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丨日本女性因何地位低下？新自由主义改革对性别的影响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日本女性主义理论及运动方面的重要学者上野千鹤子今年发表的论文《日本女性因何地位低下？新自由主义改革对性别的影响》（Why do Japanese women suffer from the low status? The impact of neo-liberalist reform on gender）。2020年，日本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153个国家中排名第121位，与之排名第3位的GDP不相称。本文探讨了日本女性因何被限制在结构性的背景和历史性的路径依赖中，这是日本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所谓的日本式经营曾经被认为是成功的模式，但这造成了性别的不平等，这种模式严重依赖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在比较研究的背景下，本文还阐释了谁为性别歧视付出了代价，以及它在国际社会上的历史结果。此外，本文证明了COVID-19大流行对女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单身母亲的影响。今天，日本的性别差别正在加速扩大。原文见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47.1 (2021): 9-26。译者：陈荣钢。

日本女性因何地位低下？

新自由主义改革对性别的影响

日本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GI）排名一年比一年低。2015年日本排在第101位，2016年第114位，2017年第118位，2018年第110位，2019年第114位，最近一次，也就是2020年，只排在153个国家中的第121位。日本的GDP排在美国和中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三，所以日本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排名和GDP排名不相称。

本文探讨了日本女性地位低下的结构背景和历史路径依赖，以及谁对这种性别不平等负责。本文还解释了谁为性别歧视付出了代价，以及它在国际社会上的历史结果。

“全球性别差距指数”由四个维度的指数组成，包括健康、教育、政治和经济。在2020年的排名中，虽然日本女性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情况并不差（健康排名第40位，教育排名第65位），但后两者的排名却出奇低。

在2017年最新的全国选举中，女性在国会的代表比例为10.5%，排名第144位，低于全球总排名，经济状况排名第115位，也低于总排名。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日本女性的状况越来越差。这意味着日本在性别方面的变化非常缓慢，而其他国家已经取得了进步。日本政府多次收到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的警告，该委员会敦促日本做出更多努力，似乎日本忽视了联合国反对性别歧视的条约。日本在全球趋势中被远远抛在后面，这是为什么呢？

经济地位低下主要表现为男女性别的工资差距（wage gap）。2019年，日本女性工资水平已经达到男性工资水平的75.5%，但这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第2位，仅次于韩国。1975年，男女工资差距为63:100，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它达到了75:100，但它仍然是G7国家中最低的。虽然它确实得到了改善，但这种变化是微不足道的。

日本女性经济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是非正规就业（irregular employment）。虽然同类工人的性别工资差距越来越小，但正规工人和非正规工人的工资差距却固定在很高的水平。这种差距之大，已经到了无法用经济理由来解释的程度。

非正规就业是高度性别化的。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女性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到2014年，非正规就业人员占所有工人的37.4%，其中男性工人占21.8%，女性工人占56.7%。在所有非正规工人中，近70%是女性。

非正规工作就业比例（1984—2019）（来源：日本劳动政策研究与研修机构/JILPT）

非正规工作的首要问题是缺乏工作保障，其次是没有合理原因的超低工资。一位性别问题专家大泽（Osawa）称其为“地位歧视”（status discrimination）。非正规工的时薪是正式工的一半或三分之二，尽管他们做的是类似的工作——即使是全职工作，收入也几乎低于生存水平。

一直以来，雇主都把这种低薪资当作已婚女性家庭经济的补充收入。以剥削为目的，这些兼职的、赚取零用钱的工作都是为已婚女性设计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早期，大多数兼职人员都是已婚女性和（或）中年女性，她们在育儿之后的人生阶段重返劳动力市场。但也是从那个时候起，许多单身女性（包括未婚女性和离异单身女性）加入了这个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谋求生计。再后来，男性和外国人也加入了这个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导致阶级差距进一步扩大。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顶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仅次于瑞典。它被称为“中产阶级社会”，超过80%的国家会认为日本是“中产阶级社会”。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日本的收入差距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仅次于美国，位居倒数第2位。

今天，日本的相对贫困率达到15.6%，仅次于“经合组织”国家中最糟糕的美国（16.8%）。因此，一些社会学家称日本社会为“一个新的阶级社会”。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阶级”（class）在本世纪初又回到了社会学的分析中。非正规工人中的贫困现象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COVID-19大流行危机期间，这些人失去了工作。

