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 · 蒂利丨所有关于人类事务的可靠知识都建立在“历史”之上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文章《历史学家在怎样做（以及在做什么）？》（How [and What] Are Historians Doing?）的上半部分。原文见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Beverly Hills), 33(6), 685-711。译者：陈荣钢。

为什么研究历史？

为什么人们要关心过去发生的事情？当下是独特的，而未来不可知？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把握当下呢？我们暂且不谈道德、政治、心理和审美价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并有某种“根源感”。这些都是研究历史的合理理由，但它们不是必要理由。

这个答案的核心既简单又令人信服——所有关于人类事务的可靠知识都建立在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之上。当我们希望理解的社会结构和过程需要一段时间，乃至很长时间才能展现时，历史知识就变得越来越有价值。社会过程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也就是说，过往的事件序列限制了某一时间点上发生的事情，因此这些序列的历史知识就变得格外重要。

在一切对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分析中，历史的应验都至关重要。一切想要了解战争、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国际移民、军事统治以及当代世界其他任何重要现象的人，最好认真对待历史。历史是打开现在的钥匙，也是通向未来的指南。

然而，作为一种现象的历史和作为一种研究学科的历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历史是人类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系列联系，当然，少不了专业历史学家，但历史也在地理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和许多其他有能力体察人类事务的观察家身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什么促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专业学科？任何一门值得一提的知识学科都包含四个要素：

1.一群自我认同的从业者；

2.从业者认为重要且可以回答的一系列问题；

3.他们认为与回答问题有关的一系列证据；

4.从证据中攫取可行答案的一系列合理行为。

为了建立学科基础，大多数学科都增加了第五个要素：一个由协会、会议、期刊、出版系列和激励机制组成的制度结构。专业史的分支学科（如东欧外交史、美国思想史和非洲现代史）显然符合上述种种要素，这是西方国家的追求。突出的问题、相关证据和合理的做法因国家而异、因时代而异、因事件而异。我们最好把历史总体看成交叉学科的联盟。在整个西方，对历史的研究有一些共同点。正如今天在西方国家所实践的那样，历史从其他有组织的研究中脱颖而出，这是因为坚持把时间和地点作为变化的基本原则，比如没有人觉得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与中世纪欧洲相关的社会进程相同。

历史业人士细分“时间—地点”，但大多数历史学家集中在世界的一个地区，无论其面积有多大；集中在一个历史时期，无论这个历史时期有多长。大多数主要的历史问题都离不开民族国家政治，高度关注旧问题的新答案，关注它们带来的全新挑战。因而，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提出的主要问题也随之发生变化。专业历史学家的研究强调：

1.确定关键行为者（actor）；

2.对这些行为者的态度和动机进行归因；

3.通过文本对这些归因进行验证；

4.将结果作为叙事呈现出来。

我并不是说西方的每一段历史和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一直表现出所有这些特征。一些历史悠久的史学分支不符合这些原则中的一个或多个。我只是认为它们是大多数西方历史实践的显要特征。这些特征使历史学家有别于其他研究人类事务的学生，而且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历史学家更难以让其他历史学家理解他们的观点。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些特征。

虽然历史学家很少明确提出这一论断，但他们大致认为，一种社会进程——友谊的形成、革命的爆发、共同体的解体或其他事情的发生地点和时间，都会大大影响它的发生方式。在这种观点中，所有重要的社会进程都有路径依赖。去年发生的事情显著地制约着今年可能发生的事情和明年会发生的事情。

因此，意大利的工业化与英国的工业化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部分原因是英国较早开始了工业化，但英国为意大利的工业产品提供了一种塑造世界市场的模式。此外，在意大利境内，像米兰这样的商业城市腹地先前广泛发展小规模工业，大大影响了19世纪和20世纪发展集中工业的机会。更何况，根据标准的历史结论，当城市化、军事化和商业化发生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地区或时期时，它们并不是相同的过程。这里有两个方法阐释上的禁忌。首先，在你把一个行动放在它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之前，永远不要阐释它；其次，在对不同时间和地点进行概括和比较时需要非常谨慎。

