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本《论语注疏》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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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勋，山东惠民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宋代疑经研究》《经学蠡测》等。 摘要：武英殿本《论语注疏》是以明万历十四年北京国子监刻本的初印本为底本的，其校本有毛本，还可能参考了宋八行本。殿本《论语注疏》新缀入了释文，这些释文应来源于《通志堂经解》本《经典释文》。殿本《论语注疏》的成就和贡献体现在缀入释文、调整体例、附有《考证》、施加句读尤其是精加校勘、订讹补缺方面。殿本《论语注疏》是历代《论语注疏》版本中内容最全面、校勘最精善的本子，是古代经疏体系最完善的样态，也代表了清代乾隆初年官方经学的水平。此本不足是调整注疏的起讫语有失当、校改偶有错误和遗漏、释文也偶有错误。![]()
乾隆初年，武英殿校刻《十三经注疏》是一次朝廷勅令的对正经进行的大规模校勘、刻印活动，全书首次对经、注、释文和疏施加句读，并于卷末附《考证》，具有代表清代经学水平、取代明万历十四年北京国子监刻本（以下简称“监本”）的用意，[1]后《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皆据之誊录，可见此本具有极高的地位和意义。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本的研究并不充分。笔者不揣谫陋，对武英殿本（以下简称“殿本”）《论语注疏》作一考论，敬企方家指正。
人们一般据乾隆皇帝所撰《重刻十三经注释序》及方苞《奏为请定校刊经史程式事》等推定殿本《十三经注疏》的底本为明监本《十三经注疏》，[2]杜泽逊又认为殿本的底本并非明监本万历初印本，而是“明崇祯年间修至康熙间版印刷的本子”。[3]具体到殿本《论语注疏》所依据的底本和校本，当时的档案、史料及参与人员的文字等均未提及，殿本《论语注疏》所附国子监祭酒陆宗楷之《论语注疏考证跋语》也没有交代。殿本《论语注疏》除了卷四、七、十二、十三、十九、二十之外的十四卷末，均附有《考证》，这些考证全为对《论语》中疑难问题的考定，无文字校勘内容，所以也没有任何底本和校本的信息。这样考定殿本《论语注疏》底本和校本所依据的手段就只剩下通过具体校勘来推论了。殿本《论语注疏》与名为《论语注疏解经》的宋八行本、元十行本、明李元阳刻本（以下简称“闽本”）、明监本、明毛晋汲古阁刻本（以下简称“毛本”）及后来的阮元主持的南昌府学刻本（以下简称“阮刻本”）均不同，宋八行本至阮刻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均只有经、注、疏，没有释文，而殿本附有释文。虽然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蜀大字本《论语注疏》附有释文，但此本长期亡佚于我国，至民国时期才回传国内，与殿本没有任何关系；而元代元贞平水刊本《论语注疏解经》仅卷五末有“释文”二字，并未将释文缀入文本，且亦亡佚于我国，至清末光绪年间才由杨守敬带回我国。殿本《论语注疏》的释文是当时武英殿校阅人员据《十三经注疏》诸经多有释文的体例新增缀入的。这样，考察殿本《论语注疏》的版本来源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探讨经注疏的底本、校本，二是考察释文的来源。根据笔者校勘的情况来看，殿本《论语注疏》的经注疏是以明监本为底本的。明监本以闽本为底本，闽本又以元十行本的嘉靖重修校本为底本。[4]相比元十行本、闽本，监本不只是版式、行款有所改变，而更大的差异是监本对其底本进行了校勘和修订，所以监本各卷首均署“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臣李长春等奉勅重校刊”。监本对闽本的校改较多，这些校改包括文字改动、增补和删除三类。