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 ：寻找新一轮金融改革开放的“中国路径”

《北大金融评论》：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您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有哪些值得肯定的成就？在接下来的改革进程中，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突破？

沈联涛：改革开放四十多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经济规模巨大、增速快。首先是规模庞大，中国的人口约占全球的五分之一，GDP位居全球第二，而金融资产规模大约是GDP代表的实体经济的4至5倍。其次是增长速度惊人，中国的GDP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达到每年10%-12%的增长速度，虽然目前GDP增速在6%左右，但仍居于世界前列。

总结而言，可以用三个“s”来描述当前中国的经济，即scale（规模）、speed（速度）、scope（范围）。目前中国在“scale（规模）”和“speed（速度）”方面都做得很好，但在“scope（范围）”方面（各样产品、服务供应）仍有很大不足。虽然中国工业产品的生产质量越来越到位，但服务业和软件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错配。金融产品、服务质量跟不上实体经济的需求。因此，金融改革将是未来中国改革的重要方向。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当然也与人口红利密不可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日益成熟，再加上较好的教育基础，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与全球的供应链相结合，因此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虽然非洲和南美洲也有人口红利，但由于其劳动力没有与全球供应链结合起来，发展不成熟且不到位。由此可见，开放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础上，拥有良好的治理结构、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成熟的组织架构，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

《北大金融评论》：学者判断，中国当前金融体系中顺周期因素、正反馈机制过多。这种周期性金融风险是否会对金融开放构成影响？政策上应该如何应对？

沈联涛 ：西方社会普遍认为，影响经济环境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周期，但其实不是周期的问题，而是结构出现了变化。西方（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延迟经济周期，但这治标不治本，而且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做出结构性改革，在周期恢复的时候才能变成大赢家。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很成功的一点在于我们的战略布局，即中央负责宏观战略，地方政府/企业之间通过互相竞争来促进创新发展，当某一个地方政府找到合适的发展模式之后，再推广至全国范围。把战略方向想清楚了——走向开放，改革、市场、法制方向，这便是我们在结构性改革中摸索出的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样，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迅猛，但目前在一些方面的资源配置仍然是低效率的，因此需要这种战略布局和竞争来继续深化结构性改革，提升企业的活力，这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三人行必有我师”，从其他国家的发展中也可以借鉴一些经验。比如，以色列虽然国土面积小、政治稳定性不高，但在创新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再如，北欧的一些国家，推行较高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但在高税收的同时也有强劲的创新动能。它们是把公共资产交给高效率的专业组织管理，配合市场需求，提高整体经济竞争力，不断创新，但社会比较公平，因为它们是高收入、高税率体制。

全球的经济结构一直在转型，正在从单边的美国称霸逐渐转向多边发展。在改革的路上，中国还应该多寻找一些盟友，加强合作，制定共同的“双赢”战略，在气候变暖、社会不公等问题上做出努力，这也是未来改革的一个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