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豪厄尔教授访谈: 美国女性历史学家的“战斗”

邢承吉：如果您的学术生活和您作为“妻子”、“母亲”的社会角色发生冲突，您会怎么协调这一问题？我记得您曾告诉我，1973年当开始研究生学业时，您已经结婚了。

玛莎·豪厄尔教授：我于1974年结婚。不过，那时候我已经跟我未来的丈夫在一起了。

邢承吉：在研究生学业的初期，您要应对繁重的课程任务，同时您还要承担家庭责任。结婚前您可以把生活全部投入学术工作，但一旦有了孩子、成为母亲之后，您就必须将一部分精力分散到家庭生活。您是如何应对这两种角色的冲突？

玛莎·豪厄尔教授：这件事情非常不容易。我在研究生阶段并未怀孕。1979年，当我在罗格斯大学开始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怀孕了。很快，我得知我怀的是双胞胎。医生说，我必须停止工作，好好休息。所以，我没能完成第一个学期的教学。我休了无薪假。当时既没有育婴假（parental leave），也没有产假（maternity leave），什么都没有。因为学校系统根本没有考虑到会出现怀孕的女教师这种情况。

邢承吉：太糟糕了。

玛莎·豪厄尔教授：是的，糟糕透了。我记得，假如你是男性，你会被征召入伍（当然，那时候征兵刚刚结束）。但是，如果男性被征召入伍的话，单位仍为他保留工作。当他退伍归来时，他还能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而一旦出现女性怀孕的情况，如果她不得不卧床休养，或者照顾婴儿，单位就不会为她保留职位。

邢承吉：您那时候还在为终身教职而奋斗，对自己的前途并无把握。

玛莎·豪厄尔教授：不错，我的试用期正在不断流逝。在那个学期，我请了无薪假，之后又带着孩子重回岗位。他们出生于五月末。直到劳动节 ，我才回归工作。当我回去教书的时候，他们差不多三个月大。我聘请了一位全职保姆。这位全职保姆一直工作到我的儿子们上大学。一周五天，她每天都来，每次至少工作一段时间。不是每一天，也不是一整天，但至少是一天中一段时间。她干得很棒。对我的孩子们来说，她就像奶奶一样。不过，她是一位黑人移民女性。她有能力找到这种工作。实际上，她在英国参加过一些课程，接受过正式的保姆培训。她来自英国的圣基茨岛（Saint Kitts），有机会进入英国的教育系统。因而，她接受过真正的训练，知道如何照顾婴儿。她真得非常出色，几乎从未耽误自己的工作。要是没有她，我不可能做到这些。

邢承吉：我想象得出。能否请您设想下，如果您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怀孕生子，会是怎样的情形。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在研究生阶段生育，她们为此想尽各种办法。学校也会提供一学年2, 000美元的补助，用于照顾婴儿。现在，情况确实正在好转。在20世纪70年代又是什么状况？

玛莎·豪厄尔教授：那时候什么也没有，没有日间托儿所，也没有产假。据我所知，那些勉力完成这件事情的人，她们采取了和我一样的做法。如果她们的丈夫也是一位学者，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诸如此类，将大有裨益。这样的话，丈夫就能够分担很多照顾孩子的责任。我的情况与此不同。我的丈夫经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工作。如此一来的好处是，他的薪水足以雇用别人。我们总在奋斗。对吧？

邢承吉：聘请保姆需要花很多钱。

玛莎·豪厄尔教授：不错。我们有能力雇用一位优秀的、真正的专业人士，这一点意义重大。不过，不要欺骗自己。这很难。孩子们需要无微不至地照顾，而且你也想要照顾他们。婴儿需要所有人类需要的东西，这可不只是食物和空气。

这是个美妙的过程。我很高兴我养育了孩子。然而，我只能拥有两个孩子。那时候我知道，如果我想继续我的学术生涯，我没办法生育更多孩子。我的丈夫也是这么想的，他十分支持我。但是，他无法如我所需的那样参与到照顾孩子之中。幸好，他周末通常都在家。由于保姆周末不上班，我周末缺少帮手。因此，周末我们两人一起照顾孩子。这是件好事。同时，那也意味着周末我无法备课。你得照看孩子。当一个醒了、大喊大叫的时候，另一个还在睡觉。不久，那个醒了，另一个又睡着了。你会十分忙碌。

