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 · 薇依丨在目前这个时代，那些活下去的理由都在消退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压迫与自由》（Oppression and Liberty）一书的节选。该书法文原版（Gallimard，1955）由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薇依去世后编辑整理出版。译者：陈荣钢。

面对人类事务，不要笑，不要哭，不要愤慨，要理解。

——斯宾诺莎（Spinoza）

具有理性的人可以使每一个障碍都成为他工作的材料，使之发挥作用。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在目前这个时代，那些活下去的理由都在消退，人们陷入了混乱和冷漠的痛苦，因而不得不质疑一切。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胜利，使善意的人们寄予民主与和平的希望破灭了。这只是我们遭受的部分邪恶。邪恶更深远、更广泛。人们可以扪心自问，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是否还有哪个领域的活动和希望的源头没有被我们的生活状况毒化。

工作中，人们不再为自己的作用感到骄傲，而是带着一种屈辱和痛苦的感觉，享受一种由暂留的财富赋予的特权。这种特权为个体独享，人们获得一份工作，又把另一些人排除在外。工业界的领袖们已经失去了对无限经济进步的天真信念，这种信念曾经使他们想象自己有一种使命。技术进步似乎已经破产，因为它不但没有带来幸福，反而给民众带来了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我们看到他们在这种痛苦中挣扎。此外，除了与战争有关的行业，技术革新被四处禁止。至于科学的进步，我们很难看到在一个已经过于庞大的知识堆上再堆积更多的知识，甚至连专家的头脑都无法接受。

经验表明，我们的祖先错误地相信启蒙的传播，因为它向民众揭示了现代科学文化的悲惨讽刺，这种讽刺非但没有形成他们的判断力，反而使他们习惯于轻信。艺术本身遭受着普遍而混乱的反击，这剥夺了它的公众性，并损害了灵感。社会向年轻人关上了大门，家庭生活变得只剩下焦虑。对他们来说，对未来的热切期望本是生活的全部，但放眼全世界，他们都感觉到自己没有未来，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生存的空间。但是，青年对这种邪恶的感受是今天人类整体的共性。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未来的时代。等待即将到来的东西不再是希望，而是苦恼。

然而，自1789年以来，有一个神奇的词，它本身包含了所有可以想象的未来，而且从来没有像在绝望的情况下那么充满希望。这个词就是革命（revolution）。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起这个词。我们似乎应该处在一个全面革命的时期。其实一切都在进行，仿佛革命运动正与它想要摧毁的制度一起腐烂。

一个多世纪以来，每一代新兴革命者都反过来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之上。今天，这些希望已经失去了一切支撑。在“十月革命”产生的政权中，在两个共产国际组织中，在独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中，在工会中，在无政府主义组织中，在近代以来大量涌现的小型青年团体中，都找不到任何活力、健康或纯洁的东西。长期以来，工人阶级没有表现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指望的那种自发性，而且这种自发性从来都被迅速淹没在血泊之中，中产阶级只有在独裁者为了蛊惑人心的目的而召唤革命时才会被吸引。

人们常说，现在的情况是“客观革命”，缺乏的只是“主观因素”，好象完全没有那种可以改变制度的力量，并不是现时情况的客观特征，而是要从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寻找根源！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时期强加给我们的首要责任是要有足够的智力勇气问自己，“革命”一词除了名义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含义，它是否有任何确切的内容，它是否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崛起过程中产生的众多谎言之一，而当前的危机正在为我们消除这些谎言做出贡献。

想到那些为“革命”这个词抛头颅、洒热血的纯洁而高尚之人，这个问题似乎大不敬。但是，谁知道革命者是否像诗人笔下的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一样徒劳地流着血，他们被虚假的外表欺骗，在海伦的阴影下互相厮杀了十年？

马克思主义批判

到目前为止，但凡需要寻找精确的概念来支撑革命感情的人，都在马克思（Marx）那里找到（或自认为找到）这些概念。人们一劳永逸地接受着马克思的普遍历史理论和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证明了无法避免的早期动乱的必要性，在这种动乱中，我们在资本主义下遭受的压迫将被废除。人们就这样被说服了，通常也不去深究。

