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駿元丨“《漢書》學者”與其授讀——六朝《漢書》異文與歷史文本研探（上）
全文目次
上
一、問題之提出：《漢書》文本的傳衍脈絡
二、《漢書》之師法、傳習與授讀
三、六朝《漢書》異文傳衍的歷史層次
下（預告）
（一）回歸河北本：別本保存內證
（二）顏師古據特定底本作《注》
（三）顏《注》所謂“流俗書本”
五、多本分立的流傳樣態與眾本合一的文本歸趣
結語
“《漢書》學者”與其授讀
——六朝《漢書》異文與歷史文本研探（上）
陸駿元
［提要］根據南宋蔡琪家塾本一系刊本所附蕭該《漢書音義》提供的六朝《漢書》異文，結合群書中之文獻記載，可初步明確六朝《漢書》文本流傳、衍生與統合之歷史脈絡。《漢書》多古字古言，《隋書·經籍志》稱其“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乃謂其傳授研習須由“《漢書》學者/宗匠”將所持文本與注釋一併教授於生徒之師授模式。由學者訓讀之異與解説之别而産生的異文，得以進入爰洎漢魏以訖隋唐的文本之中而不斷形成異本。六朝《漢書》注本以韋昭本，晉灼、臣瓚本，蕭該本作爲三個歷史坐標文本，分别代表了前期、中期、晚期的文本面貌。韋昭本作爲前期相對獨立的注本，文字與今本皆有一定的差異，以其爲江南學者廣泛研習，且反映古本面貌而流傳至初唐；灼、瓚本作爲六朝南北學者通行文本之最大範圍，包含大量受時空因素影響而産生之異文，成爲隋唐學者校讎、釐正之對象;蕭該本作爲六朝末文本，已具有參酌、整合衆本之特質，成爲連接古今文本之中間點。以地域觀之，韋昭本屬江南本，晉灼本爲河北本，臣瓚本兼存南北，而蕭該本斟酌南北，折射出六朝《漢書》文本多本分立之格局，與顔師古《敘例》所構建的文本圖景不同。迨及顔師古考校班史、定奪文字，表現出立足家藏本而重視河北本的傾向，在釐正六朝文本正俗無判、南北相亂局面的同時，定《漢書》文本於一元。而江南本之異文亦隨顔本文字的確定而逐漸消失與淘汰，今諸宋刊文本源頭已全然爲顔本面貌。吾人對六朝《漢書》異文産生途徑與其文本脈絡之梳理與廓清，是探繹六朝《漢書》注釋分合、演變之前提與基礎。
［關鍵詞］《漢書》學者；蕭該《音義》；師傳授受；六朝異文；歷史文本
據《敘例》，注《漢書》者，師古以前凡五種：一服虔、二應劭、三晉灼、四臣瓚、五蔡謨。師古據此五種，折衷而潤色之。又《敘例》臚列諸家姓名爵里出處凡二十三人，大約晉灼于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于晉所釆外，添入劉寶一家；師古則于五種外，又添荀悅《漢紀》，幷崔浩《漢紀音義》及郭璞《司馬相如傳》三家。[2]
清儒對此之認識，經歷了由注釋上升至文本的過程，而其研究之推進仰賴六朝異文之漸次發現。自惠棟（1697—1758）首倡“《漢書》用古注”的詮釋徑路，並極詆顏師古之疏於小學，乾嘉學者相繼依循舊注以考訂班書，並於群書中輯存六朝遺文作為疏證基礎，研究大致分為三路：第一，補注《漢書》者，如錢大昭（1744—1813）《漢書辨疑》、沈欽韓（1775—1831）《漢書疏證》、周壽昌（1814—1884）《漢書注校補》，從字詞訓釋、版本校勘、史事考訂、典制疏釋等各角度，對班書全帙進行注釋，匡顏監之所誤，補師古之不逮。其所據舊注多依顏氏注本已集，兼及司馬貞《史記索隱》；第二，考訂《漢書》者，如錢大昕（1728—1804）《廿二史劄記》措意於史事釐訂、史文訂正，王念孫（1744—1832）《讀書雜志》則注目於因聲求義之字詞、文本校訂，又有洪亮吉（1746—1809）《四史發伏》、洪頤煊（1765—1837）《讀書叢錄》等承嗣其後，以為專書研究之補苴與擴展；[3]第三，專事輯佚者，如臧庸（1767—1811）輯蕭該（？535—？610）之《漢書音義》，清末民初王仁俊（1866—1913）《漢書許注義》、楊守敬（1839—1915）《漢書古注輯存》等，希冀通過蒐集六朝舊注遺文，彙輯舊義而疏通古學。三者相輔相成，最後促成王先謙（1842—1917）《漢書補注》，作為宋以後至清對班書的再次整理。清儒對舊注之探索，從《史記索隱》中提取舊注而外，更將輯佚範圍擴大至唐宋類書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並意識到顏本相較六朝舊本，不僅注解略遜一籌，各自所據文本復有本質的不同。然而，受限於輯存之舊注在體式與數量上的限制，清代學者仍缺乏對六朝《漢書》文本傳衍的複雜情況之細緻思索。綜觀其論，殆有三端：第一，通過考辨舊本異文之音、形、義，徑直據以校勘顏本，而不注重釐清/分辨六朝各本間的文本差異；第二，二元對立顏《注》與舊注之別，斤斤於孰優孰劣，而鮮注意追蹤自服虔至蕭該，各舊本之間傳承、衍變的軌跡；第三，追求蒐討零散舊注之數量，並未從整體角度思考注家在注釋班書時，所面對的文本擇取以及採用何種解說形態等問題。此皆緣於未能釐清東漢末至隋唐數百年間異文產生、文本傳承之發展脈絡，無法根據有限的異文樣本對文本流傳作年代定位。
由於日藏唐鈔本（以下稱天曆本）《漢書·楊雄傳上》殘卷已然證明了蔡琪本《漢書》所載“蕭該音義”之文獻真實性[4]，且蕭該《音義》又多臚列舊本文字異同。職是之故，使得吾人離析、辨明各本異文之生成年代與產生途徑，並據此釐清六朝舊本的傳授脈絡成為可能。要之，能夠真正跳脫顏師古《敘例》的敘述框架以及清儒的思維窠臼，揭示六朝《漢書》文本不斷衍生、流傳，最終統合於顏《注》的歷史過程。
本文所認定的《漢書》異文，是指歷代鈔本、刻本中文字，以及在其他典籍中明確標明為《漢書》文本的文字，抑或典籍（如《史記》）明確所載《漢書》注家在注說中所出異文。而本文所爰據之六朝《漢書》異文材料，以①裴駰《史記集解》所引《漢書音義》、徐廣《史記音義》等，②顏師古《漢書注》存舊注，以及《注》中提及的所見別本、或本、“流俗書本”（或俗本），③司馬貞《史記索隱》，④蔡琪本、慶元本、白鷺洲書院本一系宋刊《漢書》中所附宋祁校語與蕭該《音義》之異文、異訓爲中心,並參以唐宋類書如《太平廣記》《初學記》《册府元龜》,以及李善《文選注》等相關著作,結合清人已有的考證,試圖進行異文疏證與歷史年代定位。疏證順序以《漢書》舊注家之年代先後爲順序,最後以顔氏注本作結。筆者認爲,欲探究六朝《漢書》注本分合的歷史脈絡,必先確定六朝《漢書》文本的歷史層次,相關異文研究是文獻與學術史研究的前提與基礎。本文第二節先論述《漢書》的傳授與“習讀”傳統;第三節對蒐集之六朝《漢書》異文進行疏證,明確各本的特點,以及諸本之間的傳衍關係;第四節以顔師古所見文本、所據底本爲論述中心,揭示其對六朝舊本文字的取捨、整合與處理。第五節則立足於學術史視野,在前文對諸本文字的疏證、論述之基礎上,對六朝《漢書》文本分立、發展進行條貫與概括。
《漢書》多古字古言，非通小學者不能讀。論者言其研習傳授，多謂學貴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有“師法”延續。[5]《隋書·經籍志》史部小序云：
《史記》《漢書》多古字古言，與先秦五經諸子之學關係密切。司馬遷以漢代經師“漢讀”、訓詁之字改易《尚書》、《左傳》古字而入《史記》之事早為學者所察[10]，如《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鄭《注》謂“敬事用謂之欽”，《爾雅·釋言》曰：“若，順也。”故《史記·五帝本紀》後半句作“敬順昊天”；《左傳》昭十三年“棄疾使周走而呼”，漢儒讀“周”為“舟”，《史記·楚世家》因曰：“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此皆不通古訓不能明也；太史公所據史料如《世本》、先秦地志多存古文，史公書地名、人名時亦迻錄之，如古文“服”作，《史記》引伯服作“伯
