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奇亚里再谈意大利新冠疫情：这场危机教给了我们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已然成为全球所面临的一场危机。

哲学家们怎么看呢？

2月3日，斯拉沃热·齐泽克在RT发表《对新型冠状病毒之歇斯底里中清晰的种族主义元素》（Clear racist element to hysteria over new coronavirus）一文。此文在中文世界引发了不小争议，原因是齐泽克承认“发现自己梦想造访武汉”，并试图用拉康等人的理论来解读这场“灾难”，但他对此其实也是非常清楚的：“我充分意识到公开这些思考给自己招致的危险——难道我不是在进行一个新版本的把一些更深入的真实见解赋予受害者的苦难，从我置身事外的安全位置，进而犬儒地合法化他们的苦难？”此外，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一个思考点或许是“隔离”：“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隔绝（isolation），以及进一步的隔离（quarantine），均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由此，齐泽克强调了诸多国家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种族主义元素。毫不奇怪，在这篇稍显混乱的快手文中，齐泽克的论述落脚点其实在这句话上：“需要完全无条件的团结和一种全球协同的反应，曾被称为共产主义的东西的一种新形式。假如我们不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么今天的武汉可能是我们未来城市的景象。”

2月20日，斯拉沃热·齐泽克在RT发表《冠状病毒与法国抗议的共通之处（是狂欢的时候了吗？）》（What the coronavirus & France protests have in common [and is it time for ORGIES yet?]）一文。这依然是篇显得混乱的快手文——几乎离题了。齐泽克引入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所谓因应危机的五阶段模式：否认（Denial）、愤怒（Anger）、讨价还价（Bargaining）、抑郁（Depression）、接受（Acceptance）。接着，齐泽克将这个模式分别施用于生态灾难、数字控制、特朗普、中世纪瘟疫，当然，还有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但在讨论到我们对新冠疫情的接受阶段时，齐泽克突然回到此文的标题，认为二者的共通之处至于，“它们并不爆发然后破灭，而是待在这里，就这么待着，把永久的恐惧和脆弱带入我们的生活”。他在此变得有些语焉不详，但无非是说病毒客观存在，其潜在的威胁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所谓“我们生命的终极偶然性和无意义”。最后，齐泽克给出了“接受”的两个方向：“它可能意味着疾病的重新常态化：OK，人们将死去，但生活会继续，甚至可能有些良好的副作用。或者接受可以（且应该）驱使我们动员起来，不带恐慌和幻想，在集体团结中行动。”所以，他其实又说了些什么呢？无非是将2月3日的观点又说了一遍，只是没直接写明“共产主义”。别忘了，他在第二段开头一句再次批评了其他国家“隔离”中国的措施。

2月25日，吉奥乔·阿甘本在《宣言报》发表《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Lo stato d’eccezione provocato da un’emergenza immotivata）一文。阿甘本依据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CNR）的说法，指责“意大利政府采取了疯狂、不合理、毫无依据的紧急措施”，而这些措施“已经给相应的大区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例外状态”。阿甘本文章引起多方争议的点恰在于此。他担心这样的“例外状态”成为“常规政治范式”，也担心个体意识中的“恐惧状态”成为“集体恐慌状态”的真正需求，而这些情况在历史上并非无前例。有人则认为这样的考量不切实际、太过迂腐。但或许，更准确地说，阿甘本此番观点应该分地域来看待：放在眼下的欧陆，可能确有不妥，但在其他地方呢？新加坡的情况或可作为一个参考（也就是说，前提是有良好的应急机制，特别是充足的医疗设施）。

2月27日，让-吕克·南希在ANTINOMIE发表《病毒性例外》（Eccezione virale）一文。这是南希对阿甘本25日所发文章的简短回应。南希认为阿甘本混淆了冠状病毒与常规流感：后者有疫苗，而前者疫苗尚无，因此后果也不一样。但实际上，阿甘本所依据的是CNR的说法。南希说：“这种例外实际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成了一种规则。”又说：“政府只是可悲的执行者，指责它们更像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把戏，而不是一种政治反思。”当然南希说这话的前提是，他认为如今存在一种病毒性例外，而这是我们“一整个的文明”所要面对的挑战。很明显，南希的确比阿甘本更务实，但这样的观点会不会也错失了很多真正的反思？同样，放在不同的地域来看，可能结果也会很不一样。南希短文的最后一段：“我上面已经提醒过，吉奥乔是一个老朋友。我很遗憾地唤起个人记忆，但我在根本上没有离开那种一般性反思的笔调。大约30年前，医生判断说我必须移植一个心脏。吉奥乔是少数建议我不要听他们的话的人之一。如果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我可能很快就会死掉。我们可能搞错了。尽管如此，吉奥乔仍是一种敏锐和亲切的精神，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没有丝毫讽刺地——如此地例外。”

