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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昌熾，字鞠裳，號緣督廬主人，江蘇長洲人。生於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卒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著有《藏書紀事詩》《語石》《邠州石室録》《緣督廬日記》等。其中《語石》一書，既是古代石刻學的集大成者，也是近代石刻學的開山之作。時至今日，《語石》確定的研究範疇和構建的理論體系仍爲石刻學者所沿用。可以説，《語石》是石刻學史上當之無愧的經典之作。
一部經典不僅定本可以嘉惠學林，其文本産生的過程本身也具有廣泛的借鑒意義。《語石》撰寫始於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最終刊刻於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其間大致經過了撰寫、補撰、校改、謄寫、批改、刊刻等幾個階段。此次影印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兩部《語石》稿本，一係初稿本，一係謄清稿本，二者與《緣督廬日記》一起勾勒了《語石》成書的整個過程。
《語石》初稿本，一册，封面題“語石初稿”四字，後題“葉昌熾手稿”五字，扉頁有“碑己”“覆瓿”字樣。全書爲單頁紙手寫，貼於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四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林紓評選《中學國文讀本》第二册《國朝文》背頁。書内墨跡潦草，塗抹鈎乙，信手而就，多有文字不易辨識之處。《語石》刻本十卷，共計四百八十四則。經與刻本比對，初稿本實際上只是卷八的部分手稿，共計三十一則。三十一則對應刻本的順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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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則之後又有兩段文字，見於刻本“奸臣三則之一”，其末題“補‘金輪’之上，冬至”。根據扉頁的“碑己”字樣可以推測，初稿本成册當是以天干排列的，此本之前應有五册，根據内容篇幅估計，後面也應該有一至二册，惜初稿本僅此一册流傳至今。
《緣督廬日記》辛丑年十一月初五日：“余自去年三月發憤作《語石》一書，論碑版之學，專開門徑，及訪求、收藏、鑒别之事，既非歐、趙之目，亦非潘、王之例，非序跋，非攷釋，似於金石門中别開生面。長夏國難作，遂輟筆。自昌平避地歸，鍵户無聊，日作一二通，以銷惸況。荏苒年餘，至今日始卒業。其有未備，隨時補輯。舉世競談新學，獨爲於人所不爲之時，即非頑固，迂瞀奚辭？”《語石》的撰寫在接近兩年的時間裏無疑是葉昌熾最主要的學術活動，而撰寫的整個過程卻在《日記》中似乎被有意回避了，初稿本一册彌足珍貴。《語石》的補撰主要集中於辛丑年（一九〇一）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底，補撰過程在《日記》中有較爲詳細的記載：