“时间—地点”的专业化

除了像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这样引人注目的例外，专业的历史学家几乎总是专注于一个或两个地点和时间的组合。即使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他对欧洲历史的定义非常宽泛，在五六个世纪中轻松游走，最终将其研究和写作集中在16世纪至18世纪的南欧和西欧。

大多数历史学家满足于更小的范围。学习语言、文献、历史编纂学和社会语境以胜任一个或两个国家在一个世纪左右的研究，对人类的耐力、记忆和智慧都是一种挑战。诚然，少数历史领域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处理专门的现象，如科学、人口变化、钱币或亲属关系。在这些领域中，讨论往往从一个时空划分迅速转移到另一个时空。但即使在那里，个别研究者通常在一个时间段内专门研究世界上的一个地区。由现象而非时间和地点界定的历史领域，只被少数从业的历史学家认同。

扎根于民族国家政治的问题

即使例外情况比我指出的多，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质疑我的前两种说法，认为这是对历史实践的概括。更多的人将对第三种观点提出挑战，理由是历史学家追求的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很多历史并不涉及明确界定的问题，而是努力再现某些情形、心态、事件或行动。许多历史类型与民族国家政治几乎或根本没有关系。然而，我认为，在历史研究的每个主要“时间—地点”组合之内，专家们：

1.含蓄地承认一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2.奖励向议程提出新问题的人，奖励对既定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新答案的人，奖励对标准问题提出有挑战性的既定答案的人；

3.从国家政治议程上的问题引出他们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要么是研究对象所在的国家，要么是他们所属的国家，或者两者兼有。

例如，美国历史学家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北美殖民地是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态和社会结构，并随后引导了美国人的生活？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战争是否涉及一场社会革命？“南北战争”是否标志着两种不同形式的美国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奴隶制及其后果是否使黑人的经历与他们的美国同胞完全不同？大规模移民是否改变了经济机会的结构和激进劳工运动的可能性？美国在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是否成为了欧洲模式的剥削者？

这些问题，也许还有其他若干问题，构成了美国历史学的总体议程。教学、研究和写作都以这些问题的具体变体为中心。历史学家通过挑战旧答案，提出新答案，或者把新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来获得认可。最终，历史学家们认识到，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正如我所概括的那样，这些问题确实都太宽泛和含糊，无法得到精确的答复。它们需要阐释、细化、再分割，并转换成“多少”、“何时”、“何地”、“在何种条件下”的术语。然而，它们仍然在国家政治的议程上，建立辩论，找出与当代问题相关的类比，并为民族国家弊病提出解决方案。一个民族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另一个民族的历史时，会变得矛盾，有时回应目标国的议程，有时又以自己的同胞能理解的方式阐释该国的历史。

业余人士与专业人士

尽管西方世界有四、五万名专业历史学家，他们不仅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历史教学、写作或研究，但一些非专业人士也对历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有些人是小说家、散文家和其他类型的作家，他们偶尔会进行历史写作。有些人是公众人物，他们写回忆录或反思集。还有一些以其他方式谋生的人，他们花时间在旧书、报刊档案、私人文献和地方档案中挖掘材料，这些材料出现在讲座、电影、小册子、书籍和专业历史期刊的文章中。

无疑，专业人士使用那些非专业作品中最好的作品作为参考。他们不认为只有有学位的人才能研究历史。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都希望用优秀历史著作吸引普通读者。与其他大多数学术领域相比，历史学家对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贡献没有特别鲜明的区分。我没有夸大其词。在国际上受人尊敬的期刊和知名出版社的出版物在历史学家中显然比在地方历史期刊上的文章更受尊重。吸引最多非专业读者的历史作品往往不符合专业标准，当非专业人士（无论多么专业）写出广为流传的历史作品时，许多专业人士感到羡慕不已。尽管如此，历史学在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的相互作用下脱颖而出，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

文献证据

书面材料提供了绝大多数公认的历史证据。对于新近的历史，采访、电影和录音开始提供重要的证据。在历史的远端，非书面文物开始成为重要的证据。但是，在这些限制之间，书面文献是历史学家的储备，查找和阅读相关文献的能力是学科的玄机，而且历史学家认识到，熟练运用文献是一门好手艺。

