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福柯丨把隐藏在“我”后面的东西发掘出来

大家周末好。昨天我们发布了三本新书：

01.米歇尔·福柯《自我坦白：福柯1982年在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的演讲》（潘培庆 译），“福柯思想三次重大转变的交汇点”；

02.罗伯托·埃斯波西托《非政治的范畴》（张凯 译），“埃斯波西托首个正式出版的中译本”；

03.让-弗朗索瓦·马太伊《被毁灭的人：重建人文精神》（康家越 译），“人文主义的未竟之语”。

它们均已在拜德雅微店上架。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我们将详细来为大家介绍这三本好书。

【插播个事：有好多朋友在问为什么我们这次没去北京的郎园书市摆摊，其实我们也很想去，只是我们今年好多新书都还没出来，实在拿不出手，又不想重复去年摆过的书，所以，等下次我们攒够了再去（再说，重庆这时节的火锅正好吃，真正舍不下）。但我们合作的一些出版社有参加，比如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大雅，欢迎朋友们前去围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米歇尔·福柯的《自我坦白：福柯1982年在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的演讲》。

这是我们继《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福柯的两次演讲及问答录》和《自我解释学的起源：福柯1980年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演讲》之后，推出的第三部福柯晚期讲座集。

本书收录了福柯于1982年5月31日至6月26日在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举行的第三届符号学和结构研究国际暑期研讨班上的五次演讲，以及由他主持的研讨班讲课。这可以看作是福柯对自己于1980年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达特茅斯学院所作演讲（见我们已推出的《自我解释学的起源：福柯1980年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演讲》一书）的接续和深入。

“自我坦白”是这一系列讲座的主题，也是福柯关于“现代西方主体谱系学”研究项目的一部分。通过这一系列讲座，福柯致力于阐明自我解释学的历史形成。在分析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苦行”、“修行”实践中所特有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关系的特殊类型，即主体必须与自己建立一种占有和主权的关系之后，福柯研究了基督教发展的前几个世纪中，在修道院团体里诞生出来的一种自我解释学，这种解释学被认为是主体对其自身内在性的探索和解读。至此，自我解释学在古代和基督教早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断裂，为了界定这种断裂，福柯引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区分，即两种形式的禁欲主义：一种面向真理，另一种面向实在。

演讲之余，福柯还在多伦多大学举办了系列研讨班，专门对古代作家的文本进行详细研究，他对古代自我文化的分析正是基于此。在这些研讨班上，他还提到了古代“说真话”概念的不同含义，而这正是他后来作品的重要主题。

主体谱系学、主体和真相的关系，以及对古希腊—罗马的持续兴趣，贯穿于福柯的多伦多系列演讲。这次演讲处于福柯思想三次重大转变的交汇点，这三次转变发生在1980年代初，至此，他的研究被纳入现代西方主体谱系学计划之中。

同样，这本书也是由潘培庆老师倾力翻译的。在此之前，潘老师已经与拜德雅合作翻译出版了《福柯思想辞典》、《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福柯的两次演讲及问答录》和《自我解释学的起源：福柯1980年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演讲》这四本书。

下面推送的是潘老师为此书写的译者序。

自我坦白和自我治理

福柯这本演讲录的书名叫Dire vrai sur soi-même，就是如实说出自己的真实情况。把书名译成“自我坦白”，主要考虑到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重大影响。基督教的一大特征就是忏悔，忏悔就是坦白自己的一切，包括思想、感受、欲望，尤其是自己的过失和罪孽等。西方文化拥有悠久的自我坦白传统，历史上很多忏悔录，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卢梭的《忏悔录》就是其中著名的自我坦白录。这些忏悔录之所以出现在西方文化，应该和西方的自我文化、自我技术、基督教忏悔传统，尤其是和西方文化对真相的执着追求相联系。

自我坦白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就是vérité。vérité这个词在中文里可译成“真话”、“真实”、“真相”、“真理”等。关键就是一个“真”字，不管是真话、真相或真理。福柯在其人生最后几年中对西方历史上的“说真话”实践作了深入研究。他的研究主旨不在于揭示真相或真理的内涵，而在于展示其外部条件。不妨大致列举一下“说真话”的若干历史理论和实践。福柯引用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若干作品来表明“说真话”的政治背景。“parrêsia”（说真话）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民主制背景中，“说真话”是公民权利，外国人和奴隶不能享有。在《伊翁》一剧中，伊翁作为从小就被遗弃的私生子，当他后来被认领，他的最大心愿就是自己的母亲是雅典公民，因为他可以从母亲那里继承“说真话”权利。想要在雅典城邦发挥政治作用，“说真话”就是一大根本条件。《腓尼基的妇女》一剧中有一段对话表明：当一个公民被流放，他的最大痛苦就是丧失“说真话”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那就必须忍受主人的疯狂。福柯解释说：“当您不是公民，或者当您是奴隶，那么您就受制于公民或者您的主人，当您的主人说蠢话或者做出诸如此类的疯狂举动，您不能回应，您必须接受他的话，您既不能批评他，也不能反驳他，还不能责备他，您必须接受他的疯狂。”