（十一月）初七日：“編定《語石敘目》，共十卷，四百三十七則。内指揮一則須檢府谷江陰拓本補撰。”初八日：“燈下作《語石自序》一首。又補論南北朝書人一通。”初九日：“史館堂期，午前即往……獨坐無聊，補《語石》二通，即書於牘背，攜以歸。”初十日：“補《語石》二通。”十一日：“燈下補《語石》一通。”十三日：“燈下補《語石》一通。”十四日：“燈下補《語石》一通。”十五日：“又《碑版廣例》，是新印本，有爛板，可補《語石》之未備。燈下疾讀一過，采數則，始知此書與《語石》塗徑相通，但彼所重者在文字義法、題署格式，而拙稿意在訪求，在收藏，在鑒别，仍是同床各夢耳。”十七日：“以《碑版廣例》補《語石》四通。”廿四日：“燈下補《語石》二通。”廿八日：“燈下補《語石》三通。”（十二月）初六日：“燈下補《語石》二通。”初八日：“燈下補《語石》二通。”二十日：“燈下補《語石》二通，删一通。”廿二日：“燈下補《語石》一通。”廿四日：“補《語石》三通。自脱稿後，以《金石萃編》《續編》《績語堂碑録》拾遺補闕，至今日甫畢。”
初稿本最後所載三則又兩段文字爲十一月補撰，其中“唐宋宸翰五則之五”後題“補宸翰之末，十一月初十”，可與《日記》十一月初十“補《語石》二通”相照應，“鄉先哲書二則之二”後題“補鄉先哲書一條之後，辛丑十一月初九在史館作”可與《日記》所載“史館堂期，午前即往……獨坐無聊，補《語石》二通，即書於牘背，攜以歸”相照應。兩段文字後題“冬至”，辛丑年冬至爲十一月十二，正可補《日記》之闕。初稿本中另有兩處與《語石》無關的文字：一書正文之前，内容爲部分書籍和碑帖的簡單登記；一夾寫於正文後段，内容爲署名王昌福之人所書電報稿。二者皆因與《語石》内容連頁而得以貼入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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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石》謄清稿本，共七册，《敘目》一册，正文六册。其内容大致分爲三個層次：一、謄清稿本。緑格，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版心寫卷次、頁數，版心下刻“五百經幢館”五字。半頁十行，行二十四字。《敘目》及卷一、卷四、卷六、卷八篇題下皆鈐“有口能談手不隨”朱文方印。二、葉昌熾的批改。有眉批、旁批、簽批等。三、張炳翔的校語。有眉批、簽批二種，文末多鈐“炳翔”白文方印，亦有一處鈐“忍庵”白文方印。在初稿本完成一年半後，葉昌熾開始進行校改，同時亦偶有補撰，校補時重點吸收了葉氏赴任甘肅學政後的見聞。校補的具體時間爲癸卯年（一九〇三）六月初八日至七月初十日，具體細節見於《日記》：
（六月）初八日：“校《語石》一卷。”初九日：“校《語石》第二卷。‘甘肅一則’訂正踳駁。又補籑兩則，以近所見石刻埤益之。”初十日：“校《語石》第二卷畢。”十二日：“補撰《語石》一則。”十五日：“校《語石》第三卷畢。”十六日：“校《語石》，重改定造像二則。”十八日：“校《語石》第四卷畢，隴上新見諸刻頗有增加。”（七月）初一日：“校《語石》竟第六卷。”初二日：“校《語石》第七卷畢。”初六日：“校《語石》第八卷畢。”初九日：“校《語石》第九卷畢。”初十日：“校《語石》第十卷畢。原分卷次第多寡不匀，分第三卷爲二，並六、七兩卷爲一，暫作定本。此間無好刻手，塵封篋衍，以俟異時之覆瓿耳。”