历史学家与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一样，对文本非常关注，但历史学家的文本往往包括诸如税单和行政信函等枯燥的规程文献。事实上，在我接触过的多种历史学中，积极的研究者往往能够静坐并保持清醒，同时翻阅大量本身不带来任何兴趣的文献，要么积累零星的信息，最终融入一个更大的设计中，要么寻找一个能带来巨大变化的文本。

行为者，动机，叙事

任何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生都会“把人作为外部力量的对象”和“把人作为有动机（motives）的行为者”之间进行平衡。总的来说，西方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在描述有动机的行为者——个人、家庭、阶级、国家或其他人的行动，因此他们可以合理地将这些行动安排进叙事（narrative）之中。

历史学家通过大概反映这些态度和动机的文本来证明行为者的态度和动机的归属。叙事模式绝对不是呈现历史的唯一可能方式。例如，我们可以追踪许多行为者之间的共时联系，并表明他们如何变化，或者追踪某个复杂过程的展开（如无产阶级化和资本形成）。

当然，历史学家有时会做这些其他事情，但总的来说，他们要承认这是历史，那么它必须最终产生——或至少为有动机的叙事提供了信息。此外，大多数历史写作涉及从无叙事的文献中创造出有动机的叙事。

专业历史学家的教育反映了这六个特点。一般来说，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生教育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历史进行一般的综合研究，偶尔看看范例性的或有争议的著作。其次，对当前的历史学进行更仔细的研究，特别关注实质和方法论上的争论。第三，学生学会在硕士论文之类的写作中使用文献。最后，一篇或两篇博士论文确立了学生在某些特定历史领域对知识的原创性贡献的能力。

在大多数日耳曼国家，国家承认的完整博士论文使学者成为主要教授职位的候选人。第二篇论文应该是重要的著作，通常完成于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之后。学位论文为历史专著设定了标准——去讨论一个集中的问题，使用一套明确的原始文献，详尽涉猎现有文献和可用文献，以及详细陈述本研究如何改变过往对历史的理解。

通常来说，专业历史学家认为，只有那些已经完成了一两部专著的成熟学者才能（或应该）进行更广泛的综合。前面提到的西方历史写作的六个特征标志着一种独特的事业。它们是优势还是劣势，都取决于手头的任务。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学科不可能适用于大范围空间和时间的原则，不可能仅仅分析少量文本就取得很大进展。

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建立“同情的理解”是好的历史书写的标志。对一些人来说，这确实是历史知识的唯一有效基础。作为一门有组织的学科，历史学与民间历史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即普通人重构过去的方式。在西方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把历史看作一组关于个人的故事，他们出于明确的动机而行动，并产生明确的后果。在比讲故事的人自己的环境更大的范围内，强大而知名的个人占据了故事的很大一部分，就像他们的动机、行动和后果提供了道德和政治推理的主要基础——斯大林、丘吉尔、戴高乐和罗斯福成为整个时代的象征和解释。

民间历史很少涉及超人的力量、复杂的社会过程或普通人——除非是作为历史的对象或不直接相关的原因，或讲述者自己的生活与公认的伟大事件或人物之间的接触点。由专家撰写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因为它符合这些标准。

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特殊性

在这样一门学科中，“二战”后形成的各种社会史和经济史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一方面，它们成为追求标准大问题的辅助手段。

是什么导致了古代帝国的兴衰？大规模工业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是什么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革命？世界主要宗教是否塑造了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同方式？

另一方面，历史从业人员很快就开始不再构建有动机的叙事，他们广泛借用邻近的社会科学，并开始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比如，生育率持续下降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家庭形式和情感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业经济何时以及如何停滞？

这些偏差产生了大量的兴奋点，但却使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分析更难融入到回答这些古老的大问题的尝试中。想想欧洲社会史的情况，这是我最熟悉的历史领域。战后历史的一些最伟大成就发生在欧洲社会史中，它们修订了我们关于人口变化的想法，在革命群众中看清了“人”的面孔，描绘了家庭生活的历史变体，以及在被认为是庞大的、不流动的、无差别的欧洲农民中识别出了流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因此，该学科的一些尖锐争论也在欧洲社会史领域爆发了。欧洲社会史学家的典型问题意识是否实际上使他们对政治视而不见，阶级的形成是否直接反应了生产组织的变化，古老的大家庭是否是一个迷思，家庭手工业是否标志着通往资本集中生产的标准路径，等等。

