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偉：一個中國學者對韓國學研究的職責

来源：程门问学

▲延边大学朝韩学院金虎雄教授为张伯伟教授颁奖

首先我要感谢“卧龙学术奖”评审委员会，把这样一份高贵的荣誉颁发给我——一个学术背景是从中文系毕业并且在中文系工作的人。我把这份荣誉看成一个象征，那就是对来自于其它学术背景的朝鲜半岛研究工作者，“卧龙学术奖”评审委员会也予以了同样的关注和肯定。这对于推动朝鲜半岛研究在中国的进一步展开，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不是受惠于这种“关注和肯定”的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 

在这里，我想简单谈谈一个中国学者对于韩国学研究应有怎样的职责，由于专业领域的关系，我所谈的内容将集中在传统的人文研究方面。 

众所周知，在十九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入侵东亚之前，在东亚地区长期存在着一个“汉文化圈”。在这样一个文化圈中，尽管生活着不同的种族和民族，但在文化上是统一的。我所谓的“统一”并非单纯，更不是抹杀民族特色，用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话说，“是民族性的特质以中国文明为媒介从而具备了共通性”（《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1983）。从欧美学者的眼光出发，他们也得出了类似的看法。例如法国学者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指出：“所谓汉文化圈，实际就是汉字的区域。汉文化圈的同一即‘汉字’（符号signes）的同一。”（《新汉文化圈》，Le Nouveau Monde Sinisé，1986）美国学者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的《东亚文明》（East Asian Civilization，1988）一书，将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文化看成是“代表着东亚所共享的文明，同时又允许通过这种共享传统的重迭而坚持其本土的文化”。而在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看来，这一“共享传统”还延续到了今天，“东亚各部分虽然存在物质和文化的差异性，但显然是一个整体，共性多于个性，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文化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东亚史》第四版，East Asia: A New History，4E，2007）。文化的推展以教育为基础，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无论是礼部的“国学”还是民间的“扃堂”，其使用的教材一律是中国的经典。而在朝鲜时代的教育体制中，无论属于“官学”的太学、四部学堂或乡校，还是属于“私学”的书院，其教材也依然是中国的经史子集，或者是经过朝鲜儒者注释、评选的中国典籍。他们不仅不把“汉字”看成是“外国的”文字，也不把中国典籍看成是“外来的”典籍，同时他们还利用汉字，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历史、思想、宗教以及科学、艺术等各种各类的文献。因此，在这样一个文化圈中，尽管大家使用了共同的文字，创造出来的精神文明之花，其形状、色彩、气息却是同中有异而又异中有同的。意识到这种差异，不需要等到十八、十九世纪的丁若镛以“我是朝鲜人，甘作朝鲜诗”（《老人一快事效香山体》）为代表，十五世纪的徐居正编纂《东文选》时，就充分自觉地认识到：“我东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东文选序》）不仅文学如此，从文化整体而言也作如是观，十八世纪初的赵龟命曾说：“我东之称小中华，旧矣。人徒知其与中华相类也，而不知其相类之中又有不相类者存。”（《贯月帖序》）但何谓“朝鲜诗”？何谓“东方之文”？何谓“相类之中”的“不相类者”？尽管有不少学者对此展开了持久的研究，但迄今为止，并无确切的答案。而总结、提炼汉文化圈中朝鲜半岛文化的特殊性，在我看来，或许称得上是一个中国学者对于韩国学研究应有的职责与可能的贡献所在。 

历史上的中国学者对于包括韩国学在内的东亚学研究，虽然谈不上轻视，在观念上是存在问题的。从《史记》《汉书》开始，中国的正史就有对于朝鲜半岛、日本等国的记述，也具备了某种“天下观”。但那个时代的“天下观”，是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这样的史学观之下，人们看到的天下图像，除了自己，就是自己在他者身上的投影。以这样的观念来研究东亚，其所把握、认识到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的文化，就无非是中国文化在东亚各地的一种“地方性呈现”，既缺乏独特的价值，其研究意义自然也大打折扣了。所幸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努力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同时，也在逐步克服“中国中心”论，尤其是在处理东亚历史文化和典籍研究的时候。我在2009年写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一文，2011年出版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一书，2013年又写了《再谈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这些论著集中表达了相同的愿望和目的，即提倡和实践一种研究理念和路径，这就是“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 

