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伊朗革命，往事并不如烟

新年新气象，我们这边正纷纷办“思想跨年”晚会呢，那边中东地区稳定的基石伊朗，突然爆发全国示威和暴乱，连警备森严的德黑兰也乱了。

传媒时代，任何事件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影像。这次，摘下面纱当作旗帜的伊朗女孩成为关注焦点，成为新的“自由女神”。除此之外，我们对伊朗还有什么了解？大约也就是新闻里的那些事和一些伊朗电影了。

不过也只有超凡脱俗的摆拍照片，才能引起网众一些注意吧。摘面纱女孩的照片我看到了两张，是不同的人。广为流传的那张特写，背景里没有别人，更像是摆拍蹭热点，女主说不定是哪国的网红呢。

（妹子你这么好看，文艺青年们又要写诗了）

下面人群中的女孩这张更真实，那才像历史现场，发生的时候乱哄哄的，一切细节都转瞬即逝。能够把握革命大潮的，不是摄像机，而是战斗队工作队播种机。

（看侧脸，这个妹子应该也很好看）

朋友圈除了摘面纱少女图片，还有不同说法，我总结一下：

一种和茉莉花时候差不多，欢呼伊朗人觉醒了，同时关注死了多少人，政府是不是镇压民众了。网民希拉里就属于这种，变化不大。

一种认为是美国在后面指使。另一方表示反对，认为不要首先找外因，要看看内因。而对某教反感的网民，则支持伊朗民众反对神权政治。也有稳健的人在思考伊朗乱了究竟对谁有利。关于伊朗本身的知识不多，毕竟除了生意人，平时有多少人会关注那里？其实伊朗民众示威不是一年两年了，只是这次闹大了。

《中东研究通讯》和《北叙利亚通讯》这两微信号提供了不少当地的政治分析。比如前者说“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的国内通胀率常常居高不下。”持续两位数的通胀率近四十年，这要是让吴晓波老师来写，可以写一本《膨胀四十年》了。

看到孙立平老师也发公众号闲谈了几句，说：

“这样的一段话很有意思：多年前伊朗人民自由的不耐烦了，向往伊斯兰极端严肃的生活方式。现在严肃得受不了了，又向往美式自由。不管这话用于伊朗的这次事情是不是恰如其分，但这话也许是揭示出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很多事情也许都需要有个第二次印证的过程。因为有了第二次，人们才会最终地确认。”

所以孙老师是不管这话是不是适合描述伊朗，就是喜欢这话而已。

这话当然不合适，体现了不关心历史不关心细节的思维习惯，只套用自己的公式。伊朗上一次大革命的情况，完全不是因为民众自由的不耐烦了想要严肃的生活。实际复杂的很，大致是世俗王权领导下的经济大发展很不均衡，贫富差距让宗教势力抓住了机会。在内因和美苏大国角力作用下，左派右派自由派马列派保守派共同反对巴列维王权，但最后都没搞过老辣的霍梅尼派，挨个被残酷收拾。最终的结果再次展示了历史的悖论——各界群众不戴面纱，左右齐上阵争取自由解放，却最终要不被熔炉吞没，要不就戴上了头巾和面纱。

所以，看见摘下面纱的妹子，心里不由一紧，那是我小资产阶级善感的心在为妹子担心。少女如烟但往事并不如烟。我想起1970年的血雨腥风，想起那时伊朗、泰国、斯里兰卡造反的学生、校花最后如何惨死。人们真的准备好了？有突然觉醒这回事？妹子最终的安危会怎样？

不过，以我的一些了解，伊朗政权已经比较成熟，这次未必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据报道已经挂了13个人（包括警察），可能真是因为波斯-雅利安人民风彪悍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发发推特。少男少女需要锻炼，革命和建设队伍需要成熟老道的战士。上一次霍梅尼的手腕超越了所有左右派别，堪称伊斯兰主义的列宁和波斯人的司马懿。这一次示威群众中能涌现出新的能人吗？几年前的埃及是前车之鉴，各界群众闹了一圈，结果原教旨的穆尔西教团上台。大家不满意，再闹一圈，还是军政府回来坐庄，只是领袖换成了穆巴拉克的亲密战友塞西。

