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炼成系列”：因热爱而奋斗中的乐与苦——北大吴文浩的读博经历

我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这是一个三省交界的小县，我所在的独山镇东观村更是紧挨着安徽省宿松县，有部分地段甚至与宿松的村庄就隔一条马路。神奇的是，那时候家中的电视只能接收到九江电视台的信号，黄梅台和湖北台基本接收不到。1990年代的中部乡村地区还是非常贫穷的，我们家条件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月大概也就能吃上几次肉。上小学之后，大概是野惯了吧，我极其讨厌学校的束缚，干过用小刀子把书本割成一条条的事情，也曾因不愿意开口念书被老师拿粉笔塞进嘴里，学习成绩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迫留级，重读一年级。父母可能觉得我学习不行，加上也有7岁了，就让我干农活。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去水田里插秧，插秧得弯腰驼背，田里又有蚂蝗，我干了一会儿就干不动了，逃回了家中；还有一次是将收获的稻子从田里挑回家中，压得我肩膀疼了好久。也是在这几次农活之后，我发现只要我在学习，父母就不会让我干农活，于是我开始用学习来逃避干农活，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并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毕业生高考战果辉煌而闻名的湖北黄冈中学曾经流传了一种说法，据说老师经常提醒学生们，学习成绩的好坏将决定毕业“进社会后是穿皮鞋还是草鞋”。老师是希望用这样一个最朴实但又最真切的人生哲理来激发学生们刻苦学习。我虽然没有入读黄冈中学，也未穿过草鞋，但对于这种借助教育来逃离农村的道理还是有切身体会的。也因为我经历过1990年代还很贫困的乡村生活，所以前几年不时读到那些把农村生活浪漫化的文章时，作者对农村现实的无知都让人不禁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感概。

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还没有什么课外读物，而我最早的历史启蒙读物就是教科书。由于学校午休只能在课桌上趴着睡，我睡不着，正好有同学把自己哥哥姐姐的初中教材带到了学校，我就借来翻，发现最有趣的就是历史教材。尽管今天看来，初中历史课本会显得相当枯燥乏味，但在当时却是我接触到的最具趣味性、故事性的书了。

上中学后开始有历史课了，我发现自己不用死记硬背也能拿到很高的分数，对问题的分析也常获得老师的赞赏，所以对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高中文理分科时，就不顾父亲的反对坚持选了文科。同样是在中学阶段，通过电视中看到了大学的状况后，我暗下决心要成为一名大学老师。高考后，虽然我仍然想读历史专业，但是由于高考成绩不如预期，在面对父亲反对的情况下，我只好“曲线救国”，报考了武汉大学的人文科学试验班专业，接受了文史哲三大类学科的博雅教育。不过，当时武大的人文班挂靠在文学院，由文学院进行课程安排，所以不可避免地以文学课程为主，而我因为兴趣仍在历史专业，就选修或者旁听了不少历史学院的课，读了不少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并选择拿相对不好就业的历史学学士学位。

武大人文班当时第一门课是哲学院李维武教授的《人文科学概论》。李老师为人严谨，上课一丝不苟。他的课一开始对我来说等于天书，不过在反复啃了两遍教材之后，总算能听懂他讲授的内容了。这门课程期末考试难度较大，班上有近一半的同学挂科，因人文班有50%的保研名额，所以最后这门课程及格的同学基本都能保研。由于我早就有在大学教书的念头，所以自然想要读研究生。只是我本科时抱着及格就好的心态，对很多文学类的课程并不用功，所以成绩并不很突出，保研的话去不了最好的学校。但是，我又不想留在本校继续读研，所以最终选择了考研，并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研究生。

北大历史学系的中国近现代史方向老师并不多，但课程相当丰富，且都是硕博士生一起参与的课程。各位老师开设的课程通常都会邀请海外的学者来讲几次课，像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就有多位老师曾在北大讲学一两个月，另外还有一些美国、日本的学者也曾应邀来讲学。相关的学术讲座很多，系内也组织了不少的学术会议，基本每位老师每年都会举行一次自己领域相关的学术会议。这些会议通常由学生负责具体的会务工作，以锻炼学生这方面的能力。对于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和去外地查档案，系里也给予大力支持，每年年底会报销相关的费用，所以我很乐意外出参会交流，毕竟还能藉机游览会议所在地的风光。出国访学的机会也比较多，博士期间我就得到了小学馆的资助，赴日本东京大学访学了一个学期，查阅相关资料。

