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克里斯蒂娃丨没有人听你的，发言权也从不会交给你……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新书《我们自身的外人》（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著，陆观宇 译）的书摘（注释从略）。

此书目前已上架拜德雅微店进行预售，欢迎大家前往微店预订，预计11月7日前发货，感恩大家的支持。

多语者的沉默

不说母语。压抑身体在夜里唤起的记忆，忘却孩提时期苦乐交织的酣眠，依循一套截然不同的音节与逻辑来生活。惦着昔日的语言，犹如念着一方秘密的墓穴，或是抱着一个残疾的孩子——没用的心肝宝贝。母语日渐枯萎，却永不会离你而去。而你呢，你完善着运用另一种工具的能力，一如人们用代数或提琴表达自己。你成为着这个新本领的行家里手，它也为你赋予了一具新的躯体，一样的人为造作，一样的倍经完善——有些人甚至称之为完美。你感觉这门新的语言让你重生：新的肌肤、新的性别。然而——比方说，在听录音的时候——你却偶然听见自己的嗓音，你的声调让你感觉奇怪，听不出是哪里来的，不合当下的规矩，更似昔日的嘟哝。这时候，幻觉便骤然破灭了。人们说，你的笨拙有着魅力，甚至有着肉欲，让追求者争相赞美。没人指出你的错误，以免伤你的自尊；然后错误没完没了，最后也没人在乎了。可你发觉这多少也让人不自在：有时候，紧皱的眉头或是盘旋的一句“再说一遍？”却感觉是在说“你也成不了我们”，是在说“没必要这样”，是在说“我们也不傻”。你也不傻。你只是深信，若是你不辞辛劳、不惜光阴地练习着这门属于他人的语言，幻想着终有一天能够完美地习得它，能够达到天知道怎样的理想水平——而不再因为自己不守承诺的出身，暗中流露自己的失落。

因此，在两种语言之间，沉默是你的要素。对于这一点，因为用平凡而粗略的话语说了太多次，已经不再有人提起了。曾有一个享誉全球的学者，聊起自己掌握的多门语言。他挖苦道，自己能用十五种语言说俄语。至于我，我感觉他是主张缄默的；而这种平稳的沉默有时迫使他歌吟出几句单调的诗，让他总算说出些什么。

虽然荷尔德林在回到德国经典之前，更愿意将自己与希腊作者相比，但他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表现出一个被外语牵制住的人的麻木感：“我们只是一个符号，毫无意义/我们对苦痛麻木，几乎已把/语言遗失在他乡”（《摩念默绪涅》）。

外人因为这种多形的缄默而感到困窘。因此，他尝试用行动取代言语：家政、网球、足球、帆船、裁缝、骑马、慢跑、育子……诸如此类。耗费金钱，耗费精力，更加使沉默蔓延。谁要听你说话呢？人们已经对你非常容忍了。再说，你真的愿意说话吗？

你为什么要斩断词语母性的源头？面对这些新的对话者，你又作何期望？你和他们所说的不过是一门人工的语言，一个假体。在你看来，他们是完美的理想，还是鄙视的对象？得了吧！不仅仅是要求你沉默，沉默本身就在你身上：是对言语的拒斥；是一阵有条痕的眠梦，紧靠着渴望保持缄默的焦虑；是你傲慢又受挫的审慎心理的私有产物；是一道锐利的光——这种沉默。没有什么好说，虚无，没有人在眼前。还有一种不可穿透的完备：冰冷的钻石、隐蔽的宝藏，受着细心的保护，无人能够触及。什么都不说，没有什么可说，没有什么是可说的。起初，这是一场向说着新语言的人们发起的冷战，因为你渴望着这门语言，而它却将你拒之门外；尔后，新语言便将你淹没，宛如死水中的慢潮。这不是源于怒火的沉默，将词句推向思想和唇齿的边沿；相反，这种沉默掏空精神，将消沉填满头脑，好似悲妇的眼神，盘桓在某种不存在的永恒之上。

奴隶与主人

主奴辩证法？力的程度改变着力的关系本身。外人的分量不仅来自他们数量上的优越——从这一点看，奴隶难道不一直都是普遍多数吗？——更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也多少算作外人。一方面，这是因为在这个空前开放的世界中，每个人都被迫当过一刻外人，不管是外出旅行，还是在国际公司就职。另一方面，这是因为此前在“主人”与“奴隶”之间坚固的间隔在今天已被废除，即便不在无意识中，至少也是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与我们的愿景之中。任何当地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多少有“陌生”的感觉，而“陌生-外人”一词的比喻价值便首先让公民因其性别、国家、政治与职业身份而感觉不安；其次，它便迫使他认同于他者——这种认同诚然是断断续续的，却仍旧是强烈的。在这种运动中，负罪感自然凸显出来，可是它同样让位于某种虚情假意的光荣感——这种光荣感在于，本地人自认与其他这些“迁客”（métèques）多少有些类似；而他们现在明白，这些人虽不受待见，却终究能够一帆风顺。这阵风翻搅着、扰乱着，却也将我们送往属于我们自己的未知，送往我们无法预料的未来。因此，在这些新的“主人”与新的“奴隶”之间结成了某种默契，这种默契并不一定会在政治或司法之中带来实在的效果（即使这两种体系正逐渐地体会着这种默契），却在本地人身上凿刻出一种怀疑：我真的是在故乡吗？我是我自己吗？“未来”的主人难道不是他们吗？

一些人因为这道怀疑的皱痕而开始反思，少有人因其变得谦逊，更少有人因其变得慷慨。然而，另一些人却因此在心中升起一股退步的、保护主义的怒火：难道不应该自己人相互照顾，齐心协力，赶除闯入者，或者至少把他安置在“他自己”的位置上吗？于是，“主人”便转化成追捕征服者的奴隶。因为本地人若是把外人视作入侵者，他心中所埋没的某种热情便会显露出来：杀死他者的热情。他先是害怕或是鄙视他者，之后却把他从渣滓的阶层提升至强大的迫害者之地位。正是为了对抗这名迫害者，一个“我们”便凝结而成，渴望着报仇雪恨。

无效的言论、巴洛克的言论

不能指望他人。没有人听你的，发言权也从不会交给你——又或者，当你鼓起勇气将它夺来的时候，便会迅速被群体中最流畅自在的话语所抹去。你的言论没有过去，也对群体的未来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听它做什么？你不够稳定——“没有社会面积”——而你的言论也因此并无大用。可取，你的言论或许如此；意外，也行；荒谬怪诞或是引人好奇，算是吧。然而，面对谈话者的利益——你的言论刚好不为他带来利益——这些魅力也没什么分量。只有在他利益（intérêt）相关（intéressé）时，他才会希望借助你的影响而利用你的言论；和任何影响一样，这种影响根植于社会关系中。可你刚好没有这种关系。你的言论，即使因为其奇特性而让人着迷，却也因此不会有后续，不会有效用，不会为你对话者的形象或名望添上任何点缀。人们只是心不在焉地把你当笑话听，一有重要的事情便会把你忘记。外人的言论只能依赖于其修辞赤裸的力量，依赖于在言论中投入的内在渴望。然而，它完全不受外在现实所支撑，因为外人恰恰是被区别对待的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外人的言论不埋没在沉默中，便会沦为一种绝对的形式主义、一种夸张的矫揉造作——修辞作王后，外人是巴洛克人。葛拉西安和乔伊斯应该都是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