殿本这些地方绝大多数与监本相同，而与元十行本、明闽本不同，这是我们推定殿本以监本为底本的重要原因。以下仅以文字改动举例加以说明。如《八佾》篇《君子无所争》章疏文“兴揖不胜者先降”，十行本、闽本均“兴”误作“与”，监本据《仪礼·大射》改为“兴”，殿本亦作“兴”；同篇《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章疏文“每月之朔必朝于庙”，十行本、闽本“朔”误作“朝”，监本改作“朔”，殿本亦作“朔”；等等。有些地方监本校改闽本后，出自监本的毛本并不从监本，这种情况监本的校改有是有非，这时殿本也多同于监本，而不同于毛本，这更能证明殿本是出于监本而非毛本。如《公冶长》篇《雍也仁而不佞》章疏文“则佞非善事，而以‘不佞’为谦者”之“谦”字，元十行本的嘉靖重修本、闽本、毛本均作“嫌”，监本、殿本作“谦”，据文意应以“谦”为是，蜀大字本正作“谦”，“嫌”当为俗改。在监本之后，毛本有一些特殊改字，如“检”作“捡”、“校”作“挍”等，均没有反映在殿本中；此外，毛本新增的文字改动，也不见于殿本中。如《八佾》篇《祭如在》章包注“不致肃静于心”之“于”字，十行本、闽本、监本等均作“于”，仅毛本作“其”，殿本作“于”；又如《述而》篇《志于道》章疏文引《说命》“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语，蜀大字本、十行本、闽本、监本及清玉海堂刻本均作“敬孙”，殿本也作“敬孙”，而毛本改“敬孙”为“孙志”；[5]等等。这是我们认为监本并非以毛本为底本的重要原因。殿本《论语注疏》是以监本的初印本还是崇祯年间修版为底本呢？我们认为殿本《论语注疏》很可能是以监本初印本为底本的。虽然监本的崇祯修本今天不易见到，笔者也无法利用，但此本在明末至清中期较为流行，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中提到的“监本”、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的“北监本”就是监本的崇祯修本。监本修本的错误远多于监本初印本，浦镗曾云监本“修板视原本误多十之三”，[6]只是他苦于初印本难得才不得不采用监本修本。浦镗和阮元书中提到监本的很多讹误并不见于初印本：一是有些崇祯修本讹字可能是由于板片多次印刷文字残泐所致，如“天”作“大”、“及”作“反”、“此”作“比”等；二是有些文字漫漶后崇祯修版时辨认不慎导致修改为讹字，如“惠”作“恩”、“道”作“通”、“冢”作“家”等；此外还有初印本有字而崇祯修本中作空格的情况。今将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论语注疏》和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论语注疏》与天津图书馆所藏的监本初印本、殿本《论语注疏》全面核勘发现，殿本与监本初印本相似度极高，凡是浦镗和阮元谈到“监本”“北监本”讹误、脱漏而监本初印本不误不脱的情况，均不见于殿本《论语注疏》。虽然殿本对监本有所校改，但崇祯修本如此多的讹误、脱漏丝毫不见于殿本，只能说明殿本《论语注疏》并不以之为底本，而是以监本初印本为底本。校刊伊始，方苞上奏：“伏祈皇上饬内府并内阁藏书处遍查旧板经史，兼谕在京诸王大臣及有列于朝者，如有家藏旧本，即速进呈，以便颁发校勘。并饬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五省督抚，购求明初及泰昌以前监板经史，各送一二部到馆，彼此互证，庶几可补其缺遗、正其错误。”[7]特重旧本搜罗，军机处赞可其奏，时武英殿经史馆收储众本，殿本《论语注疏》完全有可能据监本初印本来着手工作的。鉴于毛本的坊刻性质，殿本不会以之为底本，但并不妨碍以之为校本。就笔者校勘情况来看，殿本参校毛本的情况也较常见。如《学而》篇《父在观其志》章孔注“哀慕犹若父存”，监本“父存”误作“父母”，毛本改从十行本、闽本作“父存”，殿本作“父存”；又《公冶长》篇《雍也仁而不佞》章疏文“数为人所憎恶者”，十行本、闽本、监本“为”皆作“谓”，毛本改为“为”，殿本作“为”；尤其是《阳货》篇《古者民有三疾》章疏文宋八行本、元十行本、闽本、监本均缺二十四字，或作墨钉或作空格，仅蜀大字本、玉海堂本有此二十四字，毛本于此补二十九字，与蜀大字本、玉海堂本异，殿本全同于毛本，当据毛本补；又《子罕》篇《叔孙武叔毁仲尼》章疏文元十行本、闽本、监本均有六处缺文，蜀大字本、宋八行本、玉海堂本和毛本不缺，但毛本文字不同于蜀大字本、宋八行本和玉海堂本，而殿本六处全同于毛本，亦据毛本补。