“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已然成为教条，就像现代科学的教条一样，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责任相信它们，而从未想过要去深究它们采用的方法。但凡真正掌握了马克思的论证，都能意识到他比“科学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设想得困难许多。

其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机制作了一流的说明。它运作得如此完美，以至于人们很难想象这种机制怎么会停止运作。通常，我们只注意到这种压迫的经济方面，也就是对剩余价值的盘剥。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这个观点上，当然很容易向群众解释，这种剥削与竞争有关，而后者又与私有财产联系在一起，当财产变成集体的那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只需简单做做推理，就能发现这里面的诸多困难。

马克思清楚地表明，剥削工人的真正原因不是资本家享受和消费的任何愿望，而是需要尽可能迅速地扩大企业，以便使它比对手更强大。但不仅企业，而且任何一种劳动集体，都必须对成员的消费实行最大限度的限制，以便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用于对付竞争对手的集体。因此，只要在地球表面存在着权力斗争，只要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工业生产，工人就会受到剥削。

马克思假设过，但没有证明，在所有工业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各种权力斗争都会消失。但马克思本人也认识到了唯一的大麻烦——革命不可能在各地同时发生。对于一个正在发生革命的国家来说，它并没有消除剥削和压迫广大工人的需要，相反它更突出了这种需要，因为要避免被发现比其他国家弱小。“俄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例证。

如果我们思考资本主义压迫的其他方面，就会发现其他更可怕的困难。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工人的权力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任何政治和司法变革都无法摧毁的基础。这种力量首先由现代生产制度本身，也就是大工业构成。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活的劳动被 “奴役于死的劳动”、“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颠倒”、“工人对工作的物质条件的从属地位”等问题的尖锐论点比比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Capital）中写道：

在工厂里，存在着一个独立于工人的机制，它把工人作为活生生的齿轮嵌入其中。在生产中发挥作用的精神力量与体力劳动分离，前者被转化为资本对劳动的权力，这一切在以机械化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得到了实现。在科学和巨大的自然力量和集体劳动面前，机器工人的个人命运变得微不足道，他们都被嵌入了机器的整体，与机器一起构成了雇主的权力。

因此，工人对企业和经营企业的人的完全服从，建立在工厂组织而不是财产制度之上。同样，“把在生产中起作用的精神力量与体力劳动分开”，或者按照另一种说法，“把劳动降格为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是我们文化的基础，而我们的文化是专家文化。科学是一种垄断，不是因为公共教育组织得不好，而是因为它的性质。非科学家只能接触到结果，不能接触到方法，也就是说，他们只能相信，不能吸收。“科学社会主义”本身仍然是少数人的垄断，不幸的是，“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拥有与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一样的特权。他们在政治层面上也是如此。

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觉察到，国家压迫建立在政府机关的存在之上，这些机关具有永久性，它们与民众不同，它们是官僚、军事机器和警察机器。工人阶级运动又完全再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恶习。在各个层面，我们都遇到了同样的障碍。我们的整个文明建立在专业化的基础上，这意味着执行者对参与者的奴役。在这样的基础上，人们只能组织压迫、完善压迫，而不能减轻压迫。资本主义社会远没有在自身内部发展出自由和平等制度的物质条件，这种制度的建立需以生产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初步转变为前提。

我们只有思考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s）发展的理论，才能理解马克思和他的弟子们怎么会仍然相信我们能在目前的文明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民主。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眼中，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构成了历史的真正动力，而且它能无限发展。

每一种社会制度，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有“任务”，有“历史使命”，要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直到有一天，所有进一步的进展都被社会骨干阻止——在那一刻，生产力要反叛，要瓦解这些干部，要让一个新的阶级接管权力。资本主义制度压垮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哪怕承认这一事实，也只能使人在道义上谴责它。用历史眼光看，一种使生产进步成为可能的东西，现在成了生产进步的障碍。

革命的根本任务不是解放人，而是解放生产力。只要这些生产力达到了足够高的发展水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进行生产，这两项任务就会重合。正是这种假设使马克思能够在他的唯心主义愿望和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建立一种和谐，这能让他获得道德上的安宁。在他看来，现代技术一旦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就能立即给人以足够的闲暇，使他们能够和谐地发展自己的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本主义造成的、有辱人格的专业化现象消失。最重要的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日复一日地减轻物质需求的负担，减轻社会约束的直接后果，直到人类最终达到真正的解放，在那种状态下，微不足道的努力就能换来最丰饶的生产，工作的古老诅咒将被解除。总之，在这种状态下，亚当和夏娃将重拾堕落之前的幸福。