进校之后，导师臧运祜教授与我聊起今后的研究方向与选题问题，我谈到自己对外交史有浓厚的兴趣。臧老师结合我的本科背景，讲到王世杰、周鲠生等著名法学家曾在武大任教、主政，建议我关注法律与外交相结合的问题，并提到了法权会议。

我随后就展开了对法权会议相关研究及资料的阅读。发现靠当时掌握的资料还无法对这个课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是法权会议所涉及的列强在华治外法权问题还有不少值得探讨的空间。于是，我向臧老师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得到老师的同意，开始以列强在华治外法权为研究对象，并在老师的支持下，前往台湾东海大学交换，跟随唐启华老师学习，到“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所等机构搜集、查阅档案。唐老师后来还到北大访学两个月。那一时期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基本完成，得以向唐老师进一步请教，得到了不少指导。

当时历史学系硕士生可以在硕士二年级的时候申请硕博连读，不用写作硕士论文，即可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蒙臧老师不弃，我顺利地通过了硕博连读的考核，继续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并到东京大学向川岛真老师学习和请教。他认可我继续研究治外法权问题，并建议我要提升问题意识。

历史学系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和开题报告基本是放在一起进行（听说现在已经严格分开举行了）。中期考核主要是围绕考核表中所附的大约有100本书的书单来展开，参加的每位老师会就其中涉及的书提一两个问题。中期考核结束后，学生再做开题报告，老师们会提出诸多尖锐的意见。都顺利通过后，就正式进入了博士论文的写作阶段了。

老师们对博士论文要求很高，通俗的说法是不能让我们毕业之后丢北大的脸，所以每年按期毕业的博士生不到1/3。这种高要求和自信似乎已经深入了很多北大人的心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刚去北大读研时，在一次讲座的提问环节，有一幕反复出现，即后面提问的人批评前面的人所提的问题没有体现出北大的水平，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与触动。

臧老师对学生比较严格，基本每个月会组织一次师门的集体读书会。或是由学生们各自报告自己最近阅读的书目，完成读书报告；或是由老师指定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学生们共同阅读（像王汎森先生的《如果让我重新读一次研究生》，就是每年同门新生入门后的集体必读文章），并对照个人的情况谈感悟与体会；或是针对学术方法与学术风气等展开专门学习。如果写作的读书报告达不到老师的要求，就会被批评并打回重写。我有一次就被要求重写读书报告。其他时候，臧老师会根据我们各自的情况，单独进行指导。学生也可以主动找老师汇报学习的进展。

由于我是硕博连读，加上英语免修，所以博士期间需要上的课很少，主要还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围绕博士论文的选题展开学习与研究。

得益于北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加上国家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有丰富资料的机构也离北大不远，我从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1919-1980，AMD平台）、China from Empire to Republic（中国从帝制到共和，GALE平台）、China: Trade, Politics and Culture, 1793-1980(海外收藏的中国近代史珍稀史料文献库，AMD平台)等外文数据库、《申报》《大公报》《全国报刊索引》《爱如生》及北大图书馆自建的《晚清民国旧报刊》等报刊数据库中搜集了诸多与治外法权有关的资料，加上近代史所档案馆复制的国民党党史馆档案、可以网上阅览的中研院近代史所藏外交档案和“国史馆”藏外交档案、日本亚洲资料中心的档案。可以说除了需要去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的档案之外，我的论文资料大体齐备。

在搜集、整理、研读史料之外，需要提出有学术价值的问题，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

最终我在系统梳理1919-1931年民国政府与列强的治外法权交涉基础上，指出民国政府在治外法权问题上经历了从多边会议到双边谈判、从渐进废除到彻底废除的转折，进而阐释民国政府治外法权交涉成败的影响因素：中外的政策决策都受到了跨国因素的影响；此外，民国时期的政局、法律改革的成效、经济利益的考量、国家安全的纠葛等导致了中方的一些妥协之举，这些举措体现了顾维钧、王正廷等职业外交家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的苦心谋划；列强之所以不愿满足中国人民的愿望，既与对中国的偏见有关，还有部分原因是对中国的误判。

