风险指标。比如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虽然高盛与AIG签订了CDS协议对冲其发行的证券化资产风险敞口,但是在假设情况下,如果AIG违约,那么高盛将记录损失。如果高盛违约,那么高盛的对手盘也将面临损失。好在美联储对AIG实施了救援,使得对手盘风险没有在金融体系大规模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