與校補工作幾乎同時進行的，是稿本的謄寫。《日記》癸卯年六月初九日：“校《語石》第二卷。甘肅一則訂正舛駁。又補撰兩則，以近所見石刻埤益之。”謄清稿本卷二載“甘肅三則”，其二云“度隴一年，周歷通省”，其三云“暨校士至肅州”，此二則即是《日記》所云“補撰兩則”，稿本卷二的謄寫在此之後。《敘目》載“甘肅一則”，知《敘目》的謄寫早於正文謄寫。《敘目》之後有葉昌熾手書識語：“此書脱稿後，閲兩月，即奉視學甘肅之命度隴，見聞略有增益。繕寫既竟，行篋無書，訂正闕疑，俟諸異日。癸卯初秋，緣裻又記。”《日記》癸卯年七月十二日：“《語石》裝訂成四册，《敘目》一册，燈下繙檢，烏焉亥豕，尚未廓清，非重校不可，亦非手校不可。”知稿本謄寫在此時已經完成，並且裝訂成册。葉昌熾每校完一卷，隨即交由抄手進行謄寫，最後一卷七月十日校改完成，十二日就完成了謄寫。《敘目》的謄寫是最先完成的，反映了癸卯年（一九〇三）六月校改開始之前的面貌。首先，葉昌熾將《敘目》對照謄清稿本進行修訂，使二者統一。《敘目》“北朝三則”，“三”改爲“四”；“吴越二則”，“二”改爲“一”；“甘肅一則”，“一”改爲“三”；“碑文襲舊一則”，“一”改爲“二”。這些條目的修訂均是依據謄清稿本的正文。《敘目》另有大量條目的修訂，是根據葉氏後來的批改。其次，批改將《敘目》卷三從“界至四則”與“詩文一則”之間一分爲二，以後半部分爲卷四，並改原卷四爲卷五，原卷五爲卷六，原卷六、卷七合爲卷七，每卷卷首及每頁版心均進行了相應的修改。《日記》癸卯年七月初十日：“校《語石》第十卷畢。原分卷次第多寡不匀，分第三卷爲二，並六、七兩卷爲一，暫作定本。此間無好刻手，塵封篋衍，以俟異時之覆瓿耳。”可見葉氏在正文校改完成的同時，即對《敘目》進行了批改。隨着十二日稿本謄寫完畢並裝訂成册，《語石》的校改暫時告一段落。此後至《語石》刊刻之前的數年時間裏，葉氏陸陸續續進行修訂，這些修訂均以手批的形式反映在謄清稿本之上。葉昌熾手批的條目增删如下：“西夏一則”增爲“西夏二則”；增“吐蕃一則”；增“貴州一則”；“埃及一則”增一則改爲“歐非兩洲二則”；“碑側四則”第一則劃入“碑陰四則”，成爲“碑陰五則”“碑側三則”；“符牒三則”增爲“符牒四則”；“買地莂一則”增爲“買地莂二則”；删“草稿一則”，“碑文襲舊一則”增爲“碑文襲舊二則”；增“碑版有資風教一則”；“撰人題款四則”析爲“總論撰書題款二則”“撰人題款二則”；增“選石一則”；“蔡京蔡卞一則”增爲“蔡京蔡卞二則”；“名臣三則”合爲“名臣二則”；“各體書一則”增爲“各體書二則”；“隋唐以下金文一則”增爲“隋唐以下金文二則”。謄清稿本的集中批改是在一九〇六年葉昌熾離任甘肅學政返回蘇州之後進行的。正如刻本《敘目》後“自記”云：“此書脱稿後，越二月，即奉視學甘肅之命度隴，見聞略有增益。丙午歸里，養疴瀆川，再加釐訂，去其複重，距辛丑寫定又八年矣。”需要指出的是，集中批改並非始於“丙午”年（一九〇六）。《日記》丙午年六月十三日：“巳刻，抵蘇州葑門。”七月廿七日：“又答謝郋亭師，長談，索觀《語石》稿，允之。”八月一日：“寄郋亭師一緘，以《語石》四册、《敘目》一卷就正。”八月十九日：“吉詹，此日移家瀆川。”在葉氏移居瀆川之前，稿本已經寄給了“郋亭（汪鳴鑾）師”。《日記》丁未年三月初八日：“伯南以學堂中文有金石之學，屢次虚衷下問。拙著《語石》稿，可備芻蕘之采。惟原稿在郋亭師處久未歸，因作伯南一緘、郋師一緘。又以一函告星台轉達，即屬伯南持函往領。”五月初六日：“三妹亦派其奴阿桂隨同照料，帶至伯南一函、《語石》五册。”知謄清稿本在汪鳴鑾處時又爲“伯南（孫宗弼）”借去，至“丁未（一九〇七）年三月初八日”才重歸葉氏，集中批改不會早於這個時間。由於批改的前後時間跨度較大，葉氏在此期間亦遭受了諸多變故，《日記》中關於這段時間内批改的記載十分有限：