从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的态度，理解为什么他们所有人——包括托洛茨基（Trotsky），都对民主思想极为不屑一顾。他们发现，自己无力实现马克思预示的工人民主，但这样一个小细节并不令他们担心，因为他们一方面相信，所有排除发展生产力的社会行动都注定要失败，另一方面相信，生产力的所有进步会使人类沿着通往解放的道路前进，即使要以暂时的压迫为代价。

有了这种道德确定性的支撑，布尔什维克就获得了举世震惊的力量，这并不令人惊讶。然而，欢欣鼓舞的信念很少同时是理性的。甚至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之前，人们就会被它在所有社会主义文献中呈现的神话特征所震惊，在那里它被认为是一种假设。马克思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生产力应该趋向于增长。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接受了这种神秘的趋势。他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与达尔文（Darwin）结盟，而是与拉马克（Lamarck）结盟——拉马克以类似的方式建立了他的生物系统，这套系统基于一种令人费解的生物自我适应性。同理，为什么当社会制度反对生产力的发展时，胜利必然属于生产力而不是社会制度？

马克思显然没有假定人们有意识地改造他们的社会状况，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他非常清楚，社会转型从未伴随着对其真正长期后果的任何明确认识。因此，他隐含地假定，生产力拥有一种不为人知的美德，使它们能够克服障碍。

最后，他为什么未经论证就断言，生产力能够无限发展，而且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这个学说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的全部基础，但绝对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黑格尔（Hegel）渊源。

黑格尔相信，有一个隐藏的心灵（mind）在宇宙中起作用，而世界的历史只是这个世界心灵的历史，就像一切精神那样，它无限趋于完美。马克思声称要把所谓“颠倒”的黑格尔辩证法“重新站起来”，用物质代替心灵，把物质当作历史的动力。但是，马克思通过一个非同寻常的悖论，从这种“矫正”开始设想历史，就好像他把心灵的本质归于物质，一种对完美的不断的渴望。

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总体潮流深刻一致。他把进步的原则从心灵转移到物质上，就是把“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颠倒”用哲学表达出来。马克思在这种关系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本质。大工业的兴起使生产力获得一种宗教的神性（马克思在建构他的历史概念时，他自己也受到了宗教的影响）。

“宗教”一词在马克思身上貌似有点意外。但是，相信我们的意志与一个神秘的意志相吻合，这个意志在宇宙中起作用并帮助我们去征服，这就是宗教式的思考，因为相信“天意”。此外，马克思的词汇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它包含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样的“准神秘主义”表达。

基于这种关乎生产力的宗教，一代又一代的工业雇主毫无顾忌地压榨劳动大众，也就构成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压迫因素。所有宗教都把人变成了上帝的工具，而社会主义也把人置于历史进步的效劳之中，也就是为生产力的进步而效劳。诚然，除了对自由和平等的慷慨渴望之外，马克思从未有过任何其他动机。但是，这种渴望一旦与在他头脑中的唯物主义宗教分离，就只剩下马克思本人所谓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了，而他对此嗤之以鼻。

如果马克思著作的价值不过如此，那么它们很快就会被人们彻底遗忘，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在马克思身上发现了一种与黑格尔学说截然不同的概念，即一种不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的唯物主义，它形成的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理解和行动的方法。

马克思思想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除了通过物质转化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发生：“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有一定的固定条件。” 欲望算不了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决定我们行动希望的物质条件。在社会领域，这些条件是人在满足自己需要时服从物质需要的方式，换句话说，是由生产方法决定的条件。

有条不紊改进社会组织的前提是对生产方式进行详细的研究，以便一方面努力找出我们在近期或远期的产出期望，另一方面找出社会和文化组织的哪些形式与生产方式相适应，最后找出生产方式本身如何被改造。只有不负责任的人才会一边忽视这种研究，一边声称有权支配社会。不幸的是，这种不负责任的人随处可见，在革命人士和统治阶级中都是如此。