邢承吉：那您如何找到时间来备课？

玛莎·豪厄尔教授：当我工作的时候，我通常五点回家。没课的时候，我甚至不用去罗格斯大学。平时，一周内有3天或4天我要去学校。

邢承吉：那时候您住在纽约？

玛莎·豪厄尔教授：当时我住在纽约。因为我的丈夫在纽约工作。我通常开车，偶尔也坐火车。有时候，我在学校就能把一些工作做完。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在那里教学或参加会议，诸如此类。干完那些事情之后，我就回家。在我们的公寓里，我拥有一间小卧室，那是我的办公室。当我在家工作、保姆英格里德（Ingrid）照顾孩子的时候，我会呆在卧室，关上房门。我一回家，她当然也下班了。我会给孩子们喂食，帮他们洗澡。晚上七点，他们上床睡觉。我的孩子们在8岁之前一律七点睡觉。之后，我会工作到十点或十一点。通过这种方式，我完成了很多工作。但我也有一些假期。我申请到一些研究基金，并从学校获准一些常规假期。在那些假期里，我就在卧室工作。保姆依旧每天都来照顾孩子。夏天，她要休假一个月。不过，我们也会去度假。我们一般带着孩子一起前往某一方的父母家，陪伴他们。当然，我在那段时间完成不了多少工作。

邢承吉：真得非常艰难，您必须想方设法挤出时间。

玛莎·豪厄尔教授：除非你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在暑期中，等保姆回来之后，她每天都来我家，这样我就可以工作了。在这期间，我完成所有的工作，但我的进度很慢。所以，我只能有两个孩子，这一点无可置疑。我不可能生育更多孩子，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特别是上下班路上还要花费时间。每趟都要花费一个多小时，一天上下班往返实际上就需要两个半小时。一天之中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只有四个小时。你知道吗？

邢承吉：是的。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故事，您努力统筹兼顾，并且卓有成效。在您同时成为母亲、教师、学者这些角色非常困难的过程中，您是否遭遇过挫折或歧视？系里有没有为您提供帮助？

玛莎·豪厄尔教授：系里几乎没有提供帮助。这是因为程序和结构方面都不到位，例如没有育婴假之类的措施。不过，无论是在罗格斯大学，还是在这里，我的男同事中大部分人都给了我很多帮助。

邢承吉：那时您的同事都是男性？

玛莎·豪厄尔教授：尽管学校其他学院拥有女性教员，当我在罗格斯学院（Rutgers College）工作时，我是唯一的女性。

不过的确后来了另一位女性。当时我在罗格斯大学的男子学院（male college）工作。但是，两英里之外一所名为道格拉斯（Douglass）的女子学院被合并到罗格斯大学，与之一起合并的还有一所以科学教育为主的学院以及另一所学院。这些合并来的教员中有不少女性，其中大多数人十分优秀。此时正值妇女运动时期，因此很多女性都被政治化，准备好研究各种歧视制度，要求自己的权利，要求孩子得到保护，等等。紧接着，历史系的男性也意识到这些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罗格斯大学，当我回到这里时情况也是一样。男性也开始了解、理解这些问题，并为之付出努力。1989年，我回到哥大。就在同一年，在我离开罗格斯大学前，艾丽斯来到罗格斯大学任教。

我来之后，发现哥大在女性问题意识方面相对落后。但是，我的同事们对我很友好，他们总是彬彬有礼。行政部门依旧都是男性，但他们想要有人研究妇女史。这就是我被雇用的原因，他们想要一个研究妇女的人。

邢承吉：在哥大？

玛莎·豪厄尔教授：是的，在哥大。罗格斯大学聘用我的时候，他们并不需要研究妇女的人。他们对资本主义感兴趣。不过，哥大聘用我，是因为我研究女性。他们有意识地想要聘用一位懂得如何研究妇女的学者。但是，历史系仍旧由男性掌控。他们确实为女性创造了空间，然而他们还需要时间才能像对待其他教员那般对待女性。多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历史系或学校其他院系任教，特别是人文学科和大部分社会科学领域。随着时间的推进，哥大已经有所变化，能为女性提供更好的待遇。我发现，在性别问题上，我的同事们很好相处。只是你得时常提醒他们不经思索的行为，比如有人总是在会议上越过女性说话。你不得不说，“等一下，喂，我正在说话，现在轮到我了”。我不说我很抱歉。不过至少在我看来，他们并无恶意。