（癸卯年七月）廿八日：“覆校《語石》一通。”（甲辰年十二月）十二日：“燈下補《語石》一通。”十五日：“補《語石》二通。”十九日：“補《語石》一通。”（戊申年二月）初六日：“録宋乾德五年《李仁□造陁羅尼幢》一通畢，有咒無經，第七面咒真書之内雜以篆文二字，石刻所僅見。以此補《語石》一條。”（三月）廿四日：“補《語石》一則。”（四月）二十日：“前仲午寄示蔡元長《趙瞻碑》、元度《熊本碑》各一通，文勤師舊藏也，皆有師手跋。《趙碑》余亦有兩通，惟《熊碑》孫、趙兩家均未著録，雖以藝風收藏之富，亦未見，可知其難得矣。今日出以摩挲，試臨六十餘字，並據以補《語石》一則。”（五月）廿八日：“據鄭子尹《盧豐碑石歌》，補《語石》貴州一則。”廿九日：“燈下改正《語石》一則。”（六月）初四日：“又卷九一則增改爲二則，補撰卷六一則。”
以上記載能與葉氏批改明顯對應的僅有戊申年（一九〇八）四月二十日、五月廿八日、廿九日三條，其中四月二十日所補當是“蔡京蔡卞”一則，五月廿九日所補當是“各體書”一則。葉昌熾的集中批改還包括各條之内謄寫的訛誤、語言的修飾、内容的完善等方面。可以説，經過這個階段的批改，謄清稿本與刻本的内容已相差無幾，而最終的刻本即是據此謄清稿本寫樣上板刊刻。從《日記》的記載來看，《語石》每一個版面都經過了校寫樣、校紅樣兩個過程。刻本《敘目》後“自記”云：“訂疑勘誤、相助爲理者，上海秦介侯大令、青浦張亦籛中翰及同里張叔鵬孝廉也。”謄清稿本多有張炳翔（叔鵬）校語，而上海圖書館藏有張炳翔當時校勘所用紅印本，卷二末有張氏自題“受業長洲張炳翔校字”（見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知張氏參與的是校紅樣的過程。卷一首頁下有張炳翔手書“戊申十一月二十三日受業張炳翔校閲”，下鈐“叔鵬手校”白文方印。卷三前題“長至前一日燈下受業張炳翔校閲一過”，下鈐“叔鵬手校”白文方印。“長至”指長至節，即冬至，戊申年（一九〇八）冬至爲十一月二十九日，則張炳翔校閲完成卷三在十一月廿八日。《日記》對張炳翔校閲紅印本之事亦有記載：
（戊申年十一月）廿六日：“又附去叔朋一函，《語石》原稿四册，新刊紅樣五册，自卷三以下請其先校，再由鄙人覆勘。又以已校出之首兩卷付稚圃改脩，卷二有軿板五葉，經叔朋看出，重刻或非所願，可警其下次，多一人過目爲不虚矣。”（十二月）初一日：“附到叔朋一緘，並校出《語石》卷三樣本及原稿一册。”初八日：“得仲午、叔朋兩函，《語石》第十刻樣、原稿各一卷，眉端籤識如麻，皆叔朋筆也。其所見所藏，至纖至悉，隨條增竄，然則此書爲清河一家而作，是亦書畫舫矣。”十五日：“得仲午書，寄到叔朋新校出八、九兩卷，原稿四卷。一、二、八、九。”
張炳翔校閲《語石》從十一月下旬開始，廿三日完成卷一，廿六日已完成卷二，廿八日完成卷三，十二月初八日已完成卷十，十五日已完成卷八、卷九。謄清稿本現爲七册，《敘目》爲一册，正文爲六册。正文具體分册爲：第一册爲卷一、卷二，第二册爲卷三，第三册爲卷四、卷五，第四册爲卷六、卷七，第五册爲卷八、卷九，第六册爲卷十。《日記》癸卯年七月十二日：“《語石》裝訂成四册，《敘目》一册，燈下繙檢，烏焉亥豕，尚未廓清，非重校不可，亦非手校不可。”今檢謄清稿本各卷，卷一前題“卷壹之卷三”，卷四前題“卷肆之卷伍”，卷六前題“卷陸之卷柒”，卷八前題“卷捌之卷拾”，知正文原始分册即是如此，自題字起各爲一册，共四册，四處題字當是初次裝訂時所寫。《日記》戊申年十月十二日：“校《語石敘目》畢，共十五葉。全書寫樣一律告竣。”十五日：“寄仲午一函，《語石》原稿十卷，付稚圃重裝。”可以推測，爲了方便，寫樣時將謄清稿本原來裝訂拆開，在寫樣完成後，隨即進行了重新裝訂。（戊申年十二月）初八日：“得仲午、叔朋兩函，《語石》第十刻樣、原稿各一卷，眉端簽識如麻，皆叔朋筆也。其所見所藏，至纖至悉，隨條增竄，然則此書爲清河一家而作，是亦書畫舫矣。”十五日：“得仲午書，寄到叔朋新校出八、九二卷，原稿四卷。一、二、八、九。”正文原裝訂爲四册時，卷一至卷三爲一册，卷八至卷十爲一册，而此時卷三、卷十已經單獨成册，這與現存謄清稿本的裝訂册數恰好吻合。