唯物主义方法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工具，是一个未经试验的工具。从马克思本人开始，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正使用过它。这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唯一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也是唯一被完全忽视的思想。没有真正的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产量。假设分配公平，那么是否有任何理由认为，现代技术在目前水平上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福利和闲暇，以便个人的发展不再受到现代工作状况的阻碍？人们对这个问题似乎有许多幻想，被蛊惑人心的利益集团故意维持。

我们需要计算的不是利润。在任何制度下，那些再投资于生产的利润大部分都会从工人那里被拿走。我们应该计算出以改造财产制度为代价所能免除的劳动总量。即使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也必须牢记，生产机器的彻底改组让生产适应生产机器的新目的，是群众福利所必需。我们不能忘记，在资本主义制度被彻底摧毁之前，军备制造也不会被放弃。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思考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废除了个人利益，使某些形式的浪费消失，那么必然会产生其他形式的浪费。

诚然，我们不可能进行精确的计算。我们要知道，废除私有财产本身远远不足以防止矿山和工厂的工作继续成为受害者的奴隶。但是，如果目前的技术条件不足以解放工人，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合理的希望，认为无限的发展就在未来，所以意味着生产力的无限提高？

无论是资本家还是社会主义者，在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研判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这样认为。人类生产力在过去三个世纪里以前所未闻的方式增长，人们认为，这就足够了，因为人们预计这种增长将以同样的速度继续下去。我们所谓的科学文化给了我们这种致命的习惯，以偏概全，武断推测，而不再研究具体现象及其背后隐含的限度。马克思的辩证法本应使他免于这种错误，但在这一点上却和其他人一样陷入了这种错误。这个是根本问题，而且决定着我们一切未来前景。

为了精确判断，我们必须知道技术进步包含哪些内容，哪些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并分别研究每个因素。毕竟，我们在技术进步的名义下混杂了完全不同的程序，这些程序本来提供了不同的发展可能性。

第一种让人类用更少的努力生产更多产出的程序是“利用自然能源”。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不可能为这个程序的好处指定一个精确的限度，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一天我们将能够使用什么新的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方向上有无限进步的前景，也不意味着在这个方向上的进步一定有保障。因为自然不会给我们现成的能源，无论它以什么形式提供给我们——动物能源、煤炭或石油，我们必须从她那里夺走它，并通过我们的劳动来改变它，以使它适应我们自己的目的。

这种劳动不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眼下，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煤炭和石油的开采成本企高。更重要的是，目前已知的矿藏注定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耗尽。也许会发现新的矿藏，但勘探、开发新的矿井都伴随着高昂的成本。此外，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未知的矿藏，但它们不可能无穷无尽。我们未来一定会发现新能源，但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利用这些能源会比利用煤炭和原油需要更少的劳动力（也有可能需要更多劳动力）。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利用一种自然能源所涉及的劳动量超过了人们所要替代的能源支出。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自欺欺人，因为我们习惯从外部和整体上思考科学发展。我们没有意识到，某些科学成果完全取决于科学家的成功判断，另一些成果可能只是运气好而已。利用自然力量方面也是如此。毫无疑问，每一种能量来源都可以转化。但是，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并不像探险家那样肯定会遇到对经济有利的东西。

除此之外，只剩一种可以减轻人类努力总和的资源，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谓的劳动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在这里，进步的概念是有意义的。但我们需要知道这种进步是不是无限的？如果进步不是无限的，那么我们距离进步的极限还有多远？

就所谓的空间理性化而言，经济因素是劳动的集中分工和协调。劳动的集中意味着减少各种费用，这些费用可能包括间接开销，包括提供住房和运输的开销，有时也包括厂房开销。劳动分工则有更惊人的结果。有时，它可以使工作的执行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这些工作单个工人自己也能完成，但速度要慢得多，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做出协调，而劳动组织使一个人能够代表其他若干人承担这份协调的工作。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经分析大头针的制造，这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分工和协调使巨量的工作成为可能，这无限超出了个人的范围。

我们还必须牢记，在能源和材料的运输方面，区域专业化使节省费用成为可能。总之，当我们分析目前的生产制度时，这些节省劳动力的因素本身就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成为开支，而这个限度已经达到并超越了。