《北叙利亚通讯》介绍了这次伊朗示威的戏份，“反政府游行示威最初是由保守派组织的。他们企图利用人们对经济状况和贫富差距的不满，打击改革派鲁哈尼领导的现政府。”但是没想到各派群众也乘机上街，打乱了保守派的计划。倒是和1979年不一样了，当年是要自由平等的民众上街，保守派跟着出动。毕竟，今天的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局势都有变化，比如中东出现了IS和库尔德族两种新势力。

我给曾经在埃及暴乱时不顾安危走上街头调研的学者王丁楠发去信息，因为我牵挂他的伊朗妇女朋友们啊（点击文末的“阅读全文”，可见他的陪伊朗妇女散步记）。他回复说：“最近没怎么联系她们……应该没啥问题吧，我看当地中国人生活生意一切照旧。之前伊朗的部分当权者在核谈判后把伊朗经济实力和潜力吹得太高，吊高了民众的胃口和不切实际的期待。保守派又千方百计阻挠新政，整天释放政治经济丑闻和抱怨。内部不团结呀！”

祝少女安康。

以下是我前两年写的回顾伊朗1979大革命历史的文章，当小说看吧。

1979年的烽烟

1979年伊朗革命与美国人质危机事件，对于今天的普通大众已经很遥远，一般网民大概只有通过几年前的美国大片《逃离德黑兰》才对此有一些印象。那部美式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突出了本·阿弗莱特扮演的美国特工的帅气和机智，渲染了伊朗的恐怖气氛，却没有说出多少有份量的东西。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那一年。1979，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德黑兰的摩天大厦却已鳞次栉比，街头豪车如云，青年男女衣着时尚堪比巴黎。由伊朗二世国王巴列维开启的白色革命是天使，也是魔鬼。巴列维继承父亲礼萨王的遗志，在二战后争取到波斯民族表面的独立，然后依赖美国支持，压服地方部落势力和清真寺的毛拉，强化中央集权。从1963年开始，像明治维新一样，政府开始普及教育，扩大妇女权益，引进外资和技术人员，大建工厂，推进现代化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得益于石油提价，伊朗城市聚集起巨大的财富。

1970年代伊朗一景

故事的另一面读者也能想到。财富背后是贫富差距和世界观的激烈冲突。从农村进城的民工们满目豪宅却只能住在贫民窟。“白色革命”从来没有动员和教育基层，那些离开家乡清真寺的农民们被城里的“伤风败俗”惊呆了，看看那些白花花的大腿！世俗化改革及其带来的生活道德变化严重激怒了毛拉阶层，削减清真寺的经费则让他们忍无可忍。与我们的想象不同，毛拉们并不是古老的僵尸，他们的活力恰恰是被现代化所激活。宗教布道很快俘获了贫民的心。被巴列维驱逐出境的宗教领袖霍梅尼还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新媒体技术”——录音带，用这个办法把自己的声音传遍伊朗大街小巷田间地头。

巴列维的妹妹和当时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都认为，伊朗的高速现代化超出了伊朗国情承受能力，农村混乱的土改反而造成粮食大量减产。与此同时，国王家族却积聚了巨额财富。面对不时发生的骚乱，美国人帮助伊朗建立了类似中情局的萨瓦克组织以强化统治。但卡特总统上台后开始大搞人权外交，要求巴列维开放政治，改善人权。巴列维政府毫无群众路线基础，却一味加快政治开放，所以只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把各种猛兽释放出来。沙利文大使称之为“喂鳄鱼”——永远喂不饱。