《語石》稿本卷三第十五頁後有寫樣二頁，左右雙邊，單魚尾，版心寫卷次、頁數，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三字。上有葉昌熾關於脱誤及格式、避諱缺筆的批改。其版式、内容與刻本卷三第十四頁、第十五頁基本一致，知此二頁爲葉氏批改後由徐稚圃重新寫樣上版，而徐稚圃在重裝謄清稿本時不慎將廢棄的兩頁寫樣一併裝入。謄清稿本不僅揭示了《語石》成書的過程，對於刻本内容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首先，謄清稿本解釋了刻本正文與《敘目》以及《日記》所載則數的差異。刻本“自序”云：“自庚子三月創稿，中更國變，麻鞋出走，未攜行篋。迨昌平避地歸，室如懸罄，殘縑朽炱，狼藉滿地，此稿從牆角檢得之。鑾輿未返，豺虎塞途，鍵户無聊，卮言日出，至今年十月下旬始卒業，都四百八十六通，分爲十卷，粗可寫定。”後署“光緒二十七年歲在辛丑十一月長洲葉昌熾自序”。刻本目録與正文所載條目是一致的，經過統計，卷一六十一則，卷二六十六則，卷三四十七則，卷四三十八則，卷五五十二則，卷六四十則，卷七六十三則，卷八五十二則，卷九二十八則，卷十三十七則，總計四百八十四則。這不免讓人懷疑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十一月寫定時爲四百八十六則，經過數年的增删，最終付梓時定稿爲四百八十四則。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日記》辛丑年十一月初七日：“編定《語石敘目》，共十卷，四百三十七則。”謄清稿本“自序”作“四百 十 通”，葉昌熾手寫補入“八”“六”二字。今檢謄清稿本，葉氏批改後，其目次與刻本幾乎完全一致，唯刻本卷九“碑厄二則”，謄清稿本作“碑厄四則”，其條目總計四百八十六則。謄清稿本“碑厄四則”之二、三、四則，最後刊刻時合爲一則。知辛丑年（一九〇一）初步寫定時爲四百三十七則，戊申年（一九〇八）校改完成後爲四百八十六則，至最終刊刻時才改爲四百八十四則。刻本所稱的“四百八十六通”既不是“自序”所説“辛丑（一九〇一）十一月”的則數，也不是己酉（一九〇九）三月所刻定本的則數，而是戊申年（一九〇八）接近付梓時的一個狀態。其次，謄清稿本爲刻本訛誤的校改提供了版本依據。例一：刻本卷二第九頁第六行至第七行：“亦間爲棃邱所眩也。”《吕氏春秋》卷二十二載邑丈人惑於黎丘之鬼而殺子事，刻本“棃邱”當作“黎邱”，謄清稿本不誤。例二，刻本卷六第一頁第十行：“書佐廣豐郭香察書。”據都穆《金薤琳琅》卷六“漢西嶽華山廟碑”條録文及嚴可均《全後漢文》卷一百“西嶽華山廟碑”條録文，“廣豐”當作“新豐”，謄清稿本不誤。再者，謄清稿本表明了刻本的異體字、俗體字不是隨意爲之，而是有所抉擇。例一：刻本卷五第三頁第二行至第三行：“開皇四年《任洪乱合邑七十人》。”謄清稿本原作“亂”，葉氏改作“乱”。例二：刻本卷五第十九頁第十七行至第十八行：“定州都縣翟城鄉□藻村佛弟子劉緒施。”謄清稿本原作“都”。張炳翔校語：“‘都’當是‘望都’。從王。”葉氏批改：“此‘’字依石本寫，不必改。”例三：刻本卷六第八頁第六行：“式刊貞笋。”謄清稿本原作“筍”，葉氏改作“笋”。另外，謄清稿本反映了葉昌熾精益求精的學術態度。例一：刻本卷一第二十五頁第十二行至第十五行：“名臣如李伯紀、胡邦衡，理學如朱晦庵、張南軒，詩人如范致能、陸務觀、楊誠齋，皆有遺跡，其書多詄蕩可喜，與遼、金石刻不啻有雅鄭之别，然皆不必以書名。”“不必”，謄清稿本原作“不能”，葉氏改作“不必”。一字之改而句意大變，前者爲名臣、理學家、詩人感到遺憾，後者則充滿了對前賢的仰慕之情。例二：刻本卷二第十三頁第五行至第八行：“壬寅春，經才奉諱，昌熾被命承其乏。度隴四年，周歷通省，使車所至，以金石學進諸生而策之，無能對者。”