”等。以上，其與古學聯繫甚深可知。《漢書》亦然，劉師培（1884—1919）論班書之學曰：“班固之文亦多出自《詩》、《書》、《春秋》，故其文無一句不濃厚，其氣無一篇不淵懿。”[11]所謂“濃厚”、“淵懿”，廼從文章、文學角度立論，其根柢源自五經與小學。班書固多存古言古語，如《漢書·禮樂志》“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孟康曰：“苦音盬。”謂不堅固也，王念孫《讀書雜志》徧攷先秦古注證之[12]，此訓今人知之甚少；《夏侯嬰傳》：“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蘇林、晉灼皆言南方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凡此種種，非有專家注釋訓解而不能得。據此，前揭《隋志》“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之語，當細分前後而觀：前半句云“師法相傳”者，落到實處，迺謂《史》、《漢》學者持有二書文本，研習者須從其師得“書本”而就學之。同時，學者復有訓釋古字古言之注釋本，研習者授其注釋而始通其學，不同的“學者”（“師”），所持文本與所教訓釋亦復相異，因此廼有“師法”、“家法”之不同。此一傳授模式，恰可比照兩漢經師傳授生徒之有經書文本與釋文注本兩種也，經師必傳授兩本方可；後半句言“並有解釋”，則文有義理、史有史法，其音義訓釋無法涵括而上升至史例、義法等專門之學者，注本中輒更為解釋。今以此觀念驗之史傳載籍，重新董理前儒相關論說，所見愈臻明晰：
《漢書》之難通，一代儒宗馬融（79—166）猶須伏閣問學班昭（？45—？120）。《後漢書·列女傳》記其事云：
劉知幾（661—721）在《史通》中涉及到了六朝史注多音訓的特點，他將此種注釋歸為“儒宗”。《史通通釋·補注篇》曰：
六朝至隋唐《漢書》傳授之具體過程，史傳多有記載。《三國志·孫登傳》曰：
不同於早期六朝《漢書》側重於其作為“刑政之書”的一面，在上層貴族與廟堂間傳習[26]，及至六朝末年，《漢書》在士大夫間廣泛流傳，已逐漸形成專門化與系統化之傳授，並產生諸如“《漢書》學者”、“《漢書》師匠”之專門稱謂，以指稱教授《漢書》之師，猶教授五經之師之稱“經師”也。“《漢書》學者”教授班書，手中必持有教本（文本與注解），如《隋書·包愷傳》曰：“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者數千人。”[27]《隋志》與《兩唐志》載蕭該、包愷各有《漢書音義》十二卷，是其教授數千生徒之教本也；《陳書·姚察傳》曰：“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行於時。”[28]姚察（533—606）為南朝陳禮部尚書，其《漢書訓纂》稱名於時，有曾孫姚珽（641—714），《新唐書》本傳云：“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珽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29]是《漢書》為其家學，祖孫均有注本；又，《新唐書·儒學傳》曰：“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30]《舊唐書》亦提及四人，其云劉伯莊曰：“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行於代。”則其有《史》《漢》音注，並傳授於代。言大小秦及劉納言云：“秦景通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稱景通為大秦君，暐為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景通，……為《漢書》學者，又有劉納言，亦為當時宗匠。納言，乾封中歷都水主簿，以《漢書》授沛王賢。”[31]秦景通兄弟與劉納言皆被稱為“《漢書》學者/師匠”，大小秦君皆有師法，而劉納言又授時太子，顧應皆有教本也。至如顏師古之注《漢書》，祖父顏之推（531—？597）有《漢書》善本，《顏氏家訓·書證篇》中載其說數條，叔父顏游秦有《漢書決疑》十二卷，班書亦是其家學，三世皆有文本與注釋也。因此，史傳所載其時《漢書》傳習之大略，要皆自音訓注解出發，各據所持文本，沿師授脈絡而形成流傳譜系。
綜上，《漢書》自東漢末年以至隋的傳習，符合漢代經師傳授文本時“讀”的方法，乃是經學研究對語言文字的考釋方法擴展應用於文辭甚古的《史記》、《漢書》的結果。《漢書》的具體傳習過程，廼是學者持有班書文本與注本，並以此訓解其古字古音、考辨名物典制，幫助生徒理解史籍文意，最終明晰史事、史法的教與學之過程。而所謂“授讀”與“師法”，均在此脈絡中體現其意義。六朝《漢書》文本之流傳與衍變，尤須準此而觀。
六朝《漢書》文本流傳的基本面貌，目前以顏師古《漢書敘例》所述最具代表性，呈現出核心為“晉灼——臣瓚——蔡謨”三本遞接的傳承脈絡，《敘例》曰：
漢魏單行注釋存於隋末唐初者,僅有韋昭《漢書音義》七卷一種。然則,作爲保存早期班書面貌的非集解本,韋昭本（An）具有單獨論列的必要;若以晉灼、臣瓚、蔡謨本爲遞變的集解本系統,由於蔡謨本原即臣瓚本之變體,因此在具體的異文討論中,不宜單獨作爲文本基準,主要仍應聚焦在晉灼（Bn）、臣瓚（Cn）兩系注本。不過,考慮到蔡謨本形態已與灼、瓚本有别,且通行於南朝,其已産生受時空因素影響的異文,最終爲六朝末注家所面對。職是之故,在討論蕭該《音義》中的“今《漢書》”,顔《注》中的“今書本”“流俗書本”等當時通行本概念時,仍須有蔡謨本的印象。當南北政權尚未統一以前,若不考慮南北學者交通,則河北有晉灼、臣瓚兩系集解本流通,江南則主要爲韋昭本與“臣瓚南本”/蔡謨本兩類流傳,六朝“《漢書》學者”各據其所處時代與地區承用不同的注釋;自隋統一南北,若考慮到學者交通,即如姚察、蕭該、顔之推、顔師古等根據校勘的實際需要,即便交錯參用南北諸本,而各有側重。但諸儒所據入隋後之《漢書》文本,其異文産生途徑仍應不出上述An、Bn、Cn三系的範圍。
關於六朝典籍在傳授過程中所產生的異文方式與途徑，虞師萬里在《六朝〈毛詩〉異文所見經師傳承與歷史層次》、《〈詩經〉異文與經師訓詁文本探賾》[34]兩文中均有持續的探索與發掘，並在《兩漢經師傳授文本尋蹤——由鄭玄〈周禮注〉引起的思考》[35]一文中上升至學術史與文本流傳層面之思考。虞氏所歸納的六朝《毛詩》異文形式有以下五種：①因《毛傳》而產生之異文；②因《鄭箋》而產生之異文；③因王肅注而產生之異文；④因《方言》而產生之異文；⑤標音與異文同字之異文。在第五種種，又有①借字與本字；②後起字與本字；③古文與今文；④正字與或體（古文）等四類。而在《兩漢經師傳授文本尋蹤——由鄭玄《周禮注》引起的思考》中，又將異文產生之形式與經籍授讀的具體的解釋形態結合論述。由於六朝音義在四部之繁盛，“反映出由傳、說、解和章句等體式過渡到注以後，因反切產生而興起的新一輪的注釋以儒家經典為中心，而逐漸向史、子、集諸部拓展衍變的全過程”[36]，因此，本文異文産生途徑之分類疏證,亦以虞文爲依準,並結合《漢書》所反映異文之特性,對其異文類别斟酌增減,以見音注自經部及於史部的變化。
而以下之異文疏證，均以韋昭本An、晉灼本Bn、臣瓚本Cn三系之南北傳承脈絡為參考基準進行損益與修正，並據年代之先後順序依次論述之。文獻材料則以蔡琪本一系宋刊《漢書》所附蕭該《音義》，司馬貞《史記索隱》，裴駰《史記集解》所引《漢書音義》、徐廣《史記音義》等，並及顏師古《注》所載舊注之異文、異訓為中心，參校唐宋類書如《太平廣記》、《初學記》、《冊府元龜》，以及李善《文選注》等相關著作，具體疏證尤著重梳理文本衍生與遞變之脈絡。
（一）韋昭本之性格與特色
韋昭（204—273）字弘嗣，吳郡雲陽（今江蘇丹陽）人。孫權時除太子中庶子，後為黃門侍郎；及孫休踐祚，任博士祭酒。昭《漢書音義》外，尚有《國語注》等存世。韋昭為顏師古《敘例》所列舊注二十三家中唯一的南方學者，身處漢末魏初，注班在應劭、服虔之後，然其時晉灼《集注》尚未出世，韋《注》可反映《漢書》文本的早期面貌。韋氏單注本隋唐時猶存，《隋志》與兩唐《志》並錄“韋昭《漢書音義》七卷”，是其書。蕭該《音義》屢以韋昭、晉灼《音義》並舉，廼以二書為校勘底本也，其中頗存韋本文字。今以輯佚所得，並及群書中所殘留的韋說，對比晉、蕭、顏諸後儒所持之本，在揭示韋本特點的同時，反映《漢書》授讀的傳衍之跡。
1. 早期的文本面貌
韋昭本之文字與後世晉灼、臣瓚、蕭該、顏師古諸本多有相異之處，其中頗可反映《漢書》文本的早期面貌者。如①《敘傳上》：“漢良受書於邳沂。”顏《注》曰：“晉灼曰：沂，崖也。下邳水之崖也。師古曰：沂音牛斤反。”晉灼既訓“沂”為崖，則其所見本應作“沂”，顏本亦作“沂”。蔡琪本所附蕭該《漢書音義》（下文徑稱“蕭該《音義》”）曰：
據蕭氏說，“沂”韋昭本作“恨”，訓恨為限。蕭與顏本同作“沂”，如表一：
韋昭本頗存為後世注本校改之古字，如②《外戚傳上》：“命樔絕而不長。”顏師古曰：“樔，截也，音子小反。”蕭該《音義》曰：
《漢書》文本在傳承過程中，經過反覆校勘，又有後世文本優於早期者，韋昭本提供了此方面的材料。如③《敘傳下》：“懷氿濫而測深虖重淵，亦未至也。”顏《注》曰：“應劭曰：《爾雅》：‘前高曰旄丘，如覆敦者敦丘，側出曰氿泉，正出曰濫泉。’師古曰：氿音軌。”蕭該《音義》曰：
