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军：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金融枢纽战略定位如何实现？

原创何晓军北大汇丰PFR

概要

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向社会公布，对金融业作出了建设国际金融枢纽的战略定位，以及发展现代金融产业和实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具体部署，引起了海内外广泛关注。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年内将有一批金融政策和金融项目正式落地。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实现国际金融枢纽这一战略定位？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何晓军日前在《北大金融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从四个方面对此做了深入探讨。

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枢纽

国际金融枢纽是《规划纲要》对大湾区的总体金融定位。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量，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内核是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正逐步实现从计价货币到结算货币再到储备货币的转变。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被正式纳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但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截至2018年末，人民币位列全球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为2.1%；而IMF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构成（COPER）中，人民币的市场占有率仅为美元的1/30。所以，人民币国际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粤港澳大湾区

是承担人民币国际化使命的最适合区域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简单地放开资本项目。上世纪，日元国际化便遇到巨大挫折，经济大幅衰退。当前，一方面，汇率、利率的持续波动风险对国内金融机构是巨大风险挑战；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国际化碰触到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美国必将采取各种手段狙击人民币国际化。在面对诸多风险和困难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区域来承担人民币国际化破局的使命，而粤港澳大湾区是最适合的区域。

从经济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有着雄厚的产业经济基础，可以推动人民币走出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下，港澳凭借资金和贸易优势深入广东开展实业投资，形成“前店后厂”的模式，推动区域经济迅速发展。

2001年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内地产业链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设计、生产、贸易、航运等环节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广东，已经发展形成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产业基地和贸易中心。2018年，粤港大湾区GDP超过1.64万亿美元，贸易额超过2.2万亿美元，大湾区内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四市是2009年全国首批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城市。

在此基础上，广东又迅速将业务扩大到全省范围内具有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将境外结算地域由港澳、东盟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并通过“广交会”试水以人民币计价公布成交额等方式，大力推动业务发展。截至2019年6月末，广东累计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达19万亿元，约占全国的1/4；其中，经常项目下累计结算金额占全国的28.5%、连续十年居国内各省（区、市）首位。

从金融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境内境外两个金融市场的优势，可以开展多形式的人民币国际化探索。香港金融市场的开放体系、法治环境，与国际接轨的监管制度是短时间内内地金融市场无法具备的“软实力”，这使得中外投资者可以在共同接受的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下，在香港市场开展人民币的投融资活动。目前，金融产品范围正逐步从股票、债券、基金向衍生品、理财产品延伸。

在RQFII方面，广东金融机构在香港的分支机构累计获批超过1100亿元的投资额度；在“深港通”方面，2018年“深股通”交易金额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同时，在汇率与利率没有放开的情况下，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可以帮助管理在岸风险。人民币汇率已经进入双向波动时代，尤其是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变化可能导致汇率的剧烈波动。不论是国内的进出口贸易商、QDII基金还是海外的QFII基金、“沪港通”和“深港通”投资者，都有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在香港金融市场可以得到较好满足，这从另一方面增强了海外投资者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的信心。

如何建设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

国际金融枢纽

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深厚的产业基础和金融市场的开放优势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最好的试验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建设国际金融枢纽，还需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要持续推进跨境资本流动改革创新，拓宽粤港澳三地资金流通渠道。第一，在大湾区试行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研究“保险通”方案，扩大港澳与内地居民和机构进行跨境投资的空间；第二，将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QDIE）试点和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试点范围扩大到自贸区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片区；第三，粤港澳大湾区内试点实施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管理，便利大湾区企业灵活配置境内外资金。

其次，要推出更多信息披露规范、流动性好的人民币投资品种，打造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大湾区目前的人民币结算仍以贸易结算为主，而上海受益于“沪港通”“债券通”等机制，2019年上半年的人民币结算规模已是广东的3倍，其中75%为证券结算。这说明粤港澳大湾区没有足够的人民币投资产品供境内外投资者选择。所以，三地要共同推动更多证券投资标的纳入“深港通”范围，推出更多产品的同时，积极探索跨境黄金、外汇、期货等交易。

最后，争取在深圳前海或河套、珠海横琴等地区建立粤港澳金融监管试验区，设立联合协调机制，广泛开展三地监管部门对话合作。国家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作了专门表述，可以此为契机，借鉴国际经验和监管沙盒理念，推动湾区内跨境金融服务监管标准趋同，避免监管套利，并探索事前负面清单管理与事中事后监管的“单一通行证”制度。

