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蘇東丨​劉向〈洪範〉五行學考論（上）

關鍵詞：《尚書》；〈洪範五行傳〉；劉向；陰陽；災異學

一、前 言

二、劉向《洪範五行傳論》體例探賾

逌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事，〈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案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逌又上疏曰：「……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案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10]

六沴之禮，散齊（齋）七日，致齊（齋），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于北方。其祀禮曰〈格祀〉。曰：播國率相行祀。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六事之機，以縣（懸）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12]

三、劉向〈洪範〉五行學的系統性問題

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22]

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

嚴（莊）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讐，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

十一年「秋，宋大水」……劉向以爲時宋湣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駡萬，萬殺公之應。

二十四年，「大水」……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于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

宣公十年「秋，大水，飢」……劉向以爲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貜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禍，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

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和顓會宋、晉，陰勝陽。[23]

人君過差無度，刑法不一，斂從其重，或有師旅，炕陽之節，若動眾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既失眾，政令不從，孤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旱象至。故曰厥罰常陽也。[25]

與「貌之不恭」一樣，「言不從」本指向人君，但劉向將其定位爲民眾對人君的一種反應，並進一步反推其原因，於是就有了「人君過差無度，刑法不一，斂從其重，或有師旅炕陽之節，若動眾勞民」等一系列分析，原本指向單一的「言」再次被擴充爲關乎君臣關係的「人君既失眾，政令不從」，在論及言不從所致的「介蟲之孽」時，他進一步強化這些措辭：

刑罰暴虐，取利於下；貪饕無厭，以興師動眾；取邑治城，而失眾心，則蟲爲害矣。[26]

基於這些闡述，劉向在說解「言之不從」所致災異時便不斷使用「亢陽」、「勞百姓」、「勞民」、「興役」、「賦斂」、「興師」、「失眾」、「暴虐」、「暴逆」等措辭，一方面顯示其行事說解與〈傳〉文之間的相關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每種災異類型內不同行事之間的共通性，實現其「比類相從」的編纂意圖。

劉向以爲……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眾，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犇於齊，遂死於外野。[30]

由於劉向所據本〈五行傳〉並無「毛蟲之孽」和「羽蟲之孽」，故劉向對於毛蟲、羽蟲之異的判定均取其毛羽之色爲據，如「鼷鼠」「糜」「鵜鶘」「鶂」定爲「青祥」，「白頸鳥」定爲「白祥」，「黑頸鳥」定爲「黑祥」，「雉」定爲「赤祥」，無一例外。此處既言「鸜鵒白羽」，則依例應定爲「言之不從—白祥」。由於「言之不從」會導致常陽之罰，即大旱，故劉向言「旱之祥也」，實際上正是基於其「白祥」的屬性。根據劉向《傳論》，「陽氣勝則旱象至」，[31]整個「言之不從」部分的災異都與人君亢陽持政有關，故其對「鸜鵒來巢」的說解照理也應從魯昭公之「孤陽持治」著眼，但這顯然與其時魯國三家秉政，昭公見逐的史實不符。爲了維持災異說解的系統性，同時避免違戾史實，劉向只好強行將鸜鵒的災異屬性加以豐富，認爲其具有「穴居而好水」的習性，而「水」色黑，故以此異兼屬「黑祥」，並由此引入「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的闡釋向度，將其歸咎於昭公之「急暴」失謀。一鳥而兼屬二祥，這在《傳論》中僅此一見，顯然有違體例，可見劉向說解災異確有迂曲之弊，但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劉向對其災異說解之系統性的維護。

四、〈洪範〉五行學學理體系的重建

此時，木與金、水與火處於對衝的位置，而土居於中央，四行皆有可能衝犯。所謂「衝氣相通」，就是各行基於其方位上對衝、相通的關係，一旦自有所失，則對衝之氣就可能來犯，形成〈五行傳〉中五行相沴的結果。這些說法雖然並無經典依據，也未必出於夏侯始昌所傳師法，但皆本於〈五行傳〉文本，在對文本加以闡述的同時，也使得〈五行傳〉在形式上顯得更爲精密合理。

犬禍者，西方也，以口守，言之類也。言氣毁則犬傷疾矣，故曰犬傷禍也。[68]

「聽之不聰—鼓妖」：

不聰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類相動，故曰有鼓妖也。

「皇之不極—常陰之罰」：

天者，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事之始，失中則害天氣，類相動也。[69]