“说真话”除了与公民身份和雅典民主制背景相关，它还和君主制背景相联系。《酒神的女祭司》就表现了君主制背景中的一个“说真话”场景：一个奴隶有一个坏消息要报告国王彭透斯，但他害怕报告坏消息会受到惩罚，于是他斗胆问国王，他是否可以说真话而不受惩罚。国王说：“你可以说话：你不必对我有任何恐惧。我不应该责怪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福柯认为这里有一个“说真话契约”即一方说真话而要求不受惩罚，另一方承诺不予惩罚。一方知道事实真相，另一方不知道，但另一方为了治理国家必须知道事实真相，于是双方就达成了某种道义上的契约。之所以是道义上的，因为双方地位不同，一方处于弱势，另一方处于强势，强势方可以随时改变承诺。由于弱势方可能因为说真话招来大祸，所以君主制背景下的“说真话”的根本特征就是它包含着风险。但良好的君主制还是要求臣民“说真话”，同时要求君主接受“说真话”而不予惩罚。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就提到由“说真话”带来的好处：当波斯处于居鲁士的统治下，君主不仅允许其谋臣“说真话”，还非常敬重那些能给他提出真诚忠告之人。得益于这一优良的君主制及其优良治理，当时波斯的一切都兴旺发达。

除了民主制和君主制背景中的“说真话”，福柯还研究了伦理领域，尤其是“自我关注”领域中大量的“说真话”理论和实践。福柯从“自我关注”这个独特视角重新检视了古代哲学的众多流派。伦理是一个远比政治更加广泛的领域。阿西比亚得是一位雅典年轻贵族，他即将投身于政治，他想成为雅典政坛首屈一指的人物，对内要胜过其他同僚，对外则胜过波斯等国君主。可他如何才能实现其理想呢？他知道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优良治理吗？他一无所知。苏格拉底建议他首先要关注自己、认识自己。尤其是阿西比亚得的教育有重大缺陷：一位老年奴隶充当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告诉阿西比亚得，要治理国家，首先要治理自己。

如何自我关注和自我认识？“笔记本”就是古希腊人广泛使用的一种重要技术和工具。把平时的感想、阅读心得等，都写在笔记本上，不时拿出来看看，用自己知道的真理来衡量自己的言行。晚上记笔记则在于回顾白天所做之事，把自己当作审查对象。“心灵审查”也是“自我关注”和“自我认识”的一大重要技术。守门人必定要检查行人的通行证才允许入城，钱币兑换商必定要仔细检查钱币，观察它的成色，倾听它的声音，鉴定它的质量，然后才接受它；同样的道理，人的思想千头万绪，有好有坏，也需要进行鉴别，抛弃不好的思想，只留下好的思想。时刻用真理来衡量自己的言行，这样的人生就是面向真理的修行。

要关注自己并认识自己的真相，这并非容易之事，这里需要他人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人的自爱。自爱使人盲目，使人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此外人们还深受偏激的影响，言行过激还不自知。因此要认识自己的真相，必须求助于说真话者。古罗马社会有所谓保护人和被护民；保护人是主人，他的周围簇拥着一帮被护民，他要认识自己的真相就不能求助于被护民，因为后者出于利害关系多会谄媚主人。谄媚者是这样一个人，他使被谄媚者对自己生产错觉，使被谄媚者无法认识自己的真相。谄媚者有时候会以说真话者的形象出现，会进行批评，但他说到底还是一个谄媚者。这种假的说真话者是自我认识的最危险敌人。由于谄媚者，尤其是假装说真话而实际真谄媚这类人的存在，如何区分谄媚者和说真话者就成了自我关注和自我认识的一大关键。古人提出的辨别标准就是看一个人的言行是否始终一致：说真话者前后一致，言行一致，而谄媚者和假的说真话者则前后不一致，言行不一致。为了找到说真话者，首先要打听谁享有说真话者的名声，然后近距离接触他，看他是否名副其实。如果看到他追随权贵的左右，那么他绝对是一个假的说真话者。真正的说真话者视真实为最高价值，他绝对不会放弃真实的自我去奉承权贵者。如果听到一个人不追求名利，不和权贵人物来往，那么就请他帮忙，一旦看到自己带着偏激行事，就及时指出。人人都需要他人的帮助来认识自己的真相。