粤港澳大湾区要发展与国际一流湾区和城市群相匹配的综合性金融功能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既是全球湾区发展战略的体现，也是我国新时期城市群发展战略思路的表现。与国内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和国际其他三大湾区相比较，粤港澳大湾区的功能最为丰富。从国内来看，京津冀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而非经济发展；长三角城市群是整个长江经济带的龙头，目的是通过长三角一体化对内带动整个区域发展，其发展更多着眼于国内。而粤港澳大湾区既有国家经济增长极的经济功能，又有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实现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政治功能，还有为“一带一路”提供支撑的国际功能。从《规划纲要》给出的总体发展定位上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功能定位涵盖国际上其他三大湾区的全部功能，国际金融枢纽对标纽约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对标旧金山湾区，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基地对标东京湾区，如此才能当得起“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宏大目标。

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的问题

面对大湾区如此宏大的发展目标和丰富的功能定位，粤港澳金融业界能提供的金融服务和支撑远远不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湾区内部金融发展不平衡。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广东发展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存在“一九现象”，即90%的金融资源、金融机构都位于珠三角。“一九现象”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同样存在，即珠江东岸的广州到香港一线占据了区域全部金融资源的90%，2018年末，珠江东岸地区存款为26.2万亿元，而西岸仅为4.5万亿元。这种不平衡与长期以来珠江东西两岸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由于基础设施无法互联互通，人员、经济和资金往来受到很大影响。

二是金融辐射能力不强。广东是金融资源大省，但不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强省。除深交所外，缺乏全国性的金融市场；除平安集团和招商银行外，缺乏金融龙头企业。据广东税务局数据统计，从资金往来空间范围看，香港对大湾区的金融辐射范围只有130公里左右，广州和深圳只有90多公里，连佛山都不能覆盖。

三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足。近年来珠三角出现了金融过度房地产化的倾向，70%的金融资源一度投向房地产，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行，目前已经到达30%的临界点。同时，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华为、中兴、大疆等大湾区制造业龙头企业面临美国金融制裁的威胁，如何为大湾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体系提供安全可靠的金融服务，是大湾区金融界的现实问题。

四是对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金融支撑不足。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活跃，2018年PCT专利申请量达2.7万件，占全国的一半，国际上仅次于东京湾区，且广东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达4.5万家。但与之配套的科技金融服务滞后：广东尚且没有商业银行被纳入“投贷联动”试点；具备上市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仅占企业数量的1%；每年发生在广东的创投融资额约为北京的一半，且创投退出渠道狭窄。

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基础性工作

针对上述问题，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开展以下金融基础性工作：

一是增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广州期货交易所重大平台筹建工作，通过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积极引进境内外法人金融机构，整合区域交易场所，搭建有区域定价能力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

二是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大型跨国企业金融服务需求，深入实施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改革等。此外，针对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贵慢”问题，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手段搭建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将商业信用可视化、数据化并转化为金融信用。

三是建设国际创投风投中心。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深交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创新区域性股权市场股权融资和交易模式，利用自贸区外汇管理便利政策聚集境内外股权投资机构。可以借鉴硅谷银行模式积极探索“投贷联动”试点，有效扩大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融资规模。

四是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融资支持力度。加大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有效运用境内境外低成本资金，扩大在境内外发行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规模，推动组建大湾区保险投资基金。

粤港澳大湾区要发展“宜居宜业”的特色金融服务

人口或人才资源禀赋是大湾区发展最大的优势之一。2018年末，大湾区人口是7116万，比上年增加158万，继续保持较快速度增长。从人口结构看，大湾区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比长三角年轻10岁以上，中国人口最年轻的10个城市中大湾区占了7个。

在人口越来越成为区域核心竞争力的今天，保持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吸引力，延缓人口红利的衰退时间，一方面必须依靠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等硬件建设，另一方面还需要具备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良好的居住环境。

首先，如果要吸引更多人才在大湾区内部就业居住，银行保险等各种配套金融服务必不可少。香港的人身险、健康险等产品是依照香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设计的，保障程度远高于内地保险产品，因此一直以来广东居民购买香港保险产品的热情很高，预计每年续缴保费金额超过一千亿港元。2019年，粤港澳三地金融界正在积极推动设立港澳保险内地服务中心，为在广东居住工作的港澳居民及购买了香港保险的内地居民提供各类后续保险服务，逐步让跨境保险阳光化。同时，由于保费规模相对于其他跨境投资品种较小，且影响可控，成为推进试验粤港澳三地金融互通的最佳试验点。