韋昭本與後世注本文字相異者，今所鉤稽者尚有不少，如《揚雄傳上》：“為人簡易佚蕩。”張晏、晉灼、顏師古本均作“佚蕩”，韋本作“替黨”；“灑沈菑於豁瀆兮。”蕭該、顏師古本作“灑”，韋本作“釃”；“秋秋蹌蹌”。顏本作“秋”，蕭本作“啾”，韋本作“愁”；《揚雄傳下》：“皆稽顙樹頷。”韋昭曰：“當依古本作‘犁顙樹’。”；《司馬相如傳上》：“逢涌原泉，沕潏曼羡。”張揖、顏師古本俱作“逢”，韋本作“㷭”；《循吏傳》：“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蕭、顏本作“適”，韋本作“”；《敘傳上》：“《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蕭、顏本作“餗”，韋本作“鬻”；《敘傳上》：“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蕭、顏本作“樛”，韋本作“朻”。[50]或音讀相近，或文字通用。由於蕭該《音義》所載韋昭《音義》保持了早期獨立的文獻狀態，故與六朝後期文本有一定的差異，這不僅僅是文本在歷史上的自然變異，同時應是晉灼以後諸集注本不斷整合、校勘的結果。
2. 授讀之傳衍
六朝《漢書》文本之變異與衍生，不少是在漢魏以來“《漢書》學者/宗匠”傳授生徒之過程中，因訓讀、注釋而產生異文。此“授讀”傳衍下之結果，成為隋唐注家辨析、採納與校正之對象。
經典在傳習過程中產生異文，有一種特別情況，即所謂標音與異文同字之異文組。虞師萬里歸納了《經典釋文》中此種訓釋類型，云：“《釋文》有一類訓釋，其標音與異文係同一字。即：甲，音乙，本亦（或、又）作乙。有此異文組之寫本，可推知作‘乙’之本不可能有乙音，否則即成同字相注。”[51]又，“甲，音乙，本亦（或）作乙之音注形式，《詩》《周禮》之外，遍及《易》《書》《儀禮》《禮記》等《釋文》，可見讀成某，寫成某，最終成為‘某’之文本，是漢代經典文本之普遍形式。雖然此類音讀以及音讀所形成之文本未必皆為經師漢讀，亦有民間俗師傳授之遺跡，卻不可否認是漢代經師漢讀影響所致，它很可能是漢代經典傳授方式之一”[52]。此種異文，乃由於注家/傳授者在訓解經典時，直將音讀迻寫入正文而形成新的文本，致使本字、借字、後起字互為別本的情況。但凡傳習悠久、注家眾多之經典皆有此種現象，其異文產生之時間隨文本之更替而鐫入注本中，歷史層次亦隨注本所屬年代而定於一格。今對比韋昭本與晉灼、蕭該、顏師古諸本異文，知《漢書》之傳習亦然。
韋昭本中，有以“音某”之訓而徑直形成作“某”之本者，流傳至隋唐。如④《王莽傳中》：“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慶元本《漢書》引蕭該《音義》曰：
按，班，秦漢故書或作“頒”。《周禮·春官·大宗伯》：“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鄭《注》：“頒，讀為班。”《周禮·天官·大宰》：“八曰匪頒之式。”鄭《注》引鄭司農曰：“頒，讀為班布之班，謂班賜也。”班古音幫紐元部，辨古音並紐元部，聲近韻同，故得通用。韋昭讀“辨”為班，即班布之意。既音班，所以產生作“班”之本。結合《周禮》二鄭之讀，作“班”之本早已產生，具體至《漢書》，則早於韋昭。蕭該、顏師古所處之隋唐時，所據底本均作“班”，蓋韋昭所見別本之流傳至隋唐者，蕭氏猶見作“辨”之舊本。“班”、“辨”二者皆為借字。又如⑤《敘傳上》：“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顏師古曰：“楶即薄櫨所謂桁也。棁，梁上短柱也。楶音節，字亦或作節。棁音之說反。”顏氏所以云“字亦或作節”者，謂其時所見有一本作“節”也。蕭該《音義》曰：
韋昭本又有其時借音讀為正文，而後世文本則釐為本字者，如⑥《外戚傳上》：“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㜪。”顏師古曰：“有娀，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禽，為殷始祖。”蕭該《音義》曰：
“有娀”之名，《詩經》即已言之，《詩經·商頌·玄鳥》：“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按《經典釋文》，陸德明所見毛《詩》均作“有娀”，其既為簡狄之國名，“娀”應是本字。服虔、韋昭、晉灼諸本俱作“有崇”。崇古音穿紐中部，娀古音心紐中部，聲近韻同。《淮南子》高誘注云：“娀，讀如嵩高之嵩。”二字得通假。若《漢書》最初之文本作“娀”，則其在傳授過程中，應有一本曰：“娀，音崇”，於是形成作“有崇”之文本，後復經六朝學者校勘為“娀”。然而，由於早期注本如服虔、韋昭等本皆作“崇”，亦有可能古本以音讀為正文，《漢書》最初即作“崇”，而作“娀”之本乃為後世學者所翻正，再產生蕭、顏等六朝末作“娀”之本，陸德明所謂“翻音正字以辯借音”[56]，蓋誠謂此也。
《漢書》既須學者傳授而讀，諸儒各據舊訓習讀，層層傳授，因此，有因學者訓解而產生異文的情況，韋昭本亦存在此種現象。如⑦《敘傳下》：“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蕭該《音義》曰：
韋昭《音義》撰於三國之時，作為晉灼以前唯一南方注家之注本，其單注本流傳至隋唐之時猶存，故被蕭該取之入《音義》中，以為考辨古本之資。韋昭本有其獨特的文本性格，在反映早期《漢書》文字面貌的同時，於授讀過程中亦因注家音讀、訓解而生成異文，隨之進入六朝文本之中，證明《漢書》“師法”之存在。以隋唐之蕭該、顏師古本的相對同質化，甚至據西晉晉灼《集注》立場以觀韋本，不啻存眾多古字異文，不僅裨益校勘，亦揭示晉灼《集注》以降，六朝注家對晉灼、臣瓚本的持續整合與校勘進程。
（二）晉灼、臣瓚本之授讀與傳承
自晉灼《集注》、臣瓚《集解音義》分別裒集十七、十九家注釋以來，六朝《漢書》學者多祖述二氏注本。北方學者以晉灼本、臣瓚北本為主，而南方學者則以“臣瓚南本”及其子本以及蔡謨本為主；隋統一全國之後，南北諸儒得交通校讎各本，猶據晉灼、臣瓚及其傳衍本，斟酌損益以成己注。換言之，陳姚察《漢書訓纂》、隋蕭該《漢書音義》以及唐顏師古《漢書注》，其底本均在灼、瓚兩系文本之範圍內加以校勘、取捨。因此，二本成為六朝《漢書》注本之第二個歷史基準點。[58]由於灼、瓚本皆為集解性質，六朝注家在授讀、傳承過程中產生異文的現象更為顯著；同時，十幾家單行注釋合為一本，則必然需要整合文獻，凡此皆留下文本蹤跡，成為隋唐學者注釋時所面對的問題。今灼、瓚本之文本材料廼爰據蕭該《音義》、顏《注》、《史記索隱》、《史記集解》及類書等鉤稽，由於注釋層層相累，故大抵籠統言之。惟文獻明確指出為“晉灼《音義》”、“晉本”者，則以晉灼本目之。[59]
1. 因音訓而產生之異文
上節所云韋昭本在流傳過程中，產生標音與異文同字之異文組，此種現象非僅韋本而然，廼是六朝《漢書》傳授過程中的普遍現象。晉灼、臣瓚本作為主體集解本，情況更為明顯，其有以“音某”之訓而徑直形成作“某”之本者，如①《司馬相如傳上》：“其高燥則生葴析苞荔。”顏《注》：“張揖曰：葴，馬藍也。析，似燕麥。苞，麃也。荔，馬荔。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藨即今所用席者也。馬荔，今之馬藺也。葴音之林反，苞音包。”[60]張氏以葴為馬藍，析似燕麥，蘇林析音斯，顏師古略同二氏之說。司馬貞《史記索隱》云：
又有早期為本字，後晉灼本則藉音讀為正文，而後世復回改為本字者。如②《酈食其傳》：“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顏《注》：“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62]據此，顏師古本與鄭氏本皆作“落魄”。今《史記》作“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史記集解》曰：
2. 因義訓而產生之異文
經典在傳習過程中，有以訓詁改本文的情況，司馬遷撰《史記》好以訓詁移易經文，此為前儒所熟知。惟太史公之改易經書，有自行改以訓詁者，又有直接迻錄漢代經師之“讀”者，代表不同層次的異文轉換。在六朝《漢書》的傳授中，亦存在因義訓而生成異文之情形。諸儒各據訓讀層層傳授，異文隨之產生，層累於流傳的文本之中。