「皇之不極—龍孽」：

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70]

這裡劉向反復提到「某之類」、「類相動」的說法，類似的表述還有「某之象」、「某象」，[71]顯然是依據西漢時期廣泛流行的物類相動說。[72]這些闡述本於〈傳〉文，旨在將其內在機理加以揭示，呈現〈傳〉文的合理性。從闡釋學的角度來說，這是最經濟的一種闡釋方案；不過，這要求〈傳〉文自身具有完備的結構性，也要求闡釋者能充分把握〈傳〉文的內在結構，並在立場上對其完全認同。一旦上述條件不能同時滿足，或是出於彌縫之意，或是無意誤讀，闡釋者就會越出文本，通過尋求外部知識資源來完成其闡釋。〈五行傳〉的文本來源本就駁雜多元，而劉向以非師法弟子的身分介入闡釋，其與〈傳〉文之間也難免存在隔閡，這些都使得其闡釋不大可能停留在文本內部，必然要援取外部知識，在此過程中，他對於〈傳〉文學理性的要求越高，其闡釋與〈傳〉文之間的距離就會越遠。

於《易》貌爲震，震爲木，木可觀也。

言者，於《易》之道曰兌，兌曰口，言之象。

視者，南方，目之象。……於《易》爲離，離爲火爲目。

聽者在耳，耳者，於《易》坎也。

思者，心爲五事之主，猶土體爲五行主也。於《易》爲坤。[77]

這裡以兌配「言」，又見於《南齊書·五行志》所引劉向《傳論》；[78]以離配「視」，又見於《漢書·五行志》所引劉向對於雉雊的說解；[79]以坤配「思心」，又見於《魏書·靈徵志》所引《傳論》對牛禍的論述；[80]可見《五行大義》以此三「事」與《易》卦相配應出於劉向《傳論》。至於以坎配「聽」，雖無《傳論》佚文可證，但又見於《漢書·五行志》「說曰」對於「豕禍」的論述；[81]唯以震配「貌」之說僅此一見，無法考定爲劉向《傳論》佚文。此外，在《南齊書·五行志》所引《傳論》對於「皇之不極—馬禍」的論述中，有「《易》曰『乾爲馬』」之說，[82]可知劉向又以乾與「皇極」相配。

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85]

劉向所言「華孽」並非一般花木變異，而是專指「秋冬木復華」，具有時令上的特殊意義，但風於四時皆有，「風氣盛」如何僅導致秋冬之異，僅據〈說卦〉「〈巽〉爲風」顯然無法解釋，故劉向乃援引八卦卦氣說，[86]以〈巽〉主三月四月，將這裡的「風」限定爲春夏之風。根據《淮南子·時則》「六合」說，[87]某月陰陽失節，其所致災異將在六個月之後顯現，劉向雖未必援據《淮南子》，但其原理大抵與此相仿，故三、四月「風氣盛」，其異則見於秋冬。[88]就對「華孽」的具體闡釋而言，劉向援《易》爲說，不失爲神來之筆；但就系統性層面而言，此說於「六沴」中僅此一見，顯然有所欠缺，以致於劉向本人對此說的印象似乎也不是很深，在說解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事時，他竟然將同年的「桃李華」與「冬雷」一同定爲「常奧（燠）」，[89]似乎完全忘記了他在「華孽」部分對於「秋冬木復華」的創造性闡釋。

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於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90]

此事《公羊傳》認爲：「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91]董仲舒據此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92]以菽爲草，故殺之不爲害，天欲誅季氏，故殺菽以爲勸誡。至於《穀梁傳》則認爲《春秋》「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93]通過「隕霜殺菽」和「隕霜不殺草」兩種書法的差異，穀梁家指出「草」、「菽」異類，「菽」當爲豆，而凡書「殺」與「不殺」者，所指皆爲物候失序，故「殺菽」事的關鍵在於「不時」。基於此，劉向乃援據十二辟卦說，以八月於消卦爲〈觀〉，四陰居下，二陽居上，陰未至六五君位，故不應行誅罰之事，今於此時「殺菽」，是權柄失而在下之象，遂以季氏之事爲說。藉助卦氣說，劉向巧妙地論述了「隕霜殺菽」的陰陽學原理，並將其與人事加以勾連。類似用法又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惠帝七年五月丁卯「日有食之，幾盡」的說解中，[94]而在論及隱公九年三月「大雨，震電」事時，劉向提出：「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95]所據顯然也是一種卦氣理論，惠棟認爲係孟喜「六十卦用事之月」說。[96]