人才吸引的另外一项重要因素是生态环境，《规划纲要》已经将绿色发展作为基本原则之一。生态环境实际上是大湾区的短板，珠三角仍有很多黑臭水体需要整治，空气和土壤污染治理刚刚起步。因此，未来低碳绿色的发展模式要加快形成，这需要绿色金融的支撑配合。

发展绿色金融已经成为粤港澳三地金融界的共识：广州市是国务院确定的首批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2018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打造国际绿色金融中心，正式推出绿色债券资助计划等一系列措施，吸引绿色金融资源集聚；澳门也将发展绿色金融作为其产业适度多元化的重点。未来，三地将合作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亚太地区的绿色金融中心，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绿色金融服务。具体的主要工作包括：一是出台广东省发展绿色金融的总体文件。对加快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做出总的安排，明确任务目标、实现路径、重点任务、责任分工，画出路线表，公布相关政策措施。

二是利用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机遇，大力开展碳金融创新。推出更多碳投融资创新产品，吸引港澳投资者参与碳期现货市场，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碳排放权定价机制。

三是制定粤港澳通行绿色金融标准。在国家已经公布的绿色产业目录基础上，与香港品质保证局、气候债券组织等机构一同研究具有大湾区特色并与国际接轨的绿色标准，并建立公开透明、市场化的认证机制，设立绿色金融数据信息收集披露平台。

四是根据绿色标准建立大湾区绿色项目库。定期向境内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进行路演和组织推介，并争取为入库企业赴港澳发行绿色债券提供特别外汇额度，设定投资期限和退出路线，有序管控资金跨境流动风险。

五是搭建国际绿色金融合作平台。依托粤港澳三地绿色金融委员会组建绿色金融联盟，加强研究合作、推广交流和教育普及，鼓励区域内更多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入赤道银行，共同培育专业化的第三方绿色金融研究评估机构。

粤港澳大湾区要着力打造以金融科技为亮点的金融创新高地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科技重塑了传统金融业态的业务模式与竞争格局，金融科技日益成为金融业竞争的高地。不仅阿里、腾讯、京东等互联网企业大举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也大力推动科技创新。2018年，银行业对科技总投入同比增长13%，信息科技人员同比增长近10%，一些股份制银行科技人员同比增长超过20%。而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是国际金融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平安银行的工程师队伍超过8万人，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研发运用上位居国际前列；微众银行作为不设物理网点的数字银行，成立3年已经累计发放贷款2.8万亿元，客户达1.6亿户；2019年，香港发放了首批虚拟银行牌照；我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研究试点工作已经在深圳开展。

金融科技运用的好处在于可以使金融活动数字化并可监测、可追溯，从而大大降低金融监管的难度，有利于粤港澳三地开展金融监管合作，推动金融创新开展。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要继续将金融科技创新作为金融发展的重点，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高效率的跨境数字金融服务体系。在广东中小企业融资创新服务平台基础上，研究粤港澳三地金融信息互联互通机制，以跨境贸易融资为重点推动海关、物流、资金等信息交叉验证，搭建粤港澳区块链贸易融资平台，使区域内中小企业享受便捷金融服务。

二是发展金融智能制造产业。大湾区金融科技发展有更强的“硬件基础”，在美国对中国开展科技战的背景下，必须要实现中国金融交易系统、金融机构数据库和经营系统底层硬件和技术的国产化，最大限度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例如，华为、广电运通等ICT企业已经在芯片、服务器、客户终端等领域取得了技术突破；广东正在推动成立金融智造产业联盟，并要将其打造成为新的金融业增长点。

三是以数字货币为契机输出金融科技服务。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仍有大量人口因没有银行账号而不能享受金融服务，Facebook提出组建Libra数字货币联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该问题。这启示我们可以通过输出金融科技来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金融服务问题，借鉴Libra的思路在大湾区开展探索性研究，帮助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国家制订金融服务解决方案，从另一途径增强我国的金融影响力。

四是探索跨境金融监管的“电子围栏”。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通过物联网、区块链、跨境第三方支付等手段，在关境管理、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方面探索有效的信息化监管方式，推动大湾区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畅通融合。

相关阅读

李笑薇：引领量化投资“她时代”

托马斯·萨金特：为什么要将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统计结合起来？

王胜邦：如何规范永续债市场？

巴曙松：竞争中性原则如何适用于新格局下金融开放

魏尚进：如何破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局？

识别二维码可在京东购买

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19年第1期

原文标题：《对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的思考》

本文编辑：刘仁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