因義訓生成異文而最具代表之例，如④《司馬相如傳下》：“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顏《注》曰：“張揖曰：躬，體也。傶，湊理也。孟康曰：胈，毳。膚，皮也。言禹勤，骿胝無有毳毛也。師古曰：胈音步曷反。骿音步千反。胝音步竹尸反。”[65]依顏《注》，顏本作“躬傶骿胝無胈”，甚為不辭，應非原貌，張揖、孟康文本作何須參《史記》而知。此句《史記》本文作“躬胝無胈”，胝意為厚皮、胈是毳也。乃謂夏禹作為執政者，躬身親其勞，其勤勉走訪以致足皮變厚、生繭而無毛。《史記集解》、《史記索隱》引舊注曰：
晉灼、臣瓚本中，又有因義近替代而進入正文者，如⑤《食貨志下》：“滯財役貧。”顏《注》：“孟康曰：滯，停也。晉灼曰：滯音直吏反。”[72]《史記》本文作“蹛財役貧”，裴駰《史記集解》曰：
因字義與聲韻俱相近而產生之異文組，雖異文未進入文本，而有音義家訓解所讀如異文之字者。如⑥《劉敬傳》：“今臣往，徒見羸胔老弱。”顏師古曰：“胔音漬，謂見者之肉也。一說胔讀曰瘠。瘠，瘦也。”[74]胔古音從紐脂部，《禮記·月令》：“掩骼埋胔。”鄭司農曰：“骨之尚有肉者也。”瘠古音從紐錫部，《左傳》：“瘠則甚矣。”杜預注：“瘠，瘦也。”胔、瘠二字字義相近，聲同韻近，傳世文獻中有頗有相通互用之例，《周禮·秋官》云：“掌除骴。”鄭《注》云：“故書胔作脊。”《管子·八觀》：“道有捐瘠者，其守不必固。”王念孫曰：“‘瘠’讀為‘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骼，有肉曰胔。作瘠者，借字耳。”《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睹死胔。”《太平御覽》作“瘠”等；例證尚多。[75]在《漢書》此例中，《史記》正用“瘠”字。《史記索隱》曰：
因訓詁改字、義訓代替而產生異文，是漢魏六朝音義家在授讀經典時的普遍現象。灼、瓚本之流傳非僅一源，其緣義訓生成別本者，正可見其傳授之眾、範圍之廣也。
3. 因《漢書》舊說而產生之異文
漢魏以來，專門為《漢書》作注者甚多，服虔、應劭等人注釋又早，六朝音義家轉相祖述，因此《漢書》之文本復多因其本身之注解、舊說而產生異文。⑴因應劭說而產生異文；如⑧《五行志下之上》：“襃，故公車大誰卒。”顏《注》：
又，《賈誼傳》：“怵迫之徒，或趨西東。”顏《注》：“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訹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78]《史記》、《漢書》均作“西東”，然司馬貞言《漢書》有一本作“私東”，其《索隱》曰：
應劭本之異文生成於漢末，亦有於三國曹魏時生成之異文。⑵因蘇林說而產生異文；⑦《郊祀志上》：“作二十五絃空矦瑟自此起。”顏《注》：“蘇林曰：作空矦與瑟。”[80]王念孫《讀書雜志》曰：
⑶因如淳說而產生異文；⑧《武帝紀》：“怵於邪說。”顏《注》曰：
《漢書》中爰舊注而產生之異文，多生成於東漢末年至西晉以前。由於晉灼《集注》本出現於西晉，已有整合單行注本之勢，班書文本相對亦漸趨穩定。若以前述因訓詁生成異文為經典傳授之普遍形態而觀，則此依《漢書》舊解而產生異文之情形，恰是前一種之特殊形式也。
4. 由字形變異而產生之異文
經典之研習多賴文本傳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字形之訛變與改換，由是而產生異文。晉灼、臣瓚本中此類異文甚多，部分早期既已形成。如⑨《季布欒布田叔傳》：“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搴旗者數矣。”顏《注》曰：
因字形相似而產生異文之例，又有兩種異文於義皆可通者，如⑩《酈食其傳》：“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顏《注》曰：
灼、瓚本又有因聲符互換而產生異文者。⑪《賈誼傳》：“忽然為人，何足控揣。”顏《注》曰：“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借也。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92]錢大昭曰：
灼、瓚本上承應劭、服虔、韋昭等漢魏古本，下啟姚察、蕭該、顏師古等隋唐近世之本，其身處二者之間，其特點非僅止反映六朝《漢書》授讀之豐富現象。其與近世本同、而與古本異者，揭示其已經過初步的整合。如《敘傳上》：“時長行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蔡琪本於“宋祁曰”後直引晉灼說曰：“應劭書作‘材表’，宮人之有才能者，表其師也。”是應劭本作“林”作“材”，晉灼以後方作“林”也；又如同卷“妣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蕭該《音義》曰：“該案：曹大家本作‘劾石’，曹《注》‘舉罪曰劾’。”是班昭本“刻”作“劾”，刂、力形近，其後方改作“刻”也。[95]因此，灼、瓚本之傳衍授讀，同時亦是告別古本的整合過程。
晉灼《集注》、臣瓚《集解音義》均成於西晉，而其文本之傳衍大抵在南北朝間發展，產生不可勝紀之子本與傳本。當是之時，無論南朝之姚察、由南入北之蕭該、顏之推(或顏師古)，俱承用灼、瓚兩系文本。職是之故，西晉之灼、瓚本與隋唐之蕭、顏諸本之文字差異未如韋昭本與今本距離之大也。而二集注本所以生成異文之由，迺因六朝注家、學者不斷傳遞《漢書》文本、傳授注釋訓解之緣故，因此有因音訓、義訓而產生之異文；又由於《漢書》已形成專門之學，是以復有因班書注釋而產生之異文。眾異文化一本而散作數千，層層相疊，總合而造成晉灼、臣瓚本之總體面貌。然曩昔六朝之多種文本復因政治之南北統一，而面臨整合歸一之局面。昔所換化之異文適成為隋唐間蕭、顏諸儒校勘刊正之對象。蕭、顏各據其本，各援所需，評鶩裁斷舊本，方成隋唐《漢書》之文本面貌。
（三）蕭該本之取捨與面貌
蕭該《音義》所據《漢書》文本為何，文獻無明確記載，且顏師古《敘例》又不載蕭書，故無由探知其與前代注本之關係。然而，蕭氏所處年代與顏師古祖父顏之推相當，同為由南朝入北者，二氏仕宦背景與學術經歷固亦相仿。因此，蕭該所據底本應與顏氏家傳本較為接近。根據今殘存之蕭氏《音義》內容，作為隋代的“《漢書》宗匠”，蕭該以晉灼、韋昭兩種《音義》為南北注釋之基礎，並間採眾說以考辨定奪，其書應可反映六朝末班書的文本面貌。而其與顏氏注本之差異，取決於兩位注家在校勘晉灼、臣瓚諸本時的取捨與判斷，並直接體現在其注與灼、瓚之本的依違程度。總體而言，蕭該《音義》多本古義，重視文獻的早期來源，進而產生與舊本同而從舊說、與舊本異而從舊說、與舊本同而別作解說等三種情況。以下茲依次論述之。
1. 與顏本異而從舊本
蕭該本雖與顏氏本時代相近，然其文字、訓解多有與小顏異者。其相異之處，蕭氏多存古義，而小顏輒從今說，存在明顯不同。如①《敘傳上》：“思有短褐之䙝，儋石之畜。”顏師古曰：“䙝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一說云衣破壞之餘曰䙝。”小顏以為“䙝”有兩說，一謂親身之衣，一稱云衣破壞之餘。蕭該《音義》曰：
蕭該本不僅訓釋時與顏《注》異，其文字亦間有與顏本不同者。如②《敘傳上》：“游說之徒，風颺電激。”顏師古曰：“颺讀與揚同。”是顏本作“颺”。蕭該《音義》曰：
蕭該本之保存舊本面貌，除古本原貌以外，尚有古之別本。古別本雖為後世刊正淘汰，然猶可反映《漢書》文本在時空轉換與演進過程中之自然變化。如③《敘傳下》：“閹尹之呰，穢我明德。”顏《注》：“如淳曰：任弘恭、石顯使為政，以病其治也。師古曰：謂宦人為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曰王奄閉門者。尹，正也。呰與疵同。”宋祁校語曰：
蕭該本與顏本不同而保存古義舊貌者，在今殘存的《音義》中仍有不少。如《楊雄傳下》：“徽以糾墨，製以質鈇。”蕭該《音義》曰：“徽，舊作嶶。應劭曰：嶶音以繩嶶弩之嶶。”是蕭該所見舊本作“嶶”，與應劭本同；《儒林傳》：“惠授泰山冥度。”蕭該“冥”音莫歷反，而非莫零反；《敘傳上》：“葛緜緜於樛木兮。”蕭該時一本作“樛”，與顏本同，一本作“朻”，與韋昭本同；《敘傳上》：“復心弘道。”蕭該本作“復心”，與顏本同，一本作“腹心”，與張晏本同。[101]其所以產生不同者，主要為文本在歷史脈絡中的自然變化，以及蕭該尊重古本的注釋態度。同時，此亦反映出蕭該本夾雜於晉灼、臣瓚本→舊本，與顏師古本→今本的中間狀態。