表一

其大略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111]

劉向以爲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三十餘里。納於邪臣羊勝之計，欲求爲漢嗣，刺殺議臣爰盎，事發，負斧歸死。既退歸國，猶有恨心，內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於背，下奸上之象也。猶不能自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極也。[114]

劉向認爲梁孝王以驕奢而引起「牛禍」，但孝王「猶不能自解」，最終導致暴死。這裡的「牛禍」屬於「六沴作見」，具有警示性，而「凶短之極」則屬於「六極」，是最終懲罰。這種遞進式的妖祥機制與董仲舒的「災異——殃咎」說如出一轍，應當是西漢君臣普遍熟悉的一種災異說解方式。因此，劉向《傳論》似乎有意將〈五行傳〉的「六沴作見」說與《春秋》「災異」譴告說加以勾連，使後者成爲支撑「六沴作見」說的學理依據。在說解《書序》「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一事時，他即以「六沴作見」與《春秋》之「異」加以勾連：

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共御，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者也。[115]

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爲災也。旱之爲言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興師旅，勤眾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116]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僖）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119]

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于常謂之異，故災爲已至，異爲方來。[120]

表二

表三

（未完）

[1]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漢儒言災異〉條言：「《漢書·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十一卷，是以言《五行傳》者，皆以爲劉向所作。」（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0頁。古籍中所言「五行傳」或指劉向《傳論》，或指〈五行傳〉，本文凡指劉向《傳論》者均用書名號，凡指〈五行傳〉一篇者均用篇名號。

[2] 《漢書》卷36〈楚元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950頁。

[3] 梁啓超〈陰陽五行說之來歷〉，《東方雜誌》第20卷第10號（1923），第79頁；田中麻紗巳〈劉向の災異說について——前漢災異思想の一面〉，《集刊東洋學》第24号（1970），第29~41頁；池田秀三〈劉向の學問と思想〉，《東方學報》第50輯（1978），第109~190页；坂本具償〈「漢書」五行志の災異說——董仲舒說と劉向說の資料分析〉，《日本中國學會報》第40期（1988），第47~60頁；汪高鑫〈劉向災異論旨趣探微——兼論劉向、劉歆災異論旨趣的不同及其成因〉，《安徽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第104~110頁；齋木哲郎《秦漢儒教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版，第805~817頁；徐興無《劉向評傳（劉歆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305頁；黃啓書〈試論劉向災異學說之轉變〉，《臺大中文學報》第26期（2007），第119~152頁；〈試論劉向、劉歆《洪範五行傳論》之異同〉，《臺大中文學報》，第27期（2007），第123~166頁；〈《漢書·五行志》之創制及其相關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40期（2013.3），第145~196頁；張書豪〈《漢書·五行志》所見劉向災異論〉，《先秦兩漢學術》第10期（2008），第81~104頁；〈試探劉向災異論著的轉變〉，《國文學報》第57期（2015.6），第1~28頁；平澤步〈「漢書」五行志と劉向「洪範五行傳論」〉，《中國哲學研究》第25號（2011.3），第1~65頁；丁四新〈劉向、劉歆父子的五行災異說和新德運觀〉，《湖南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第107~112頁；陈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125頁。

[4] 如黃啓書指出：「今本〈五行志〉應是建築於劉向《洪範五行傳論》之基礎上增益、修訂而來。」張書豪認爲「其後班固作〈五行志〉，其涉及〈洪範〉者，即據劉向《五行傳記》所分章節爲藍本」，並據此展開對劉向《傳論》的研究。陳侃理亦認爲劉向《傳論》的「基本結構和主要內容爲《漢書·五行志》所沿襲」，《漢書·五行志》序文、「經曰」、「傳曰」、「說曰」等體例亦當時承襲自劉向《傳論》，故「據《漢書·五行志》考察劉向的災異論說是可行的」。黃啓書〈《漢書·五行志》之創制及其相關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40期（2013.3），第161頁；張書豪〈《漢書·五行志》所見劉向災異論〉，《先秦兩漢學術》第10期（2008），第87頁；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第119頁。