可见，殿本《论语注疏》据毛本作了校补。殿本还可能参校了宋八行本，因为殿本颇有些地方不同于十行本、闽本、监本和毛本，却独与宋八行本合：一是殿本有些一两个字的校改同于宋八行本而异于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这类例子较多，不赘；二是殿本有些增补文字同于宋八行本。当元十行本的明递修本有脱文或漫漶处，闽本、监本、毛本往往同有缺文，殿本却文字完好且恰与宋八行本合。如《微子》篇《子路从而后》章疏文十行本、闽本、监本和毛本均缺“乎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者伦道理也言女不仕”十八字，宋八行本、蜀大字本和玉海堂本有，殿本有且同宋八行本；又《宪问》篇《不逆诈》章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均有两处缺文，殿本不缺且文同宋八行本；又《子张》篇《叔孙武叔毁仲尼》章疏文十行本、闽本、监本和毛本均缺“贞明丽天”四字，也是蜀大字本、八行本、玉海堂本和殿本有。宋八行本今存三部，均为宋刻明代递修本，[8]其传承自宋至明清不绝，殿本很有可能参校过宋八行本。下面谈谈殿本《论语注疏》释文的来源。清前中期学人所见《经典释文》有叶林宗抄本和徐乾学《通志堂经解》刻本，时宋刻宋元递修本尚未被发现和利用。叶本抄自钱谦益绛云楼所藏宋版，绛云楼藏书后毁于火灾，叶本被视为得窥宋貌之幸存本。通志堂刻本出自叶本，但文字并不一致，改动很多，不乏疏漏和讹误，所以乾隆五十六年又有卢文弨校订的抱经堂刻本。殿本《论语注疏》的释文应来自通志堂刻本。《通志堂经解》刻成于康熙三十年前后，[9]版初存于徐乾学处，后不久移入清内府，直至乾隆五十年清高宗命四库馆臣修版，其书版就在清内府。乾隆初年，武英殿校刻《十三经注疏》时拿通志堂刻本《经典释文》来校各经释文应是很自然的事。我们用叶本和通志堂刻本《经典释文》对校殿本《论语注疏》的释文发现，当通志堂刻本与叶本有异文时，殿本《论语注疏》的释文均同于通志堂刻本，即使是通志堂刻本有误也不例外，则殿本《论语注疏》释文源于通志堂刻本。如蜀大字本《公冶长》篇《藏文仲居蔡》章释文“棁，本又作掇，章悦反”，通志堂刻本作“草悦反”，殿本《论语注疏》释文同通志堂刻本，黄焯《经典释文汇校》云“草字误，宋本、何校本作章”，[10]叶本作“章悦反”，不误；又蜀本《述而》篇《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章释文“此旧为别章”，通志堂刻本“此”误作“比”，不辞，叶本不误，殿本《论语注疏》释文作“比”；又蜀本《乡党》篇《君子不以绀緅饰》节释文“麑，研奚反”，叶本作“米伭反”，[11]通志堂本改作“米傒反”，殿本《论语注疏》释文同通志堂本；又蜀本《先进》篇《柴也愚》章释文“钝，徒逊反”，宋本、叶本同蜀本，通志堂刻本作“徒顿反”，[12]殿本《论语注疏》释文同通志堂刻本。类似例子还有一些，不赘。可见，殿本《论语注疏》的释文据通志堂刻本缀入，缀入时基本没有变动。殿本《论语注疏》的校刻，以朝廷之力，汇集了当时能收到的众多文本，从事校阅工作的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因此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在《论语》学史尤其是《十三经注疏》的编纂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殿本改变了自宋八行本以来《论语注疏》只有经、注、疏而没有释文的情况，新缀入了释文，使《论语注疏》和《十三经注疏》其他各经内容组成相一致，[13]从而完善了《十三经注疏》经、注、释文和疏的结构体系。