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最可怕的后遗症出现了

原创肉叔肉叔电影

阿芬终于找到了工作。

今天提到的阿芬，不是某个影视剧中的角色，也不是某个明星的昵称，而是曾经被困上海厕所的实实在在的人。

一切都因为感染过新冠。

从3月开始，她便在上海过上了流浪的日子。

因为疫情，找不到工作，因为曾经感染，更找不到工作，整整四个月时间，她从救助站住到方舱，从隔离酒店住到火车站厕所，身无分文的她想，终究还是得放弃挣扎和等待了，于是给自己定了个最后期限——7月15日。

如果不出“意外”，明天就是阿芬离开上海的日子。

幸好，一篇刷屏的文章救了她。

在多方帮助下，如今阿芬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包吃包住，据说工资还不错。

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图源公众号“真叫卢俊”

但。

还有更多的阿芬呢？

国家卫健委的数据：不算上港澳台，截至7月12日，中国内地累计确诊的人数也已经超过22万。

这22万人，被很多单位拒绝，被很多景点拒绝。

并且——

新冠导致的后遗症，仅仅是这些吗？

谁还在乎他们是受难者？

阿芬求职路上的拦路虎，是一个新造的暴力词汇——

历史无阳。

它被明确写进应聘要求里，白纸黑字地拒绝着那些有阳性记录的、进过方舱的新冠康复者。

阿芬见过的所有招聘方和中介，均是如此。

但词或许是新的。

分裂却是早已存在的。

自一开始，人们对新冠患者的污名化就屡禁不止。

7月12日，《南方周末》用一篇五千多字的报道，写下三位新冠患者被网暴的经历。

她们都在两年半前疫情暴发时确诊。

其中一位Z姓女子，是某县第一例。

当时，人们不知病毒从何而来，于是恐慌，于是谣言漫天。

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们为此编造了大量的桃色丑闻，把遭遇的变故怪罪到她们头上。

说她们是到武汉幽会情人，才被传染。

说Z把病毒带回，要不是她出轨，县里就不会失守云云。

谣言发散的范围不大，或许在那个信息爆炸的时期，远方的你未曾听说。

但对于身处其中的当事人而言。

一次无端的诋毁，足以把人摧毁。

隔离治疗期间，有人情绪失控，有人出现自杀倾向。

出院后。

Z无法承受周围的指指点点，只好辞掉了工作，更换了名字，尝试重启人生。

个案吗？

不。

曾几何时，那些滞留国外的留学生渴望回国，不也被指责为“投毒”吗？

“投毒”。

这两个字，道明一切。

究其原因，其实是人们的不安全感作祟。

因为对病毒的认知是抽象的，声讨抽象的概念不足以消解愤怒和焦虑，于是人们把问题归结于具体的人。

甚至把对方异化为病毒本身。

于是，从这场疫情开始那天起，社会对新冠患者的异样眼光，一直存在。

谁还在乎，他们明明是不幸的受难者呢？

肉叔还记得那部纪录片，《金银潭实拍80天》，它跟拍了疫情初期五位重症患者与新冠搏斗的过程。

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曾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与死神无数次相遇。

有的被带走了，有的幸运回到人间。

其中一位叫彭博的男子，昏迷近一个月后上了ECMO做最后抢救。

幸而，最后他脱离梦噩，睁开了双眼。

意识稍微清醒后，他恍恍惚惚对镜头说：

我希望你一辈子都不要去感受这个东西

太痛苦了

从医生那我们得知，苏醒之前，彭博经历了4次致命的并发症。

反复折磨。

他形容就像遁入《盗梦空间》，做了一场漫长的梦中梦。

在梦里，他重复地死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一心想“能不能让我死了算了”，却怎么也无法停止。

各种死

什么冷冻、火化、气化

全部都是这些东西

但醒来，并不意味着结束。

在昏迷的一个月里，彭博的体重骤降40斤，整个人已经瘦脱了相。

如此高强度的身体损伤，必然有留下后遗症的风险。

当然。

随着全球疫情形势好转，如今已经很少出现这样的重症患者。

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有人检测出阳性，进医院隔离一段时间后，就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于是，网上甚至有人因为不想上班上学，开玩笑说希望自己被感染。

殊不知。

对于亲历过新冠的患者来说，即使痊愈，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是害虫”

新冠后遗症，首先是身体上的。

去年8月，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了一项对新冠患者后遗症的研究。

研究跟踪了1276名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医治的患者，随访他们出院6个月和12个月的康复情况。

研究发现，大部分患者的健康水平低于未感染人群。

睡眠障碍、脱发、味觉和嗅觉失调、头痛、关节疼痛、焦虑和抑郁等等，都是普遍出现的症状。

其中，疲劳和肌肉无力，最为常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患者出现呼吸困难、焦虑抑郁的比例竟然增高。