[5] 可參拙文：〈流動的文本：劉向《洪範五行傳論》佚文考辨〉，《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1期，第261~314頁；〈《漢書·五行志》體例覆覈〉，《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49~68頁；〈《漢書·五行志》的編纂意圖與策略〉，《文學遺產》2021年第3期，第174~187頁；〈《洪範五行傳》成篇與作者問題新證〉，《國學研究》第37卷（2016），第213~239頁；〈《洪範五行傳》災異思想析論——以戰國秦漢五行及時月令文獻爲背景〉，《蘇州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第184~194頁；〈夏侯始昌所傳《洪範》五行學師法源流考〉，《國學研究》第44卷（2020），第283~303頁。

[6] 相關論述可參拙文：〈《洪範五行傳》災異思想析論——以戰國秦漢五行及時月令文獻爲背景〉，《蘇州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第185~186頁。

[7] 據王應麟《玉海》引《中興書目》所錄《尚書大傳》鄭玄序：「按鄭康成序云：葢自伏生也。……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别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宋）王應麟《玉海》卷37〈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第748~749頁。

[8] 《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漢書》卷27中之上〈五行志〉，第1353頁。

[9] 《晉書》卷78〈孔嚴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060頁。

[10] 《晉書》卷83〈江逌傳〉，第2174~2175頁。

[11] 酈道元《水經注》《隋書·五行志》等皆稱劉向《傳論》爲《洪範五行傳》，《舊唐書·經籍志》更直接著錄爲「劉向《尚書洪範五行傳》」，可知中古士人常以《五行傳》爲劉向《傳論》之省稱。關於此書本名，《漢書·藝文志》著錄爲《五行傳記》，《漢書·楚元王傳》則稱《洪範五行傳論》。（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19〈渭水〉，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448頁；《隋書》卷23〈五行志〉，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688頁；《舊唐書》卷46〈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969頁；《漢書》卷30〈藝文志〉，第1705頁；卷36〈楚元王傳〉，第1950頁。

[12] （宋）朱熹、黃榦《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9頁。

[13] （唐）杜佑《通典》卷55〈禮〉15〈諸雜祠〉，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557頁。

[14] 鐮田正《左傳の成立と其の展開》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劉歆の春秋災異說〉，東京：大修館書店1963年版，第416~435頁。

[15] 板野長八《儒教成立史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314~316頁。

[16] 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第122~124頁。此外，王繼訓在論文中並未提及日本學者的研究，但他同樣認爲劉向「不擅長理論思維，他的興趣在於將現成的陰陽五行理論進一步工具化，然後運用到現實政治鬥爭中去。」 王繼訓〈劉向陰陽五行學說初探〉，《孔子研究》，2002年第1期，第92頁。

[17] 田中麻紗巳〈劉向の災異說について〉，第34頁。

[18] 關於董仲舒的「機械論」宇宙觀及與其「目的論」宇宙觀之間的矛盾，可參馮友蘭著、趙復三譯《中國哲學簡史》，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218~219頁。

[19] 黃啓書〈試論劉向、劉歆《洪範五行傳論》之異同〉，《臺大中文學報》第27期（2007.12），第156~157頁。

[20] 陳侃理即舉此例批評劉向《傳論》之系統性。相關論述可參拙文〈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書評），李四龍主編《人文宗教研究》第10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

[21] 可參拙文〈流動的文本〉，《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1期，第299~313頁。

[22]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貌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412頁。

[23] 《漢書》卷27上〈五行志〉，第1343~1344頁。

[24] 《魏書》卷112上〈靈徵志〉引《洪範論》，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3160頁。

[25]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言傳」，第423頁。

[26] 《魏書》卷112上〈靈徵志〉引《洪範論》，第3179頁。

[27] 《漢書》卷27上〈五行志〉引〈傳〉，第1320頁。

[28] 《隋書》卷22志第17〈五行上〉引《洪範五行傳》，第690頁。

[29] 《漢書》卷27上〈五行志〉，第1321~1336頁。

[30]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14~1415頁。

[31]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言傳」，第423頁。

[32]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貌傳」，第412頁。

[33]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木傳」，第411頁。

[34] 《隋書》卷22志第17〈五行上〉引《洪範五行傳》，第705頁。

[35] 《漢書》卷27上〈五行志〉引〈傳〉文，第1338頁。

[36]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28頁。

[37]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18，（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300頁上欄B。

[38]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24，（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058頁上欄B。