多年来，工业企业的扩张不是伴随着间接费用的减少，而是伴随着间接费用的增加。企业的运作已经变得过于复杂，不允许进行道德监督，为浪费留下了越来越大的余地，使负责协调企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迅速增加，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寄生性的工作人员。随着交换的增加，以前的经济进步的因素现在开始反过来造成更多的间接费用，这一点不可避免，因为货物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生产的，处理交换的工作人员本身也在加速增加，而且由于为提高速度而进行的创新，运输所消耗的能量越来越多，而这些创新随着它们的相互影响，必然变得越来越昂贵，效率越来越低下。

因此，在所有这些方面，今天的进步以严格的数学方式转化为倒退。在时间上通过协调取得的进步无疑是技术进步的最重要因素，它也是最难分析的。自马克思以来，我们一直习惯用无生命的劳动代替有生命的劳动，这是一个危险而模糊的公式，因为它使人联想到不断向技术阶段演变的景象。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所有要做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这样的图景就像存在一种自然的能量来源，就像人类自己的生命力一样容易获得，是一种虚构的说法。这仍然是一个将“人类的作用”委托给人类本身的问题，但不是利用某些自然现象提供的能量，而是利用某些材料所具有的抗阻力、坚固性和硬度。无论何时何地，盲目的、无关紧要的物质性质只能通过人类的劳动来适应人类的目的。无论何时何地，理性都不允许人们预先假定，这种适应的工作必然要比人们为了直接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的而必须付出的努力要少。

但是，尽管自然能源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可预见的事态，但惰性和抗性材料的利用需要根据不断的进步来实现，一旦一个人理解了原理，心灵就能打开。第一个阶段和人类一样古老，把所有抵抗委托给布置在适当地方的对象，其目的是为了使某些事物的某些动作不发生。第二阶段是机械化，因为人们不仅可以利用惰性物质来确保必要时不动，而且还委托它维持彼此之间运动的永久关系。

为此，人们需要将这些关系适当地“转置”，“记录”在物质形式中。因此，机械化的最初发展，是使织布工不必再在织布设计时必须选择织在织机上的线，而是通过在一块纸板上打上与设计相对应的孔来实现。这种性质在各个劳动部门的转换只能一点一点地获得（显然通过灵感或偶然的发明）。手工劳动将构成它的永久性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它们常常被掩盖在多样性的外表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工业之前必须进行分段式手工制造。

最后，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机械化阶段与自动化相对应，它才刚刚开始出现。自动化背后的原理在于，不仅可以委托机器进行不变的操作，还可以委托机器进行各种操作的组合。这种组合可以庞大而复杂，只需要事先定义和限定各种操作就可以了。可以说，自动化仍处于发展的原始阶段，因此，从理论上讲，它的发展还不确定。使用这种技术来满足人类的需求，除了人类生存条件中不可预见的部分限制外，没有其他限制。如果有可能设想出绝对没有不可预见的偶然存在条件，那么美国的机器人神话就有了意义，通过系统地组织世界来完全废除人类劳动也是可行的。

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只是假象。尽管这些虚构的东西仍然有用，人们至少有能力通过某种方法来减少他们生活中不可预见的工作量。但情况并非如此，任何技术都会让人们不断适应新的技术设备，这个适应过程需要人们付出汗水。

用来制造机器的金属需要由人的劳动来提取。这是一个采矿的问题，随着工作的进行，工作变得越来越艰巨，更不用说已知的矿藏有可能很快就会耗尽。人可以自我繁殖，铁却不能。我们也不能忘记，尽管金融资产负债表、统计数字、经济学家的出版物不屑于指出这一点，但矿山工作比大多数其他形式的工作更辛苦、更累、更危险。铁、煤、钾，所有这些产品都沾有血。

此外，自动机器只有在用于大量生产时才有价值。它们的运作与经济集中化时常造成混乱和浪费。此外，自动机器会造成“生产”远远超过“满足实际需要”的诱惑，从而导致浪费宝贵的人类能量和原材料储备。