“度隴四年”，謄清稿本原作“度隴一年”。該條寫於癸卯年六月初九日，寫作“度隴一年”本不誤，但葉氏在甘肅學政任上共四年，故刻本改爲“度隴四年”，表達更爲準確。例三：刻本卷八第十九頁第三行至第五行：“後至元五年有《貢副寺長生供記》，比邱邵元撰，正書。又《新撚玉佛殿記》，沙門邵元撰，書者智昇也。”“又新撚玉佛殿記沙門邵元撰書者智昇也”十七字，謄清稿本原作“所謂貢副者，當是其國朝貢副史立寺於此”，共十七字。葉氏加入新材料一則，本不必對原稿進行删減，無奈寫樣甚至刻板已經完成，只能退而求其次，删除原稿解釋性的文字，然後將擬加入的材料以同樣的字數進行表述，可謂用心良苦。最後，謄清稿本揭示了張炳翔對《語石》的校勘貢獻。例一：刻本卷一第九頁第十二行：“至以《禊帖》殉昭陵。”“禊”，謄清稿本原作“”。張炳翔校語：“禊，從示。”例二：原刻本卷二第六頁第二行：“《封龍山頌》。”謄清稿本“封”原作“豐”，張炳翔校語：“‘豐’似‘封’之誤。”例三：刻本卷十第二十二頁第三行：“畢秋帆在關中得四唐石，置之靈巖山館。”張炳翔校語：“畢氏四石拓本絶少，即畢氏後人亦無藏本。余有《張希古》《孫志廉》《高延福》三志，均初拓本，乃得之花橋潘氏，畢君趾應曾借觀，云伊家只藏有《張昕志》一種。”張氏校語多有此類論及碑帖鑒藏、著録者，均可存之以廣見聞。《語石》作爲一部經典，百餘年來，無數學者研讀受益，高山仰止也好，望而生畏也罷，總不免有幾分距離感。當我們藉助這兩部稿本回到歷史現場，文本創作的細節变得生動而鮮艷。再讀《語石》，也就一時間親切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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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昌炽（1849—1917），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浙江绍兴，后入籍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晚清著名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 本书是“金石学”丛书之一种，为叶昌炽所撰《语石》稿本二种，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语石》一书，由晚清著名学者叶昌炽撰写，宣统元年（1909）刊行于世。作为我国第一部通论性的石刻学著作，既是古代石刻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近代石刻学的开山之作。时至今日，《语石》确定的研究范畴和构建的理论体系仍为石刻学者所沿用。可以说，《语石》是石刻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一部经典不仅定本可以嘉惠学林，其文本产生的过程本身也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该书问世后，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两稿本在其版本流传史上价值巨大，影印行世，能为学者提供便利。
感谢浙江古籍出版社祖胤蛟老师提供新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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