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 · 拉图尔丨“批判”为何油尽灯枯？从“事实”到“关切”

“批判”为何油尽灯枯？

从“事实”到“关切”

战争。太多战争。里里外外的战争。文化战争，科学战争，反恐战争。对贫困的战争，对穷人的战争。对抗无知的战争，源于无知的战争。我的问题很简单——我们这些学者、知识分子也应该参战吗？我们真的有责任在废墟中平添新的废墟吗？在破坏之上进一步解构真的是人文学科的任务吗？我们需要更多的偶像破坏（iconoclasm）吗？批判精神到哪里去了？批判精神已经油尽灯枯了吗？

简言之，我担心批判精神没有瞄准正确的目标。在时代的隐喻气氛中打个比方——军事专家不断修改他们的战略理论、应急计划，修改导弹的大小、制导方向和技术，而我想知道，凭什么只有我们不用做这些“修改”。在我看来，学术界的我们似乎没有为新威胁、新危险、新任务、新目标做好准备。我们为什么不能像那些武器一样，当周遭发生变化时，自己也做出同样的改变？

我们训练年轻的孩子们（是的，年轻的新兵，年轻的军校学员），为那些不可能的战争而战，与早已远去的敌人作战，征服早已不存在的领土，却在他们面对预料之外、完全没有准备的威胁时不给他们最新的装备，这不是相当可怕吗？在今天的法国，将军们总是因为迟迟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而备受指责。知识分子也迟迟没有准备好卷入一场新的战争、新的批判，尤其是今天的法国知识分子，这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毕竟，现在距离知识分子成为“先锋队”（vanguard）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长期以来，“前卫”（avant-garde）的概念（无产阶级、艺术）消失殆尽，被其他力量推到一边，被移到大后方，被混进其他东西里。我们依然能够摆出一副批判性的先锋姿态，但批判精神难道不是早就消失了吗？

在这个最令人沮丧的时刻，这些都是我想强调的一些问题，不是为了让读者感到沮丧，而是为了向前推进，尽快改变我们式微的能力。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有一些算不上“事实”的东西，它们只是微小的线索、挥之不去的疑虑和令人不安的迹象。我想知道，当《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社论引用以下这段话时，“批判”意味着什么：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主要是由人为污染物引起的，需要严格控制。伦茨先生（Mr. Luntz，共和党战略家）似乎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科学辩论对我们不利”。然而，他建议强调证据的不完整性。

“如果公众开始相信科学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他写道：“那么他们对全球变暖的看法也会随之改变。因此，你需要继续将缺乏科学确定性作为首要议题。”

不会想不到吧？正如保罗·R. 埃利希（Paul R. Ehrilich）和安妮·H. 埃利希（Anne H. Ehrlich）所言，这叫“人为地维持着科学争议”，以支撑“brownlash”（译按：指通过滥用或错误报道科学，故意试图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降到最低，参见《科学和理性的背叛》[The Betrayal of Science and Reason]）。

你知道我为什么担心吗？我自己过去曾经花时间证明“缺乏科学确定性”在事实构建中存在固有问题。我也把它当作“首要议题”。但我并不想通过模糊一场非公共辩论的确定性来愚弄公众，不然我就犯了这种罪。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相信，我恰恰想把公众从过早自然化的客观事实中解放出来。是我愚蠢地弄错了吗？事情变化得如此之快吗？

在这种情况下，危险将不再来自于对伪装成事实的意识形态争论的过度信任——我们过去已经学会如何有效地与之斗争——而是来自于对伪装成坏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好的事实的过度不信任！

当我们花费多年时间试图发现隐藏在客观陈述表象背后的真实偏见时，我们是否必须揭示隐藏在偏见表象背后的真实客观和无可争议的事实？诚然，博士项目让美国的优秀孩子们在艰难的学习中了解到“事实”的建构，而且根本就没有自然、无中介、无偏见地获得真理这回事。他们会了解到，我们总是语言的俘虏，我们总是从特定的立场说话，而危险的极端分子正是利用社会建构的论点来破坏来之不易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可以拯救我们的生命。

我参与这个被称为“科学研究领域”的发明是做错了吗？仅仅说“我们说的不是真心话”就够了吗？为什么不管你喜不喜欢，我都要说全球变暖是“事实”，但这让我很不舒服？为什么我不能直接说，这场喋喋不休的争论早该彻底结束了？