2. 與舊本同而存舊說
蕭該所據文本，與漢晉間舊本多同，解說亦一從之。如④《揚雄傳上》：“燎熏皇天，招繇泰壹。舉洪頤，樹靈旗。”顏《注》：“張晏曰：招搖、泰壹，皆神名也。服虔曰：洪頤，旗名也。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祈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名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顏師古據張、李舊說，以為招搖、太壹皆神名，乃在伐南越以前乞靈於神，燒柴舉旗示之。顏所見本作“招繇”，應是張晏時即存在的文本。宋祁校語曰：
蕭該《音義》有存舊說而不加裁斷者，根據其所引舊說，可推知顏《注》之所承與淵源。如⑤《薛宣傳》：“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顏《注》：“應劭曰：以杖手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疻宥，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歐與歐人罪同也。師古曰：疻音侈，痏音鮪。”小顏引應劭說，釋“疻”為“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蓋即今所謂淤青或軟組織挫傷，並於其後為“痏”、“疻”注音。蕭該《音義》曰：
文本同而解說同，轉相注釋本應如此，惟蕭書多臚列古訓、舊解，形式與後起之顏《注》頗異。
3. 與舊本異而從舊說
前節已言，蕭該本多存前人古義。由於《漢書》之流傳年代跨度長，其文字面貌亦隨時代、地域而有所變化。當蕭該之時，文本已與近世漸同，因其猶可見眾多舊本，故雖所據底本異於古本，然考辨仍從舊讀解說之。如⑥《揚雄傳下》：“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顏師古曰：“睚眦，瞋目皃。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字或作‘矔’，矔者，怒其目眥也。音工喚反。”小顏所見本作“睚眦”，又見一本作“矔眦”。蕭該《音義》曰：
《廣雅·釋詁二》：“睚，裂也。”《集韻》：“睚，怒視也。”所謂“睚眦”者，乃怒目而視，以致眼眶欲裂也，形容其怒不可遏之勢。矔的本義為目精，《說文》：“矔，益州謂瞋目曰矔。”《方言》：“轉目也。梁、益之間瞋目曰矔；轉目顧視亦曰矔。”據二書，轉動眼球謂之矔，而梁州、益州等地人稱瞋目亦曰矔。睚古音疑紐支部，矔古音見紐元部，聲韻皆不同，其得以替換者，廼因義近緣故。以“矔”之字義而言，若非梁、益州地之人，則表達怒目之意不用“矔”字。矔、揚雄乃蜀人，因此，其原用“矔”字的可能性較大。蘇林音貫，是其所見本作“矔”，與晉灼同。綜合二者，漢魏間文本多作“矔”，而六朝時漸有非蜀地之研習者，用表同義之“睚”而代替作“矔”之文本，由是而形成文本之主流。早期注本中出現之“矔”字，雖在隋唐間猶得留存，然後世云怒目者，多曰“睚眦”。由“矔”至“睚”，文意雖未變，然揚雄蜀人之設定已失去矣。此乃經典文本經過歷時的傳承、校勘所體現的自然變化。蕭該作《音義》時，作“睚”之本已成為主流，其所以仍援引蘇、晉諸說以為考辨，則存古義而從舊讀解說也。
又，蕭該《音義》多援引字書、古訓以考辨文本源流，俾研習者知文本變化與前後由來。如⑦《揚雄傳下》：“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顏《注》：“晉灼曰：攡音離。師古曰：攡音摛。”顏氏為字注音，別無解說。惟其音與晉灼異，晉氏音攡呂支切，而小顏音攡丑支切。對於二者之不同，蕭該《音義》有詳細解釋：
蕭該文本與舊本異，而所讀仍從舊者，前節所引諸例中亦有之，如《外戚傳》“命樔絕而不長”，蕭本作“樔”而以作“劋”為是；《敘傳上》“徒樂枕經籍書”，蕭本作“籍”，仍從韋昭本作“蒩”；又如《儒林傳》“廣授琅邪筦路”，蕭以為“筦”應作草下完等[106]；經典之傳承，文本在傳衍過程中必隨時空轉換而有所變動，然蕭該《音義》在文本變異的情況下，辨列舊說，仍從舊讀，揭示舊義，保持了解釋上的延續性，無愧當世名家。
4. 與舊本同而別作解說者
蕭該《音義》又有與舊說不同，而欲別作解說者。如⑧《谷永傳》：“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顏師古曰：“檻，義取檻柙之檻。檻猶閉也。其字從木。”顏本作“檻”，訓為閉。蕭該《音義》曰：
蕭該本較能代表六朝末的《漢書》面貌，由於其《音義》備列眾晉灼、韋昭等眾家音義，以辨明其文字義訓，故多存漢魏舊貌古義。以文本言之，蕭該本應為晉灼、臣瓚本之結合體；以漢儒舊訓言之，蕭本確實前有所承，臚列諸家古義舊說，體現了一定程度的傳承與延續性。然而，由於灼、瓚本傳至蕭、顏所處之隋唐，已歷經兩百餘年，其中文字興替、字詞演變，導致蕭該所據本與顏本相近而漸與灼、瓚等本不同，此乃《漢書》文本自然產生的歷史變化。因此，蕭該《音義》中多有“舊本作某”之語，其訓解雖多依舊說古義，然文字已然從新。而蕭氏作為注家，亦有參覈諸本以釐正六朝本之失者，因此訓釋部分與舊讀不同。職是之故，使蕭該文本處於《漢書》古、今文本之間，形成與顏《注》相對照的參照點。清儒得蕭該遺說，多循其從古義、舊說者以批判顏《注》。然就蕭氏文本與訓釋不能盡為配合之情況，以及其間又兩存舊說的注釋態度，決定了其本身向顏本過渡的文本定位。
以顏師古《敘例》所述六朝《漢書》注本傳衍脈絡之角度觀之，容易得到六朝注本層層祖述、轉相傳授——此種“晉灼——臣瓚”一脈相傳的單線傳授印象。然而，根據吾人考辨蔡琪本等宋本所附蕭該《音義》、裴駰《史記音義》、司馬貞《史記索隱》以及唐宋類書中的舊注異文、異訓，實知六朝《漢書》之傳衍，廼立基於被稱為“《漢書》宗匠/學者”的魏晉南北朝音義家們傳授班書之文本與訓解此一“授讀”過程之框架下的、多頭並進的歷史文獻流傳。由於吾國語言文字本身的特點，以及中古傳鈔經史典籍的背景，六朝音義家在傳授《漢書》的過程中，多因音訓、義訓等文字訓詁而產生異文、形成異本；又因《漢書》早已形成專家之學，故又有緣乎班書本身之注釋而產生的異文。以前述《漢書》異文之疏證對比虞師萬里所揭示的六朝《毛詩》異文之類型，其產生途徑無如經籍之多，在因注釋而產生的一文中，《毛詩》於第一級傳、箋，第二級注中皆有異文生產，而因《漢書》之解說形態僅為注，則緣應劭、如淳、蘇林說而產生之異文都在“注”此同一層級中。同時，在“標音與異文同字之異文”一項，由於材料無徵，且班書傳授時空無如《詩經》久長，則相對例證亦少於《毛詩》。另外，在此類中，經典文本被後人擅改的四種方式中，《漢書》部分多為“借字與本字”、“正字與或體”兩種，反映其異文產生亦無如經籍複雜之事實。此殆因《漢書》撰成已殆東漢，是時漢字早已隸定，本無古今字體轉換之虞，且史部注釋又為經注擴展之結果，符合注體在魏晉六朝間的發展規律。在六朝文本傳衍中，有三個歷史參照點：韋昭本，晉灼、臣瓚本，蕭該本，分別代表了六朝前期、中期及末期的文本情況。韋昭本作為前期注本，其文字與今本有一定差異，並能夠反映古本面貌；灼、瓚本作為六朝南北學者通行、流傳文本之祖本與源頭，存有相當數量因“授讀”而產生之異文，反映六朝“《漢書》學”興盛、音義小學家不斷傳授的歷史過程。作為集注本，文本開始經過一定的整合；蕭該本作為六朝末期隋唐之本，已具有參酌眾本的條件，文字亦漸與近世同。蕭氏不改底本又從舊讀之行為，使其注本定於古今文本之中間狀態，而成為同時代顏師古注本之參照點。迨及顏師古之注釋班書，則猶須解決因時代更迭、地域懸隔而造成的異文、異本相纍混亂的文本局面，而統合各時各地注本於一。然而，顏《注》猶當日眾家之一本，其雖定奪文字有成，六朝異本形成豈非無因。迨顏本之成為定本，則昔日班學授讀之榮盛場景亦隱諸殘本遺字之下，而鮮為人知矣。
[3] 再如朱一新《漢書管見》四卷、李慈銘《漢書札記》，前者屬考訂筆記之類，後者為校讀班書之批校集合，同樣是清儒考訂顏《注》之著作。
[4] 詳參拙作《天曆本〈漢書·楊雄傳上〉校勘價值探微》，《版本目録學研究》第十三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另外，有關清儒考訂《漢書》，並由王先謙結撰《漢書補注》的學術脈絡，可參拙作《清代“漢學”與〈漢書〉學——以顔〈注〉的匡正與訂補爲中心》，臺灣政治大學中文所2016年碩士論文。