历史背景

追溯历史，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于上世纪80 年代。在一个又一个放松现有劳动法规的过程中，改革引入了大量的非正规工人以削减工资。在同一时期，劳工收入（labour share）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在下降。

1985年，在制定《平等就业机会法》的同时，第一部《劳动派遣法》被制定出来。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派遣业务有悖于公共利益，并被禁止用于营利目的。因此，厚生劳动省“公共职业安定所”（Hello Work）帮助有空缺的企业寻找工人，并帮助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找到工作。

1985年，劳务派遣被允许用于盈利目的，这就使得私人公司加入这项业务。起初，在80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的推动下，劳务派遣人员只限于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而且工资相对较高。后来管制逐年放松，如今派遣工几乎可以胜任所有类型的工作，甚至是日结工种。

派遣工是派遣公司的注册工人，实行临时工合同。当他们的合同被终止时，不能保证他们能得到另一份工作。法律要求雇主在一定时间后（2018年改革后的《劳动派遣法》规定为三年）为他们提供全职的长期工作，因为超过这个时间就可以被认定为一个正式的职位。

虽然改革后的法律在理论上旨在确保非正规工人的工作，但在实践中，它让雇主每三年就更换一批工人。这三年的规定不仅破坏了工作保障，也破坏了非正规工人（主要是女性）的工作培训积累和职业规划。

性别研究学者们预测到了这种负面影响，他们认为这种不利因素是政策影响的一部分。尽管用新工人取代有经验的工人对雇主来说是一种损失，但他们选择这样做能够节省工资。

在非正规工人中，除了派遣工之外，还有其他类别的就业，如兼职、临时工和直接受雇于企业的合同工。他们都是没有工作保障的低薪工作，即为适应女性和外国居民而制造的可支配劳动岗位。日本企业为了在竞争更激烈的全球市场上削减劳动力成本，但他们试图以女性的低工资为代价来保证养家糊口的男性的就业。

非正规就业的问题首先是低工资，其次是缺乏工作保障。尽管实施最低工资标准，但在2019年，即使他们做同样的工作，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也有三分之二左右。雇主们惯常利用工作类别的差异来降低劳动力成本。

服务行业也帮助女性参与到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2019年，非正规工人在零售业和餐馆中占了近50%，在个人服务行业（如看护）中占了35%。同一时期，公共部门的非正规工人也在增加，以至于有25%的公务员是非正规工人，这些人被称为公共部门的“穷忙族”（ワーキングプア，working poor）。非常讽刺的是，在“公共职业安定所”工作的职业顾问本身就不是正式员工。

这一系列放松管制的措施在日本被称为“就业的禁止”或“就业的解体”。这实际上已经破坏了许多工人的工作保障。1985年是日本特殊的一年，它被回顾性地称为阶级差距扩大的开端之年，也是导致今天女性贫困的重要一年。

欺骗交易

《平等就业机会法》并没有起到帮助女性的作用。《平等就业机会法》实施后，女性的就业似乎有所增加。但后来发现，这只是80年代末经济增长的一个附带效果。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女性的就业情况变得更糟。

尽管制定了法律，但就业方面的性别差距仍然扩大了。法律没有帮助保护女性在经济衰退中的就业机会。许多性别问题专家和活动家预测到这一点，他们反对立法，因为法律没有承诺有效的性别平等。

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我自己称《平等就业机会法》是“保护与平等之间的欺骗交易”。直到那时，《劳动基准法》允许女性享有带薪月经假，并以保护“母性”的名义保护女性免受长时间工作、夜班和风险性有害工作的影响。

在制定法律时，雇主协会提出了“要么平等，要么保护”的强制替代方案。女性工作者没有失去《劳动基准法》所保障的现有保护。女性工作者只是获得了招聘和晋升方面的名义上的平等，但没有针对雇主的惩罚性条款。

大公司试图通过引入“职业轨道”和“非职业轨道”的“双轨制”来破坏该法律，将所有男性和少数女性分配到前者，其余大多数女性分配到后者。通过这样做，他们成功地用基于工作类别的安置方法取代了基于性别的安置方法。

这样一来，雇主在没有改变自己的情况下，在《平等就业机会法》中幸存下来。从理论上讲，平等就业机会法使女性有可能要求得到平等待遇，只要她属于与男性相同的工作类别。一旦她受雇于不同的工作类别，她就失去了声称受到歧视的权利，而这正是许多女性工作者在此之前一直在争取的。