我是否应该直接告诉自己，坏人可以使用手边的任何武器，在该把“事实”自然化的时候把“事实”自然化，在该把“事实”视为社会建构的时候把“事实”视为社会建构？或者，我们应该把批判之剑刺向批判本身，去做一点自我反省——当我们极力表达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时，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毕竟，没有什么能保证我们总是正确的。即使是批判也没有可靠的根据，这难道不就是批判想要表达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任何地方都没有可靠的基础，包括批判，对吗？但是，当这种不可靠的基础被最坏的人夺走，作为反对我们珍视之物的论据时，这意味着什么呢？

人为维持的争议并不是唯一令人担忧的迹象。当一位“法国将军”——不，是一位批判的元帅——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他在一本书中声称，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在自身的重量下毁灭了自己”，意思是被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彻底虚无主义毁灭了。这就好像在说，恐怖分子的飞机是被这个虚无黑洞的强大吸引力拉向了“自杀”？要是这样的话，批判都成了什么样子？当一本声称从未有飞机撞击五角大楼的书能成为畅销书时，批判又成了什么样子？作者也是法国人，我对此羞愧不已（译按：指法国记者蒂埃里·梅桑[Thierry Meyssan]的著作《9·11：大谎言》[911: The Big Lie]）。

还记得那些美好的旧时光吗？那时修正主义来得很晚，事实已经彻底确立，证据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现在我们有了所谓的即时修正主义（instant revisionism）的好处。在数十个阴谋论开始修正官方说法之前，事件的硝烟尚未结束，在废墟上平添了更多废墟，在硝烟中加入了更多烟雾。当我居住的波旁小村庄的邻居因为我相信美国遭到恐怖分子袭击而看不起我，说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天真者时，我的批判会变成什么？

还记得大学教授们因为那些乡巴佬天真地相信教会、母性和完美家庭生活而看不起朴实人们的美好时光吗？至少在我的村子里，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现在是一个天真相信某些事实的人，因为我受过教育，其他人相信某些事则是因为太单纯：“你去哪儿了？你不知道是摩萨德（Mossad）和中央情报局（CIA）干的吗？”

当像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这样杰出的人——也就是林赛·沃特斯（Lindsay Waters）所说的“承诺的敌人”（“enemy of promises”），认为他通过将物理学定律与棒球规则相比较来捍卫科学研究（这是我的领域）的时候，批判意味着什么？当整个行业都在否认“阿波罗计划”登陆月球时，批判意味着什么？当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全面信息识别”（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项目使用培根式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Scientia est potentia）时，批判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是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某个地方读过吗？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最近是否采用了“知识/权力”（knowledge/power）的结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是否已经成为里奇先生（指Tom Ridge，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的睡前读物？

让我说句刻薄的话。阴谋论者和一种大众化的社会批判之间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大众化的社会批判是一种容易学会的社会批判，灵感来自对诸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著名社会学家的速读。你必须学会怀疑人们所说的一切，因为我们当然知道，人们生活在一个真实动机完全虚幻的枷锁中。然后，在疑虑出现，并要求对真正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之后，隐藏在黑暗中的强大行动者（agents）总是始终如一、持续无情地做着同样的事。

诚然，我们学院里的人喜欢使用“更高级”的原因（社会、话语/知识、权力、力场、帝国、资本主义），而阴谋论者喜欢描绘一群悲催的、怀着黑暗意图的贪婪之人。但我发现，在解释结构上，在怀疑刚刚出现那一刹那，在随后从深渊的黑暗中涌现出的因果解释中，都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如果自动诉诸权力、社会和话语的解释已经失去了效用，并恶化到现在这种让人轻易上当受骗的程度，那会怎样？也许我把阴谋论看得太认真了，但让我担心的是，在那些下意识的怀疑、对证据的严格要求以及自由使用来自“社会梦幻岛”的有力解释的疯狂混合中，发现了许多社会批判的武器。诚然，阴谋论是我们自己论点的荒谬变形，但是，即使我们的“武器”被走私到错误的一方，也仍然是我们的“武器”。尽管这些“武器”被荒谬地扭曲变形，也还是能够轻易辨认出来，上面贴着我们的标记——“批判之地制造”（“Made in Criticalland”）。

你明白我为什么担心了吗？威胁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能仍然将我们的所有武库指向东边或西边，而敌人现在已经转移到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毕竟，一旦问题变成如何防御手持美工刀或放射性脏弹的武装分子，大规模的原子弹就会变成一堆垃圾。

我们的“批判武器库”、“解构的中子弹”、“话语分析的导弹”有什么不同吗？或许，批判已经像计算机一样被小型化了。我一直认为，我们原本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占据巨大空间、花费大量汗水和金钱才能得到的东西——就像尼采（Nietzsche）和本雅明（Benjamin），如今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也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超级计算机发展至今的转变过程，它们曾经填满了大殿，消耗了大量的电力和热量，现在却一文不值，指甲大小而已。