随着基督教的诞生和发展，西方自我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的自我关注围绕真理运行，所以福柯称之为面向真理的修行。福柯认为基督教开创了一种面向实在的修行。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岩洞比喻：岩洞里面壁的囚犯们只看到由洞口火光照射进来的影子，他们把影子视为真实的世界；当一个囚犯转过身来看到火光和火光下的木偶，才知道火光和木偶才是真实的；可当他走出岩洞，看到阳光下的世界，他这才知道木偶也只是摹本而已。实在就相当于摹本后面的真实世界。基督教修行就在于从一种实在达到另一种实在，达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为此教徒必须弃绝此岸的人生，去追求彼岸的永生。

从古希腊面向真理的修行到基督教面向实在的修行，这其中虽有很大差异，但如果从自我关注、自我认识、自我技术等方面来看，其中的连续性还是非常明显的。譬如在柏拉图的《阿西比亚得篇》里，“自我关注”是人生某个阶段的任务，但后来“自我关注”成了必须终身进行的工作，而且不论年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人人都必须关注自己。到了基督教这里，修行成为一项持续终身的神圣使命。以前的心灵审查在于辨认自己的思想，必须像守门人检查证件那样检查自己的思想，在基督教这里，修行成了一场终身的精神之战：要仔细辨认思想的来源和本质，认清思想是来自上帝还是魔鬼。以前的“自我关注”需要导师和“说真话者”的指导，现在的基督教修行则要求教徒求助于神职人员。虽然福柯认为基督教修行是一种面向实在的修行，但他还认为基督教实际上融合了两种修行，其中仍然包含以前的真理修行因素，如教徒要辨认自己的思想，了解并展示自己的真相等。

福柯研究古代“说真话”的理论和实践，那么究竟什么是真实、真相和真理的本质？这里就凸显了福柯的研究方法：展示对象的外部条件。真相和真理并没有永恒不变的超时空本质。因时代、背景、技术等条件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真相和真理体系。如最早的“说真话”是雅典公民的权利，公民身份和民主制背景就是制造这类真话、真相和真理的条件。在君主制背景中，“说真话”成了谋臣的职责，倾听“说真话”而不予惩罚也成为好君主的标准。谋臣的职责和君主从谏如流的美德就是制造这类君主制背景中的真话、真相和真理的条件。在“自我关注”实践中，通常由导师说真话，这里的真话、真相和真理就和“自我关注”背景、和导师的义务相联系。到了基督教这里，由于教徒有义务展示自己的真相，必须自我坦白，他就成了基督教背景中的“说真话者”。到了近现代社会，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并有疯癫症状，那么问题就不仅仅由法官根据法律来判罪，而必须首先由医生，尤其是精神病医生来作鉴定；如果疯癫症状属实，法官就要根据精神病专家的诊断来判决。在此背景中，只有精神病专家才能说出患者的真相，只有他的话才被视为真理。总之在福柯这里，谁有资格说真话，谁能说出真相，谁的话被视为真理，一切视可能性条件而定，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相和真理。

福柯在研究性主题时就区分了不同时代的性问题域。如在古希腊，性的编码主要就是节制和过分、主动和被动；但到了基督教时代，快感和淫欲成为主要问题，这也是自我坦白的一大主要内容；而在近现代，随着性科学的出现和发展，正常和反常成为辨认性的一大主要标准，于是手淫、同性恋，以及各种各样的性怪癖都成为需要治疗的疾病。因此，性的真相并不只有一个，而众多的性真相分别隶属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不同性问题域。问题域是一个包括提问法、看问题视角、找到相应答案的一整套体系，不同体系之间很难相互比较。如看到近现代社会歧视并迫害同性恋者，有人会想到古希腊对同性恋相当“宽容”。但对福柯来说，“宽容”对古希腊并没有意义，因为当时有另外的性问题域，有另外的歧视对象。