虽然《平等就业机会法》在职业轨道上成就了少数女性，但该法律是一种“量体裁衣”的法律，就好像只有穿着量身定做的男士西装的女性才能在工作场所生存下去。

真正的讽刺的是，《平等就业机会法》越来越多和非正规工人无关，因为它并不适用于他们。在该法实施三十年后，包括我在内的“日本学术会议”（SCJ）女性成员组织了一次公开讨论会，题目是“《平等就业机会法》是否变成了天鹅？”。

三十年的时间足以评估《平等就业机会法》对性别的政策性影响。我们这个奇怪的标题表明，曾经作为丑小鸭出生的法律，最终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也就是说，它能够有效地帮助了女性脱离困境。我是研讨会的主旨发言人之一，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不，没有”，这部法律只不过是原本新自由主义放出的一个诱饵。

罪犯与共犯

在这种伴随就业破坏的放松管制的背后，罪犯和共犯都要负责。

1995年，在被称为求职者“冰河时代”的大萧条中，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新时代日本经营》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了以下三类新的就业方式。第一类是在职业轨道上的就业，但像以前一样需要缩减；第二类是高度专业化的专业人员，需要外包；第三类是灵活就业，如兼职、派遣、临时工，他们是劳动力的后备军，可在商业周期中被启用。

女性、年轻人和那些较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从一开始就被扔进了灵活就业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虽然日本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逐年增加，但主要还是集中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变化

雇主协会与保守的政治家和官僚一起合作，推动了就业的放松管制进程。这种就业的解体还有一个帮凶，那就是男性工会成员。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工作安全。只要他们的地位得到保障，他们就不会介意那些被扔进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后来者（主要是女性和年轻人）。主要的工会并没有试图组织非正规工人，他们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

在这几十年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逐年增加。在长期的经济衰退下，双份收入已成为维持家庭财务的必要条件。现在，70%的日本女性在生育年龄段加入劳动力市场，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和欧盟，但几乎百分之六十的女性劳动力都在非正规条件下从事低工资工作。

对女性不利的税收制度

日本的税收制度严重支持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这使得雇主可以剥削女性。只要配偶的收入低于约1万欧元，户主（大多为男性）就可以获得受抚养人的免税待遇。在已婚的非正规工人中，26%的女性（2018年）竭力控制自己的工作时间，以保持收入不超过这个限额，因为她们不想失去作为受抚养人的合法地位。

1980年至2019年，日本双收入来源家庭数目增加

这种税收制度被误认为对“对已婚女性有利”，但实际上是她们的丈夫和雇主从中受益。首先，她们的丈夫不必为妻子支付社会保险费用，因为她们作为同一家庭的受抚养人受到保险的保障；其次，她们的雇主也不必为那些仍然作为受抚养人的非正规工人支付社会保险费用。因此，这个制度给了雇主一个很好的借口来保持他们的低工资。

这种税收制度严重阻止已婚女性延长工作时间，从而使她们继续依赖丈夫。由于她们的收入过低，甚至无法养活一个家庭，这种制度成为离婚的抑制性因素，因为离婚后她们将失去作为受抚养人的所有保障。

只要丈夫的工作得到保障，女性作为受抚养人的地位也能得到保障，这是“联合性福利”。这种制度有利于丈夫，可以保证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得到看护（care），相比之下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有利于寡妇。通常而言，日本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对男性户主有利，这就鼓励了女性留在婚姻中。

尽管如此，这也无助于阻止年轻人离婚数量增加，因为更多女性不再宽容丈夫的不公正对待。今时今日，每三对夫妇中就有一对以离婚告终，这意味着年轻女性敢于做出明知不利于自己的决定，毕竟单亲母亲的家庭生活会很贫困。有孩子的女性能获得的工作机会很少，她们也几乎得不到前夫的支持。虽然单亲父母年收入低于160万日元时可以获得公共育儿津贴，但单亲家庭贫困率高达51.4%（2018年）。

意料之外的结果

从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以下两个方面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首先，更多的男性和单身女性（包括单身母亲）都进入了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男性非正规工人主要被分配到制造业，如汽车产业。女性非正规就业者主要加入从事服务业和文职工作。非正规劳动者在服务行业所占比例最高，接近50%，如餐馆和零售业，其次是护工行业，如看护人员，这些都是不能被线上工作取代的工种。

这些非正规工人的工作目的是支援家庭，而非补充家庭收入。在这一趋势的背后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如晚婚率和离婚率上升。越来越多的女性倾向于在生活中保持长时间的不婚状态。

