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矛盾下的中国网络青年文化发展及其研究（三）：新的问题意识

原创余亮壹寸灰

今天推第三部分：

新的问题意识

在高速交流摩擦的全球化互联网信息文化条件下，青年文化发展极快，例如 2020年“小粉红”思潮在中西抗击新冠疫情不同成效的对比中达到高潮之后，很快遭遇“内卷”“躺平”以及“神友”文化的对垒。受到管制的青少年怨恨情绪同样利用互联网快速迭代，规避管制，发明出各种擦边球的负面话语，如使用“赢麻了”“感恩”一类嘲讽主流正能量的话语刷屏，以病毒传染的方式形成潜流传播，能量不可小觑。政治化的青年文化在获得知识界部分的正视之后，研究需要超出一般的“承认”层面，将其作为大变局时代的症候，对其逻辑进行深入考察分析。

1. 立足现实，超越旧认识框架

研究需要进一步超越陈旧的二元对立范畴，对学术思考提出新的要求。对青年文化做一个两分法描述永远是容易的，却容易陷入过于正确的论述，体现的是描述者本身的先验价值观，例如，指认青年一方面有爱国情绪，另一方面不成熟。问题在于如何在“分”之上看见“合”，把握其总体生态、内在矛盾性和动力学，及其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

“小粉红”等现象对学界主流的抽象政治概念和分析框架提出挑战与启迪，例如对于“历史终结”“自然状态”等流行政治历史观念的叩问，对左与右、自由与保守、现代与后现代或现代与传统、民族特殊性与世界普遍性、身份政治与宏大政治、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等分野范畴的质疑。

1990 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取得冷战的胜利，确立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全面优势。在思想界，“历史终结”“自然状态”“新自由主义”等一系列说法、观念、方法获得了霸权性的地位。人的“自然状态”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为维护资本主义合法性而做出的一项发明，设想了一种天赋人权的个人状态，此种“个人”拥有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自然权利。自然状态的人需要让渡部分权利以组成国家，国家守护个人的自然权利，包括安全、交换、合作、发展市场经济等。自由主义者呼唤的所谓“正常国家”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观念，以利益交换关系掩盖政治（斗争）关系，认为国家只是市场自由的“守夜人”，排斥国家对市场的主动干预，也否认孕育自社会中的国家和意识形态建构力量。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被看作历史的终点。这种观念虽然不符合现实，但在中国知识界也大有市场。

拥有民族主义斗争面向的“小粉红”与看似颓废面向的“内卷”“躺平”显然不在这个“正常状态”之内。令所谓“西方普世价值”派感到困惑的是，改革开放与全球市场不仅没有带来他们所吁求的历史终结之人，反而生产出了更广泛的爱国主义群体以及反资本主义的思潮。正如网上流行的说法，“一出国就爱国”，留学生群体涌现出新爱国主义先锋。对此有人辩称，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但这不过是笼罩在西方意识形态视野下的论断，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变态市场，而无视空想中的完全市场从来不存在。

从另一面说，青年文化是否又循规蹈矩地从属于新中国的主旋律文化传统？中国的崛起一方面坚持了自身的内核优势，另一方面学习西方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具有不确定性。青年文化尤其是新爱国主义，在表象上继承了新中国的文化政治遗产，但并非线性地从属之，甚至可以说并非完全是由传统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包括教育机制塑造的产物，反而不断逾越主流的边界，具有复杂生动的面向。

总体来说，“小粉红”代表的青年可能比表面上的所谓“西方普世价值”派对手更加“普世”，其行动方式、话语模式、情感结构都扎根于全球化的“正常”社会，却产生了某种“超自然状态”，体现出一种以“去全球化”样态出现的全球化形态。吴靖和卢南峰称：“以都市中产阶层青年为主体的‘小粉红’由于相似的阶层属性，以自然或半自然的状态凝聚成一个可被识别的群体，他们拥有相似的情感体验与立场观点。”【41】洪恺认为“小粉红”运动与当下发达国家青年右翼运动具有同构性。“一是主要依托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传播，二是以青年为主体，三是和本地政治议题相结合，四是彼此之间呈‘文明的冲突’状态。”“这些要素和国内主流知识界（他们的上一代人）在 1980 年代以来形成的所谓左与右基本无关，也不是对某种外力的应激反应，或者有些人所说的‘充满暴力和假想敌的民族主义’，而更多是自发生长出来的。”【42】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观察这种自发性与当代全球生活世界的联系。2020 年，研究美国青年问题的《娇惯的心灵》【43】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使人们关注到中美两国青年在表面的冲突背后具有情感脆弱和偏执政治正确的共通性。放眼世界，我们既看到超级大国美国青年蓬勃的“怨恨政治”【44】和民族主义，也看到另一个渴望崛起的第三世界大国印度，那里的小镇青年一边疯狂学习英语，一边散发燥热的民族主义，鼓吹本土哲学思想，认为印度应该领导世界。【45】这些现象无法只在民族主义与所谓“西方普世主义”的矛盾定位中来认识。面对这些现象，多元主义认识方法中最温和的一种，也只是认为一切青年的诉求和倾向是自然随机的，像菜谱一样口味不同，应该各取所需，而民族主义可能会破坏多元共存。这种意识不能面对全球化市场经济无法掩盖的多维矛盾冲突，看不到显著的民族主义表象特征之下的复杂性，正如第三世界的自由主义不同于发达世界的自由主义，各国青年的躁动也是今天世界政治经济矛盾的症候式反应。因此，在全球化冲突和历史从未终结的视角中，我们要重新思考民族主义、身份政治、消费主义、平权运动等当代流行政治经济现象及其理论在地方现实中的具体展开。