福柯研究疯癫、犯罪、性、“说真话”等主题，他要探讨的实际上是主体或主体性问题。“我想探讨的基本问题是我们主体性的历史。……我认为我们的主体性——对我来说，这就是我和人们可叫作现象学理论的东西的主要区别——它并非某种根本的、直接的自我体验，而是在我们和我们自己之间存在着很多社会的、历史的、技术的中介。这些中介的领域、结构，这些中介的作用，这些恰恰就是我一开始就研究的主题。”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通常被认为奠定了现代理性主体的地位。有了“我思者”这一根本出发点，才能把主体对外部经验世界的观察建立在无可怀疑的基础之上。但在福柯看来，主体实际上不是出发点，而是一系列其他因素的结果。如“说真话”，谁有资格说，这并非由主体决定，而由特定的政治背景等因素决定，主体不过是在服从某种无形的指令。当基督徒在忏悔或“自我坦白”，坦白什么，如何坦白，向谁坦白，这就是由外在于基督徒的因素决定的。在近现代西方社会，当人们大肆谈论性主题时，他们在表面上都是说话主体，但他们实际上却在服从某个社会指令。福柯的研究把众多“社会的、历史的、技术的中介”引入主体或主体性。主体是经过这些中介才能够注意到对象，才开始这样观察对象，才对对象产生这样的看法。“我们自认为在自己身上如此清楚地、如此透明地看到的东西，实际上却是经由历史上精心建构的辨认技术而给予我们的。”

那么自我或者主体是什么呢？不是从一开始就被给予的东西。主体是“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关系”。主体不是一种实在，而是一种关系。福柯对“修行”的定义就说明了主体的关系特征：“一种自愿的、代价昂贵的自我转变，方法是通过一整套有规则的技术……”修行旨在自我转变，达到某种理想状态，自愿为此付出某种昂贵的代价。福柯对“修行”的定义和他所谓“自我工艺”差不多是同义词。什么是“自我工艺”？“我认为不管在什么社会中，还存在某些技术，它们使个人得以通过他们自己的方法，借助于他人的帮助，或者在其他人的指导之下，对他们自己的身体、他们自己的灵魂、他们自己的思想、他们自己的行为实施某些操作；这是为了转变自己，改变自己，并达到某种完美、幸福、纯洁和启示状态……”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等实施某种操作，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治理。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但政治并不仅仅是政府把某种治理施加于个人。政治治理之所以可能，它和主体的自我治理不可分割。换言之，如果没有主体的自我治理，政治治理也是难以设想的。福柯认为人类社会有四大工艺：生产工艺、符号工艺、权力工艺和自我工艺。这四大工艺是相互联系、相互参照的。譬如，“没有不运用符号体系而能够起作用的生产工艺；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所有的生产技术都和独特的统治过程相联系……。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所有的生产工艺都包含了训练和改变个人的某些模式……”

福柯尤其对统治工艺和自我工艺的相互作用感兴趣。“也许我过于强调权力和统治的工艺。不管怎么说，这促使我对自我的工艺越来越感兴趣。更确切地说，我对这些工艺之间的相互作用感兴趣，如个人之间相互统治的工艺借助于个人作用于他们自己的程序。”苏格拉底劝阿西比亚得要首先关注自己，要学会治理自己，然后才能治理他人。治理自己的方法和治理他人的方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就把政治这种表面上的外在治理和主体的自我治理联系起来。近现代政治理论的一大出发点就是个人和国家的对立：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了不受他人伤害而组成国家等。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前国家的个人还不是政治人。这种非政治人是否存在，是否只是一个现代神话，这一点可以讨论。但按福柯的思路，国家治理之所以可能，或者说人之所以能成为政治动物，人之所以能够被治理，一大原因就是人的自我治理。福柯提到古人的一种实践，也许起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首先从事体育活动，这能开胃口；然后置身于摆满了美味佳肴的餐桌前面；在观赏了美味佳肴之后，就把它们让给下人享用，而自己则吃穷人的粗茶淡饭。”能够战胜自己的美食欲望，满足于粗茶淡饭，这里就包含了自我治理。福柯把自我治理引入政治，国家治理就不再是外在于主体的东西。

“解放”是20世纪的一大关键词。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社会有压抑个体，社会道德有压抑个体性欲的一面，于是就有了“个人解放”和“性解放”等社会运动。“解放”的观念多少和“异化”相关：本来是美好的，后来发生了什么坏事，现在处境败坏，所以要解放。但对福柯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失去的天堂。“我的目的从来就不是把我们的某种可怕境遇