你可能会想，我到底怎么了？是中年危机吗？不，唉！我早过中年了。这是精英对大众化的批判心怀怨恨吗？难道批判就应该是精英们的专利，就应该像登山和游艇一样，永远不乏艰难困苦？每个人花五分钱就能去做的事，是不是就不值得做了？批判对人民有什么坏处？

我们一直抱怨大众容易上当受骗，他们吞食着自然化的事实，现在却又因为同样容易上当受骗的批判而诋毁大众，这是不是不公平？要么这是激进主义的疯狂，就像革命吞噬了革命的后继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是否像疯狂的科学家，让“批判的病毒”溜出实验室，却无法做任何事情来限制它的有害影响，因为它现在变异了，吞噬了一切，甚至成为一切的容器？

还是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又一个著名例证，因为资本主义的力量就是循环利用一切旨在毁灭它的东西？正如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伊芙·夏皮罗（Eve Chiapello）所言，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充分利用了本应摧毁它的艺术批判。

如果愚钝的、抽着雪茄的道德主义反动资产阶级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四海为家、不可知论的波希米亚人，把意见、资本和网络从地球的一端搬到另一端，那么为什么他或她不能去吸纳解构理论、社会建构论、话语分析、后现代主义和各种“‘后’学”（postology）的复杂工具？

尽管我的语气不善，但我并不会扭转方向，变得反动，也不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并发誓我再也不做一个建构主义者了。我只是想做每位优秀军官定期会做的事情——重新评估他或她必须面对的新威胁，评估与他或她为应对这些威胁而应具备的装备和培训，并且在必要之时从头开始调整所有装备。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错了，就像那位军官不一定做错什么一样，而只是意味着历史瞬息万变，没有比用旧时代的装备来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更严重的知识犯罪了。无论如何，我们的核心装备应该像五角大楼的预算一样受到严格审查。

我的论点是，某种形式的批判精神让我们走上了歧路，鼓励我们与错误的敌人作战。最糟糕的是，由于一个小小的定义错误，我们的盟友错误地把敌人视为朋友。问题从来不是要脱离事实，而是要更接近事实，不是要反对经验主义，而是要更新经验主义。

我想说，如果批判性思维想要“自我更新”并再次具有价值，那么它应该去培养一种斩钉截铁的现实主义态度，就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那样，在现实主义中解决“关切”（concern）的问题，而不是去解决“事实”（fact）的问题。

我们犯的错误（也就是我犯的错误）是相信没有有效的方法来批判“事实”，除非远离它们，把注意力引向使它们成为可能的条件，但这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事实”的存在。这太忠实于康德（Kant）哲学所继承的、并不成功的解决方案了。“批判”本身的批判性还不够强，它还有很多令人痛心的地方。

“现实”（reality）并不是由“事实”来定义的。事实并不是经验中的全部内容。事实非常片面，而且我认为非常有争议，是对“关切”的、非常政治性的渲染，它可以被称为“事态”（affairs）的一个子集。正是这种别样的经验主义，这种对现实主义态度的回归，才奠定了批判性思维的下一个任务。

为了指明论证的方向，我想说明，虽然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一种非常强大的描述性工具结构——对事实的描述，这对于揭穿诸多信仰、权力和幻想是极好的工具，但是一旦事实被同样的力量驳斥、揭穿和吞噬，它就会手无寸铁。在那之后，启蒙运动的明灯慢慢熄灭，某种黑暗似乎再次降临学术界。因此我想问，我们能否设计出另一种强有力的描述性工具，来阐述“关切”，而这种工具的意义不再是揭穿真相，而是像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说的那样，去保护和关心他人？有没有可能在事实中增加现实而不是减少现实，尽管后者来自人们精神中的批判冲动？换句话说，解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是什么？

你可以反驳我：“到目前为止，前景看起来不是很好，而你拉图尔先生，似乎是最不能兑现这个承诺的人，因为你终其一生都在揭穿其他体面的批判家们一贯尊重的东西，也就是事实和科学本身。你的‘解构之牙’已经在羔羊身上磨过了，我们不相信你！”好吧，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写了十几本书来激发人们对科学技术、艺术、宗教、法律等对象的尊重，有些人说是不加批判地美化它们，每次都非常详细地解释，他们的社会解释完全不可信，但读者听到的唯一噪音是狼咬牙切齿的声音。难道真的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不写“事实”，而是，怎么说呢，以一种“关切”的方式来写吗？