以我目前思考所及，上述研究理念和路径大致有以下要点：其一，把汉字文献当作一个整体。即便需要分出类别，也不以国家、民族、地域划分，而是以性质划分。比如汉传佛教文献，就包括了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地佛教文献的整体，而不是以中国佛教、朝鲜佛教、日本佛教、越南佛教文献作区分。不管研究哪一国的佛教文献，都需要从整体上着眼。其二，在汉文化圈的内部，无论是文化转移，还是观念旅行，主要依赖“书籍环流”。人们是通过对于书籍的直接或间接的阅读或误读，促使东亚内部的文化形成了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其三，以人的内心体验和精神世界为探寻目标，打通中心与边缘，将各地区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寻求其间的内在联系，并强调不同地区人们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其四，注重文化意义的阐释，注重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时段、不同语境下相同文献的不同意义，通过各种异同关系的把握，以更好地理解汉文化，最终更好地推动东亚文明对人类的贡献。事实上，想要把握东亚各地区文化的特色，也只有在汉文化圈整体视野下，通过与其他国家文化的比较，才能有真正的认识和理解。 

以上的研究路径，核心要素是将东亚的汉字文献当做一个整体。尽管在历史上，东亚各国也曾相继有自己的文字，如朝鲜半岛的谚文、日本的假名和越南的喃字，但在知识人的观念中，却始终把汉字当作高雅的、正大的、男性的“真”文字，相对于此的本国文字则是鄙俚的、低俗的、女性的“假”文字。在朝鲜时代，不少读书人宣称自己不懂“谚文”，宋浚吉说他的父亲（十六世纪）“未习谚字”（《上慎独斋先生》），十七世纪的朴世采自谓“不识谚字”（《答尹子仁》），十八世纪的朴趾源更说“吾之平生，不识一个谚字”（《答族孙弘寿书》）。所以，凡是重要的、正式的、严肃的文献都要以汉字为之，流传至今的汉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二十世纪的西方学者如斯温格尔（W. T. Swingle）、拉图雷尔（Kenneth S. Latourette）曾经估计，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的抄、印本的页数超过当时世界上用一切其它语言文字集成的页数的总和（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引）。如果再加上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汉字文献，其数量之庞大就更令人难以想象。而与此相对的是，由于十九世纪末西方势力对东亚的入侵，以及民族国家意识的日益觉醒，二十世纪中叶之后，中国以外的东亚地区，都程度不一地减少乃至取消了汉字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以至于一般民众对本国的历史文献无力阅读，而具备研究能力的专家，其数量也处于不断减少的趋势中。在这个意义上说，积极参与对东亚汉籍的整理与研究，正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曾经主持过《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2011），在此之前韩国学者的工作大多是影印加简单的解题，最有代表性的是许米子教授的《韩国女性诗文全集》（2003），共收文集28种。但是这些文集中存在着作品真伪、作者混乱、文字讹夺以及文献散佚等众多问题，需要通过较为严密的文献学方法加以考证校雠，才能更加便于现代学者的利用。所以在许米子教授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将收集女性著作的数量扩展到39种，通过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一系列校勘手段，剔除伪作，增补集外佚作，并且编纂了“历代韩国女性诗文评论资料汇编”和“历代韩国女性诗文研究论著目录汇编”作附录，成为一部有较高使用价值的著作。当然，现在看来，这部书也还留有一些遗憾，比如文集的数量还可略有增加，个别文集有更好的版本值得利用。如果中韩学者能够在文献的收集、整理方面加强合作，取得更好的研究业绩将是无可置疑的。 

