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胜豪：全球收入不平等上升趋势及背后原因

原创朱胜豪北大汇丰PFR

我们关心不平等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道德上的，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社会，我们看到有的人生活不好过，自己心里也难受。第二是经济上的，收入不平等加大会导致经济危机，进而影响经济效率，减缓经济增长。第三是政治哲学上的，收入不平等加大会影响政治决策过程，导致民粹主义抬头。财富分布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财富又是从过去的收入中积累下来的，所以财富分布和收入分布有复杂的交互影响，但是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北大汇丰智库研究员朱胜豪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表文章，深入探讨造成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原因。

为什么会有不平等?

造成不平等的机制是什么？收入有两个主要的部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资本收入是过去积累财富的利息或投资回报，所以财富分布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财富又是从过去的收入中积累下来的，所以财富分布和收入分布有复杂的交互影响，但是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财富分布导致的差距要比收入分布大。

财富不平等

现实中资本市场都是不完备的。财富不平等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投资回报的异质性。包括股票在内的主要投资标的中，价格分化和回报率差异是个基本的金融市场现象。房地产投资和私营企业投资的回报异质性尤其明显。不同房屋，地理位置、楼层、朝向或者面积大小的不同，都可能造成增值速度的差异。金融资产的投资，可以通过构造基金的方式，分散投资标的，去除掉投资回报的异质性风险。但是房产投资由于不可分割，私人企业的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权集中，很难实现风险分散。这种投资回报率差异一般都是事后的，事前投资人是平等的，很难在事前知道哪个投资会有高回报，而其他投资会亏损。投资回报的异质性通过投资的滚雪球效应，就可以造成很大的财富不平等。利用这一机制进行计算机模拟的财富分布结果基本和现实中的数据能拟合，说明投资事后回报率差异是造成财富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

财富投资回报有正反馈吗？是不是资本金大的财富投资的回报更高？更高的部分能不能用风险来解释？由于投资问题对任何个人和企业来说都相当私密，不容易得到相对可靠的数据来源去研究这些问题。最近的一篇文献使用挪威全体国民的税收记录数据研究了这几个问题。研究人员发现财富投资回报有明显的正反馈。资本金越大的财富投资回报越高。高出正常回报的部分不能完全用风险来解释。教育，特别是跟商科有关的教育可能是这些高回报的一个原因。

资本税和遗产税是调节财富不平等的一个可能的工具。但是学理上对遗产税有比较大的争议。Becker 就认为征收遗产税可能事与愿违，在长期反而增加了财富不平等。Piketty 认为遗产税是降低财富不平等的有效手段。操作上遗产税的征收成本比较高，容易被规避掉。不少国家出于这些理论和操作的原因都取消掉了遗产税。

婚姻中门当户对的配对效果也是财富不平等产生的一个原因。男女双方可能根据对方的长相、身高、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等因素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这样强强联合的匹配结果在经济上有效率的，但是长期中加大了财富的不平等。条件好的男女组成家庭，创造出更高的家庭财富，然后通过遗产继承传承下去。这样代代相传，是造成财富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

过去十年间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持续货币放水，信用泛滥。整个金融投资部门看上去摆脱了实体生产中资本边际回报递减的规律。这样资本和财富被从实体部门吸入金融投资部分，与货币政策最终促进实体投资的最初目的事与愿违。永久收入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不是与当前收入相关，是与一生的长期收入水平相关。能够使当前收入低的人也保持一定消费水平的办法就是发展金融，给穷人通过信用卡借贷来平滑消费的机会。永久收入高的富人有更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储蓄高。而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需要借钱才能消费。收入分配的恶化导致富人群体的储蓄增加，穷人借钱增加。一方面这会压低市场借贷利率，出现低利率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穷人负债累累，长期来说，穷人很难走出贫穷陷阱，压低了全社会的总需求能力。