1978年开始的伊朗动乱看上去是突然发生的。圣城库姆首先发生宗教骚乱，但库姆一直就是保守派反国王势力的大本营。更引人瞩目的是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世俗派人士要民主要自由，却不懂得人民的需求和藏在人民中间的宗教势力有多么强大。接受苏俄马列主义的左派当然也要革命，不断发动工人运动，客观上配合了毛拉阶级的行动。左派和自由派一样抓不住人民的最主要需求，在谋略上也远不及保守派成熟。自由主义精英掌控着媒体，整天哗众取宠，抨击人权，操纵各种“谣言倒逼真相”，伊朗公主当然是他们的好素材之一。但他们只在乎想象中的理想，却不考虑这样做的实际后果是什么。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的忠告他们没有听到。以至于美国大使事后感慨：他们高呼着人权召回了宗教势力，推翻国王之后反遭宗教势力的严酷镇压处决，却再也喊不出自由民主了。

革命箭在弦上，这里先按住不表。先谈谈已经置身事内的大国怎么办？

美国人

苏联人想火中取栗，但美国人才有更多的利害关系。石油、外交联盟、无数援建公司、几万名驻伊朗公民……怎么办？

我们来看看这个决策的过程。在美伊外交里至少有三方：巴列维政府、美国政府和大使。没错，前方大使和后方的总统、国务院以及著名的布热津斯基先生意见总是很难一致。当然，他们首先关注如何捍卫美国利益，又要兼顾已经高举起来放不下去的人权大旗。他们一边要求巴列维继续改革，一边出谋划策如何稳定局势。

沙利文大使自称做了细致的工作，接触各方人士，甚至尝试接触霍梅尼的人。国王却没有城府来处理这样的现代危机，瞻前顾后，张弛无道，一会儿开枪镇压，一会儿开放党争，令反对派越来越大胆，各种势力都加入反国王的同声大合唱，连世俗左派也以为霍梅尼的意志就是自己的意志。

最后导致人质危机的撤侨问题是这样：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你永远搞不清楚什么时候该撤。几万美国人和无数机构，不是说撤就撤的。美国人为如何判断局势大费脑筋。布热津斯基始终认为，采用军事镇压是最后一张可以稳定局势的牌。大使则觉得美国后方领导总是想当然，不能即时回应自己的请示，还屡屡责怪自己擅自行动。

有趣的是，当时的美国正在同时处理几件国际大事，一是在戴维营会议为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进行艰苦谈判，一是与苏联谈判限制战略武器，还要处理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伊朗的事情看上去并不大。恰如今天的中国日理万机。最高层的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这些大事上，以至于常常不能即时回应前方大使的紧急请示。布热津斯基考虑宏观层面的大国利益，沙利文是一线工作者，考虑很多具体问题。他说只要到伊朗看一看，就知道局势有多么混乱和悲观，需要即时的判断。一个请示如果一周后才得到回复，那就失去了请示的意义。可是本国的命令是要他不可以表现悲观。所有人都在事后才发现一件多么严重的历史事件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看当时双方来往的电文，布尔津斯基与巴列维国王的信息交流就一个意思——

布：嗨，我很想让你当机立断搞那个（军事镇压），但是这话不能由美国说出来，得由你自己做决定并承担责任。但无论你做什么美国都支持你。

巴：嗨，谢谢。但你们是不是就是想要我搞军事镇压？能不能说明白点？我也想搞，但我就想听你们美国人亲口说出来。

可惜沙利文大使好像不明白布热津斯基的意思，在回忆录里一味责怪白宫的指示不明确。说时迟那时快，时机转瞬即逝，革命如墙倒众人推，巴列维先逃了。接下来两年间的故事，是霍梅尼的保守教派如何血腥清洗了自由派、左派、传统伊斯兰派、伊斯兰社会主义派，对，霍梅尼并非完全传统的伊斯兰派，而是能够回应现代化问题的伊斯兰派。由此建立起史无前例的伊斯兰神权宪政国家，对，他们有一套宪政方式，并不直接依靠神的旨意执政，只不过不是欧美那种宪政。