每位哲学家都知道，马丁·海德格尔沉思过“物”（thing）这个词的古老词源。我们现在知道了我，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欧洲语言中，“物”和“具有部分立法权的议会”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冰岛人自夸拥有最古老的议会，他们称之为“Althing”，而且你仍然可以在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参观以“Ding”或“Thing”一词命名的集会场所。

现如今，“物”是用来指称“外在于我”的寻常词汇。毫无疑问，“物”在一切争端和语言之外，它也是我们用来指称我们祖先们解决争端的场所的最古老词汇。是不是很特别？一方面，一个“物”是“外在于我”的一个对象（object）；另一方面，一个议题很有可能在“物”那里“聚集”。用我前面介绍的术语更准确地说，“物”这个词既指事实，也指关切。

毋庸置疑，尽管海德格尔详尽阐述了这个词的词源，但这并不是海德格尔要做的事。相反，海德格尔的所有写作都是为了尽可能明确地区分“对象”（Gegenstand）和“物”。手工制作的罐子可以是一个“物”，工业生产的可乐罐只是一个“对象”。后者被抛弃在科学和技术的空洞“掌握”中，而只有前者，在艺术、手工艺和诗歌的习语中运用和聚集丰富的关联性。这一分歧在海德格尔论述康德的书中被多次指出：

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它们的可质疑性被科学工作的成果和进展所掩盖。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涉及数学形式主义的正当性和局限性，而不是直接回到直观给定的自然。

对于那些像海德格尔一样，试图在直接性、直观和自然中寻找自己道路的人来说，他们的遭遇实在是太悲惨了，不忍赘述——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众所周知。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指寻常路”的路标确实没有通向任何地方。然而，海德格尔用“对象”这个影响深远的词汇去谈论他鄙夷的工业罐子。我想知道，如果我们像谈论“物”（手工罐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那样去谈论这个科学技术的“对象”（工业罐子），会发生什么事？

哲学家们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工作太辛苦了，他们喝了很多咖啡，因此在他们在辩论中使用了太多罐子、杯子、水壶的例子，他们偶尔还会举石头的例子。但是，路德维克·弗列克（Ludwik Fleck）早就说过，哲学家们的目标永远不够复杂。

哲学从来没有研究过我们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过的那种存在者（beings）。所以，现实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争论没有任何结果。伊恩·哈金（Ian Hacking）认为，你用一块寻常的石头来表达你的观点（通常是为了推翻一个路过的相对论者！），和你用一块白云石来表达你的观点（就像哈金那样），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前者可以变成一个“事实”，后者则不然。白云石如此美丽复杂，它拒绝被当作一个事实，而是可以被描述为一次“聚集”。

为什么不试着像海德格尔的罐子一样，用同样的热情、投入和复杂来描绘它呢？海德格尔的错误不在于他把“罐子”阐述得太好，而在于他在“对象”和“物”之间找到了一个二分法，而这个二分法只不过是用了最粗俗的偏见来证明。

另一位更接近科学史的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也是法国人。几年前，他思考以严肃的人类学和本体论阐述科学的“对象”意味着什么。有趣的是，每当哲学家去接触一个同时具有历史性和趣味性的科学“对象”时，他或她的哲学就会发生变化，现实主义态度也变得更加严格，与关注常规或寻常对象的所谓现实主义科学哲学完全不同。我在阅读米歇尔·塞尔在《雕像》（Statues）一书中关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1986年）灾难的段落时，“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灾难（2003年）刚刚发生，在这个悲剧性的实例中，一个“对象”完成了向“物”的遽变。

你还能怎么称呼这种突然的遽变？一种完全掌握、完全理解、完全被媒体遗忘、理所当然、实事求是的“抛射物”——航天飞机突然在美国落下一堆碎片，成千上万的人试图在泥泞和雨水中抢救它，然后收集在一个巨大的大厅里，等待司法科学的调查。

在这里，突然之间，一个对象变成了一个“物”。“事实”变成一个巨大的“关切”。海德格尔说，如果一个“物”是一次“聚集”，那么它的突然解体就会非常令人震惊。你们的总统在悼词中对不幸的遇难者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机组人员没有安全返回地球，但我们可以祈祷所有人都能安息。”仿佛航天飞机没有在太空里，而是在天堂。

我的观点很简单。“物”再次成为“物”（Things），是“物之物化”（thinging of the thing），“物”重新进入了舞台，它们必须首先聚集其中，以便以后作为独立存在的“物”存在。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对象”世界，不关乎任何形式的议会、论坛、集会、国会、法院；另一方面，论坛、会议场所、人们进行辩论的市政厅已经结束了。