邢承吉：您有机会教授性别史吗？

玛莎·豪厄尔教授：我能教授任何我想教授的内容。我们历史系里很多人都在研究性别。我们这些过去与现在都在研究妇女史的人，把性别整合进了自己的研究。比如我最近写的那本书，题目是《资本主义之前的商业》 。尽管题目没有体现，它里面包含了大量有关性别的内容。我们许多人都将此作为策略。我们的研究尽量包括性别，但又不全然关乎性别。然而目前，在哥大的本科生中间，女孩们对妇女史似乎已经失去兴趣。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因为看看周围发生了什么，看看吧。

邢承吉：当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领导。

玛莎·豪厄尔教授：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领导。我们需要摆脱特朗普。

邢承吉：可惜很多美国人对希拉里感到不满的原因在于，作为女性，她显得过于咄咄逼人。荒谬的性别刻板印象。

玛莎·豪厄尔教授：这样的现象仍然存在。不过，在我工作的学院，历史系或类似的地方，情况已经明显改善。真的如此。我当过系主任，是历史系首位女性系主任，也是哥大最早一批女性系主任之一。我干得还算不错。大家都很合作，这也是个和气的院系。所以，对女性来说，这里不难管理。担当系主任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卸任后，另一位女性成为系主任。帕梅拉·史密斯（Pamela Smith）在当时系主任外出的短时期内，担任临时系主任。之后，艾丽斯接任系主任一职。就这样，女性接二连三地担任系主任。我是第一个。在其他院系，事情发展却没这么顺利。在某个院系，由于严重的派系纷争，首位女性系主任不得不辞职。她无法处理这一问题。但我没法保证，这是出于她的性别。事实上，我对此了解不多，不足以做出判断。你也知道，这里的历史系属于自由主义左派，有着非常好的政治氛围。其中有些男性是女性主义者，即便那些不是女性主义者的人们也对女性抱以同情。所以，纵然这里的制度与结构由男性创建、为男性服务，他们仍欢迎女性的加入。起初，他们想的是“我们让你进来，但你得按照我们的规则行动”。慢慢地，规则开始发生变化。我想，怀孕与产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曾经，他们只会说，女性可以加入，但如果她怀孕的话，我们没有任何先例可循。这全是女性的错。当然，情况正在慢慢地改变，只是非常缓慢。

邢承吉：上次我采访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教授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读研究生那会，哥大都是男性，都是白人男性。没有女性，也没有非洲裔美国人。1968年之后，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哥大发生了显著变化，可以说是巨变。

玛莎·豪厄尔教授：确实是巨变。埃里克是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我属于下一代。

邢承吉：真是意味深长的变化。您研究性别史，担任系主任参与院系政治，您是否认为这种身份认同有助于加深您政治化的程度，以反抗针对女性的歧视？您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被政治化？

玛莎·豪厄尔教授：我想是这样。要是没有这些经历，我不会产生这样强烈的自觉意识。我对其他任何种类的歧视也有了更多自觉意识。即便我从未经历过，但我更为清楚地意识到种族等级制度。我对阶级歧视认知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因为只要你能感受某种歧视，你就会对它非常敏感。我的意思是，我想象不出一个贫穷黑人的感受，但我能识别出那些将他们置于不利地位的制度结构。

邢承吉：作为一种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这已经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之中，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让你无处可逃。

玛莎·豪厄尔教授：对，对。

邢承吉：身为女性，您觉得您的性别身份让您变得更加强大还是软弱？在20世纪70年代的情形里，它让您变得强大，您与妇女运动相伴而生。对此您怎么看？

玛莎·豪厄尔教授：妇女运动赋予我力量，这一点毋庸置疑。否则，我不会出现在这儿。毫无疑问，要是没有妇女运动，我不可能在哥大取得博士学位。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例外，是那种超越性别劣势的人。我只是乘势而为。当我入读哥大的时候，有些女性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那时哥大也招收女性。我就这样突然出现了，并告诉他们我想写一本关于性别的书。他们录取了我。后来，我在罗格斯大学工作，周围都是男同事。他们聘用了我。他们聘用我是因为我研究经济史，而非因为我研究妇女史。不过，他们觉得聘用女性也无妨。换做十年以前，他们必定不会考虑我。

邢承吉：我猜也是。太糟糕了。

玛莎·豪厄尔教授：是的，很糟糕。不要以为我是个天才。我只不过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在适当的地方。当然了，我工作很努力。不过，这的确是妇女运动的结果。