译按：日本结婚率的变化，1972年结婚人数达到顶峰，新世纪以来结婚率和结婚人数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其次，那些曾经进入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人被固定下来，因为日本的经营方式阻止他们将工作类别从非正规变为正规。当他们的父母年迈之时，子女会和父母“寄生”在同一屋檐下，但子女也变成了中年人，父母也没办法拿他们微薄的养老金养子女。这就是所谓的“8050”问题，意思是八十多岁的父母喂养啃老的五十多岁的孩子。这种人口结果在很久以前就被专家们预测和警告过了。

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了精英女性工作者和广大非精英女性工作者之间的阶级差距不断扩大。除了现有的性别差距外，女性之间的差距也扩大了，这使得女性更难团结在一起。

原因和解决办法

新自由主义改革是由政治家、官僚和雇主组成的男性联盟的共识行为，此外男性工会成员是额外的行为者兼帮凶。他们坚持所谓的日本式经营，即保持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

日式经营由以下三个方面组成——终身雇佣，基于资历的支付和晋升，公司内的工会。这种制度在经济增长的时候运作良好，几乎实现了充分就业。然而，这使得有工作的人一旦失去全职工作，就很难再回去。即使等待在经济复苏的时候，这种经营模式也只关注劳动力市场里的新鲜血液。

虽然这些规则没有提到性别，但它在系统上和结构上的功能将女性排除在工作场所之外。我们对性别歧视的定义如下——当某种制度或一套规则对男性群体或女性群体产生不相称的优势或劣势时，它就可以被叫作性别歧视。从这个定义来看，日式经营无疑符合这个定义。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日式管理是性别歧视的罪恶之源。替代性建议包括三点：第一，限制长时间工作（long working hours）；第二，废除资历制度（seniority system）；第三，建立同工同酬制度。

尽管如此，许多经济学家预测，日本企业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制度与现有的规则保持平衡。社会学家山口（Yamaguchi）称这种均衡为“劣质均衡”（an inferior equilibrium）——即使改变一部分也很难，因为均衡就是均衡，无论它多次。山口还指出，管理岗位的工作时间过长，是女性晋升的主要障碍。结果就是大量的外部不经济（external diseconomy，译按：指生产或消费给他人造成损失，他人却不能得到补偿的情况，例如，钢铁厂排放的烟雾及含硫气体损害当地人的财产和健康，但受害者并不能得到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女性劳动力的浪费。

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日本女性要遭受其他社会无可比拟的困难。

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对全球化的一致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减少，因此动员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当务之急。

保守派政治家和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绝不会说女性应该回到家里，因为他们希望女性既能工作又能生育。他们意识到女性是日本最后的劳动力资源，不应该被浪费。

为了动员女性参加工作，必须把使女性留在家中的家庭责任或看护负担从女性的肩上转移到其他地方。

生育劳动（reproductive labour）是无偿的看护工作，这个问题在性别重构的过程中已经变得明显。每个社会都必须为可持续发展进行自我改造，因此，生育成本的分配（distribution）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生育劳动的分配可以采取社会化和私有化两种形式，也可以加入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提出的维度——“去家庭化”（defamilisation）和“家庭化”（familisation）两种形式。

综合来看，理论上有四种分配方式。第一种是私有化的家庭看护，这是一种传统的类型；第二种是由国家通过家庭津贴和免税政策来补贴的家庭看护；第三种是通过在市场上购买商业看护服务来外包家庭看护；第四种是通过提供公共看护服务在公共部门进行看护外包。

前两种类型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性，因为它倾向于固定性别角色分工，从而保持一个传统的、保守的父权制家庭。

弗雷泽（1993）根据性别角色和福利制度提出了以下四种模式：男性养家糊口者模式、看护者均等模式、普遍看护者模式和普遍养家糊口者模式。她的模式可以归类为下面的图表。

看护家庭化在理论上可以无视性别，因为它可以采取平等主义家庭的形式。但鉴于日本一直都有工资的性别差距，所以这种情况最不可能。看护者均等模式往往会像养家糊口者模式一样将女性的角色固定为看护者。在许多国家，男性养家糊口者获得税收补贴和其他福利，以保持他们的妻子作为依赖者的角色，因此，我们可以将前两个模型在实践中整合为同一个男性养家糊口者模型。