殿本《论语注疏》的内容体例是：据二十篇分二十卷，每篇按章分段；每章先列经注，经大字单行，注中字单行，经注间以黑底白文的大“注”字隔开；经注下是释文，小字双行，经注与释文之间以黑底白文的大“音义”二字隔开；[14]释文下是疏文，小字双行，释文与疏文之间以黑底白文的大“疏”字隔开。这样依次形成了经、注、释文、疏按各自出现时间顺序排列的内容结构，自然合理，又眉目清晰。需指出的是，殿本缀入释文时并非简单地将《经典释文》之《论语音义》散入经注之下即可，而是作了调整：一是原《经典释文》多以两字出文，具体到哪个是被释字并没有说明，需要读者认定，不便使用，殿本缀入时改出文为一字，只保留被释字，被释字与所释音义前后相连，连贯简洁；二是对释文作了删节，主要删除了一些意义不大的记录异文的条目，如《学而》篇《道千乘之国》章删除了“虽大赋”条，《君子不重则不威》章删除了“无友”条等，使得“音义”名实相副。可见，殿本缀入释文时作了非常有益的加工，使之更加实用。《十三经注疏》的刊刻可追溯到南宋初年，当时朝廷和地方有共识地进行了群经注疏合刻本的刊刻，出现了所谓的“八行本”及“十行本”；至元代泰定年间又汇集重刻，形成了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至明代嘉靖年间李元阳、江以达主持福州府学时正式完成了定型的《十三经注疏》汇刻。这是一个自然的经学发展过程，其中有学术逻辑，也有集体意识。但是，十三经注疏内容並不一致，《论语》《孝经》《孟子》三经自宋刻本至闽本、监本、毛本均无释文。可以说，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十三经注疏》均只是将宋代群经注疏合刻本汇集在一起统一刊刻，并没有在内容上做补充和完善，没有做到真正的内容统一。三经无释文也就是无注音（当然有些释文兼有释义），音、义二者少一，对于学人的使用颇为不便，从学术发展的角度上说也是有遗憾的。可见，作为殿本《论语注疏》增刻释文是对《十三经注疏》内容的完善，缀入释文表面上是填漏补缺、丰富内容，但实质上顺应了《十三经注疏》发展的学术逻辑和集体意识，实现了《十三经注疏》内容的完整、统一，完善了这一注疏合刻范式。校阅人员在缀入时对释文的辨认调整和删节，改善了释文注音对应体例，也使释文与经注配合更密切，便于使用，表现了经学认识的深入，这又是沿着经学发展的学术逻辑和集体意识的一次向前推进。所以，殿本《论语注疏》增刻释文之举，标志着《十三经注疏》内容在《论语注疏》领域的最终完成，在《十三经注疏》编纂史和发展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殿本《论语注疏》是以监本为底本，有对监本疏文体例的调整，[15]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调整疏文起讫语，疏文中的起讫语具体又可分为经文起讫语和注文起讫语，殿本将监本经文起讫语全部删去，对注文起讫语也颇有调整；二是监本疏文中引用经、注时往往前有领起的“云”字、后有作结的“者”字，疏通文意时往往用“言”字引起，但也有时无“云”字、“者”字或“言”字，殿本对此颇有增补；三是监本疏文概括章旨的领起语一般用“此章”，但有七处用“此一章”，殿本亦统一为“此章”。应该说，监本这三方面沿袭闽本而来，闽本又袭自元十行本，元十行本袭自宋八行本，渊源有自，甚至有可能邢疏原本如此，殿本的调整反而远离了邢疏原貌。因此，从文献学上说，殿本这些调整并不可取，也招致不少后人诟病。但从经学上看，殿本此举自有意义：如殿本删除疏中经文起讫语就颇有合理性，经文起讫语是单疏本的组成部分，当经注本与单疏本合刻后，由于经文已有，确已无必要再列经文起讫语，[16]删除后简洁允当，疏文首列“此章”领起的章旨，顺当自然；又如殿本增补“云”字、“者”字、“言”字，确实使出文清晰、体例严整，尤其是有些地方的增补与出自元贞本的玉海堂本相合，说明邢疏可能原有这些字，是宋八行本刊刻时有所遗漏，如阮元《论语注疏解经校勘记》、王欣夫《景刊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考证》均认为有些地方脱“云”字、“者”字，且言“当补”。可见，殿本对疏文体例的调整有一定合理性，在经学史上有完善注疏体例的意义。殿本《论语注疏》有十四卷末附有《考证》，是殿本的首创。这些考证少则一条，多则七条，共四十二条。