“物”这个词的词源（chose、causa、res、aitia）为我们神秘地保留了某种神话般的过去，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最普通的现在，让所有人看到。“物”又聚集起来了。例如，在曼哈顿下城的重建项目中，长长的人群、愤怒的留言、充满激情的电子邮件、热闹的集会，长篇的社论把这么多人联系到这个新建“双子塔”的项目上，但就像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所言，新建筑永远不会是原来的样子。

我可以打开报纸，把以前的“对象”重新变成“物”的“数量展开”——从我前面提到的全球变暖案例到更年期的激素治疗，到蒂姆·勒诺瓦（Tim Lenoir）的研究，再到琳达·费迪根（Linda Fedigan）和雪莉·斯特鲁姆（Shirley Strum）的灵长类动物研究。

这些“聚集”也不限于目前的时期，仿佛只有最近才有“对象”成为如此明显的“物”。每天，科学史家都在帮助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从来没有现代过，他们不断修正过去“事实”的每一个元素，包括马里奥·比亚乔利（Mario Biagioli）对伽利略（Galileo）的研究、史蒂文·沙平（Steven Shapin）对波义耳（Boyle）的研究、西蒙·沙弗（Simon Schaffer）对牛顿（Newton）的研究，以及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在最新杰作中叙述的爱因斯坦（Einstein）和庞加莱（Henri Poincaré）之间难以置信的复杂联系。

当然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但对我来说，现在最关键的一点是，使历史学家、哲学家、人文主义者和批判家能够研究“现代”和“前现代”之间的区别，也就是“事实”问题的突然出现，现在又随着“事实”合并为高度复杂、具有历史地位、丰富多样的“关切”而陷入怀疑。聚集的“物”不能像“对象”一样扔给你。你可以用杯子、水壶、石头、天鹅、猫、垫子做这种事，但不能用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的专利局电协调时钟做这种事。

然而我很清楚，这还不够，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当我们试图把科学“对象”与它们的光环、王冠和联系的网络重新联系起来，当我们陪它们回到它们的“聚集”时，我们总是似乎削弱了它们，而不是加强它们对现实的主张。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怀着世界上最好的意图在行动，我们想给科学“对象”添加“现实”，但是，我们必然带着一种悲剧性的偏见，从它中减去一些东西。就像笨拙的服务员把盘子放在倾斜的桌子上一样，每一个盘子都滑下来摔在地上。

为什么我们永远无法通过“关切”的网状、“物之性质”来发现同样固执、同样坚实的现实主义？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能反驳现实主义者的说法，只有“事实”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而“关切”很像一道创新菜，看起来不错，但不适合贪婪的胃口？

其中一个原因自然在于，大多数社会科学都看中“对象”的地位，它如此无用，以至于如果用它来阐述科学、技术、宗教、法律和文学（哪怕是稍微阐述），那完全不可能真正思考“物性”（thinginess）。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试着以普通和常规的状态来描绘批判性场景。

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一系列图表来总结当代绝大多数的批判场景，这些图表将“对象”锚定在两个位置，我称之为“事实”（fact）位置和“神话”（fairy）位置。这两个词在词源学上有相关性，但我不想在这里阐述这一点。

“神话”位置非常著名，并且被许多社会科学家一再使用，他们将批判与反拜物联系起来。批判家的角色就是要表明，天真的信徒对“对象”所做的事，只不过是他们的愿望投射到一个物质实体上，而这个物质实体本身什么也不做。在这里，他们转而使用对偶像的预言猛烈抨击“他们有嘴不说话，有耳不听”，但他们用这个预言来谴责信仰的对象——神、时尚、诗歌、运动、欲望、名字——因为天真的信徒如此强烈地坚持它。然后，勇敢的批判家独自保持清醒和专注，他们从不停歇，将那些虚假的“对象”变成了拜物教，这些东西被认为只是空荡荡的白板，上面投射着社会的力量、统治等等。天真的信徒收到了第一发炮弹：

但是请等一下。第二轮炮击正在进行中，这一次是来自于“事实”一端。这一次，又是那个可怜的家伙，他的行为现在被无可争辩的事实“解释”了：“你们这些普通的拜物教徒，相信你们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你们受到的是你们没有意识到的力量的控制。”（在这里，你可以插入社会科学家们喜欢研究的任何事实——从经济基础设施、话语领域、社会支配、种族、阶级和性别中选取它们，也许还可以加入一些神经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等，只要把它们作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但起源、编织和发展模式未被检验。）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做一个批判者的感觉这么好了吗？为什么“批判”这一如此暧昧的药方，会成为如此强大的兴奋药物？你永远是对的！当天真的信徒强行依附于他们的对象，声称他们做事情是因为他们的神、他们的诗、他们珍爱的“对象”。你可以把所有这些依恋变成各种拜物教，并羞辱所有的信徒，表明这只是他们自己的投影——你，是的，只有你可以看到！