“小粉红”的“国族政治 + 身份政治”特性，恰恰是今天的所谓“西方普世价值”多元主义条件下身份政治缺失的环节。2018 年，弗朗西斯·福山依然在身份政治的脉络里理解西方青年新的“怨恨政治”，【46】尽力不挑战其历史终结论的思维逻辑，而“小粉红”却体现出对福山观念的超越。把国家当作偶像，不仅只是“饭圈”娱乐文化向政治领域的平移，还暗示了一个新问题：国族主义为何要选择身份政治这种外衣？这种互动会产生什么后果？当我们从身份政治的视角去反思的时候，会发现中国部分“国际接轨”派知识分子强调的所谓“西方普世价值”实际具有以“世界公民”为身份荣耀的实质，即隐藏着一种以自己更接近欧美文明为荣的身份荣耀。

新爱国主义区别于传统的“救亡”式爱国主义，可以被看作这种隐藏于所谓“西方普世价值”背后的身份政治逻辑的颠倒。我们观察到“小粉红”“出征”事件频繁在消费领域发生，往往因为某个国外时尚品牌、文娱作品“辱华”而引发，例如，2018 年意大利时尚品牌杜嘉班纳广告事件、2019 年范思哲 T 恤涉嫌支持“港独”事件、2021 年 H&M 攻击新疆棉花事件，不胜枚举。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每次小粉红“出征”的组织者都会反复向参与者提倡表现自身的文明礼貌，不骂脏话，让别人看到粉丝的文明素养，正如“饭圈”“出征”都会强调文明礼貌，不给自家偶像丢脸。这都是在强调自己的文明身份。即便“躺平”“马克思主义热”在表面上诉诸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其核心诉求则是追求生活福利和现代都市生活地位，因而其观念内核包含了消费主义的身份尊严。

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两位归化女性运动员谷爱凌和朱易的跨国身份和言行在中西方都引发了巨大的商业和舆论关注。此类现象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中所言的基于商品符号价值的身份尊严，限于西方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层面。而互联网青年文化运动让我们看到，这种基于消费和时尚的尊严冲突在国家竞争层面展开，向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要求，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普世主义”身份政治理论。

2. 把握话语与实践的关系，打开政治想象空间

研究需要以互联网青年文化为基点，重新思考大变局时代的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问题，以及社会组织形式、人类主体性格的根本变化和实践可能。以“帝吧出征”与“饭圈互撕”一类行动为例，反对者将其描述为“义和团行动”，无异于刻舟求剑。不要忘记，国内这种“饭圈行动模式”，最早起源于 2005 年的“超女时代”。超女选手的粉丝们组织起来，为偶像宣传、拉票、支援，这在当时被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称赞为一次文明的民主实验运动。【47】“出征”正是全球互联网文娱产业催生出的社团组织方式。市场经济带来社会去中心化，导致人的原子化或者“散户化”，散户又通过互联网、资本等渠道，在一定的诉求下重新聚集。问题是以什么样的诉求，如何形成新型组织？

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组织形态展开研究，而非仅仅意识形态化的褒贬。一些有趣的特点已经展示在我们面前等待理解。第一，散户生态具有非均衡不稳定倾向。多方共振，动辄由小事件引发大范围多方参与的文化冲突，不断引爆舆情能量。在这个过程中，“小粉红”的爱国主义行为与“饭圈”行为会经常发生交汇。第二，“饭圈化”的行动本身具有去政治化“守法”特征，同时又体现为一种合法的“暴力”，即积极走正式渠道向政府部门投诉举报，善于走法律流程来打击对手，而非过去直接的黑客或者其他暴力行为。如何理解这种“守法的暴力”？第三，青年与数字经济运作模式的高度互动关系对于我们的经济、文化治理有何启示？

现代传媒信息业的发展，模糊了符号与现实的距离，更需要我们厘清符号化与现实实践的关系。一些学者提出“后人类”理论，指出信息时代的个人人格不再是启蒙时代所许诺的具有整全观念和一致逻辑的深度人格，而是伴随互联网信息涌动而具有随机爆发、缺乏前后逻辑一致性的碎片人格。【48】当代青年文化即便以宏大叙事为旗帜，也具有“后人类”特征。例如，2021年，作家蒋方舟因为 2016 年接纳过日本文化中心的奖金支持访日一事被翻出，而被大批男性青少年网民猛烈抨击，但时隔不久，蒋方舟批评女权主义者目标不明确的言论，则受到几乎同一批网民的称赞。批评与称赞者只是通过片段的短视频获得信息并输出情绪，并没有去思考这同一个人的整全思想逻辑。对于理解这样的新型人格与思维特征，“后人类”理论有所帮助，但仅仅移植资本主义社会的“后人类”理论又是不够的。