[39]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34頁；卷27下之上〈五行志〉，第1445~1446頁。

[40] 《魏書》卷112上〈靈徵志〉引《洪範論》，第3179頁；《後漢書》卷4〈孝和孝殤帝紀〉李賢注引《洪範五行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82頁。

[41]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2，（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141頁下欄B；卷8，第5203頁下欄B。

[42] 《漢書》卷36〈楚元王傳〉，第1937頁。

[43] 劉向《傳論》言：「介蟲，有甲，能蜚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100〈災異部〉引《洪範五行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29頁。

[44] 《漢書》卷27中之上〈五行志〉，第1372~1373頁。

[45]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貌傳」，第412頁。

[46]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思心傳」，第418頁。

[47] 《漢書》卷27中之上〈五行志〉，第1396頁。

[48] 《漢書》卷27下之上〈五行志〉，第1468頁。

[49] 可參（宋）王安石〈洪範傳〉，《臨川先生文集》卷65，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版，第685~697頁；（宋）蘇軾〈御試制科策〉，（明）茅坤編《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96~297頁；（宋）晁說之〈洪範小傳〉，《嵩山文集》卷11，收入《四部叢刊續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50] 《史記》卷27〈天官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593、1603頁。

[51] 《後漢書》卷59〈張衡列傳〉，第1911~1912頁。

[52] 《漢書》卷75〈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3195頁。

[53] 如孟喜自稱其「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䣛，獨傳喜」，然同門梁丘賀等以爲不實；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但孟氏弟子「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高相「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自言」二字顯示其說亦未得到公認。夏侯始昌所推〈洪範五行傳〉的文本來源和師說來源均不明確，故不在大夏侯《尚書》師法中廣泛傳授，只在「所賢弟子」間流傳。翼奉雖稱其「五際」、「六情」說聞於師言，但此說不見於與之同師的蕭望之、匡衡等其他齊詩弟子，而王臨「稱詔欲從奉學其術」，但「奉不肯與言」，且上封事，稱其術「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齊詩時爲官學，傳習廣泛，翼奉無得秘之，可見王臨欲學、以及翼奉所好之「律曆陰陽之占」並非齊詩師法所固有，當另有別傳。至於董仲舒治公羊學而「始推陰陽」，可見其災異論也非公羊師法所固有。《漢書》卷88〈儒林傳〉，第3599、3601、3602頁；卷75〈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3167~3170頁；卷27上〈五行志〉，第1317頁；卷27中之上，第1353頁。

[54] 《漢書》卷81〈匡張孔馬傳〉，第3351頁。

[55] 司馬遷根據《春秋》記「異」，認爲孔子之學本含「天道」，只是不以言傳人：「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説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史記》卷27〈天官書〉，第1594頁；《漢書》卷30〈藝文志〉，第1735、1769頁。

[56] 例如董仲舒推陰陽以求雨、止雨，據說「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夏侯始昌「先言柏梁臺災日」；夏侯勝據〈五行傳〉逆知霍光之變；京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漢書》卷56〈董仲舒傳〉，第2524頁；卷75〈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3154、3155、3164頁。

[57] 《史記》卷61〈伯夷列傳〉，第2567頁。

[58]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定本）》卷6〈水旱〉，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428頁。

[59]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思心傳」，第419頁。

[60] 可參拙文〈夏侯始昌所傳《洪範》五行學師法源流考〉，《國學研究》第44卷（2020），第269~270頁。

[61] 田中麻紗巳〈劉向の災異說について——前漢災異思想の一面〉，《集刊東洋學》第24号（1970），第29~34頁。

[62]張書豪〈《漢書·五行志》所見劉向災異論〉，《先秦兩漢學術》第10期（2008），第90~101頁。

[63] 《後漢書》志第13〈五行一〉劉昭注引《洪範傳》，第3267頁。

[64]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14頁。

[65]《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貌傳」，第416頁。

[66]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貌傳」，第415頁。

[67]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傳》，第417頁。

[68]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119〈羊犬豕占〉，北京：九州出版社第1124頁，標點不盡從。

[69]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聽傳」，第427頁；同卷引《傳》，第427頁。

[70] 《隋書》卷23志第18〈五行下〉引《洪範五行傳》，第739頁。

[71]如「雨雹，君臣之象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傳》，第414頁；《漢書》卷27中之上〈五行志〉，第1372頁。