但是，一旦天真的信徒因相信自己的重要性、相信自己的投射能力而膨胀，你就会用第二记上勾拳打击他们，再次羞辱他们。这次你要表明，无论他们怎么想，他们的行为完全由来自他们看不到的客观现实的强大因果关系的作用决定，但只有你，是的，你，永不停歇的批判家能够看到。这不是很好吗？这难道不值得去研究生院学习批判吗？——“进来吧，你们这些可怜的人。苦读多年浮夸的文章，你将永远是对的，你将不再上当受骗。你独自统治，比宙斯还要厉害，一手拿着反拜物的炮弹，一手拿着客观性的坚实因果关系。”唯一的输家是那些天真的信徒，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他们总是失去平衡：

毕竟，在这样的立场下，人文学科失去了同胞的心，他们不得不年复一年地退缩，总是在越来越吝啬的学科留给他们狭窄的“兵营”里越陷越深。这一点都不奇怪吧？可以肯定的是，“批判的宙斯”是绝对的统治者，但他生活在荒漠之上。

有一件事明确无疑，没有读者愿意看到我们自己最珍视的“对象”被这样对待。不管我们是爱国者、革命者还是律师，不管我们向上帝祈祷还是把希望寄托在神经科学上。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这些试图把科学描绘成“关切”问题的人常常无法说服读者。读者们把我们对过去事实的阐述与通过社会学、文化研究等手段处理的“对象”的可怕命运混淆了。

我也不能责怪读者。社会科学家对我们最珍视的“对象”做出如此可怕的事，以至于我们不希望他们再靠近了。我们感叹道：“拜托，千万就不要碰他们！不要试图解释他们！”或者我们可以更礼貌地建议：“你为什么不沿着走廊再往前走，去其他学科呢？他们也有事实需要解释，你为什么不去解释那些事实而要来解释我们的呢？”所以，我们更愿意坚持“事实”的语言，而不管它又怎样的重大缺陷。

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因为“对象”在我称之为“批判性野蛮”的手中遭到了残酷的对待，但它相当容易解除。“批判性野蛮”之所以如此强大，那是因为我刚才勾勒的两种机制向来都是一体两面的：

反拜物者通过展示人的生产力和投射力来揭穿他们不相信的东西。然后，他们用自己相信的“对象”诉诸因果论或机械论的解释，揭穿他们不赞同那些行为的人的意识能力。尽管我们永远不会把自己珍视的“对象”限制于此，但让批判得以继续的可怜技巧在于，在“事实”和“神话”之间从来没有建立起任何交叉。

所以，面对你不相信的一切，你可以立刻成为一名反拜物者——宗教、流行文化、艺术、政治等等。面对你相信的一切科学，你可以做一名无悔的实证主义者——社会学、经济学、阴谋论、遗传学、进化心理学、符号学，只要选择你喜欢的研究领域就行。面对你真正珍视的“对象”，你要做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当然，你珍视的东西可能只是批判本身，也可能是绘画、观鸟、莎士比亚、狒狒、蛋白质等等。

如果你认为我对批判领域的描绘有些夸张，那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发现三种矛盾（拜物教、实证主义、现实主义）的完全排斥，因为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应用于不同的主题。我们用拜物教来解释我们不赞同的对象。我们用规训解释我们不喜欢的行为，而不去解释行为本身的构成。我们只把热情集中在那些对我们来说值得关注的事情上。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我们不可能采纳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和如此矛盾的套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情既不符合似是而非的拜物列表（因为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个人都非常强烈地相信它们），也不符合无可争议的事实列表（因为我们目睹了事实的诞生、它们的缓慢构建及其“关切”)。哥白尼式革命的隐喻与批判的命运紧密相连，但这对我们而言没什么意义。我认为这个小小的领域如此重要，它是鞋子里的小石子，可能使“批判性野蛮”的例行巡逻变得越来越痛苦。

不要认为我们也对科学事实作出了社会解释，这是不对的。不，尽管一开始我们确实试图像在名校里训练的优秀批判家一样，使用我们的导师和长辈交给我们的武器来破解。他们最喜欢的表达方式，是摧毁宗教、权力、话语、霸权的意义。但幸运的是（是的，幸运的是！），我们接二连三地看到，科学的黑匣子仍然是封闭的，倒是那些工具躺在我们车间的灰尘中，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简而言之，批判对于具有某种稳固性的“对象”是无用的。