[5]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注《史通通釋》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4頁。
[6] ［唐］魏徵等《隋書》卷四五，第957頁。
[7] 學者言及“師法”與《史》《漢》關係者，筆者所見，有杜維運《中國史學史》（三民書局，2004年）、逯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東大圖書公司2000年版）、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以及潘銘基《《漢書》及其春秋筆法》（中華書局2019年版）。多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而發，並兼及經學，如胡氏曰：“漢儒讀經最重師法相傳，而讀史居然也要有師法，這又是在傳授方法上對經學的模擬。”（氏著第37頁），潘氏云：“時人喜讀《漢書》，惟其不易通讀，必待師傳而方可明”，“既與‘五經相亞’，亦必與經書流傳過程相仿”（氏著第144—145頁），皆欲打通六朝“經史”、“文史”的研究脈絡。
[8] 《隋志》史部小序敘《史》、《漢》“師法相傳”之言有極強之針對性，觀其後句范、陳二史“雖有音注，並讀之可知”，知其論述重心集中在“音注”，而音注類著作的產生，與六朝“音義”的注解形式由經籍擴展至史籍，最後延伸至四部的特殊的學術背景息息相關。東漢末年以致魏晉，由於典籍中的難字、古字之讀音、字義需要隨時地釋讀、理解，故“既標字音，兼釋音義”的音義著作應運而生。虞師萬里云：“由此而下至南朝，作‘音’之風不僅遍及儒家經典及小學書，更蔓延到史部、子部和集部。如阮孝緒有《正史削繁音義》，延篤有《戰國策音義》、《史記音義》，司馬彪、郭象各有《莊子音》，陳國武有《司馬相如賦音》，李軌有《齊都賦音》，褚令之有《百賦音》、郭微之有《賦音》。”（氏著《從儒典的“音義”說道佛典的〈一切經音義〉——寫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出版之際》，收入於《榆枋齋學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06頁）因此，《隋志》所謂劉、韋、姚、包、蕭於班書之音訓，即昉自經學而及於史部之產物，在此意義下，經解傳授之“師法”用語亦隨經書而擴展至史書。
[9] 此處“書本”乃指《史記》、《漢書》之文本，由於經師傳授五經，手持經本，故傳授班、馬之學的學者對應亦持文本，唯其文本無法稱為“經本”，因此以顏之推《顏氏家訓》、顏師古《漢書注》中所使用之“書本”稱之。
[10] 《左傳》與《史記》訓詁之研究，如劉師培《司馬遷述〈左傳〉義序例》（《劉師培史學論著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70—481頁）、章太炎《春秋左氏疑義答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尚書》與《史記》訓詁之研究汗牛充棟，代表研究如章太炎《太史公古文尚書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李毓善《史記引用尚書資料疏證》（雕龍出版社，1980年）、古國順《史記述尚書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等。
[11] 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第十一章《論各家文章與經子之關係》，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39頁。
[12] ［清］王念孫《讀書雜志》志四之四，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家刻本，第十二頁。
[13]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八四，中華書局，2000年，第2785頁。
[14] ［漢］班固著、［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卷八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32頁。
[15] 虞師萬里：《兩漢經師傳授文本尋蹤——由鄭玄〈周禮注〉引起的思考》，《文史》2018年第4輯，第64頁。
[16] 虞師在前揭文中，對“讀”有三種解釋，分別代表了文本、注釋、義理三個層次。本文正文所引，側重於強調“讀”的功用，迺使“經典文義連貫通順”，是注釋層面。另二種，其一基於文字/文本層面，曰：“‘讀’有表層含義和深層含義，其深層含義是在文字形體變更、興替而無法理解用不同書體文字書寫的文本時，用易字改詞的方法釋讀或識讀之。”（第21頁）此一解釋著重“讀”在古今文字變更中文本學層面的方法論內涵，“讀”作為方法/方式，切合經今古文嬗變的學術背景；其二則本於義理理解層面，曰：“表層之意是一般誦讀或諷誦，深層之意則是能抽繹其義蘊，理性地認識和條例清晰地表述之謂。”（第27—28頁）此一解釋側重於文本、注釋確定以後，通過二者之表達，而體現出在義理、文意上的詮解。綜合三點，在解釋經典的過程中，文義為目的與結果，文字/文本為形式與根本，而注本則是橋樑與介質，三者在經典傳授過程中實三位一體。
[17]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八，第270—271頁。
[18] 值得注意的是，《隋志》承蕭梁阮孝緒（479—536）《七錄》而來，其所敘《漢書》注釋譜系俱為梁、陳至隋一脈，頗重南朝，而顏師古《敘例》全都不載。
[19]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五，第131頁。
[20] 胡寶國曰：“此外，在史書的注釋與傳授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模擬的痕跡。自東漢後期開始，對史書的注釋漸多，如延篤有《史記音義》，胡廣有《漢書解詁》，服虔有《漢書音訓》。周一良說：‘這些音義注解，大約與漢儒解經相同，多重在訓詁名物方面。’應該說，這也是一種模擬，是注釋方法上的模擬。”（《漢唐間史學的發展》第37頁）胡氏所論多從史學研究的角度而觀，尤其自裴松之（372—451）撰《三國志注》，確立了史書注釋以釐清史事為正途，史注尤須會通、考辨稗官、載籍、碑刻等材料。以裴《注》之模式反觀延篤、胡廣、服虔等人對《史》《漢》古字古言之訓詁，則自有“模擬”之嫌。然而，理解文意與歷史考證為兩個層面之事，歷史研究的前提仍在於疏通文意，而疏通文意的基礎乃是字句之訓詁，尤其班、馬二書所言多先秦上古之用詞，與古學關係實深。由是觀之，劉知幾所謂“儒宗”訓解、胡寶國所論對經注之“模擬”，只不過乃因經書首先產生訓詁、名物、制度方面訓解的需要，且其時史部尚未獨立於經部，《史》《漢》後出，又與五經關係甚深，因此而造成的歷史現象。今人對經師/學者持文本、注釋傳授生徒之過程有所隔膜，故多自觀念立論，而沒有將“師法”落到文獻實處；復因《隋志》小序云《史》《漢》有“師法”，故多比擬經學研究，此固其宜也。另，胡氏於其書第四章《〈三國志〉裴注》文末附記曰：“本篇初版第一節是‘漢末魏晉時期對《漢書》的注釋’，意在從史學內部發展的路徑上探討裴注出現的原因。這次在修訂過程中，深感此節過於牽強，漢晉時期對《漢書》的注釋與裴注的出現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關係，所以這次修訂整節刪除。”（第89頁）《漢書》諸音義之注並不因其為史書之注釋，因而具有“史注”的特性與特點，六朝《漢書》舊注仍以字詞、文本為其核心。胡氏所言，反映其敏銳之眼光與嚴謹的治學態度。
[21] 逯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第45—46頁。
[22] 逯耀東《裴松之於〈三國志注〉》，《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第345頁。