[72] 如《禮記·樂記》論樂以「類」動物：「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淮南子·天文》則云：「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春秋繁露》則有〈同類相副〉篇專論萬物以「類」相感。《禮記正義》卷38〈樂記〉，（清）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3329頁上欄B；何寧《淮南子集釋》卷3〈天文〉，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172頁；（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3〈同類相動〉，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57~361頁。

[73] 田中麻紗巳〈劉向の災異說について——前漢災異思想の一面〉，《集刊東洋學》第24号（1970），第31頁；池田秀三〈劉向の學問と思想〉，《東方學報》第50辑（1978），第141頁；張濤〈略論劉向劉歆父子的易學思想與成就〉，《文獻》1998年第2期，第83頁；黃啓書〈試論劉向、劉歆《洪範五行傳論》之異同〉，第156頁；鄭萬耕〈劉向、劉歆父子的易說〉，《周易研究》2004年第2期，第9~11頁；張書豪〈《漢書·五行志》所見劉向災異論〉，《先秦兩漢學術》第10期（2008），第93~95頁。

[74] （隋）蕭吉撰，中村璋八校注《五行大義校注》卷1，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版，第14頁。

[75] 可參拙文〈流動的文本：劉向《洪範五行傳論》佚文考辨〉，《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1期，第311~313頁。

[76] 黃啓書認爲「無論由〈五行志〉或〈儒林傳〉皆看不出劉向有習京氏易之處」，但《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在解釋「《京氏段嘉》十二篇」時明確指出：「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足證劉向曾見京氏《易》說。《漢書》卷36〈楚元王傳〉，第1967頁；卷30〈藝文志〉，第1704頁；黃啓書〈試論劉向、劉歆《洪範五行傳論》之異同〉，第156頁。

[77] 中村璋八《五行大義校注》卷3，第120~123頁。

[78]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言傳」，第423頁。

[79]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11頁。

[80] 《魏書》卷112上〈靈徵志上〉，第3176頁。

[81]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21頁。

[82]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傳》，第428頁。

[83] 可參：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139頁。

[84] 《周易正義》卷9〈說卦〉，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98頁下欄。

[85] 《漢書》卷27下之上〈五行志〉，第1441~1442頁。

[86] 此說以震主二月，巽主三月、四月，離主五月，坤主六月、七月，兌主八月，乾主九月、十月，坎主十一月，艮主十二月、正月，亦見於《乾鑿度》：「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始壯於東南方，故位在四月。」劉大鈞認爲此說與〈說卦〉「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 致役乎坤, 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一脈相承，或爲戰國以來之舊說。（清）趙在翰編《七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2頁；劉大鈞〈「卦氣」溯源〉，《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第127頁。

[87] 可參：何寧《淮南子集釋》卷5〈時則〉，第437頁。

[88] 事實上，《易》學中確有關於「秋華」的說解，見於宣帝元康中魏相所上奏議：「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根據魏相的四正卦說，〈震〉主東方，春，知此以秋華爲秋行春政之所致，與《管子·四時》中「秋行春政則榮」的說法相合，顯然是模擬月令文獻中「違時施政」的災異學原理而定。劉向未用此說。《漢書》卷74〈魏相丙吉傳〉，第3139頁；黎翔鳳《管子校注》卷14〈四時〉，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851頁。

[89]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20頁。

[90]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26頁。

[91]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25，（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074頁上欄A。

[92]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26頁。

[93]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19，（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308頁上欄A~B。

[94] 關於惠帝七年五月日食，劉向認爲「五月微陰始起而犯至陽，其占重」，這裡顯然是用十二消息說，以五月於消卦爲〈姤〉，一陰居下而五陽在上，故有所謂「微陰始起而犯至陽」。《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09頁；卷27下之下〈五行志〉，第1500頁。

[95] 《漢書》卷27中之上〈五行志〉，第1364頁。

[96] （清）惠棟《易漢學》卷2〈孟長卿易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541、546頁。

[97]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木傳」，第411頁。

[98] 〈說卦〉：「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周易正義》卷9，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97頁上欄。

[99] 可參拙文〈《洪範五行傳》災異思想析論——以戰國秦漢五行及時月令文獻爲背景〉，《蘇州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第184~194頁。

[100] 可參王利華〈《月令》中的自然節律與社會節奏〉，《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第185~203頁。