这些争论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将欧洲社会史的结论纳入欧洲通史的困难。总的来说，自1945年以来，西方国家所实践的欧洲社会史一直以一项事业为中心——重建普通人对大型结构性变化的体验。一般来说，这意味着追踪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定义）和民族国家性质的变化对日常行为的影响。对移民、城市化、家庭生活、生活标准、社会运动以及欧洲社会历史中大多数其他可靠的研究都符合这一描述。

该领域的争议主要涉及（a）验证普通人的经验和描述大型结构性变化的方法；（b）对这种经验的实际评估，以及（c）相关结构性变化的身份、特征和因果优先级。

社会历史学家对于他们是否应该将大的变化和小的经验联系起来争论得相当少。最近的欧洲社会史大多散发着民粹主义的色彩。它的作者抨击国王和将军的历史，坚持去了解相对无权的人在过去如何生活的内在价值，声称综合的历史通常误解了群众的特征，主张普通人的行动对国家事件，如革命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累积效应，等等。从下面（底层）看历史似乎成了一种呼声。

民粹主义补充了社会史的中心方法——集体传记。将统一描述的个人事件或生活艰难地塑造为集体肖像，在政治传记、家庭重组和社会流动性分析中发挥作用，其理由是相信这样构建比普遍印象更有说服力。

这也确立了社会历史与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大部分共同点。在这些学科中，研究人员同样从对许多个体单位的统一观察中建立起关于总体的证据。在集体传记的领域，社会历史学家最有可能采用正式的测量和分析方法，将个人特征分割成变量，对这些变量进行量化，对所研究的过程和结构进行建模，并将观察结果与模型进行严格的比较，并经常采用统计程序。

如果观察结果是统一的，实例很多，模型复杂但明确，而且实例的特征可以被平均量化，那么，社会历史学家就能从他们的证据中获得比他们通过非规范手段获得更可靠的信息。然而，在这里，尖锐的争论开始了。

首先，尽管有调查研究这个现成的例子，但历史学家在测量态度、方向和心理方面还没有像他们在量化出生、死亡和婚姻方面那样频繁且成功。因此，历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主要阐释模式仍然相对无法被规范化（formalization）。

第二，历史学家倾向于将他们的紧迫问题建立在时间和地点上，而社会科学家则倾向于将它们建立在结构和过程上。当社会历史学家采用社会科学方法处理他们的文献时，他们将自己与其他历史研究问题分开。第三，社会史学家从相邻的社会科学中借用的模型和论据往往很不适合他们的历史研究——比如假设观察的独立性，对事件发生的顺序漠不关心，要求重复相同的序列，等等。

唉，历史学家们不能把社会历史和其他历史之间的这些差异作为学习人类行动的替代性方式来处理，而是要把它们甩掉。因为社会科学的方法挑战了传统历史学家从精英到大众，从领袖到追随者，从国王到他们的王国的路径，并把一致的动机、态度或精神归于行为者。如果合群效应的发生主要不是通过个人心理的聚合，而是通过社会关系和资源的复合（这是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那么，想要有效地超越单个个体这一层面的历史学家就别无选择，只能分析这种复合性了。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是在进行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

为了避免有人把我当成社会科学的帝国主义者，让我明确指出，我对社会科学的希望在于，它们能够全部变得更加历史化，特别是社会学能够融入历史的东西。不过，这不是这里要谈论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当今西方历史学家在实践他们的技艺时所面临的选择。

替代性历史

社会科学史和其他类型的历史之间的划分反映了西方历史思维中一种更广泛的划分。这种划分最终取决于哲学上的选择，我们可以将这一系列选择大致定义为：

1.历史的主导现象是（a）大型社会进程或（b）个人经验；

2.历史分析的中心是（a）对人类行动的系统观察或（b）对动机和意义的阐释；

3.历史和社会科学是（a）携手同行，或（b）截然不同；

4.历史写作应该强调（a）解释，或（b）叙事。

在这些选择之下，隐藏着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深刻问题。社会世界是有序的吗？它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可被认识？反思和对反思作出反应的能力是否将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从而使自然科学的假设和程序不适用于人类历史？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一对对选择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了线段的两极。许多说“让我们看看个人经验和大型社会进程之间的交叉点”或“让我们把解释和叙事结合起来”的历史学家都是为了在这个线段上找中间部分。很少有历史学家准确地将自己置于任何一极。