据这些考证中的署名，参与者有国子监祭酒陆宗楷、翰林院编修邵齐焘和刑部右侍郎励宗万，均当时著名学者。虽然和其他各经卷末考证既有校勘记也有疑难问题考据不同，殿本《论语注疏》的考证全为疑难问题的考据，但依然表现出了较高学术水平。这些考证引用了《周礼》《礼记》《正蒙》《通志》《丹铅总录》《论语集注》《四书纂疏》《四书纂笺》《日知录》《经世骊珠》等文献，考辨深入，见解合理，对于认识这些疑难问题颇有帮助。尤其是这些考证不但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后世经学注疏和文献编纂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殿本《十三经注疏》校刊时撰写《考证》的做法，直接影响了之后《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的编纂也重视文献的校勘和疑难问题的考辨，《四库全书荟要》所收各书卷末大多也附有考证，《四库全书》编纂中馆臣签注十分普遍，后来专门汇辑成《四库全书考证》一书，而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和阮元主持编纂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也可溯源于此。经书有句读，可追溯至宋代。廖莹中《九经总义》云：“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然亦但句读经文而已。惟蜀中字本、兴国本并点注文，益为周尽，而其间亦有大义未为的当者。”[17]廖莹中刻《九经》也对经文、注文施加句读，并据疏文进行断句，以确保无误。遗憾的是，对经及注施加句读仅止于此，宋八行本群经注疏合刻本的经、注、疏均无句读，此后的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十三经注疏》亦无句读，可见这一工作在《十三经注疏》领域并没有展开。经书注疏无句读，不便于读者使用，所以方苞建议：“旧刻经史，俱无句读，盖以诸经注疏及《史记》、前后《汉书》辞义古奥，疑似难定故也。因此纂辑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详考，务期句读分明，使学者开卷了然，乃有裨益。”[18]军机处议覆赞其奏，《十三经注疏》施加句读自此始。殿本《十三经注疏》的句读全用小圈，也称之“句圈”。虽属开创，但甚成功，具体来说，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面，即对经、注、释文和疏全加句读，仅在疏文引用经、注时不再加句读；二是正确，殿本句读学术水平很高，很少有遗漏和错误。今将殿本与李学勤主编的整理本之《论语序》疏文对比，整理本至少有四处标点错误：①“《古论语》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两《子张》，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整理本误将“篇”字上属，[19]殿本不误；②“前、后、左、右将军，……皆掌兵及四夷。《传》云”，整理本误将“四夷”下属，[20]殿本不误；③“庸生名谭。生，盖古谓有德者也”，整理本误将“生”字属上句，[21]殿本不误；④“初元中立皇太子，令禹授太子《论语》”，整理本“初”下误加逗号，[22]殿本不误。殿本句读之确可见一斑。相比此后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仍无句读来说，殿本之句读尤为可贵。除了上文提到编纂《考证》的陆宗楷、邵齐焘、励宗万也参与校勘外，据殿本《论语注疏》所附《考证职名》可知，参与此书校勘的还有户部右侍郎吕炽、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陈浩、翰林院编修孙人龙和贡生王济师等，其中吕炽、陈浩和校他经的周学健、朱良裘是方苞推荐的殿本《十三经注疏》校勘的负责人员，被任命为总办。可以说，殿本《论语注疏》的校勘人员非常精干。