你可以在UFO或异域神灵身上尝试你的“投射游戏”，但不能在神经递质、引力、蒙特卡洛计算上尝试它。但是，当“批判”开始不加批判地使用一门科学的结论来解释人们的行为时，也会发现没什么用（无论是社会学本身，还是经济学和后帝国主义）。你可以尝试玩这种可怜的游戏，通过援引暴力者的基因构成来解释侵略行为，但在尝试这样做的同时，还要把遗传学中的许多争议拖进来，包括遗传学家彻底卷入其中的进化理论。

在这两方面，“关切”的问题从来没有占据“批判性野蛮”给他们留下的两个位置。“对象”太强大了，不能被当作拜物；它同时又太弱了，不能被当作某种无意识行为的、无可争辩的因果解释。这不仅适用于科学的状态。这是我们的伟大发现，是它使科学研究犯了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一个过失。一旦你意识到科学对象不能被社会解释，那么你也会意识到所谓的“弱对象”，那些似乎是反拜物指控的对象，也绝不仅仅是白板上的投影。他们也行动，他们也做事情，他们也让你做事情。不仅是科学研究对象，还有其他所有的研究对象，都被自动反射动作解构的“大牙齿”碾成了粉末。指责某“物”是一种拜物是一种极端的无理、无礼、疯狂和野蛮的姿态。

现在是否到了该往前一步的时候？除了“事实”和“神话”，为什么不增加第三位置（fact/fairy/fair）？我们在集体智慧生活中设计出一些新的、至少一个世纪更新一次的批判性工具。我们真的是要求太多了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感到彻底的羞辱，看到军事人员比我们这些学术界的骄傲精英们更加警惕、更加创新，他们继续不断地把整个世界变成天真的信徒、拜物教、不幸的统治受害者，同时将他们变成来自基础设施的强大隐藏因果关系的肤浅后果，而这些基础设施的组成从来没有被质疑过？

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确定，那些真正贴近我们内心的东西，根本不适合我们扮演的任何角色。你们不厌倦这些“解释”吗？我是，我一直都是，当我知道，我祈祷的上帝，我珍爱的艺术作品，我一直斗争的结肠癌，我正在研究的法律，我感到的愿望，我正在写的这本书——它们绝不能用拜物或事实来解释，也不能随便组合两个位置来解释。是不是这样？

要找回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仅仅拆除我们前辈不加批判地建立起来的关键武器尚且不够，就像我们要拆除过时但仍然危险的原子弹发射井一样。如果我们只需要拆除社会理论，这将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但困难在于，它们建立在一套更古老的哲学之上，所以每当我们试图用“关切”来取代“事实”时，我们似乎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什么。

这就像试图装满神话中的“达那伊得斯之桶”（Danaides’ barrel）一样，它是一个无底的桶，无论我们往里面放什么，现实主义的水平都不会提高。只要我们没有封住漏洞，现实主义的态度就永远分裂。“事实”比重最大，而“关切”仅限于丰富但基本上空洞和不相关的历史。虽然我希望长话短说，但我还是需要多花几页时间来阐述克服这种分裂的方法。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有句名言：“诉诸形而上学就像把一根火柴扔进火药库。它炸毁了整座竞技场。”我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我已经谈了这么多关于武器系统、爆炸、偶像崇拜的事。在所有试图克服“事实”问题的现代哲学家中，怀特海是唯一没有重蹈康德批判之路的人，他把注意力从“事实”引向“使事实成为可能的东西”。怀特海也没有像胡塞尔（Husserl）那样，也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尽可能避免“事实”被支配的命运。他是试图接近“事实”，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它们看到要求一种新的尊重现实主义态度的“现实”。尽管从“批判”这个词的本意上讲，所有人都比怀特海更懂批判。

使怀特海完全与众不同的是，他认为“事实”是对经验的一种糟糕呈现，而且它将“有什么”的问题与“我们如何知道它”的问题完全混为一谈。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最近在一本关于怀特海哲学的重要著作中谈到过这一点。那些现在嘲笑他的人不会明白，他们对他所谓的“自然的分裂”束手无策。怀特海说道：“对于自然哲学来说，所感知到的一切都是自然。我们可能无法选择。对我们来说，日落的红光应该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科学家用来解释这种现象的分子和电波一样。”

后来的一切哲学都背道而驰。他们挑选和选择，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一直满足于这种有限的选择。解决这种分裂的办法不是像现象学家所希望的那样，在平平无奇的电波中加入丰富的生活世界。这只会使分裂更加严重。怀特海认为，解决方案——或者说“冒险”是进一步挖掘现实主义态度，并意识到“事实”是不可信、不实际和不合理的阐述“物”的定义：

