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良：吹尽狂沙始见金——谈谈明代的内府刻本
吹尽狂沙始见金
——谈谈明代的内府刻本
马学良
马学良（1980— ），河北枣强人，管理学博士，国家图书馆出版部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版本学。
在古籍善本领域，如果说某种版本类型被世人误解最深，长期饱受污名，但是又深受当下古籍收藏界的重视，那恐怕非明代内府刻本莫属了。
顾名思义，明代内府刻本就是明代皇家的刻书。作为皇家的刻书，明代内府刻书上承五代、两宋国子监刻书和元代兴文署刻书，下启清代内府（武英殿）刻书，是中国古代中央官府刻书这一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也是古籍版本领域极为重要的版本类型之一。由于明代内府刻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由司礼监下属之经厂负责，所以内府所刻之书往往又被称为“司礼监本”或者“经厂本”。
但是，就是这样重要的一种版本类型，却一直饱受世人非议，将其视为司礼监太监所刻，认为内府本的质量不高。事实上，关于明代内府刻书的研究，诚如古籍版本学家、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先生所言“真正对经厂本深入研究者并不多”，以致长期以来大多数版本学家、古籍收藏者对明代内府本的认识都还远远没有达到全面深入的程度。
一、明代内府刻书污名化的原因
因为有皇家强大的人力、物力支撑，明代内府所刻之书无论是从用纸到装帧，还是从字体到版式行款等各方面质量均属上乘，自然非地方以及民间刻书所能望其项背，给世人留下了“版式宽大，行格疏朗，大黑口，鱼尾相向，大黑双边。字大如钱，多做赵体，醒目悦神。用上好洁白棉纸和佳墨精印。多作包背装，装帧华美大方”[1]的深刻印象。但是在中国版本学史上，世人对于内府刻书的质量，却不像对其外观那样肯定，甚至与其相反，认为内府本多校勘不精，错讹较多，所以不为后世所重。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认为明代内府刻书由宫内太监执掌，所以刻书质量不高。在封建社会中，刻书事业一向被视为弘文布道的崇高事业，而明代内府刻书在永乐七年（1409）之后主要由内府机构司礼监负责，司礼监经厂是一个太监执掌的机构，太监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根本不识字，加之太监这一群体在封建社会中特殊的身份被文人士大夫所不齿，因此，人们“出于对宦官的鄙视，因其人而及其书，对明内府刻本多所指斥诋毁。”[2]。清代学者朱彝尊就曾批评明内府刻本《广韵》道：“明内库镂版，缘古本笺注多寡不齐，中涓取而删之，略均其字数，颇失作者之旨”。[3]虽然四库馆臣、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均已发现元刻本《广韵》就已经如此，并非太监随意删减所致，但后人不但未能重视，反而不辨缘由，将此种评价扩大到了明代内府刻本整体。甚至连著名的版本学家潘承弼、顾廷龙也认为：“明内府雕版，阉寺主其事，发司礼监梓之，纳经厂库储之，凡所刊者即称之为经厂本……集贤宏业，讬诸刑余，传本当不为世重。”[4]时永乐《古籍整理教程》一书中“古籍版本”一节写道：“经厂本版式宽大，行格疏朗，大黑口，鱼尾相向，大黑双边。字大如钱，多做赵体，醒目悦神。用上好洁白棉纸和佳墨精印。多作包背装，装帧华美大方。但经厂由太监主持，学识不高，错讹较多。”[1]于是，校刊不精几成世人对明代内府刻书的不刊之论。
第二，四库馆臣的评价至今没有消除，导致明代内府刻本的认识流于肤浅。入清之后，清廷纂修《四库全书》，由于政治立场所系，四库馆臣往往讥评明代内府所刻之书“其书本不足存”[5]、“其书本不足录”[6]，此等评价可谓粗暴、随意之至。《四库全书》作为清代官方主持的文化工程，其去取标准代表了清廷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与修馆臣多为一时硕彦，他们的评判对于学术影响之深远自不待言。
第三，明清以来的古籍藏家，所重久在天水一朝，蒙元次之，故有藏书家以“百宋一廛”、“千元十驾”沾沾自喜，名其藏书；更有以“佞宋主人”自称者，以示对宋刻本的执着追求。相比之下的明刻本，由于时代较近，藏家则不甚重视。
在上述三重原因的交相作用下，明代内府本在古籍版本领域就进入了一个因为名声不好而无人重视、因为无人重视而长期背负太监刻书的恶名这样的恶性循环。
近年来，笔者通过对存世明代内府刻本的实际调查与研究发现：事实上，明代内府刻书活动是从组织纂修队伍，到皇帝审定图书，再到写书上板、印刷装帧，最后由皇帝诏准发型的一个完整而严密的流程。在这一过程中，皇帝（或者皇家其他成员）是刻书的主体，翰林院儒臣与地方宿儒是敕纂修图书的御用编辑，而司礼监所负责的只不过是书版的雕刻、刷印与保存工作，其作用类似今天印刷厂。因此，太监在刻书过程中对图书质量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关键。
二、明代内府刻书的机构辨误
长期以来，提到内府刻书，绝大多数人会认为内府刻书就是司礼监下属机构经厂所刊刻的图书。其实，司礼监并非伴随着明朝的建立而直接产生的，它是随着明代前期统治者对内侍机构的不断调整才出现的。所以，明代内府刻书也并非一直由司礼监经厂负责。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内府刻书在承刻机构上的变化。张秀民先生曾说：