[101] 表一中劉向《傳論》佚文均引自《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第411~426頁；《隋書》卷22志第17〈五行上〉，第688~693頁。

[102] 此處中華書局修訂本標點作：「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案《隋書·五行志》引述劉向《傳論》「金不從革」條，言「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南齊書·五行志》引劉向《傳論》「木不曲直」條，言「木者，春，生氣之始」，知此「生氣」「殺氣」「藏氣」皆爲五行、月令學術語，不應點斷。鄭玄注〈洪範五行傳〉「聽之不聰—厥罰寒」即言「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也。」《後漢書》載順帝永建四年春二月戊戌詔，亦言「以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勑有司檢察所當禁絶」，可證「藏氣」爲漢人說五行之常用語，故此處不從中華書局修訂本標點。《隋書》卷22志第17〈五行上〉，第692頁；《後漢書》卷6〈孝順孝沖孝質帝紀〉，第256頁；志第15〈五行三〉劉昭注引「鄭玄曰」，第3306頁。

[103] 《漢書》卷75〈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3159頁。

[104] 黃啓書〈試論劉向、劉歆《洪範五行傳論》之異同〉，《臺大中文學報》，第27期（2007），第134頁。

[105] 伊藤計〈董仲舒の災異說：高廟園災對とによう上奏文を中心にして〉，《集刊東洋學》第41号，仙臺：東北大學中國文史哲研究會1979年版，第17~18頁。

[106] 張書豪〈試探劉向災異論著的轉變〉，《國文學報》第57期（2015.6），第5~22頁。

[107] 黃啓書〈試論劉向、劉歆《洪範五行傳論》之異同〉，第138~141頁。

[108] 可參拙文〈流動的文本：劉向《洪範五行傳論》佚文考辨〉，《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1期，第291頁。

[109] 當然，由於董仲舒《災異之記》早已亡佚，故班固所言「略同」之「略」的具體程度如何，實際上已很難評估，坂本具償根據《漢書·五行志》的部分記載提出，即使是被班固視爲「略同」的董、向之說，仍可能存在重要差異。坂本具償〈「漢書」五行志の災異說——董仲舒說と劉向說の資料分析〉，《日本中國學會報》第40期（1988），第55~57頁。

[110]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25，（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335頁中欄B。

[111]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8〈必仁且智〉，第259頁。

[112] 《漢書·董仲舒傳》載董氏對策：「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吿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漢書》卷56〈董仲舒傳〉，第2498頁。

[113] （清）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卷4，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據左海文集本影印。

[114] 《漢書》卷27下之上〈五行志〉，第1448頁。

[115] 這段材料在《漢書·五行志》中被繫於「劉歆以爲」之下，似爲劉歆之說，趙禎《洪範政鑒》即割取「野木生朝」以下數語爲劉歆之說，但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引述此段，則將「劉歆以爲」至「是繼嗣將易也」數句略過，而以前後之文均爲劉向之說。今案陳喬樅之說實可信，理由有三：其一，此段以「又曰」引起，在整個〈五行志〉中僅一見，顯然承上文「《書序》曰」而作，可知這兩段材料原本當爲一整章。此段前、後所列諸事均爲草妖，而此段所言雉雊事，劉向定爲赤祥，劉歆定爲羽蟲之孽，均非草妖，可知班固未將此事視爲獨立條目，而是將其與「《書序》曰」所言「桑榖共生」事合爲一條。這也才可以解釋，何以在「高宗祭成湯」部分後半論述中又提到「野木生朝」，甚至在整段最後引述「一曰，金沴木，曰木不曲直」之說，也顯然是指「桑榖共生」事而非「雉登鼎耳而雊」事。既然這兩段材料本爲一事，而結合上文，對於「桑榖共生」事，只有劉向有說解，劉歆並無說解，可知將《書序》中高宗兩次妖異合爲一事加以論述者，既非劉歆，也非班固，只能是最初論述這一問題的劉向。劉向既然將這兩件妖異合爲一事，顯然是有意從整體上對高宗朝面對災異的態度有所論述，故在指出「雉登鼎耳而雊」的災異屬性後，劉向應當還有進一步的說解，而且其說解必然要包括「野木生朝」事。其二，從劉歆對「雉登鼎耳而雊」的說解來看，他認爲此事預兆「繼嗣將易」，顯然指的是孝己放逐之事，而自「野木生朝」以下所論，均爲高宗能見異而自省，雖有中興之功，與劉歆所言毫無關聯，可知這些論述不可能出自劉歆。而劉向在「桑榖共生」事下的說解中已將其視爲「國將危亡」之異，而「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之說正與此相合，可知「野木生朝」以下相關論述與劉向對整個高宗朝妖異的認識完全相合，應視爲一體。其三，「野木生朝」以下論述中的關鍵概念「敗亡之異」，又見於劉向對於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事的說解：「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至於「敗亡」一詞的使用，更多見於《傳論》之中。綜合以上三點，自「劉歆以爲」至「繼嗣將易也」當爲班固補綴劉歆對「蜚雉登鼎耳而雊」的說解，其下「一曰，鼎三足」至「敗宗廟之祀」當即與前文「近赤祥也」相連，係劉向《傳論》存錄異說，此說與前文「桑榖共生」下所引「一曰」均以「小人」居上爲說，或係出自一人。自「野木生朝」而下則爲劉向對高宗朝兩次妖異的整體說解，從而在結構上解釋了「《書序》曰」和「《書序》又曰」兩事相連綴的特殊體例。《漢書》卷27中之上〈五行志〉，第1410~1411頁；（宋）趙禎《宋鈔本洪範政鑒》卷4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清）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卷7，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2葉B~第3葉A。