为什么？

除了病毒本身的直接影响，其实也和社会接触减少、孤独、身体未完全康复、失业有关。

人一旦被异化、被边缘化久了，难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

其次，是精神上的。

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其实一直有，但似乎由于精神问题向来不被真正重视，所以看客们也就不以为意。

幸而，我们还有影像为他们记录。

纪录片《余波》。

其中一组主人公，是在武汉亲历新冠的一对患者夫妇。

拍摄时已是出院一年后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次采访，竟是他们治愈后的第一次和人近距离接触。

左邻右舍当他们是病毒：

只要听到我们的脚步声过来了

就赶紧把门关起来

夫妇二人开了一家药店，于是那些到他们药店消费的顾客，通常也会神色不安。

有老人带着小孩来买药，夫妇二人善意搭话，被老人急火火打断：

就在那点停，你不要进

不止于此。

从前关系很好的亲人，也因此主动隔绝他们：

出来了以后他（哥哥）就跟我说

你不要去找我的儿子和媳妇

我还有个孙子呢

万一有什么事情怎么办

由于女儿身在国外，自从感染新冠后，他们几乎切断了所有和外界的联系。

导演邓阳提到，她在采访这对夫妇时，发现他们总是事无巨细地讲述这段时间发生的故事，具体到每一个日期和细节。

后来才发现。

这不是他们表达的问题，而是他们的表达欲望终于得到出口释放。

因为一直以来，完全没人倾听和在意他们经历过什么。

片中让人非常揪心的一幕，是采访时大叔小心翼翼地试探导演：

你们不怕我们吗

他们自认是“害虫”。

对于社会的异样眼光，一直以来主动地沉默，自觉地承受。

仿佛错的真是自己。

这部纪录片还采访了03年非典、08年汶川地震的受难者。

在他们身上，有着相似的沉默。

不敢说自己有灾后后遗症，独自躲起来痛苦，对外界强拧出一副正常的模样。

有后遗症也不敢说

他们怕被歧视

就像和阿芬境遇相似的那些求职者，他们只有藏起有过阳性记录这件事，才有可能找到工作，像正常人一样继续生活。

这份长期的沉默里，究竟有多少被压抑的呐喊？

究竟应该责怪谁？

我们真的只是旁观者吗？

或许，灾难中幸运的人，永远无法切身体会受难者的遭遇。

但在波及范围如此之大的疫情中，没被感染的大多数，真的只是旁观者吗？

国家统计局的一组数据：

因疫情影响，今年五月我国城镇失业率为5.9%，青年失业率高达18.4%，仍旧处于较高水平。

那么，那一大批失业的人究竟该怎样生活？

我们无法一一知晓。

还记得疫情期间，NHK曾制作一档纪实节目。

《疫情下的日本女性》。

缘由，是受疫情影响，日本GDP增长率创下历史新低。结果相关调查发现，女性雇佣数减少了74万人，是男性的两倍。

为什么是女性？

在日本，大量替代性强的底层低薪工种是由女性从事，比如餐饮业和服务业。

这也变相说明，疫情中经济状况最快受到波及的，是那些底层劳动者。

你看以“历史无阳”把阿芬等求职者拒之门外的雇主们，其实大部分需要的也是日结工或是工厂产业工。

这些底层劳动者，可是社会的大多数啊。

也许，她们就是我们啊。

肉叔记得节目中一名受访女性，失业后尝试过多种方式仍然找不到工作，最后被逼到做三陪女。

然而尽管如此，也依然无法维持生活的基本开支。

她渐渐丧失活下去的意志，觉得“看不到未来，只剩下绝望和放弃。”

这不是个例。

据统计，疫情发生后日本的男女性自杀数，较疫情发生前分别增长了21.7%和82.8%。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走投无路的人。

这难道不是值得社会重视的一种新冠后遗症吗？

受疫情影响，生活因而脱离轨道的，不止上述这些人。

或许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拎出来，都能说出自己或大或小的无奈。

纪录片《一次远行》，跟拍了五位因疫情滞留国外的留学生。

一个叫做倩仪的女孩，在疫情暴发时确诊胃癌晚期，因为回国难等各种原因一定程度上耽搁了治疗。

去年9月，她不幸离世。

我还记得回国那天，因为疫情男友无法和她一起回国，两人在机场紧紧拥抱。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拥抱，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

当时的他们或许已经预料到，但谁也不愿说出那句“再见”，让对方看到自己痛苦的样子。

这份无可奈何，让弹幕里很多人感同身受。

因为生活的不确定性骤增，各行各业的动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感到无力和没有安全感。

有很多人，是抱着只要疫情结束就可以回到原来生活的希望过日子。

或许，其中也有正在读文章的你们。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是这场疫情的旁观者。

我们的确应该向前看。

生活也推着我们，不得不跟着时间往前。

但别忘了，也要转头看看那些不幸滞后一步的人。

更别忘了，该发出的声音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发声。

因为。

是我们，才能决定这个时代该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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