洪、永时所谓“制书”，在永乐未迁都前，均在南京宫廷内府刊行，称“内府本”。……永乐七年命司礼监刊印《圣学心法》，也称内府本。后来司礼监经厂本之名大著，遂掩内府本之名。[7]
也就是说，内府刻书由司礼监主持其事乃永乐七年以后，“内府本”之名要早于司礼监“经厂本”。
黄永年先生也注意到明代内侍太监掌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认为“成祖兴师夺取帝位……以后才有内府本由司礼监刊刻、下属经厂库存储书版并印行之事。”[8]所以黄先生认为：洪武年间在南京刊刻的《元史》（插图1）、《回回历法》、《华夷译语》、《大明集礼》、《大明律》、《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孟子节文》等书籍和宦官没有关系，只能称为“内府本”，而不能称为“经厂本”。
（插图1）
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司礼监刻书始于永乐七年（1409）：
永乐七年二月……上出示一书，示翰林学士胡广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虞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然简帙浩繁，未易遽领其要。帝皇之学，但得其要，笃信而力行之，足以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于今正当进学之时，朕欲使知其要，庶几将来太平之望。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黄老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广等遍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以赐。”上曰“然。”遂名《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9]
这是迄今所知司礼监负责内府刻书的最早记载。此后，司礼监开始逐渐参与到内府刻书活动中来。
至于司礼监经厂的设立，则是司礼监权力在内府衙门中势力日益加强和刊刻图书功能逐步发展的结果。关于司礼监经厂设置的具体时间，《明实录》失载。清人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引《燕都游览志》云：
大藏经厂，司礼监之经厂也。……《燕都游览志》：藏经厂碑记言“厂隶司礼监，写印上用书籍，制造敕龙笺。藏库则堆贮经史文籍，三教番汉经典，及御制御书诗文印板。建自正统甲子，历嘉靖戊午，世宗造元都宫殿，将本厂大门拆占。隆庆改元，元都拆毁，其后内监展拓旧基，重加修饬，始万历三年二月，落成于五月。”[10]
正统甲子即正统九年（1444）。正统以后，司礼监在内府诸衙门中的势力日益加强，最终成为内府二十四衙门之首，其刊刻图书的功能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专门设置了负责刻书的经厂，于是司礼监刻书之名遂大盛，世人称其所刻之书为“司礼监刻本”，或曰“经厂本”。
由于司礼监经厂的产生有一个过程，所以除了司礼监经厂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中央部、院、监馆也参与过内府刻书。这主要发生在明初，如：
洪武三年十二月辛酉，《大明志书》成。……命送秘书监锓梓颁行。[11]
洪武六年五月，
《祖训录》成，……令礼部刊印成书，以传永久。[12]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
订正蔡氏《书传》成。……三吾等率诸儒上进，赐名曰《书传会选》，命礼部刊行天下。[13]
这种由皇帝指定某机构刊刻图书的行为，在司礼监具备了刻书职能之后，仍时有发生。如众所周知的《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就是礼部刊刻的。
正统时期，司礼监在内府各衙门中已经取得了绝对控制权，成为内府首监。内府刻书也已十分成熟，形成了“四周双边、大黑口、大字赵体、多加圈点、皆用白棉纸”的内府本独特风格。但是这并不代表司礼监已经独揽了内府刻书的所有工作，成为内府刻书的唯一负责机构。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二年（1447）《五伦书》修成后，仍命工部刻板。之所以出现这种况，大概是因为此时司礼监正在从事《五经》、《四书》的刻板这一浩大的工程，宫内住作匠人力不足，只好命工部掌握的轮班匠负责。
三、明代内府刻书的内容与使用范围
从内容上来看，明代内府刻书的主要内容有四部分：
一是从构建国家统治秩序的角度，刊刻了《大明集礼》《军礼》《皇太子亲王及士庶婚礼》《官员亲属冠服之制》《官民相见礼》《乡饮酒礼》《大明律》（插图3）《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一系列礼制图书和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书籍。这些国家礼制与法律相关的书籍均由内府初刻，颁赐天下，构建起了明代基本的国家法律制度。