到2019年春节后，臧老师同意我的论文进行预答辩、送匿名评审，进而进行正式答辩。随后，系学位委员会和学校学位委员会决定授予博士学位。

在匿名评审过程中，如果有一位评审老师认为论文不合格，将另请其他老师进行评审，评审合格之后才能进行答辩。2018年，历史系学位委员会为了督促博士生们完成高水平的博士论文，针对出现前述情况但最终还是通过答辩并找好了工作的博士生，还是决定不授予他们博士学位，要求重新写作、修改博士论文，给了后面毕业的博士生很大的震动。

我的论文就经过了反复修改，最后在匿名评审中拿到了4个“优”。

大概是此前多年的人生太过顺利了，结果我在读博士期间经历了一些学业上的挫折。虽然我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论文选题方向，但读博的过程并不轻松。对我而言，最为痛苦的是论文发表。

虽然北大历史学系对博士生并没有在毕业前必须发表几篇C刊之类的要求，但是看着班上同学纷纷发表了论文，一些C刊上还发表了不少远不如我的文章的论文，自然给了我很大的打击与压力。也因为论文一直没有顺利发表，我甚至一度想放弃多年来的在大学任教的梦想，先找一个单位落脚，但终究不甘心，还是选择了继续留在学术圈。

对于论文一直不能发表的原因，我有过反思，臧老师也帮我总结了一些。这中间固然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个人的问题。大致如下：

第一，没有认真琢磨期刊发表文章的取向和特点，而是想当然地投给某些刊物。第二，论文投稿之后，如果被退稿的话，我基本就把论文丢到一边，而不是反复修改之后再改投其他刊物。在“不发表就出局”的危机之下，在博士的最后一年，我选择破釜沉舟，向《近代史研究》投稿。幸好臧老师、唐老师对我投稿的论文提了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我对文章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完善，最终总算有了不错的结果。

每年都会有博士生得抑郁症，选择轻生的事件，尽管我有一段时间整个人也比较低沉，但好在心态还算是比较乐观。那一段时间也比较胖，所以自嘲是“心宽体胖”。实在不愿意看书、写作的时候，我会去圆明园散步、看天鹅，或是去未名湖看鸭子。（春节期间看新闻报道，圆明园的天鹅发生了禽流感疫情，均被扑杀了，感到十分可惜。）

我作息一直很规律，基本是晚上10点左右睡觉，早上5点起床，然后早上去海淀公园跑步，增强体质。只有2018年3月前后有半个月，每天凌晨2点睡，4点起来，仅仅休息2小时，全身心投入到论文的写作中，却感受不到疲倦，但到半个月后终究是熬不住，就恢复了正常的作息。

我每个月会和几个朋友们一起去品尝美食、聊天。我以前滴酒不沾，由于和他们相处得很开心、自在，也开始和他们一起喝酒了，不过点到为止，绝不多喝。和室友一起，我们薅了很多次海底捞大学生6.9折优惠的羊毛。

北大也有丰富的文化活动，话剧演出、音乐会之类的很多，门票也相当优惠，故此我看了不少文艺演出。

在北大期间，我还培养了自己的科幻兴趣。大概是初中时候，我看过一本讲猩猩统治人类的书，后来读了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等早期科幻小说。研究生期间，我接触到了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初看之后就惊为天人，反复读过很多次，后面又相继阅读了《银河帝国》《海伯利安》《银河英雄传说》《沙丘》等著名的科幻小说，基本保持了每个月看一本的频率，有的书更是爱不释手。从科幻小说出发，我又喜欢上了科幻类型的影视剧和灾难类型的影视剧，如《生活大爆炸》中谢尔顿等人热衷的《星际迷航》以及《星球大战》《星际之门》《人猿猩球》等，对超级英雄系列的伪科幻则完全无感。

在博士期间，我还喜欢上了另外一种读物，即学人的回忆录。我陆陆续续读了刘泽华、杨祖陶、李恩涵、徐国琦等诸位先生的回忆录，体味到了他们人生的酸甜苦辣，这也算是读博期间的一大乐趣，也激励我自己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并成为像他们那样优秀的学者。

在博士毕业前，我曾在师门内部简单谈过自己读博期间的经验教训，感谢陈利老师的邀请和鼓励，让个性较为内敛的我最终将自己的求学经历和读者朋友分享一下。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自己并不太成功的读博经历，我想应该是：为了热爱付出，虽然有痛苦徘徊之时，但更多的还是奋斗后，内心的快乐与充实！

吴文浩

2021 年4月2日

武汉大学振华楼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