中间霍梅尼还利用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大肆打压国内对手。有趣的是，沙利文回忆，1978年中国面对伊朗也产生了决策难题。因为国家主席华-国锋原计划访问伊朗，去还是不去呢？沙利文认为，中国人从联美抗苏考虑决定支持巴列维，于是华主席就去了，结果当然是失算了，落了个四处不讨好。不过从国王出逃开始，沙利文的主要工作就是撤侨了。

他在回忆录里表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一直在婉转提醒前来拜访他的美国人准备撤离。美国人陆陆续续撤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一万多人还在观望。

很多美国人是抱着暂避风头的心态离开的。但是到了1979年12月，沙利文不得不告诉美国公民，如果你们现在离开，可能就永远别想回来了。美国人大吃一惊。

当沙利文和美国武官被骚乱武装包围在地下室的时候，正在开会的布热津斯基连续打来电话询问他能否策动一场军事政变以掌握伊朗政权，他再也忍不住地愤怒了，直接挖苦对方不切实际。美国武官还是拍拍身上的灰尘做出回答：政变成功的几率是百分之五，而且一旦失败，美国人就是伊朗人的死敌了。

俱往矣。看看二人照片，也多少能感受到理论家出身老谋深算的布热津斯基与军队出身风风火火的沙利文风格之不同。

布热津斯基

青年沙利文

撤侨惊魂

沙利文先“托关系”把自己和使馆人员救了出来。

2015年中国军队从也门撤侨被看作充满了中国特色，比如在混乱的地方如何通过“托关系”来做成事情。据观察者网新闻报道：“入港时机确定之后，要顺利入港依然面临巨大挑战。随着也门战事升级，亚丁港也成为交战区，很多工作人员为了自身安全都拒绝工作，而船要入港需要港方许可，并提供引水（即港内水域的领航）等必要服务。这一切条件似乎都不具备，有可能造成撤离人员集结后船只无法入港，相当于把撤离人员置于险境之中。（指挥员）姜国平说：

中国驻亚丁总领事找到了亚丁的省长，托了关系，他跟省长比较熟——这次省长有个亲戚还随着我们547舰（临沂舰）撤出。所以，他算帮了省长一个忙，省长也帮他一个忙，就把这些人找齐了。”网友喜称这是妥妥的“走后门”。甚至惊动了纽约时报，把“托关系”写进了报道（Rescue Mission in Yemen Proves to Be Boon for Chinese Military’s Image）：

其实美国大使一样要走后门，灵活运用各种关系。在被骚乱武装包围的时候，他电话求助亲美的伊朗部长雅兹迪。雅兹迪带着一队人马来大使馆。他们和激进派武装毕竟是同族，互相吵吵嚷嚷，总算把大使馆人员放了出来。

这时沙利文大使体现出自己临危决断的实践能力，冲到包围者中间的阿亚图拉（穆斯林高级神职人员）面前，和他握手，令阿亚图拉措手不及只好热情相待，还答应让圣战队员保护使馆成员。这位雅兹迪数年前还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直言伊朗很难成为伊斯兰式的中国，因为缺少中国所具备的经济发展、社会自由、政治自由三要素。对，他说的是中国。凡事要有对比，建议中国有志青年们也要有点比较视野。

在撤侨中，美国人表现出了“美帝国之内的国际主义精神”。以色列人在伊朗成为众矢之的。沙利文回忆：有三十二个以色列人临时要求登上美国飞机撤离，沙利文果断挤下三十二位美国乘客给以色利人让座。但以色列方面来了三十三个人，这时一位美侨主动让出了座位。英国人则在波斯湾利用测量船帮助撤退伊朗南部的美国侨民。我们在也门为巴基斯坦等国侨民无偿所做的，英美人也做到了。