二是从加强思想控制、培养封建人才的角度出发，刊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尤其是符合程朱理学标准的儒家文献。明代自朱元璋开始，就努力把人们统一到程朱理学的牢笼中来，并以科举考试作为重要手段来实施这一思想。成祖即位以后，继承了太祖的文治思想，继续不遗余力的表彰程朱理学。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谕翰林学士胡广，侍讲学士杨荣、金幼孜曰：
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之要，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可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14]
于是，明胡广、杨荣、金幼孜等人开馆修书，而编纂的原则，成祖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这次编纂活动到永乐十三年九月完成，由三位总裁官具表上进，这就是后来由内府刊刻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书》。关于“三大全”的编纂目的，明成祖朱棣在《御制性理大全书》中说的也特别明白，就是为了“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皞之治。”[15]正统十二年（1447），英宗再次敕命司礼监刊刻《五经》、《四书》，也是以程朱理学作为去取标准的。（插图4）
除了按照本朝思想价值重新编纂图书之外，对于那些前朝已经形成的透射着程朱理学思想或者有利于的图书，内府刻书也不遗余力的予以刊刻。如《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
第三，从以史为鉴，汲取历史教训的角度出发，刊刻了大量的通鉴、训诫类图书。明代的统治者比较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经验与教训，积极利用史书在统治阶级中的皇室人员、文武朝臣、诸藩王公等各个层面开展思想教育。这一点在明代前中期的几位皇帝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朱元璋算得上是一位专制雄猜的皇帝，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谋反，更是刺激了他对身边大臣的不信任，为了使其他朝臣警钟长鸣，朱元璋采取了教育为主的办法。于此，《明太祖实录》载之甚详：
《臣戒录》成。时胡惟庸谋叛事觉，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则恃恩，肆为奸宄。然人性本善，未当不可教戒。乃因命翰林儒臣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备其行事，以类书之。[16]
整个洪武一朝，这类明确用于教育朝臣的书籍纂修数量巨大，除了上面提到的《臣戒录》之外，尚有《女戒》《昭示奸党录》《清教录》《逆臣录》《永鉴录》《纪非录》《相鉴》等30余种。
在后继的明代皇帝中，采掇史事实施思想教化的做法大有发扬光大之势。如明宣宗时期的《历代臣鉴》和景泰帝时的《历代君鉴》均属此类。（插图5、6）
北宋司马光以编年体将“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17]之历代史事撰为《资治通鉴》，从而将史学的求真本质与致用功能完美的结合起来。因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实用价值，明代历代帝王均对通鉴类史书十分看重，命内府刊刻了《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集览》《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少微通鉴节要附外纪》《少微通鉴节要续编》等一批通鉴类史书。（插图7）
第四，从满足宫廷内部对于图书的需求的角度出发，刊刻了一批宗教、日用类图书。在明代内府刻书中，有一些与生活用度密切相关的书籍，如生活类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医学养生类的《医要集览》、《养正图解》，这类书应该是供皇室人员日常生活所用的书籍。（插图8）
就内府刻书的使用范围而言，明代的内府刻书，主要用途有二：一是颁发；二是颁赏。颁发的对象是各地方，其目的在于传播统治思想，加强封建统治，涉及的图书主要是儒家经典或者与国家律令相关的图书。颁尚的对象主要是功勋官员、各地藩王以及各藩属国。如嘉靖七年，“吏部左侍郎董玘，右侍郎徐缙，礼部左侍郎李时，翰林院学士顾鼎臣，太常寺少卿兼侍读谢丕、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璧奏启内府书籍。上赐玘等六员各《四书书传大全》一部，加赐时、鼎臣、丕、璧各《文献通考》一部。”[18]嘉靖七年十二月己丑，又“赐礼部尚书方献夫《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各一部”。[19]