在弗雷泽的模型之后，我根据看护工作的外包类型提出一个修正模型。

A型是“双收入者”（double earner）模式，且看护工作放在社会化的公共部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瑞典、挪威和丹麦）就是这样，这样做的代价是高税收负担。虽然纳税人同意为公共服务付出代价，但公共部门的看护人员工资相对较低，其中一些人是移民工人。

B型也是“双收入者”模式，但基于市场的商品化看护服务。这是私有化的解决方案，只要他们的机会成本高于家政工人，就有能力购买家政服务。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亚洲的一些地方（如新加坡和香港）都采用了这种模式。这种模式需要大量廉价的移民劳工作为支撑，因此在种族和阶级方面会有比较大的阶级差距。比如，在亚洲的一些地方，女性的工作和生活平衡不再是问题，因为她们在家里有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邻国的保姆和佣人。

C型是一种传统的养家模式，以女性为代价在家中提供私有化的看护，不仅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南欧国家。

在亚洲，还有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被称为“亚洲型”模式，即由祖父母帮助看护。这一点不太可能，因为晚婚和晚育已经使祖父母的年龄变很大了。

由于日本缺乏前两种解决方案，既没有社会化，也没有看护的商业化条件。也就是说，日本既没有大量的公共看护服务，也没有通过市场上的廉价劳动力换取的商品化看护服务，所以是女性在支付着生育的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日本，性别是一种功能上的等价物（a functional equivalent ），与其他国家的种族和阶级相当，它使日本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底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女性比其他国家的女性遭受了特别的困难。

有趣的是，A型、B型和C型的差异最终体现在生育率上。A型生育率最高，B型生育率其次，C型生育率最低。如果生育率可以作为育龄男女个人对未来愿景的指标，我们可以说，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让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希望最小。

欧洲生育率（1950—2010）

在我的专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中，我把这个问题命名为生育成本再分配的问题。

即使曾经由女性在家中进行的无偿工作被外包（社会化或商品化），看护工作仍然是低报酬的。回到问题的背后，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最后写道：“为什么生育性劳动（生育、养育、看护、照料人类自始至终的历程）仍然没有价值？”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女性的问题就会永远存在。

COVID-19的性别影响

除了现有的性别差距，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危机加剧了那些弱势人士的弱势地位。疫情对那些在家看护老人孩子的女性劳动者造成了严重影响。政府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关闭学校，这让看护工作变得不可见（invisible）。谁会去关心那些待在家里没出去的年幼孩子？

女性社会学家落合惠美子（Ochiai Emiko）迅速对有孩子的女性进行了在线研究，发现她们的家庭负担增加了。 疫情尤其对非正规工人造成了损害。不断的法律改革使非正规工人的工作条件变得更糟，雇主将合同时间缩短到一年、半年甚至三个月。

雇主可以轻松地每三个月终止合同而不受任何处罚。非正规工人已经经历了6月的危机，9月的危机，还有12月的危机等着他们，因为合同没三个月就结束一回。

日本政府在9月组织了一个研究委员会，研究COVID-19对女性的影响和任务，该委员会由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白波濑佐和子（Shirahase Sawako）领导。

该委员会在两个月内迅速发布了紧急建议，其中他们将目前的情况命名为“性别抑郁症”，因为疫情对女性的影响更严重。根据他们的报告，从3月到4月，政府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关闭学校。女性的就业人数突然减少了74万，比男性失业人数多一倍多。主要原因是女性的就业集中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在服务业、零售业和餐饮业，这些行业受疫情影响最严重。

作为对学校关闭要求的回报，政府提供了休假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资损失。现在，60%的家庭里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可以做。一开始这个计划并不包括自由职业者，为了回应批评，政府决定向自由职业者和自营职业者支付全职雇员一半的费用。

一开始不包括性行业工人，但在公众抗议下，政府改变了政策，把他们包含进来。虽然性工作在日本是非法的，但与性有关的业务很容易被单身女性获得，被称为最后的社会保障。

学校关闭对单亲母亲家庭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她们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和看护者。非营利组织“单亲母亲论坛”对其成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在8月11日发表了研究报告。在他们的调查问卷中，70%的单身母亲肯定了新冠疫情对她们工作和收入的影响。4.5%的全职工作者失去了工作，16.1%的非全职工作者失去了工作。

虽然她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单亲母亲的津贴，但这并不足以支持她们的家庭。即使在疫情之前，单身家庭的年平均收入约为1.6万欧元，低于生存水平，52%的单身母亲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只有三分之一的前夫继续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因为日本的民法没有强制规定他们必须支付这笔费用。大流行病使她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是高度性别化的。它让我们悲观地预测，日本的阶级差距和性别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并导致日本明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排名继续下滑。