我一直尊敬那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而不是喊口号抒情怀摆姿态的人。有必要介绍一下沙利文等人在撤退过程中发生的精彩桥段。让我们回顾一下电影《逃离德黑兰》里那位帅酷的特工，他让六位被困使馆人员化装成电影摄制组逃离伊朗。电影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沙利文撤退大半年之后——伊朗学生扣押美国使馆人员做人质，美方派出特工营救。主要情节取自美国CIA特工门特兹的回忆录，但编剧多少从沙利文那里借取了一部分素材。

首先，沙利文请回自己的老部下、安全事务官迈克·库格林负责撤退事宜。沙利文称他很勇敢仗义——“出于友谊，自愿前来德黑兰，他处理这类棘手的问题很有办法……他为我的离开作了精心策划，有意露一手。”怎么露一手的？原文引用如下：

《逃离德黑兰》最惊心动魄一幕发生在机场。美国人登机后，手舞AK47步枪的伊朗人开着皮卡狂追已经开始滑翔的飞机。当然，没追上。当然，这是虚构。波音747的发动机噪音就可以把追赶者给震死。但是沙利文在飞机下确实遇到了惊魂一幕：

1979年4月6日晚，当他们到达机场的时候，德黑兰局势略告平静，美侨已全部安全撤离。机场也暂时恢复了秩序。但是一个机场被几股不同的“革命势力”把持，客运处、海关和行李装卸处至少有三个革命委员会行使职权，无法弄清到时谁说了算。控制跑道的革命委员会是一批敢死队员（属于世俗左派政治势力的武装——笔者注），他们曾参与袭击美国使馆。

美国人开始“走后门”了——

“到了机场，我们不走候机楼正门而走边门，迈克事先已买通看门人在那里等着，我们一到，门立即打开，我们通过服务区、贵宾皇，进入停机坪，开向正在装货堆备起飞的泛美747型班机。当我们经过昔日的皇家亭时，车队被坐在一辆吉普车上的四个敢死队员发现。我们还没到达飞机跟前，吉普车就开过来拦截车队。那四个敢死队员头戴人们所熟悉的花格子头巾，手持AK-47式自动步抢。

迈克再次给摔跤选手发出讯号，车队的其他车辆减速慢行。面包车快速赶上前来。在吉普车还没靠近登机梯前就截住了它。摔跤选手们手提着冲锋枪跳下车来，立刻同敢死队员激烈争吵起来。敢死队员看到自己人数和武器均处于劣势，无奈何只好后撤一百多码，眼巴巴地注视着情况的进展。

泛美航空机长，站在弦梯顶上，对眼下发生的事情莫名其妙。

他看到这么多的枪支在747型机翼和机身油箱下挥舞，大吃一惊。

我同前来送行的使馆同事们一一告别，向迈克和海卡兹深表感谢，随即登上弦梯。我在机舱里会见专门来护送我的泛美航空公司中东办事处副经理以及机长。迈克考虑十分周到，为避免飞机成为地面狙击手的目标，事先同机长谈好“闭灯”起飞。”

最后的“惊魂”发生了——

“副经理、机长和我正在商谈如何起飞时，弦梯口突然传来吵闹声。原来圣战队员们认为尚未同我好好告别，非要上飞机来告别不可，弦梯下面的泛美安全保卫人员不让他们携带武器登机；经过库格林从中调解，先把武器堆放在弦梯底下然后才让这群满脸络腮胡子、身上有油腻、衣衫破烂的好爽汉子（包括摔跤选手）逐个上来道别。每人都抱着我的双肩，用胡子拉茬的嘴吻我的双颊，方才温顺地走下飞机。这时已退到通向驾驶舱的环形梯下的机长，看了直摇头，不知怎么回事。

这个小插曲刚结束，看来我们可以起飞了，不料弦梯下又传来一阵喧闹声。原来是我的保镖队，因为改换了报话机频率，与我们联络不上，此时他们突然发现飞机就要起飞，也非要上来道别不可。于是他们也把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堆放在弦梯底下，一个个上来。他们的脸刮得干净些，比圣战队员文明些，但他们也吻我的双颊，祝我一路平安，他们大部分人都会说流利的英语。这些事情完毕后，弦梯撤走，机门关上，飞机安然闭灯起飞。