[23]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卷五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93頁。
[24] ［晉］陳壽著、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卷五二，第3174頁。
[25] 《三國志》中又載孫權勸呂蒙讀《漢書》（卷五四）、劉備囑後主劉禪習《漢書》（卷三二）等事，吉川忠夫以為此處之《漢書》，乃作為刑政之書，而教授政治人物治國理政之義（《顏師古の漢書注》，《東方學報》第51期，第229—234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9年3月）。
[26] 從張昭教其子張休《漢書》，休復傳其學於孫登之情形，知張昭之有“師法”，其雖持有班書文本，然訓讀注釋應多為課堂口授，並無見其形成並留存注本也。
[27] ［唐］魏徵等《隋書》卷七五，第1716頁。
[28] ［唐］姚思廉《陳書》卷一八，中華書局，1972年，第249頁。
[29] ［宋］歐陽脩《新唐書》卷一〇二，中華書局，1975年，第3982頁。
[30] ［宋］歐陽脩《新唐書》卷一九八，第5656頁。
[31]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一八九上，中華書局，1975年，第4955—4956頁。
[32]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第2頁。
[33] 此處有必要建立“臣瓚南本”的校勘觀念。在現實世界中，臣瓚單行本雖未必南傳，但亦無法證其必無。然而，其變體蔡謨本成為南方的通行本，二者本有傳承、接續關係。若將蔡謨本以及可能南傳的臣瓚南本，統以概念化“臣瓚南本”的相稱，則可較為便利地理解六朝班注的流傳軌跡。臣瓚本一系的文本，南朝確有流傳痕跡，宋祁校語已言：“集解、音證，集解蓋臣瓚書也。”（蔡琪本《漢書》卷八十一，第一葉上）就景文認知，認為即是臣瓚本。吉川忠夫《裴駰の『史記集解』》一文，認為裴〈序〉中所謂“漢書音義”者，是臣瓚注本：“此處所謂‘漢書音義’，我認為應該斷定為顏師古《漢書敘例》中所云臣瓚撰《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收入《加賀博士退官記念中國文史哲学論集》，東京講談社，1979年，第406頁）徐建委通過對比裴《注》與顔《注》的内容、形式與結構，得出二者在徵引舊注之範圍，排列注釋之形式，以及各家注説之順序等皆基本相同之結論。（《敦煌本〈漢書〉與晉唐之間的〈漢書〉傳本》，《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十輯，第47—58頁）。由於至顏師古時，已據晉灼本、臣瓚本的北方傳本校勘《漢書》，而處在南朝早期劉宋的裴駰《集解》相關注說內容與顏《注》無大異，可明裴書應保留臣瓚本“南傳”時比較原初的文獻樣態。實際上，從今存姚察、顧胤佚文、司馬貞《史記索隱》所載《漢書》舊說中，可窺測到南朝學者依據的班注集解本，在內容上與晉灼、臣瓚本有顯著的承接，既然南朝無緣得見晉灼本，那麼集解本的流傳，捨臣瓚本無途，但更進一步，作為南方學者是否得見實體的臣瓚單行本，應容有保留態度：首先，若臣瓚完整本南傳，不至於裴駰不知臣瓚姓名，且今存於《集解》中的《漢書》舊說多不如顏《注》完整，脫譌較多，由此可證裴駰所見南傳的臣瓚系文本是殘本。今宋祁校語轉引北宋校勘學者余靖校本中存姚察說，曰：“然瓚所採眾家音義，字服虔、孟康以外，並因晉亂湮滅，不傳江左。……蔡謨之江左，以瓚二十四卷散入《漢書》，今之《注》也。”（蔡琪本卷首，第六葉下—第七葉上）以南朝陳學者姚察所述六朝末所見班注通行本是蔡謨本，而臣瓚以前單行音義因晉室動亂而湮滅不存的事實，可推測臣瓚單行本南傳的可能性甚小，但又由於裴書確實存臣瓚本文獻痕跡，而變體的蔡謨本不能盡數包羅南朝傳承臣瓚系文本的全部面貌，因此以概念化的“臣瓚南本”指涉臣瓚之變衍傳本南傳的子本範圍，在探繹南北朝校勘的承接問題上，以及實際據六朝佚文的校勘作業，有其必要性。
[34] 虞師萬里《六朝〈毛詩〉異文所見經師傳承與歷史層次——以陸德明〈毛詩音義〉為例》，《出土材料與新視野》，“中央研究院”，2013年，第528—572頁；《〈詩經〉異文與經師訓詁文本探賾》，《文史》2014年第1輯，第159—184頁。
[35] 虞師萬里《兩漢經師傳授文本尋蹤——由鄭玄〈周禮注〉引起的思考》，《文史》2018年第4輯，第21—66頁。
[36] 虞師萬里《從儒典的“音義”說道佛典的〈一切經音義〉——寫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出版之際》，《榆枋齋學林》，第407頁。
[37] 蔡琪本《漢書》卷一〇〇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南宋蔡琪本，2013年，第三六葉上。
[38] 本文所據聲韻系統，依周法高《周法高上古音韻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3年版。
[39] 垠从土，艮聲；沂，从水，斤聲。二字元音相同，韻尾文微對轉；“垠”又作“圻”。“沂”中古時有魚衣切、魚巾切兩音。由是可知，垠、沂二字有密切之關係。
[40]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四〇，第3373頁。
[41] 《說文》：“東楚謂橋為圯。”
[42] 經典中“沂”字多為水名，如《尚書·禹貢》“淮、沂其乂”，《論語》“浴乎沂”，《左傳》“南及沂”、《國語》“北屬沂”等，因此文穎見“沂”輒以為指沂水。
[43]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四〇，第3373—3374頁。
[44] 作“汜”之本，宋時猶存。宋祁曰：“舊本汜從水，張佖改作土。”張佖所以改作土者，《張良傳》下文云“直墮其履汜下”，“直墮”與服訓為橋合，故皆改從土。此實為服注所惑。
[45] 蔡琪本《漢書》卷九七上，第二四葉上。
[46]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五下，中華書局，2004年影印嘉慶王氏家刻本，第六頁下。
[47]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九六下，第5907頁。
[48] 同上。
[49] 蔡琪本《漢書》卷一〇〇下，第三五葉上。
[50] 慶元本《漢書》卷八七上，第一葉下；卷八七上，第二〇葉上；卷八七上，第二六葉上；蔡琪本，卷八七下，第六葉下；卷五七，第廿六葉上；卷一〇〇上，第一四葉下，第廿葉上。
[51] 虞師萬里《六朝〈毛詩〉異文所見經師傳承與歷史層次——以陸德明〈毛詩音義〉為例》，《出土材料與新視野》，頁550。
[52] 虞師萬里《兩漢經師傳授文本尋蹤——由鄭玄〈周禮注〉引起的思考》，第60頁。
[53] 慶元本《漢書》卷九九中，第一九葉上；蔡琪本此卷爲抄配，故用慶元本；又，此段引文宋刻前綴“蕭該曰”，而非“蕭該《音義》曰”，疑南宋版刻者所據校鈔底本不同。
[54] 蔡琪本《漢書》卷一〇〇上，第一四葉下。
[55] 蔡琪本《漢書》卷九七上，第一葉下。
[56] 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中華書局，1984年，第8頁。
[57] 蔡琪本《漢書》卷一〇〇下，第三一葉上。