明代实行封藩制，对各地藩王约束甚严，为了鼓励引导藩王游心经史，不事武功，常有向各地藩王颁赐图书的事情发生。据曹之先生考订，明代有图书受赐的各地藩王就有沈府、代府、晋府、辽府、韩府、岷府、襄府、鲁府、徽府、楚府、蜀府、淮府、周府、宁府、赵府、唐府、伊府、靖江府、益府等19家，所涉猎的颁赐图书有《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四书集注》、《五经集注》、《昭鉴录》、《永鉴录》、《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孝慈录》、《皇明祖训》《资治通鉴纲目》等各类经史图籍。
四、明代内府刻本版本特征赏析
明代内府刻书出自皇家，生产过程不受人力、物力限制，极尽奢华之能事，所以在众多明刻本中独树一帜，展现出独特的宫廷文化色彩，堪称明代第一刻书，形成了许多与其他明刻本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是我们考察、鉴别明内府刻书的重要依据。
首先，从版式特征来看，内府刻本一般书品阔大，半框高度一般在20厘米以上，宽在15厘米以上；除少数经折装佛经以外，均为四周双边，中间有界栏。但是不同时期的内府本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洪武时期的内府本字体承元，略显古拙；四周双边，版心黑口，但版心处理相对简单，有些刻本没有鱼尾，仅以双横线代之，版心下方常有刻工姓名；所刻之书多大字单行。永乐至正德时期，内府刻书日趋精细，字体多作秀丽赵体；四周双边，外框粗大，内框纤细，版心鱼尾不管是花鱼尾还是黑鱼尾，一般都在鱼尾外再刻一细线，形成与边框一样的双边效果；正文多附刻句读。万历以后，内府本所用字体打破永乐以来一主赵体风格，间有横平竖直、略显呆滞的宋体字出现；四周仍双边，但版心突破陈规，间有白口；版心鱼尾也灵活多变起来，单鱼尾、三鱼尾开始出现；版心下方偶有刻工姓名；版式疏朗，正文多附刻句读。
装帧形式来说，内府刻书主要以包背装为主，间有蝴蝶装和经折装。书衣多用蓝色绢布裱装（插图9），但根据书的著者、内容、使用范围不同，书衣用料也不尽相同。有些帝后御著图书，或供皇帝本人、宫内其他人员、各地藩王阅读的书，书衣用料可能会更加讲究。如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永乐五年内府刻仁孝皇后撰《劝善书》5部，其中两部书衣为内府原装，一部书衣所用（馆藏号07588）为带有云凤纹的蓝色缎料，另一部书衣（馆藏号07593）为黄绫锦缎；国家图书馆藏永乐七年内府本《圣学心法》，书衣所用为带有云鹤图案的蓝绫；河北大学图书馆藏《古今列女传》，书衣所用的则是一种蓝色与褐色相间并带有六边形几何图案的锦缎。
另外，内府刻佛教经典装潢亦颇考究。《永乐南藏》书衣用红、蓝、黄、绿四色绫子装裱。目前拍卖市场也经常可以见到。
第二，明代内府刻书使用了大量的版画和插图，这些版画和插图由于有宫廷画匠的实力支持，表现得极富特色。如洪熙元年（1425）刊刻的《天元玉历祥异赋》、景泰七年（1456）刊刻的《饮膳正要》、天顺五年（1461）刊刻的《大明一统志》均附有插图。
提到内府刻书中插图与版画的宏大与精美，有几部代表性的图书不得不提。一是嘉靖十八年（1539）内府刻印的《赐号太和先生相赞》。此书原藏于清廷内阁大库，开本极为宏大，高76厘米，宽55.4厘米；半叶版框高53厘米，宽45.8厘米，是目前所知明代雕版印刷书籍中开本最大的一部。该书除了开本宏大之外，另一显著特色的就是此书采取图赞相配的形式，一赞一图，全书共收版画26幅，赞文26篇。这部书中的版画细密纤巧，富丽精工，将嘉靖年间深受皇帝宠幸的道士邵元节一生刻画得栩栩如生（见图10）。
除宗教版画之外，其他书籍中的插图版画质量也堪称一流。如正统十二年内府刻的《书集传》卷前所附“书图”一卷，包含了五十幅左右的插图，其中“璿玑玉衡图”、“大辂图”、“十二章服之图”、“乐器图”、“兵器图”、以及“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禹贡九州及今州郡之图”等，绘制甚为精美，雕刻刀法工整细密，插配在经书之中，散发出典雅庄重的气息，反映出高超的宫廷绘画水平和雕造水平。
以该书中的“大辂”图为例（见图11），这幅图占据了整个一叶的百分之八十，图画正中为一架驷马骈驾的玉辂，皇帝端坐其中，左边有执笏随臣三名，右边执笏随臣四名，车前引导侍从一名，各人俱戴冠冕；四匹马或昂首向前，或奋蹄用力，各具神态，鞍辔上绣有云纹图案；玉辂上的龙头车辕、车轮辐辏、车厢上的云纹浮雕皆清晰可见。
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万历十五年（1587）内府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是另外一部具有典型宫廷版画色彩的、图文并茂的图书。该书共30卷，收载药物1700余种，每种药物均配有一幅插图，图书本身为雕版印刷，但是书中插图却进行了纸本设色，由于使用的均为彩色矿物质颜料，故该书插图部分色彩艳丽、触手如新。其风格大致与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内府彩绘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相类。（插图12）