后来我听说，那天晚上我的保镖队在机场上同圣战队员打了起来，幸亏只用拳头，没有开枪。海卡兹充当和事佬把双方劝开，未出人命，各自分别回到使馆。双方从此不和，结下了怨恨，给查利·纳斯和他的继任者在使馆安全保卫问题上造成严重的困难。”

故人

美国人的飞机飞远了。身后是伊朗和美国从此不共戴天的斗争史。当时，美国人错误地允许身患绝症的巴列维去美国治病，激怒了伊朗人。1979年年底，伊朗学生冲进美国大使馆扣留所有人员。此时伊朗各派势力正在你死我活争夺革命果实。霍梅尼当机立断宣布支持学生，故意激化美伊矛盾。从此谁敢反对霍梅尼谁就是亲美。美国人意外地成为霍梅尼手中的一张好牌，以至于有懂行人士提醒美国人：不到霍梅尼完全掌权，你们是别想获得人质的。美国人派出蓝光突击队营救，结果直升机故障，飞机相撞，狼狈地把飞机连同机密文件丢在伊朗逃了回来。

这不仅是美国政府的挫败和耻辱，布热津斯基和沙利文大使个人也都耿耿于怀，各自撰写回忆录互相指责。

让我们隔着历史的距离看看这二位决策者的冲突教训。应该说，他们都是负责任的人。布热津斯基一再强调我们要像大国那样去行动。沙利文则力所能及保护本国利益。看二人的回忆录，可以发现他们俩在许多问题上的判断一致，可惜中间隔着一个官僚机构和两地遥远的距离。

相比两个美国人之间的误解，沙利文回忆录里有一件更荒谬的事情。美伊已经签订的经济合作项目如果因为伊朗变天而无法执行，很可能美国政府要向美国企业赔偿几十亿美元的损失保险。他和同伴拟定了一项伊朗方面可以接受的谅解协定，发回华盛顿等待批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到了这个地步，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那班迂腐的法学家竟然给我们发来了一大堆他们认为非改不可的修正案，而这些修正案需要几个星期才能谈成。”恼火的大使立刻与伊朗方面签字确定这项协定，结果为美国人节约了四十亿美元。“可政府却从来没有一句表扬我们的话。”

在紧要关头，所谓程序正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如此显眼，不由令我想到台湾民众抗议台湾政府加入亚投行的决议没有经过民主程序。金灿荣教授对台湾电视媒体直言：在这个节骨眼上来讨论这个程序是比较矫情的。

沙利文大使已经在2013年去世，生前曾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他的经验可以帮助中国人深入中东。

1979年之后的伊朗乱局颇似中华民国。迷途于各自政治正确的左派、右派无不完败于“波斯人的司马懿”、“伊斯兰主义列宁”霍梅尼之手，有兴趣者也可以从中获得深刻的历史教益。当伊朗人民想要向一个更好的世界进发之时，收获的是一个伊斯兰宪法国家——在最高宗教领袖的监护下行三权分立五权监督全民选举，很“民主”的样子。令人唏嘘。当然，这是历史的合力造成的。（完）

有一个叫ScorpioGs的网友给我发来很有价值的补充：

有几个地方值得商榷：促使巴列维改革的是肯尼迪，他一直希望巴能早些土地改革。巴列维也是通过美国人政变上台的。伊朗革命很复杂，我认为这是伊斯兰自我现代化或救赎很艰难的一步，可能类似于欧洲新教改革，它的前进步伐其实要超过凯末尔的复兴革命（一个不太直接的例子就是两伊战争，威望正盛的萨达姆没能动摇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似乎文章中采纳的西方观点太多了。

主要参考资料：

《伊朗公主回忆录》阿什拉芙·巴列维

《出使伊朗》威廉·赫·沙利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陈安全

《布热津斯基回忆录》布热津斯基

中间白发者为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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