[58] 本文以晉灼、臣瓚兩本作為六朝《漢書》文本的最大範圍與歷史基準，是綜合考量文獻記載與校勘現實需求而來，理由如下：第一，從史志目錄而言，東晉以前的《漢書》注釋，十數家北方各注家的單行本，隨灼、瓚兩系集解本出現，以及晉亂而亡佚，因此就兩晉之際流通的注本而言，北方以灼、瓚二本為主流，其衍生本為兩系子本自不待言；東晉以降，班注主要集中在南朝。《隋志》所列九家注釋分為三類：齊之陸澄、梁之劉孝標、蕭繹三家為多引異聞雜說、注文合一的注釋，與主流《漢書》注釋訓詁、釋音的傳統不同；第二類是梁之劉顯、韋稜、夏侯詠之《音義》，卷帙多為二卷、三卷，應是在通行本上補注者；第三類是陳之姚察、隋之蕭該、包愷三家，三家注釋已有綜理、校注全書的意味在。從陳、隋學者以觀，南北各注本皆可得見，應該是在通行本的基礎上斟酌損益，但校勘範圍不會超過晉灼、臣瓚、蔡謨三系注本的子本與衍生本，尤其是在北方單注大致亡佚的局面下。顏家顏遊秦、顏師古亦同樣面對此種情況。第二，從流通傳寫而言，從現有出土發現的《漢書》西域、敦煌殘卷來看，多以篇卷為單位流傳。審稿專家惠賜意見，認為在“《漢書》學者”傳授生徒的過程中，其所產生的解說、注釋應僅限於小範圍流傳，並不會影響廣大地域中不斷傳佈的《漢書》文本，此說是也。但筆者想指出的是，在後世學者校勘中，此種散篇流傳的《漢書》文本，未必會納入學者的實際校勘作業之中。觀察今所存諸殘卷情況，多為當時持有者各人私人閱讀之用，內容上尤其是注釋多是節引，只須標注持有者閱讀不通、需要研習的注文即可。此種文本雖有聊備參考的校讎作用，但彼學者校勘，仍須爰據注本、注釋，因為此方為解說藉以流傳的主要載體，尤其是音義類著作具有校勘文字的功能。另外，《漢書》的流通並不會像雕版印刷普及之後一般廣泛，研習者欲得《漢書》文本全帙，仍應依靠“《漢書》學者/宗匠”等專門學者處獲得相應的文本與解說，故史志、目錄中的“《漢書》學者”與其著作，仍是其文本變異的主要範圍。況且，六朝《漢書》專家老師甚多，未必留下音義、注釋、專著，那麼其傳習對後世的校勘影響必然減小；第三，從校勘的實際需求而言，現存最多的六朝班注舊說，主要在顏《注》中，其異文異解，雖頗存於群書之中，但究其本源、祖本，從地域劃分而言，並不出河北本、江南本之範圍，而兩本均在晉灼、臣瓚本兩系文本的脈絡之下。另外，有價值的異文異解主要通過學者的注解、訓釋而流傳，則必然只能從學者音義、注說中探尋。若以現存材料明六朝舊說的年代分層，將基準點定為晉灼、臣瓚本具有最大的包容性。雖然灼、瓚本無法容納在六朝出現的所有異本文字，但在觀念上並不影響將其作為相關討論的基準點，因為若是舊說中的異文異解，則一定在灼、瓚本的範圍內；若不牽涉學者的異文異解，僅僅字句在歷時性、共時性上的差別，則並不影響校勘的主體。而反言之，若欲考察六朝的歷史文本分層，必須建立實際的校勘範圍，否則操作將無所適從。最後，學者檢視文獻，認為顏《注》多依晉灼本依違，但今無法獲觀晉灼《音義》全帙，臣瓚本又對晉本有承接，在無法確然離析兩本之際，牽合兩本而總論之，應該是較為適當的做法。
[59] 本節所討論之晉灼、臣瓚本異文，廼根據文獻所反映的具體為某“一本”“别本”“或本”之文字情況。筆者希望通過盡可能離析文獻中的灼、瓚本之異文，以呈現其大致面貌。在現實的歷史流傳之情況下，灼、瓚本為六朝《漢書》注家沿用的主體注釋，應有N本注本在不同歷史年代流傳於不同地域，其集合之總合形成了“灼瓚本”之總體概念，以作為六朝《漢書》注本的基準。
[60] 白鷺洲書院本《漢書》卷八七上，第八葉下。
[61] ［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一一七，文學古籍出版社，1955年，第一三頁。
[62]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四三，第3483頁。
[63] ［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九七，第二頁。
[64] 蔡琪本《漢書》卷九七下，第一一葉上。
[65] 蔡琪本《漢書》卷五七下，第八葉下。
[66] ［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一一七，第一頁。
[67] 此處所謂第一、二、三級文本，均以司馬相如賦文作為論述主體，是其賦在《史》、《漢》、《文選》各典籍中的變衍。四字之第一級文本應早於五字之第二級文本。若先出現五字之本，則不易生成減一字的傳本。
[68] 王先謙以為孟康所據本已衍“骿”字：“孟康所見本有骿字，特為骿字立義。”（《漢書補注》，第4169頁）然而，細味孟注，實未直接訓解“骿”字，僅連言及之，王氏之說未必成立。
[69] 由於張揖僅為《司馬相如傳》作注，而被顏師古納入校勘。今顏本衍“骿”字，與《索隱》引不同，則小顏其時採張氏注以就己本也。
[70] 王先謙曰：“然（小顏）所見本尚作‘戚’，不作‘傶’，故引張說以釋戚義，未為傶字作注。張佖、宋祁所見本則已作‘傶’矣。”（《補注》，頁4169）其說是也。
[71] 白鷺洲書院本《漢書》卷五七下，第八葉下
[72] 蔡琪本《漢書》卷二四下，第一三葉下。
[73] ［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三〇，第一六頁。
[74]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四三，第3505頁。
[75] 關於“胔”、“瘠”互得通用之例，及相關語義疏證，詳參王繼如《〈漢書·食貨志〉補疏》第10條疏證，收入氏著《敦煌問學叢稿》，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77頁。
[76] ［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九九，第六頁。
[77] 蔡琪本《漢書》卷五七下之上，第廿九葉上。
[78] 蔡琪本《漢書》卷四八，第八葉上。
[79] ［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四，第三三頁。
[80]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二五上，第1725頁。
[81] ［清］王念孫《讀書雜志》志四之五，第八下—九頁上。
[82] 蔡琪本《漢書》卷六，第一八葉上。
[83] ［清］王念孫《讀書雜志》志四之一，第二六頁。
[84] 蔡琪本《漢書》卷三七，第十一葉上。
[85] ［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一〇〇，第一一頁。
[86]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八篇下履部，第705頁。
[87] 同上。
[88] 先秦典籍中“屨”、“屢”時得互用，如《墨子·尚賢中》：“而所憎屢至。”孫詒讓《墨子閒詁》引畢云：“屢即屨之省文，《史記》或作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65頁）
[89]蔡琪本《漢書》卷四三，第六葉上。
[90] ［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九七，第一〇頁。
[91]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四三，第3478頁。
[92] 蔡琪本《漢書》卷四八，第七葉下。
[93] ［清］錢大昭《漢書辨疑》卷十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兩漢書訂補文獻彙編》影印廣雅書局本，第十八頁下。
[94]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四八，第3648頁。
[95] 蔡琪本《漢書》卷一〇〇上，第六葉上、第廿五葉下。
[96] 蔡琪本《漢書》卷一〇〇上，第一三葉下。
[97] ［清］王念孫《讀書雜志》志四之十五，第二五—二六頁上。
[98] 蔡琪本《漢書》卷一〇上，第三二葉上。
[99] 蔡琪本《漢書》卷一〇下，第五葉上。
[100] 《漢書補注》引蘇輿曰：“搉與呰、疵，聲形均別，無緣轉誤。《說文》：‘疵，病也。’言惟用閹尹秉政，為國疵病，有污主德也。……晉注言‘使為政以病其治’，仍與如合，於搉義無涉也。”（第6270頁）其考辨理路與邏輯，實間接揭示了“搉”因如、晉注而變異為“呰”之根本原因。
[101] 蔡琪本《漢書》卷八七下，第十二葉下；卷八八，第卅八葉下；卷一〇〇上，第廿葉上、第廿九葉上。
[102] 慶元本《漢書》卷八七上，第十六葉下。
[103] 蔡琪本《漢書》卷八三，第十三葉下。
[104] 蔡琪本《漢書》卷八七下，第五葉下。
[105] 蔡琪本《漢書》卷八七下，第二〇葉下。
[106] 蔡琪本《漢書》卷八八，第卅八葉上。
[107] 蔡琪本《漢書》卷八五，第九葉下。
陆骏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记》《汉书》研究、清代学术史、石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