由于《论语注疏》仅297个版面，在《十三经注疏》中倒数第二，仅多于《孝经注疏》的94面，少于倒数第三的《尔雅注疏》的375面，所以这些学者稍加分工后就可以精雕细琢地进行校勘和考证了，从而保证了殿本《论语注疏》的质量。今天来看，殿本《论语注疏》校勘方面至少有三点足资称道：一是精选底本和校本。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责监本《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忘改者”，[23]又言“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杜泽逊所指出，顾氏此语不确，且有误导作用，进而言：“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质量总体上高于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阳本、汲古阁本，已是事实。”[24]就笔者通校《论语注疏》诸本来看，杜氏所言甚是，监本《论语注疏》校勘质量上乘。殿本《十三经注疏》是以国家形式进行校刊的，选用明监本作底本，据之修订顺理成章，而上文所论可知，殿本《论语注疏》选用了错误较少的监本初印本作为底本尤为卓见，这比浦镗撰《十三经注疏正字》、阮元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选用监本崇祯修本要好得多，避免了因多次刷印导致文字残泐带来的讹误和因辨认不慎导致的误改误删，这是保障殿本校勘质量的重要基础。殿本《论语注疏》校勘中使用了毛本，甚至是宋八行本。宋八行本刊刻较早，很多地方保存了邢疏原貌，尤其是脱文较少；毛本在监本之后，利用他校的方法对监本中的缺文进行了校改和增补。殿本以二者为校本，是校勘质量提高的重要原因。二是订正讹误。殿本《论语注疏》对监本的校改非常细致、具体，可以见出校阅人员的扎实功夫，如殿本对监本《论语序·序解》不到六百字的疏文就有三处校改：一是邢疏“太子少傅夏侯建”，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太子少傅”均作“太子太傅”，只有殿本作“太子少傅”，与《汉书》夏侯建本传和《经典释文·序录》相合，后浦镗、阮元皆言“太”为“少”之误；[25]二是邢疏言及《齐论》时云“别有《问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中“二十二篇”均误作“二十一篇”，殿本改为“二十二篇”，与蜀大字本和玉海堂本相合；三是邢疏“少府宋畸”，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宋”均误作“朱”，殿本改为“宋”，与《汉书·艺文志》和《经典释文·序录》相合，尤其是与蜀大字本、玉海堂本相合，证明殿本所改正确。再以首篇《学而》为例，殿本的校改至少有十四处之多，也大多正确。殿本《论语注疏》的校改大多依据相关史料、经学文献和上下文义来进行，属于校勘学上的他校、本校和理校，实际上属于考据学领域，表现的是校阅者的学术功底和考证功夫，是学术研究的推进，至于其结论正确与否要有赖于找到更早版本来印证。今天利用蜀大字本和玉海堂本来验证殿本的校改，发现殿本的校改与蜀大字本和玉海堂本大多相合，正确率较高，确实是水平很高的校勘。整部殿本《论语注疏》校改非常之多，且大多数正确，可以说是校勘性善本。三是弥补缺文。元十行本《论语注疏》的明代递修本有许多墨钉，也有不少漫漶之处，后闽本承之作空格。监本《论语注疏》虽然对闽本作了一些弥补，但弥补的数量十分有限，大多空格仍付阙如。毛本《论语注疏》上承监本，据相关文献又作了弥补，也还是有些空格。殿本《论语注疏》利用毛本、宋八行本或其他相关文献补足了监本的所有缺文。因此，殿本《论语注疏》是一部内容完足、没有空格的文本。有关殿本《论语注疏》利用毛本、宋八行本补足监本缺文的例证，上文曾有列举，此外还有不少例证，限于篇幅，不赘。需指出的是，监本和毛本均有承前本而来的脱文，这种脱文由于没有任何标志更难发现，需要整理者敏锐的识见和广博的学识才能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殿本整理者往往利用相关史料、经学文献和上下文来弥补监本脱文，这些弥补更来之不易。