[116]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100〈災異部〉引《洪範五行傳》，第1723頁。

[117]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3，（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922頁上欄B。

[118] 《漢書》卷75〈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3174頁。

[119]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26頁。

[120]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874〈咎徵部一〉引《洪範五行傳》，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876頁下欄B。

[121]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26頁。

[122]《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貌傳」，第416頁。

[123] 《漢書》卷27中之上〈五行志〉，第1372~1373頁。

[124] （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6〈災變〉，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68頁。

[125]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3，（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793頁下欄A；B。

[126] 《漢書》卷27下之上〈五行志〉，第1444頁。

[127] 《漢書》卷36〈楚元王傳〉，第1963頁。

[128] 《漢書》卷21上〈律曆志〉，第979頁。

[129] 《漢書》卷21上〈律曆志〉，第979頁。

[130] 見於《後漢書·盧植傳》載靈帝光和元年盧植所上封事，稱引自〈五行傳〉，亦見於《後漢書·蔡邕列傳》李賢注，稱引自《尚書大傳》。《漢書·五行志》亦引此文，然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將此句誤置於京房《易傳》引文中，《後漢書》卷46〈吳延史盧趙列傳〉，第2117頁；卷60下〈蔡邕列傳〉李賢注，第1988頁；《漢書》卷27下之下〈五行志〉，第1506頁。

[131] 如《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向對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二事的說解，又如《開元占經》載：「劉向《洪範傳》曰：漢惠帝二年，天開東北……《星經》亦云：『或則天裂，或則地動，皆氣有餘，陽不足也。』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強將害君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漢書》卷27下之下〈五行志〉，第1511、1513頁；（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3〈天占〉，第26頁。

[132]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23〈歲星占一〉，第223頁；卷30〈熒惑占一〉，第293頁；卷38〈填星占一〉，第399頁；卷45〈太白占一〉，第451頁；卷53〈辰星占一〉，第531頁。

[133] 《文選》卷22〈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2頁。

[134]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31〈熒惑占二〉，第316頁。

[135] 《漢書》卷27下之下〈五行志〉，第1506頁。

[136]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23〈歲星占一〉，第223頁；卷30〈熒惑占一〉，第293頁；卷38〈填星占一〉，第399頁；卷45〈太白占一〉，第451頁。

[137]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30頁。

[138] 龐樸〈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之謎——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977年第10期，第67~69頁。

[139] （清）苏舆《春秋繁露義證》卷13〈五行相生〉，第365页。

[140] 中村璋八《五行大義校注》卷4〈論情性〉，第154頁。

[141] 《漢書》卷75〈眭兩夏侯京翼李傳〉晉灼注：「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也。」今案，據《五行大義·論情性》引翼奉說，其以「五性」為仁、義、禮、智、信，則準翼奉〈五性〉論述方式，晉灼注「腎性智，智行敬」二句宜作「腎性敬，敬行智」，故表三翼奉說以「智」對應「水」。第3171頁。

[142]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貌傳」，第412、415頁。

[143] 《漢書》卷100上〈敘傳〉，第42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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