和某个失去的天堂，即希腊社会相对立。……不，在这类分析中并没有失去的天堂！当疯子们在大街小巷游荡，我不能肯定，这就比他们被关入疯人院更好，但疯人院并不是最坏的，这一点并不意味着疯人院就是一种必然。”在一个特定社会，人们说什么，谁有说话资格等，这些由自我实践、自我技术等因素决定，主体在此意义上基本上是被决定的，并不存在主体的解放问题。“自我也许不应该被看作是必须被解放或者被发现的某种实在，而应该被看作是在我们历史上被构建并发展起来的工艺的相关物。于是问题就不是解放自我；[问题是]这些工艺……”福柯并不主张社会和个体的二元对立：“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社会人格的一部分。”虽然主体不可能摆脱社会的自我文化及其自我工艺，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完全没有自由，福柯在此要为自由创造留出空间：“如果您接受现在的情况，因为它比以前的情况更好，那么您就面临接受一种情况，即现在的情况，好像它就是最终的。或者如果您把可怕的现状和某个失去的天堂相对立，我想您就放弃了当下背景中某种真正变化的可能性。”福柯在一次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说：早在1950年代，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发现哲学和人文科学还建立在非常传统的人类主体观念之上，“一会儿有一些人说，主体是彻底自由的；一会儿另外一些人则说，主体是被社会条件决定的。这样说是不够的。我们发现必须努力把隐藏在表面上简单地使用代词‘我’后面的所有东西都挖掘出来。”福柯指出主体在历史上被决定的过程，其主旨恰恰就在于指出主体的遭遇并非一种宿命。在被决定的基本层面上去想象另外的可能性，去进行自由创新，这就是福柯针对绝对自由论和社会条件决定论而提出的独特解决方案，当然他的基本决定论层面已经变成了自我文化和自我工艺等领域。

伦理的基本元素是主体，福柯为主体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在中国语境中，伦理和道德有时是混用的，但在西方语境中，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道德是一套价值体系，而伦理却是对道德的思考，人的成长过程就是自我或主体相对于道德的形成过程。西方文化的征服精神和个性张扬特点是人们熟知的，非西方文化也是通过这些特点，当然还有船坚炮利来认识西方人的。但福柯对古希腊自我文化的研究使人看到西方文化中一个往往被忽略的方面，那就是伦理方面。回归自身、隐居自身、自我关注、自我警觉、自我怀疑、自我写作、自我坦白等各种自我实践，它们都旨在认识自己、把握自己、控制自己，总之就是治理自己。“自我关系在此变成了一种复杂和持久的活动，主体在此活动中为了他自己而成为批判的对象、斗争的战场和疾病的病源。”把自己变成观察、研究和斗争对象，这是一种多么尖锐复杂的自我关系！和自己斗争，战胜各种干扰因素，确立对自己的主宰，这就是西方自我文化的关键。“问题在于把自己武装起来，并战斗终生。你们无疑都知道，有两个比喻是多么常用：竞技比赛的比喻（我们在生活中就像一位竞技者，必须不断战胜对手，即使不在竞技的时候也必须进行训练），战争的比喻（灵魂必须像军队那样做好准备，敌人会在任何时候发起攻击）。”基督教的诞生进一步强化了原来的自我关系：“每个人都有责任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意识到他可能犯下什么过失，辨认出他所面临的诱惑；此外，所有人都有责任或者向上帝……，或者向其他人展示这些东西；因此所有人都有责任公开地或者秘密地作证反对自己。”这又是一种多么警觉和敌对的自我关系！由此可见，所谓“自我关注”并非自私自利意义上的自利行为，而是修行意义上的自我控制练习。西方人就是在这样的自我关系中炼成的。一个人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自我文化应该是一个重大因素。从非西方文化来看，福柯的研究也应该很有启发意义。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发源于西方文化？为什么由西方人开启现代化潮流，并由西方人的扩张而在全球引起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把西方资本主义仅仅视为一种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是否忽视了自我文化和伦理主体？福柯对西方自我文化的研究或许为重新思考西方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条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总之，如果主体和自我技术相关，政治和自我治理相关，那就可以从自我技术来理解主体，从自我治理来理解政治。不妨重提阿西比亚得的抱负：对内要胜过同僚，对外要胜过波斯等国君主。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国内层次上，个体之间的竞争就是由相同的自我文化造就的不同主体之间的竞争；而在国际舞台上，那就是由不同的自我文化造就的不同主体之间的竞争。

昨天下班时，小编说：

三本新书微店营业第一天。得分：马太伊19，埃斯波西托18，福柯16。点评：黑马马太伊以微弱优势暂居第一，种子选手埃斯波西托不负所望发挥稳定，卫冕冠军福柯意外垫底。场外，博纳富瓦说：呵呵。下班，明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