收入不平等

相对于作为存量的财富，收入是流量。收入的不平等更难研究。一个基本的挑战是人的智商是服从正态分布的，为什么收入一般是有偏的肥尾分布呢? 社会制度机制是否导致了从智商到收入实现过程中的分布偏度呢？市场机制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智商差异吗？

首先，互联网的发展加剧了赢者通吃的分配格局，拉大了收入不平等。互联网扩大了客户和受众的范围，有很强的“明星”效应。影视明星、体育明星通过互联网得到了更多的观众群体。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互联网用户也快速上升。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影响群体扩张更快。互联网的发展也促进了产品生产的标准化和外包。制造业生产的标准化利用生产线移去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同时，还能保持生产的标准和质量。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全球商业联络的信息成本快速下降，进口商甚至可以通过互联网来直接监管流水线上的生产过程，保障产品质量。互联网的发展，还使得原来不可贸易的服务变成可贸易。电话接线员、会计、程序员这类原来局域化的劳动力市场通过互联网可以扩展到全球寻找业务。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工人可以消除信息摩擦，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能力的工作岗位，高能力的人总是能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

其次，收入分配恶化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在Dani Rodrik 的《全球化的悖论》中，作者分析了一个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全球贸易对于各个公司来说市场大、收益高，但同时风险也是加大了。全球市场使得产品分工越来越细，成功的公司获得的是全球的市场，但是如果有竞争对手在产品质量上提高一点点就会夺去整个全球市场，而失败者将一无所获。所以越是开放的经济体，私人企业面临的风险越大，民众对政府越有再分配的需求。政府要设计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险机制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上升。税收是调节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全球化加剧了政府间的税制竞争，形成了一个国际税制竞争的“囚徒悖论”。为了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国投资，各国政府争相降低公司税，减少了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全球化使得国家间扶持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竞争加剧，降低了政府反垄断的动力，造就了一批国际超级大公司。全球化还是瓦解工会的一股社会力量。资本自由流动以后，可以在全球寻找便宜的劳动了。工厂搬离了美国，导致美国国内工会势力不断瓦解。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为了能留在外国投资，也不敢与老板开展硬碰硬的工资谈判。工会势力的弱化，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全球化还使得高收入人群在国家间的流动变动越来越容易。这使得高收入人群在国际间避税成本下降，他们对于收入税的弹性也在不断上升。Piketty 提出，为了增加征税能力全球各国政府应该联合起来。美国已经开始对其公民实施全球征税。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跟技术进步有关。有偏型技术进步是指高技能技术进步更快，产出效率提高更快，高技能劳动力成本就相对更低，市场上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长更快，拉动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增长更快，从而拉大了高技能工资和低技能工资的差距，进而拉大工资收入的不平等。技术进步拉大不平等而教育降低不平等。这是一场竞赛，技术进步快而教育投资跟不上的时候，收入分配差距将拉大。相反，技术进步慢而公共教育投资增长快的时候，收入分配差距将缩小。

此外，科技创新有拉大不平等的影响。科技创新的成功一方面来自于资本投入，另一方面依赖于运气。科技创新的成功是在成千上万次的实验中获得的，大部分的实验都是失败的，无数的失败后才有成功的到来。IT 行业中经常会出现独角兽企业，这些就是创新的成功者。同样的创新投资，成功的企业得到丰厚的利润回报，而失败的企业一无所获，还赔掉了科研投入。一个创新型的社会需要有对创业失败者相应的社会保险机制，以此来缓解创业者对失败的后顾之忧，激励他们勇于创新。

最后，企业内部防止道德风险的激励机制放大了收入不平等。企业内部为了激励员工努力工作，都会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工资合同一般是基于看得见的业绩，但是业绩并不一定完全与员工的努力一一对应。从努力到业绩中间还会受到不可控制的市场随机因素的干扰。但是为了激励员工和合同便于执行，去除搭便车行为，一般的激励机制都奖励成功，惩罚失败，通过拉大成功和失败之间的奖励差距来激励员工，为了激励效率，机制设计人为放大了员工的收入差异。

......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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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20年第4期（总第5期）

本文编辑：陆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