第三，书中往往钤有皇帝玺印，是明代内府刻本的另一显著版本特点。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封建专制空前加强，代表皇权形象的皇帝玺印也空前增多，总数达到了二十四方。在存世内府刻本中，笔者所见皇帝玺印有四，分别为“广运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及“亲亲之宝”，
《明史·职官志三》虽然说“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则图书文史等用之。”而具体哪些文史图籍该用哪方宝玺，却没有明确规定。由于清代宝玺制度基本承袭明代，所以考察明代宝玺的使用范围，可以参照《交泰殿宝谱》对于各方宝玺的规定。
“广运之宝”是明代使用频率最多的皇帝宝玺之一，也是内府刻书中使用最多的一方，存世126种明内府本中，笔者所见钤有“广运之宝”者有25种。“广运之宝”大小约为7厘米左右见方，印文有数种，除去明显作伪的，其中基本可以确定为真印者有二：一为永乐时所用，一为宣德以后所用。前者印文笔画圆润，文字拐角处更为圆滑；后者笔画平直刚劲。前后两种均为阳文方印，印文均为双行标准篆体，篆法一丝不苟，印面布局严谨，部分印文与边框相连，透露出庄严大度之意。（插图13、14）
明代内府本所见 “钦文之玺”为阳文方印，印面高12.5厘米，宽12.5厘米；印文双行，印面阔大，印文粗重，边框亦极宽。（见图15）
《交泰殿宝谱》云“钦文之玺，以重文教。”[20]即表示尊崇文化，重视教育之意。存世内府刻本钤有该玺印者，基本上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礼制相关的图书，体现了明代统治者，尤其是永乐皇帝和嘉靖皇帝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
内府本所见“表章经史之宝”为阳文方印，印面高6.7厘米，宽6.7厘米；印文分三行排列，布局饱满；印文、边框较“钦文之玺”纤细，与“广运之宝”类似。
《交泰殿宝谱》云：“表章经史之宝，以崇古训。”意即表彰经史、尊崇古代训示。存世内府刻本钤有“表章经史之宝”者，非经即史，这一点在内府所刻通鉴类史书中表现尤为明显。（插图16）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嘉靖六年（1527）内府本《大学衍义》还钤有一方“亲亲之宝”，此宝《明史》不见记载，惟《明史·职官志三》有“皇帝亲亲之宝”，为“谕亲王”所用。《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尚宝监”条对于此宝形制、用途略有记载，曰“‘亲亲之宝’有大小二颗，与藩府用之。”[21]北大图书馆所藏图书中此宝印面5.2厘米见方，当为刘若愚所言二颗之中较小者；印文小篆，字体风格与宣德以后所用“广运之宝”一致。另外，此书《御制序》首页右下方、首卷首页右下方均钤有“晋府世子藏书”白文方印。据此推断，此书当是世宗皇帝赐给晋藩世子的图书。（见图17）
除了皇帝宝玺之外，存世明内府本还有明代皇太后、皇后宝玺三方。其中皇太后宝一方，印文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宝”；皇后宝二方，分别为“厚载之记”、“中宫之宝”。此三方宝印均不见《明史》记载，惟“厚载之记”见于《明太祖实录》。
章圣慈仁皇太后蒋氏（？-1538）为世宗生母，弘治五年册为兴王妃。正德十六年武宗崩，世宗以兴藩世子入继大统，改次年（1522）为嘉靖元年，上生母尊号曰“兴国太后”；三年（1524）改称“本生章圣皇太后”，同年秋，用张璁之言，尊为“圣母章圣皇太后”；七年（1528）上尊号“仁慈”。嘉靖十七年（1538）崩。“章圣慈仁皇太后宝”即为嘉靖七年上尊号后所制皇太后宝。
《明史》卷一百五十《列传第三》载：“（嘉靖）九年颁太后所制《女训》于天下。”[22]《女训》卷前有嘉靖庚寅（九年，1530）十二月十九日《御制女训序》、正德戊辰（三年，1508）十一月长至日（即冬至）大明兴国纯一道人（即兴王朱祐杬）《女训序》及嘉靖戊辰春正月兴王妃蒋氏自制《女训序》，卷末又有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皇后《女训后序》。
“章圣慈仁皇太后宝”即钤于蒋氏《女训序》序首，该宝为阳文方印，印面极为阔大，高达14.4厘米，宽达14.3厘米，仅次于前面所述“钦文之玺”，几乎占据了该书整个半叶宽度；印文小篆，分四行排列；边框粗重。
“中宫之宝”与“章圣慈仁皇太后宝”同见于嘉靖九年内府本《女训》，钤于卷末皇后《女训后序》序尾落款处。该印为阳文方印，印面高7.3厘米，宽7.2厘米；印文小篆，边框粗重。（见图18、19）
“厚载之记”见于明永乐五年（1407）内府本《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钤于卷前永乐三年（1405）二月初九日徐皇后自制《劝善书序》序末落款处年月日之上。该宝为阳文方印，印文小篆字体，双行排列；印面6.7厘米见方；印文、边框俱纤细清朗。（见图20）
“厚载之记”制于洪武四年（1371）正月。《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十载：
（洪武四年正月）戊戌，制玉图记二，俱以蟠龙为钮。其一方一寸五分，文曰“广运之记”；其一方一寸二分，以赐中宫，文曰“厚载之记”。[23]
印文“厚载”取自《易经》“君子以厚德载物。”
五、结束语
