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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引起了各界对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的关注。早期，有疫情增加断供风险，促使企业进行全球多元化布局之忧，甚至有国外高官冷血评论中国疫情有助制造业回流。近期，又是外国政府拟资助在华企业回撤或迁址到其他国家的消息满天飞。一场疫情能够动摇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地位吗？日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表文章，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本文节选自原文第二、三、四部分，全文即将刊发于2020年第三期《北大金融评论》。从近两年的经验看，贸易摩擦尚未导致中国产业加速外迁
从非典的经验看，疫情过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不降反升，但有人可能会强调，2003年以来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上升是得益于“入世”红利，这与当前以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和贸易局势日益紧张为标志的去全球化形势不具有可比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跨境直接投资的变化。
理论上讲，全球贸易局势紧张有可能引起对中国不利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重构，主要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境内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然而，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国际收支口径（即净流量口径）与商务部流量口径的数据交叉验证表明，迄今这方面的金融冲击尚不显著。或者至少可以说，有影响，也是中长期的事情。一方面，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近两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不增反降。2018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139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0%（非金融类FDI流入增长2.6%）；2019年非金融类FDI流入1381亿美元，增长2.4%。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ODI）流出1430亿美元，较上年下降9.6%（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0.3%）；2019年非金融类ODI流出1106亿美元，下降8.2%。另一方面，外汇局口径的数据也表明，中国近年年来并未因经贸摩擦升级，而发生大规模的外商集中撤资和境内对外产业转移。外汇局与商务部口径数据的主要区别：一是外汇局不仅记录FDI（或ODI）项下的流入（或流出）数，还记录撤资数；二是外汇局是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全口径数，商务部的月度数据通常只是非金融部门口径；三是外汇局还包括了全口径的利润再投资和关联企业贷款数，商务部口径通常不含或者只是部分包含这方面的数据。从国际收支口径的数据看，近两年中国外来直接投资净流入先增后降。2018年较上年增长41.7%，这显示在中美贸易纷争初期，中国FDI逆势增长。2019年，FDI净流入额转为下降33.8%。从资金来源看，股权投资（包括股本投资和利润再投资）净流入1313亿美元，下降547亿美元，相当于FDI净流入总降幅的68.7%。但这不是因为外方撤资，同期资本金形式的股本投资净流入还较上年增长11%。而是由于外方利润再投资的减少，同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利润较上年减少3.6%，为过去四年来首次负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额也是先增后减。2018年，ODI净流出额较上年增长3.4%。但这不是因为中方加大了对外产业外迁力度，同期对外新增股权投资净流出减少17.1%。而主要是因为对外关联企业贷款净流出多增281亿美元，远高于同期ODI净流出增加47亿美元的规模。2019年，ODI净流出额较上年减少31.7%。从资金来源看，对外股权投资净流出减少是主要原因，同比减少24.8%，下降280亿美元，相当于ODI净流出额总降幅的61.8%。即便讲逻辑，疫情过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下降也非必然
短期冲击难改长期趋势。从包括西班牙流感在内的经验看，这次新冠疫情将是一次短期的外生冲击，即便有短暂的经济衰退，也不会导致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按此逻辑，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将既是工厂又是市场，任何企业都恐难轻言放弃。中国制造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很难有其他新兴市场能够大量承接这种产能转移，已经产业开心化的发达国家短期内也做不到。虽然沿海地区综合成本上升，但因区域发展差异，中国存在向内陆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空间。此外， 2003至2018年期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在全球占比由3%上升至10%，中国贡献了18%的全球居民消费增加额。贴近最终消费市场生产和销售，仍将是外国企业扩大出口之外的另一重要商业选择。疫情应对凸显中国优势。疫情暴发之初，外界对中方的早期应对可能还颇有微词。然而，中国1月底率先进入抗“疫”模式，到3月23日宣布本土疫情传播被基本阻断，而2月底以来海外疫情扩散却愈演愈烈。随着越来越国家和地区进入抗“疫”状态，将会越来越能够理解面对新型病毒，人类认知的贫乏和政府应对的无力，中国模式也将会获得越来越的国际理解与认同。对于生产者和投资者来讲，更现实的是，疫情大流行之际，中国是相对安全的、前景也是相对确定的。据传日本108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有2435亿用于资助日资企业全球产业链重构。然而，这并非是针对在华日资企业，而是所有海外日资企业都可以享受。同时，这也是出于在华日资企业初期对疫情暴发将仅限于中国的误判，现在已时过境迁。国家过度干预将得不偿失。市场传闻，有些政客抛出了所谓由政府资助本国企业回迁或者外迁成本的方案。后期均有人澄清相关报道并不准确。即便属实，对于中国来讲，也不会天塌下来，因为你不来，自有别人来。反倒是这种捞政治资本的做法，企业恐不会有太多的积极响应。因为从供应链角度看，政府仅仅负担企业的一次性迁址成本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市场开拓等费用。即便做到了，短期看，人为破坏国际分工，很可能将付出通胀的代价，推高利率水平，影响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长期看，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巨大挫败。而且，当年货币战、贸易战就令全球股灾演变成了经济大萧条。主要结论与建议
这次大流行未必是全球化的终结，而可能是新的起点。这次疫情的跨地域、跨领域，充分暴露了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短板和不足。未来的全球化有必要进一步延展其内容，不仅要包括经济金融领域的全球化，还要包括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化，提高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性，加强各个国际组织或平台的政策协调。对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影响分析上要避免三种倾向：一是将疫情导致对外经贸人员往来的暂时停滞，对全球供应链产生的短期冲击，等同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长期调整；二是将疫情后制造业跨境双向投资的变化，主要归咎于疫情造成的后续影响，而忽略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基本面因素；三是将疫情后制造业跨境双向投资的变化，简单等同于该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总体地位的变化。短期看，新冠疫情会对外商来华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一定不良影响，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一定的压力。但跨境直接投资是长期资本流动，全球供应链布局更是一个结构性的慢变量。除非疫情持续时间较长，严重改变了经济基本面，比如疫情应对的长期化和政治化。然而，如果疫情防控常态化了，全球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而这既可能导致经贸冲突升级，也可能促成国际经贸合作，经济脱钩并非必然结果。中长期看，经济转型升级、综合经营成本上升，叠加经贸摩擦的持续影响，此次疫情之后，中国制造业转移趋势将会进一步显现。但是，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加上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区域纵深较大，中国仍有望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现在市场热炒的疫情对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的影响是一种“舆论战”。我们不能自乱阵脚。降低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为巩固和提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还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努力：一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三次产业均衡发展，避免产业空心化，推动产业升级、发挥集聚优势，巩固和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二是进一步按照“放管服”的要求改善整体营商环境，特别是内陆地区的营商环境，推动东部地区向内陆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延缓制造业的外迁。三是在稳定出口市场的同时，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支持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不断加强国内与全球供应链的联系。四是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吸引境外投资者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证券投资。五是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快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文完整版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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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大金融评论》总第4期（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