因此，物质拒绝抛开空间和时间特征，拒绝达成单个实体的最基本概念。正是这种拒绝造成了将思维的纯粹过程引入自然事实的混乱。除了空间和时间的特征之外，这个实体没有任何其他特征。因此，自然过程仅仅是物质在空间中冒险的命运。

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下一步将是决定它们是否会被用来解释某件事。另一种解决方法也不是攻击、批评、揭露、历史化这些事实，以表明它们源于编造、解释和灵活性。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逃离它们，进入大脑，或者给它们增加象征或文化的维度。问题在于，“事实”是经验和实验的拙劣表象，是一堆令人困惑的论战——认识论、现代主义政治等等，它们根本不能声称代表了现实主义态度所要求的东西。

怀特海不是一个以让读者保持清醒而闻名的作家，但我想至少指出新的批判态度方向，我希望用它来取代大多数社会理论的疲态规程。

在我看来，解决方案在于海德格尔为解释“物的物性”而提出的看法。现在我非常清楚，海德格尔和怀特海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可说。然而，怀特海在《过程与现实》（Process and Reality，或译作《过程与实在》）中用来描述“现实际遇”（actual occasions）的词，以及用来描述“关切”问题的词，是“社会”（societies）。顺便说一下，法国社会学真正的奠基人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也用这个词来描述各种各样的实体。它很接近于我一直用来描述科学技术对象的“联结”（association）这个词。

对我来说，批判家不是驳斥的人，而是“聚集”的人。批判家不是从天真的信徒脚下掀开地毯的人，而是为参与者提供“聚集”场所的人。我意识到，要抓住这个论点的核心，就必须重新审视建构主义的含义，但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表明了批判的方向，不是远离，而是走向聚集，即“物”。

如果我们试图走这条新路，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将批判这个词与一整套新的隐喻、姿态、态度、膝跳反应、思维习惯联系起来。为了开始这个新习惯的形成，我想从最不可能的来源寻找另一个关于“批判”的定义，那就是图灵（Allan Turning）关于“思维机器”（thinking machine）的开创性论文。我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这是一篇典型的、关于形式主义的论文，是一个当代标志起源（当代计算机）。

然而，你读这篇论文就会发现，它如此巴洛克，如此庸俗，汇集了如此多隐喻、假设、典故，以至于它不可能被任何一本期刊接受，会认为它是另一个恶作剧！谁会认真对待一篇在谈到穆斯林妇女、对男孩的惩罚、超感知觉之后又去谈论其他东西的论文呢：“在试图建造这样的机器时，我们不应该不敬地篡夺上帝创造灵魂的权力，就像我们在生育孩子时一样。相反，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上帝意志的工具，为上帝创造的灵魂提供栖居之所。”

在这里，图灵在谈到他发明的这台最聪明的机器“计算机”时，也不能避免提到上帝的造物能力。这正是他的观点。计算机会带来很多惊喜。你从它身上得到的东西要比你投入的多得多。图灵的论文以最有力的方式再次证明，所有“对象”都是天生的东西，所有“事实”都离不开“关切”。令人惊讶的结果是，我们并不掌握我们自己所捏造的东西，也就是这个批评定义的对象。

让我们暂时回到埃达·洛夫莱斯女士（Lady Lovelace）。她说，机器只能做我们告诉它要做的事。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可以向机器“注入”一个想法，而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反应，然后陷入静止状态，就像钢琴弦被锤子敲击。另一个比喻是一个小于临界尺寸的原子堆，“注入”相当于一个中子从外部进入原子堆。每一个这样的中子都会引起一定的干扰，最终消失。然而，如果这堆东西的尺寸足够大，那么由这样一个进入的中子引起的扰动很可能会不断增加，直到整堆东西被摧毁。

思想是否有相应的现象，机器是否也有？对于人类的思想来说，似乎确实有一个“亚临界”（sub-critical），也就是说，在这个类比中对应于亚临界大小的堆积。一个想法提交给这样的头脑，平均来说会引起不到一个想法的回应。一个想法提交给这样的头脑，可能会产生一个由二级、三级和更远的想法组成的整个“理论”。根据这个类比，我们要问：“机器可以被制造成超临界（super-critical）的吗？”

批判理论早已消亡。在图灵的意义上，我们能再次变得批判吗？也就是说，产生的想法比我们获得的想法更多，继承久负盛名的批判传统，不让它消失，也不像钢琴不再敲击一样“陷入寂静”。这就要求所有的实体（包括计算机），不再仅仅是它们输入和输出定义的“对象”，而重新成为“物”。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可以让批判家们更接近“关切”的问题，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是的，请触摸它们，解释它们，应用它们。”这样，我们就会永远超越偶像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