邢承吉：它帮助您变得强大，并赋予您力量。那真是研究这一独特历史领域的独特时刻，尤其对于女性历史学家而言而言。

玛莎·豪厄尔教授：的确，你必须理解政治问题与组织问题。

邢承吉：您在美国之外是否遇见过其他女性历史学家？她们的境遇如何？我觉得，一个社会的性别等级制度越牢固，女性越容易受到歧视，而且这种歧视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强化。

玛莎·豪厄尔教授：是这样。这在欧洲也曾经很普遍。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得到很大改善。

邢承吉：就女性层面来说，欧洲独一无二，这是因为妇女运动的缘故。

玛莎·豪厄尔教授：欧洲女性从妇女运动中获益匪浅，她们也是运动的一部分。欧洲的制度体系在很多方面各不相同，有些帮助女性，有些歧视女性。在某些情况下，欧洲女性的处境更为优越，比如说，西欧各地遍布日间托儿所。尤其是在罗曼语国家，诸如意大利和法国，国家出资支持日间托儿所。西班牙也是如此，尽管稍有不同。那里的职业女性比这儿的女性活得更加轻松。

在美国，日间托儿所（day-care）依靠私人资金得以运转。即便与我们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共日间托儿所与正规日间托儿所，但仍然没法跟欧洲相提并论。在欧洲，教育通常是免费的，卫生保健是生活的一部分。这里的人们为了得到这些不得不维持一份工作。欧洲人没有这种压力，至少没有同等程度的压力。在某些方面，女性依旧面临偏见。

不过我要重复一遍，作为学者，在我的一生中，女性的境遇大有改善。我认识一些欧洲的女性历史学家，她们工作非常出色，也广受尊敬。在那里，女性还担任大学校长。现在这里也是一样，尽管不是出现在哥大，而是在别的学校。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类似。

邢承吉：美国不断在向欧洲取法。

玛莎·豪厄尔教授：对，大致如此。历史学科中有些领域传统上属于男性，诸如大部分经济史家是男性，女性很少成为经济史家。正统政治史过去常常是男性的天下，女性则研究宗教史、文化史，或多或少被局限在这些领域。在欧洲，即便是这种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你能看到男性主导某类历史书写、某些学术领域。但是，对女性而言，科学领域是另外一回事，问题更为严重。历史领域状况已经在好转。

邢承吉：您刚才提到日间托儿所。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女性带着婴儿前来参会。会场提供儿童房、婴儿室，这样一来，女性史家就能参加会议并进行陈述。就我看来，这一措施十分有效。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制度性支持，比如日间托儿所，育婴室等等，都是支持女性职业化的重要方式。

玛莎·豪厄尔教授：非常重要。我必须提一个问题，为何你一直在说孩子需要照顾？为何你认为女性需要支持？为何我们不让男性去照顾婴儿？我是说，怀孕显然是女性的事情，所以她们需要这方面的支持。但是，即便出现了这些细微的变化，情况有所好转，一旦孩子出生之后，人们仍会默认女性照顾孩子。为了让女性的处境更为轻松，我们需要一场社会变革。比如瑞典在这些方面就领先于其他国家。男性更多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孩子得到更多公共支持。相应地，女性生活得更容易些。然而，性别歧视或性别等级制度并未消失，只是得到些许缓减或调整。

邢承吉：性别等级制度得到缓减。政治化确有其重要性。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这些歧视和刻板印象。

玛莎·豪厄尔教授：我想再强调一遍，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行动。作为女性，如果你在专业领域受到忽视或者不被认可，并且和解无果，如果你在会议上被人越过，诸如此类，你不可能独自战斗。要是这样的话，人们会排挤你，他们会说，她只是在胡言乱语，不用搭理她。或者，他们会拒绝聘用你，因为你的要求和自信让他们感到不愉快。所以，我们需要具备政治意识，需要获得别人的支持。很多时候，支持你的人将是男性。不过，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具备这种意识。在我的一生中，我切实目睹这种情形发生。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女性主义者。他们不是筑起街垒的反抗者，只是平等对待女性。他们中间一个已经结婚，另一个正跟女友同居。他们拥有非常平等的情侣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两性之间毫无差别，而是说他们能够彼此分享责任。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就被教育去了解这些东西。

本文授权转载自《东方历史评论》。

访谈人邢承吉，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美国历史方向博士候选人（Sally Chengji Xing, Richard Hofstadter Fellow and Ph.D. Candidate of US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其博士论文 《跨太平洋的交流》（Pacific Crossings）以跨国的视角探索中美知识分子史、科学史和思想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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