2月27日，马西莫·卡奇亚里接受了一次简短的访谈，访谈稿刊登于《新普利亚日报》，中译即《我们正处于集体疯狂之中》一文。在这篇访谈里，卡奇亚里主要还是在谈自己疫情期间的所见所感，也简单地谈及了意大利政府的问题，比如封闭学校的同时却开放俱乐部。由此也可看出，曾两次担任威尼斯市长一职的哲学家对这届意大利政府有多么不满：“这届政府之所以很弱，是因为它害怕。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恐惧，每一步都害怕受到攻击和挑战，然后取消从中国起飞的航班，从而遵循孤立主义的逻辑，而不把注意力放在本应让这个国家和世界平静下来的决定上。”这其实也就是齐泽克反复谈到的国家间“隔离”的（无效）后果。此外，这篇访谈也可拿来与阿甘本25日的短文作一比较：卡奇亚里认为此病毒目前尚无疫苗，“因此必须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来应对此类紧急状况”，他呼吁“一种由清醒、能力和责任所决定的措施”。

2月27日，斯拉沃热·齐泽克在RT发表《冠状病毒是对资本主义“杀死比尔”式的重击，并可能促成共产主义的重现》（Coronavirus is ‘Kill Bill’-esque blow to capitalism and could lead to reinvention of communism）一文。齐泽克开篇写道：“冠状病毒的持续蔓延也激活了蛰伏在我们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病毒，如假新闻、偏执的阴谋论和种族主义的爆发。”他再次将应对病毒的隔离措施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隔离现象关联起来，继而祭出批判性建议：“但也许另一种——更加有益的——意识形态病毒将蔓延并有望感染我们，它促使我们去思索别一种社会：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一种以全球团结协作的形式实现其自身的社会。”这其实也是他前面两篇文章的落脚点，不过这次齐泽克又将论述拉回到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辩论中，如题。但是，为此，我们真的需要一场大灾难吗？“此类全球大灾难催生了全球团结，我们之间的微小分歧开始变得不足道，人们均致力于寻找解决办法——这正是当下的光景。重点不是施虐般地享受广泛蔓延的痛苦——相反，重点在于反思一个可悲的事实，即我们需要一场灾难，才能重新思考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特性。”齐泽克认为世界卫生组织（WHO）是“这类全球协作的首个粗略模式”：“人们从它那里得到的不再是往常官样文章式的呓语，而是不慌不乱的准确警告。这类组织理应获得更大的行政权力。”真的是这样吗？齐泽克在这一点上还真够乐观的。最后，他还不忘扯一下虚拟现实中的不安全感，顺便抨击一把资本主义泛灵论（“把市场或金融资本之类的社会现象视为活的实体”）。这依旧是篇混乱的快手文。

2月28日，罗伯特·埃斯波西托在《共和报》发表《党派与病毒：生命政治当权》（I partiti e il virus: la biopolitica al potere）一文。“生命政治”是这篇短文的关键词：“种种事件将生物生命（vita biologica）和政治介入之间的直接关系带到了顶点。”埃斯波西托分析了三种变化过程：其一，“政治的对象从单独的个体转移到了特定的人口区块”；其二，“政治医学化（medicalizzazione dellapolitica）和医学政治化（politicizzazione dellamedicina）的双重过程”；其三，“一般的民主程序开始向带有突发事态性质的机制偏移”。关于第一种变化，有句话特别值得一提：“国家主权派（partito sovranista）对移民的强烈排斥并不是旧国家主义（nazionalismo）的延续，而更应该放在‘免疫学’的语境下解读。”第二种变化则提醒我们思考政治和医学的关系，尤其是二者的界线。第三种变化直接与阿甘本的“例外状态”论相关，基本上，埃斯波西托与阿甘本的意见一致，并且他点出了分地域来看待的结果可能并不一样。

3月2日，马西莫·卡奇亚里在《快报》发表《新冠病毒与全体封锁的幻觉》（Il coronavirus e l’illusione di chiudere tutto）一文。译文首发于WUXU，亦可见译者微信公众号鸡番，欢迎关注。

再介绍下作者：

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1944— ），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先后任教于威尼斯建筑大学和圣拉斐尔生命健康大学。其研究深入西方思想与宗教传统，并涉及诸多文化领域。其代表作《建筑与虚无主义：论现代建筑的哲学》中译本已由拜德雅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大雅联合出品。