平等代表权（equal representation）是为了什么？是目的（goal）还是手段（tool）？

女性代表权不足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今天没有人反对女性平等参与社会的各个领域。即使是日本的保守政治家也会对这项政策表示赞同。政府将目标设定为“202030”，意思是到2020年将所有领域的女性领导人增加到30%。我对这个行动计划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不是202050？”。

然而，30%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数字，它是“临界数”（critical mass），这将改变组织文化中少数群体的存在。在现实中，各个领域的女性领导人的现状太差，无法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政府将这个目标推迟到2020年。

女性代表权的不足被认为是不公正的现象，所以平等代表性本身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尽管如此，当平等代表权实现后，我们能期待什么？它是目的还是手段呢？女性的平等代表权的目标是它本身吗？如果它是手段的话，它又是实现什么目的的手段？

证明性别平等的话语有以下三种答案——公平（fairness）、效率（efficiency）、朝向女性目标的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

首先，公平应该不分性别。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是这方面的关键词。如果一名女性有天赋或能力，她应该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机会。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支持这种公平性。公平竞争中的机会平等最终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赢家应该根据他或她的成就得到奖励，而输家则被抛在后面。机会的公平性不一定能保证结果的分配公正，少数人的社会保障只是作为市场原则的补充。这一论述很适合于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

第二个目标是社会的效率。如果女性的劳动能力没有被社会利用，就被称为“外部浪费”（external waste）。这种话语现在被调动起来，说服管理者和雇员促进性别平等。经济学家们热衷于证明性别平等的公司比性别歧视的公司有更好的表现，因此前者在创造利润方面比后者更有效率。因此，性别平等对雇主是有利的，在市场上也是合理的。这一论述非常符合新自由主义，它将使女性陷入更激烈的竞争。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种话语是为了实现女性目标而进行的社会变革，这等于回答了“女性主义者想要什么社会”的问题。

女性仍然被定性为看护者。如果社会正义是重要的，那么女权主义一直在努力寻求看护的分配正义。看护是一种人类的活动。需要看护的人就会陷入依赖性。尽管女性在本质上不具有依赖性，但当她们扮演看护者的角色时，她们就会成为依赖者。

女性法律理论家菲内曼（Fineman）认为，这种依赖性是由第一种依赖性衍生的“次生依赖性”（secondary dependency）。第一依赖源于有需要的人，如儿童、老人和残疾人，但次生依赖是由看护他们的人的第一依赖派生出来的。女性作为看护者的性别角色使她们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使她们在生态上依赖男性养家糊口。

那么，摆脱这种依赖性，成为与男性平等的独立个体，真的是女性的目标吗？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家指出，自由主义的神话是以健康的成年男性为榜样的独立个体，并认为这个神话是通过忘记自己的依赖性而构建的。日本女权主义政治学家冈野（Okano）将现代自由主义定义为遗忘的政治。人类在生命开始之初和结束之时都需要“依赖”。

如果说女性动员起来从事有偿劳动这件事使得看护问题变得为人瞩目，那么女性主义的问题意识必须将我们社会如何对待看护的问题问题化。

回答女性主义问题就是要解决看护负担的性别分配公正问题。把它简单地称为负担可能并不合适，因为看护也可以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类活动。

在回答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时，这不是一个应该奖励赢家的社会，而是一个依赖性强、身体虚弱的人将得到良好照顾的社会。我自己把女性主义定义为一种思想和实践，其目的是使社会上的少数群体得到有尊严的对待，就像他们本身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女性主义者从来都不希望成为男性的克隆体，以便作为赢家加入男性游戏。女性主义哲学家鲁迪克（Ruddick）认为，看护的经验有助于学习非暴力（nonviolence），因为看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使自己不滥用权力。这是一个长期抵制权力诱惑的经验，因为看护关系绝对是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参与者是不能互换的。

如果暴力是需要学习的，那么非暴力也是可以学习的。既然安全的基础是非暴力，我们应该让男人参与到看护中来。再次回到第一个问题——平等代表权的目标不是它本身，如果不思考我们通过女性的平等代表权想要什么样的社会，不思考我们女性主义者的目标是什么，平等代表权将是徒劳的。非暴力是人类安全的必要条件，人类安全应优先于国家安全。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安全的社会，那么性别就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