然而，在两极之间选择一个位置，总会带来（无论如何不自觉）深刻的哲学选择。总的来说，历史学家在任何时候都选择了两极之间的某个位置，而且总的来说，历史学家比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生更接近于上述每一对选项中的第二个选项——更接近于阐释、个人经验、独特性和叙事性。在不对历史实践的复杂性施加过多强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这四个对子合并为一个，在两端冠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主义”的标签。

我马上想到了第二种划分。历史学家在研究规模上有很大不同——从个人到整个人类。尽管在逻辑上是独立的，但小规模/大规模和社会科学/人文的连续性关联很弱。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人文一端的历史学家也倾向于关注个人（而不是整个人类）。不过，那些强调精神和文化的、较为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们的数量近年来有所增加）经常在地区、国家、甚至各个大陆的规模内工作。此外，许多较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家将个别观察结果汇总成分布，然后对发现的分布采用相当个人主义的解释。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表示这种划分：

这些区别是有意义的。研究英国的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对她所谓的“新历史”（new history）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她位于上面图表的左下角，并和所有其他地方之间划出了最尖锐的界限：

有鉴于此，新历史往往是分析性的，而不是叙事性的，是主题性的，而不是按时间顺序的。它更依赖于统计表、口头访谈、社会学模型和精神分析理论，而不是宪法、条约、议会辩论或政党宣言。“旧历史”关注政权和行政、立法和政治、外交和外交政策、战争和革命。“新历史”则关注社会群体和社会问题、工厂和农场、城市和乡村、工作和游戏、家庭和性、出生和死亡、童年和老年、犯罪和精神错乱。

“旧历史”关注国王、总统、政治家、领袖、政治理论家，“新历史”则以“无名群众”为主题。“旧历史”是“来自上面的历史”，是“精英主义的历史”。“新历史”则是“来自下面的历史”，是“民粹主义的历史”。

希梅尔法布认为，这些“新历史”没有能力处理政治问题，没有政治，就没有一致的框架。她所说的政治，似乎是指国家政治，而不是地方社区（群）、世系或族裔这样的集团政治。她继续说道：

经过几十年的“新历史”发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如果我们放弃“旧历史”，我们会失去什么。我们不仅会失去赋予历史以一致性的统一主题，不仅会失去构成我们历史记忆和遗产的著名事件、个人和制度，不仅会失去使历史可读可记的叙事——简而言之，不仅会失去有意义的过去，而且会失去对人作为一种理性的政治动物的概念。而这种损失将更加难以维持，因为它涉及到对人性（human nature）的根本重新定义。

希梅尔法布对专业历史和民间历史之间联系的丧失感到遗憾。此外，在上图的左下角区域，希梅尔法布对她的同僚也并不感到高兴。一些在小范围内从事人文主义研究的历史学家对国家政治不感兴趣，对普通人经历的阐释有弱点。她希望政治，特别是国家和国际政治，在整个历史中保持其优先地位。至于其他的角落，她认为精神史、大规模过程的历史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变化不能成为历史的主要关注点，否则是对历史事业本身的威胁。

几年前，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对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类似指控做出了回应，后者是“新历史”的先驱，对他认为的过度行为感到失望。霍布斯鲍姆说：

总之，那些继续相信有可能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进行归纳的历史学家，仍然对“大问题”抱有兴趣（尽管他们有时关注的问题与他们在二三十年前集中关注的问题不同）。确实，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历史学家已经放弃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解释的尝试”和“对过去变化做出连贯解释的尝试。

这些截然不同的立场清楚地表明了问题所在——不仅是品味和政治偏好（尽管两者都有其重要性），而且是历史研究的阐释方案和核心问题。如果还不明显的话，也许我应该坦率地宣布，我自己的偏好和我的大部分研究都在上图的右边。但我非常欣赏图中左侧的贡献，并从中受益。无论如何，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争论这种或那种历史的优越性，而是确定历史实践的替代性形式，讨论它们的要求、假设和后果，并澄清西方历史学家实际上正在作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