明代内府刻书不但继承了历代官颁儒家经典正本的做法与意义，而且将中央政府刻书的范围进行了大大的拓宽，大量本朝御制书籍和敕纂修图书通过内府刊布发往全国，为明代统治者统治思想完整、准确地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迅速为新生的政权确定了规范，使明代社会从元末的动荡中安定下来，取得了有明近三百年的基业；程朱理学在“三大全”颁定以后被定为一尊，明代儒学在政府主导下体现出强劲的义理之风；大量借鉴类图书的刊刻使明代君臣能够在封建统治的主体轨道上各安其分，维护了明代社会的相对稳定与秩序。
内府刻书作为皇家的刻书，凭借皇家独一无二的物质实力呈现出版式开阔、行格疏朗、纸洁墨丽、装帧雍容的特征，是明刻本中不折不扣的精品。这些外观精美、内容丰富的内府刻本迄今仍有一百余种一千余部存世。它们既是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研究明代社会和明代历史、学术的重要资助。
随着学术界对明代内府刻本的认识逐渐趋于公正客观，明代内府刻本在古籍善本收藏中的地位也逐渐升温，历年大拍中几乎都能看到令人眼前一亮的明内府本。如北京瀚海拍卖公司2012年春季拍卖会上拍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内府刻本《佛说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2017年春拍的永乐五年（1407）内府刻本《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2017年秋拍的嘉靖三年（1524）内府刻本《高上玉皇本行集经》均属存世罕见的明内府刻本，尤其是后两部拍品，帝后宝玺钤印其中，皇家刻书的气象跃然纸上。另外，无论是从拍品的底价还是成交价，均能令人感受到当下藏家对明代内府本的看法再也不是以往版本学家所云“传本不为世人重视”的旧情形。
[1]时永乐：《古籍整理教程》，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
[2]南炳文，何孝荣著：《明代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
[3]（清）朱彝尊：《曝书亭序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潘承弼、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1年。
[5]﹝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
[6]﹝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
[7]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8]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9]《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10]〔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11]《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
[12]《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三。
[13]《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四。
[14]《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
[15]〔明〕胡广等：《性理大全书》，国家图书馆藏明永乐十三年（1415）内府刻本。
[16]《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二。
[1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四。
[18]《明世宗实录》卷九十三。
[19]《明世宗实录》卷九十六。
[20]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辑：《交泰殿宝谱》，国家图书馆藏普通古籍。
[21]﹝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22]﹝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十五《列传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
[23]《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十。
注：本文发表于《收藏家》2018年第6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马学良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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