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所有技术进步所需的开支，因为需要进行研究，需要使其他生产部门适应这种进步，需要报废旧的设备，而这些设备往往被丢弃，哪怕它们还可以使用很长时间。所有这些都无法衡量。唯一清楚的是，在一般情况下，技术效率水平越高，从新发展中获得的好处与缺点相比就越少。然而，我们没有办法确切地确定，我们是接近还是远离技术进步，无法确定必然转化为经济倒退因素的极限。我们只能根据当代经济发展方式和经验来猜测。

现在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些年里，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各种企业都系统性地拒绝技术革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利用这一事实，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滔滔不绝的抨击，但却没有解释，在社会主义制度或所谓的“制度”下，目前代价高昂的创新会在经济上产生什么奇迹。更合理的假设是，在这个领域，我们离有用的进步极限不远了。

严格来说，对这个问题的认真研究应该考虑到许多其他因素。提高生产力的各种因素并不单独发展，尽管在分析时必须将它们分开。它们结合在一起，而这些结合产生的结果难以预见。此外，技术进步不仅有助于以低成本获得以前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获得的东西，它还使人们从事没有它就几乎无法想象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研究这些新兴可能性的价值，同时牢记，它们不仅可能带来建设，也可能会带来破坏。但这样的研究必须涉及经济和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必然与具体形式的技术成就相伴而行。

我们必须明白，就生产力而言，未来进步的可能性并非无可置疑。就目前而言，我们有同样多的理由期望看到生产力的降低和提高。而且最重要的是，生产力的持续和无限提高是不可想象的。技术进步的速度产生了狂热，进而带来了疯狂的想法，以为工作有一天会变得不必要。在纯科学领域，这种想法在寻找“永动机”中得到了体现，以为有一种机器可以无限生产而不消耗任何能量。

“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被马克思视为社会进化的最后一步。这其实就是一个永动机的乌托邦。正是在这个乌托邦的名义下，革命者们流下了自己的鲜血。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以这种或那种乌托邦的信念和名义流血，这种信念认为，现行生产制度可以仅仅通过一项法令为自由和平等的人类社会服务。但是，如果所有的血都白流了，这不是很奇怪呢？

就这样，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被一种残酷却异常生动的光照亮了。总的来说，工人阶级除了服务于工人革命之外，从来没有什么力量。工人阶级运动能够制造权力的假象，这仍然是一个属于清除封建主义残余或为资本主义统治铺平道路的问题（无论是在私人资本主义形式下还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下，比如在俄国）。如今，工业危机使工人群众面临夺取权力的问题，这场运动正在崩溃和迅速瓦解，也使那些曾经相信它的人心碎。

在革命的废墟上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而这些争论只能用最模棱两可的话语来抚平。在所有仍然坚持谈论革命的人中，也许没有两个人对革命这个词赋予相同的内容。这一点丝毫不令人惊讶。在“革命”这个词之下，我们为它杀人，为它死，为它把劳动群众送上死亡之路。然而，也许人们可以赋予革命理想以某种意义——即使不是作为一种可能的前景，至少也是作为一种可行的、社会变革的理论界限。

我们应该对革命提出的要求是废除社会压迫。然而，为了使这一概念拥有某种意义，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区分压迫和个人意愿对社会秩序的顺从。只要像社会这样的东西存在，它就会把个人的生活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并把它的规则强加给他们。但是，这种不可避免的限制并不值得称为压迫，除非由于它在行使它的人和受它支配的人之间带来了一种策略，使后者置于前者的支配之下，从而使那些指挥者对执行者施加一种压迫性的身体和道德压力。

即使作出了这样的区分，我们也不能预先假定废除压迫的可能性。马克思在分析过程中也没有意识到，目前的生产制度（大工业）把工人降低到工厂里一个齿轮和雇主手中一个单纯工具的地位。人们希望技术进步会通过逐步而持续地减少生产，减轻自然和社会强加给人的双重负担，以至于让压迫几乎完全消失，但这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知道，是否有可能设想出一种生产组织——尽管无力消除自然界强加的必要性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约束，但至少能使这些必要性得到行使，而不至于在压迫下磨灭灵魂和身体。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搞清楚这个问题也许是与自己和平相处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具体设想这种解放组织的条件，那么我们只需要行使我们所掌握的一切行动能力（无论大小，以便向它迈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生产制度的可能性不可想象，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一些好处。这样一来，我们最多只能不把自己当作压迫的帮凶，因为我们未能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阻止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