无论是对于中国学者还是东亚其它地区的学者，本国之外的汉籍文献都是以往较少关注的，因此，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类新材料。新材料中蕴含着的新问题，是用既有的方法未必能够解决的。而透过对新材料的研读和对新问题的提炼，我们有可能探索出人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这在东亚学术上有着莫大的意义。百年前东亚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期间，在“方法”的问题上，几乎众口一词地向欧美的“科学方法”学习。其中日本走在最前列，如东洋史学家桑原隲藏在二十世纪初说：“我国之于中国学研究上，似尚未能十分利用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的方法，并不仅可应用于西洋学问，中国及日本之学问亦非藉此不可。”（《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不仅如此，整个东方学的研究莫不皆然。胡适当年读到此文，乃予以高度赞美。中国学者看待日本的汉学研究成果，也取同样眼光。傅斯年在1935年说：“二十年来，日本之东方学之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论伯希和教授》）韩国的情形也类似，林荧泽教授在八十年代说，他上大学时经常听到的一个“令人作呕”的观点是：“我们国家虽然有文学作品，却没有评价它们的合适标准。所以借用国外的评价标准也是不错的。”（《国文学：做什么，怎么做》）这里所谓的“国外”，指的就是欧美。因此，到了今天，东亚人文学者努力探索属于东方的、亚洲的知识生产方式，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方法本身也有不同的层次，“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的提出，是要倡导一种研究理念，它更像是一个方向和态度（approach），而不是具体的研究手段（method），后者是要根据解决问题的不同，采取相对应的方法。最近因为编纂《“燕行录”研究论集》，我在“前言”中提出了十个方面的研究设想，即一、文献学研究；二、历史学研究；三、思想史研究；四、民俗学研究；五、宗教史研究；六、语言学研究；七、文学研究；八、形象学研究；九、书籍史研究；十、比较研究。每个专题性质不一，问题各异，使用的具体方法也就不同。以“形象学研究”而言，就应该采用“形象学”的方法。尽管是“异国人记中朝事迹之书”，但未必就“不参利害之见”，也未必就“颇能得真”（金毓黻《辽海丛书》，1933）。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绘，反映在笔下的“形象”往往都充满了主观的选择和好恶，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形象”也往往是“变形”的。“形象”不是现实的复制品，一个人看到的往往祗是他想看到的，所以，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形象。朝鲜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也是变动不居的，但在很长的时间段内，其变化微小，难以察觉，而放在一个“长时段”中，就能够发现一些“小事件”在“大历史”中的意义。想做到这一点，还是需要以“汉文化圈”为整体视野，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乃至西洋人的中国行纪数据加以贯通，不仅有时间演变的观念，而且有空间转换的观念。类似这样的朝鲜半岛研究，就不仅会因为迷人的课题而让我们流连忘返，也会因为不断的新发现而令人激动不已。 

今日的东亚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定，在这样的形势下，加强对东亚的认识和理解非常重要。两百多年前的嘉庆六年（1801），朴学家陈鳣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曾对朝鲜的柳得恭说：“天下将大乱矣！”但柳得恭缺乏东亚整体观念，回答说：“吾是外国人，于我何关？”（《燕台再游录》）却没有想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不出几十年，东亚世界就遭遇了亘古未有之剧变。二十年前，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1996）一书中宣称，冷战结束以后，以意识形态的差别所造成的对抗与冲突将逐渐消逝，代之而起的很可能是“文明的冲突”。我非常认同亨廷顿对于文明的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但我不赞同把世界混乱的根源归结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我看来，文明之间的对话合作远远大于冲突对抗，今日世界冲突的根源是对于“利益”的无休止的争夺和占有。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梁惠王上》），在今天，就是各国交征利而天下危。所以，处于今日世界的读书人，更应该“述往事，思来者”，守先待后。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对不同文明单元的研究，或将有助于人类发展与世界和平。这，也许也是一个中国学者参与韩国学研究的意义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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