马中红等学者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在流行的热门符号、话语背后有不被注意的话语自身的积累过程。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符号与实践的关系。马中红把底层打工群体“三和大神”的现实“躺平”动作纳入网络小资群体的“躺平学”中看待，然而“三和大神”本身并不参与“躺平”话语运作。话语游戏是网络小资阶层热衷的事物，与“985废柴”小组一类焦虑的大学生阶层具有更多亲缘性。现有的研究往往只关注“躺平学”自称的思想资源，如第欧根尼（Diogenēs）的犬儒主义，却相对忽视更多青年援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躺平”“摸鱼”的根据。指出这类研究混淆了符号与实践是容易的，但是当我们从传统的符号学进入，区分青年文化的符号层面与实践层面时，将如何面对未来元宇宙时代新的文化空间？在那里，现实与虚拟符号将更加紧密地纠缠、融合在一起，那么理论将如何处理符号、情感、知识、行动的多维互动，并获得现实感？

互联网的发展促生了多元化的群体并使其紧密交织。全球化不应被简单理解成“世界是平的”，而应被理解成一种更加复杂、活跃、非平衡的生态。在“生态”视野下，思考“小粉红”与其他群体在生态中的有机关系与互动，辨析其真正的对手和实质性挑战来自哪里，并从中洞察更广泛的青年总体生态规律。陶庆梅试图用“新个人主义”来把握和弥合青年身上社会与个人的对立。那么在观念认识之外，如何从实践角度理解这种对立？新青年能否突破狭小空间？以B 站为例，知识型节目在 2019 年以来出现爆发式增长，成为新的流量增长点。一大批知识分享型 UP 主提供的思想和经验深度不输于课堂。观视频、观察者网等内容生产机构的思想、知识类节目视野宏大，粉丝增长极快，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和不错的思考水平。这提醒我们思考和推进学界和“小粉红”一代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吴靖等清晰梳理出三代网络民族主义者的代际系谱，但聚焦于以传播技术变化来进行代际区分，对代际互动观察较少。“小粉红”与工业党、入关学等新青年现象在互联网上不断交织生长。但 2020 年以来，出现了自由主义青年与“网左”“神友”青年共同批判小粉红的“左右合流”状况，鲜明区别于过去左翼与保守主义联合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结构阵势。大量二次元空间的马克思主义爱好者，其群体的生态位与“小粉红”群体高度重合，然而这种马克思主义偏好并非传统左翼色彩，却与小资阶层躺平族的焦虑政治有更多联系。共存于“小粉红”一代青年身上的自信与焦虑就是一对新的现实矛盾现象。表面上看，当自信超过焦虑，“小粉红”与“工业党”乃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较多的关联，当焦虑压倒自信，部分青年就转入“躺平”状态。互联网青年文化体现出强烈的情感共同体特质，而非知识共同体或者组织共同体特质。情感结构是现实的复杂映射，又是最终产生行动的源泉，具有表面的混沌性和内在的复杂逻辑。大变局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矛盾、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追求崛起的奋进斗争式心质与消费主义福利生活心质的矛盾等诸多矛盾叠加，塑造着新型的中国青年人格与社会文化状况。这提醒我们对之进行理论辨析时要十分小心，警惕任何界限清晰的标签。

“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中被寻求和发现的。”【49】当代中国也通过青年文化尤其是其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新爱国主义文化的想象和表达，呈现出自身的特质与问题。互联网青年文化是不断建构国家主体的重要能量，研究不能仅仅将青年群体看作客体，不能止于简单的外部批判，更需要主体式的代入，体会其冲动、诉求和思索，把握其矛盾，以资思考中国青年如何从自发走向自觉，如何与多种力量博弈，构建一个“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世界。

(41) 吴靖、卢南峰:《“政治成熟的可能性:以“工业党”和“小粉红”的话语行动为例》，《东方学刊》2019 年夏季刊。

(42) 洪恺:《中国当代青年群体中的新右翼思潮》，《文化纵横》2016 年第 3 期。

(43) [美] 格雷格·卢金诺夫、[美] 乔纳森·海特:《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田雷、苏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年版。

(44) 参阅薛巍:《福山论身份政治》，《三联生活周刊》2018 年第 37 期。

(45) 参阅 [印] 司妮达·普拉姆:《印度青年狂想曲》, 于果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46) 参阅薛巍:《福山论身份政治》，《三联生活周刊》2018 年第 37 期。

(47) 参阅万佳欢:《“超级女声”: 关于民主的解读盛宴》，《中国新闻周刊》2013 年第 6 期。

(48) 参阅 [美]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49) [德] 马丁·海德格尔 :《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