人们盲目地相信“科学女士”的力量可以解决一切，但是科学意味着研究和争论；人们还认为紧急事态是特殊时刻，但实际上它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场危机教给了我们什么？

新冠病毒与全体封锁的幻觉

马西莫·卡奇亚里 / 文

潘震 / 译

资本、商品和人总是戏剧般地融合在一起，要“限制”它们的流动相当困难——就算这是我们最近几十年的新发现，但对于大型传染病而言，却已是老生常谈。我们或许还记得历史上的几场瘟疫，在曼佐尼[1]笔下，那时人类同时展现出了自己最好与最恶劣的一面。教堂里以“死亡的胜利”（trionfo della Morte）为母题的壁画，以及老彼得·勃鲁盖尔[2]的几幅作品，见证的与其说是我们的先辈在面对巨大危险时的恐惧，不如说是由自己的无力而产生的震慑。恰是这种无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我们在心中生发出了被治愈的信念。

老彼得·勃鲁盖尔，《死亡的胜利》（约1562）

因为指引我们日常生活行为的恰恰就是这样的信念：紧急事态时不时发生，而科学和技术总是能随手找到解决方案。它包含了两个坚固、不可动摇、几乎刻在我们脑子里的错误观念。第一点：我们的“科学女士”（Madame la Scienza）对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但事实上，搞科学意味着质询和争论，可能还涉及不同的范式（于是，当专家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像是“迷失的羊”[3]）。第二点：所谓的“紧急事态”真的是紧急事态，即或多或少特殊的状况，是危机，或者说是“驯化”我们的生活形式（forma di vita）出现断裂的时刻。然而实际上这些危机与连续性的断裂本身也属于自然（natura），只要“研究”出一个起因，更多的也会随之而来。科学工作并不保证摧毁它们，否则就不再是科学，而转变为一种救赎宗教。我们永远无法挣脱疾病与健康之间的纠缠，而科学的目标则是让我们在其中继续生活、工作下去。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正以最佳形式处理这场危机，但是很显然，它揭示出我们的系统中存在一些难以忽视的问题，比如中央权力与大区权力之间的冲突与混乱。更不用说这场危机如何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如果没有超国家的（sovrastatuale）规范或者指引方针——我就不说权威（autorità）了，及时、有效地解决全球问题是几乎不可能的。

认为切断交通途径（不论是空路，还是铁路，不论是两个国家之间，还是意大利南北部之间）就能阻止流行病传播，这种想法之荒诞不言自明。私以为，提供明确的指示，让每个人为自己应该做的事负起责任，公布感染风险的详细信息，当然还要严格划定疫情爆发区域的界限，要比对所有公开活动、聚会和集体工作实施总封锁要有效得多。

这是我的看法，当然有可能是错的，也有可能另外一些专家的想法是对的，即现有的措施甚至还不够强力。但我自认为有理的地方，在于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一个普遍流通（mobilitazione universale）的时代，任何地方因素都可能迅速造成全球范围的影响，所有的流行病都会自然变成（per natura）全球大流行（pandemica），于是根本不可能通过“全体封锁”的方式应对危机。

在这个时候，请求人们放慢脚步无疑是乌托邦幻梦，虽然这当然出自善意的动机。面对在各个不同领域出现的危急情况，停止流通不意味着治愈，而是崩裂。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我们所有的政治与科学手段控制它（希望这两种手段能携手共进），并与之共存。

要在迈入危机领域的同时筹备相应的智识与组织秩序来面对危机，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同样也是现今环境问题的挑战——如果不懂得“保卫”与“发展”并进，那我们必然会失败；各种原因、性质带来的人口流动问题也是如此，甚至对此，一开始人们的反应也是大喊“快把我们关好”。“外来的”敌人，异己的危险。为了保持“健康”，就必须“独自”一人。这都是非理性反应，而因为这场卫生危机还会更深入人心。也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必须审慎、克制地面对它，避免恐慌的“感染”。只有在这里，世界仍需要界限：用来定义我们究竟要冒什么样的风险。

译注：

[1]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意大利作家，他的小说《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1827）和《耻辱柱的历史》（Storia della colonna infame，1840）都刻画了1630年米兰大瘟疫的情景。

[2]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il Vecchio，约1525—1569），文艺复兴时期布拉班特公国（Hertogdom Brabant）的画家，以地景与农民景象的画作闻名。

[3]迷失的羊（pecorelle smarrite），典出《马太福音》第18章和《路加福音》第15章。

马西莫·卡奇亚里，《建筑与虚无主义：论现代建筑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