如《学而》篇首章邢疏引郑玄《礼记·文王世子》注“于功易成也”，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皆无“成”字，殿本有，当据郑玄《礼记》注补，后浦镗、阮元亦云《论语注疏》此处脱“成”字；又《八佾》篇《夏礼吾能言之》章邢疏引“殷礼吾能言之”，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皆脱“吾能”二字，殿本有，当据经文补，今蜀大字本、玉海堂本不脱，殿本所补是矣。类似例子尚多，不赘。虽然殿本《论语注疏》之《考证》没有记录校勘的内容，但实际上校阅人员大量利用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的方法来校勘监本《论语注疏》，并作了改动和增补，提高了《论语注疏》文本的质量，也完善了《论语注疏》文本的内容。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殿本《论语注疏》较以前各本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优长明显；但也并非十全十美，也有不足，其不足主要表现在：殿本这方面的调整是最为人诟病的地方。殿本《论语注疏》一开始删除了疏中所有起讫语；后来发现注文之疏往往分几节，若没有起讫语，几乎无法弄清每节疏文对应的注文，于是又弥补了注文起讫语。遗憾的是，殿本《论语注疏》并没有照录监本原来的注文起讫语，而是颇有些变动。如《学而》篇《子禽问于子贡曰》章监本疏中注文起讫语为“郑曰至为治”，殿本改为“郑曰至之邪”，监本所标为此章第一节所有郑注，殿本则不含第一节郑注最后“抑人君自愿与之为治”一句；又如《为政》篇《孟懿子问孝》章，监本疏文第二节注疏起讫语为“郑曰至樊须”，殿本为“樊迟至樊须”，殿本只标了此节郑注的最后一句话。类似例子尚多，不赘。细绎发现这些地方的疏文确实只解释殿本所标的起讫语部分，殿本调整注文起讫语是为了使疏文与注文吻合；但是殿本这种改动并不合理。因为注文起讫语来源于单疏本，所标都是此节注文的开首和结尾，否则会让人误认为疏文释注不完整，殿本整理者似乎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可见，殿本对注文起讫语的改动使之不能完全包括何晏集解内容，则会给人邢疏释注有残缺不全的印象，这就得不偿失了。殿本《论语注疏》对监本的校改代表了殿本的学术水平，是其最重要的成果，也最足称道；但是也偶有错误。这类错误虽然很少，与其大量正确的校改相比微不足道，但也不容忽视。如《八佾》篇《周监于二代》章邢疏章旨为“此章言周之礼文独备也”，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独”作“犹”，殿本改“犹”作“尤”，后浦镗指出“犹当獨字误”，[26]蜀大字本、玉海堂本正作“獨”，则殿本误改；又此篇《射不主皮》章“庶民无射礼，因田猎分禽，则有主皮。主皮者，张皮射之，无侯也”，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脱一“主皮”，殿本补“主皮者”三字，核郑玄《周礼》注及孔颖达疏所引均无“者”字，蜀大字本、玉海堂本无“者”字，是殿本误增一“者”字；又《泰伯》篇《舜有臣五人》邢疏引文“所获非龙非彲，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监本、毛本作“罴”，元十行本、闽本作“熊”，殿本改从“熊”，阮元指出作“罴”与《史记》原文合，[27]王欣夫认为作“熊”误，[28]杨按：作“熊”与上下文韵不叶，非是，玉海堂本作“罴”。此外还有几处，不赘。当然，殿本也有漏校。如《为政》篇首章疏文引《尔雅·释天》，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释天”误作“释文”，殿本承之不改，后浦镗、阮元均指出此误，核蜀大字本正作“释天”；又《为政》篇《子张问十世可知也》章疏文“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殿本承监本“牵”作“奉”，邢疏此处实引自许慎《说文解字》，当作“牵”，蜀大字本、元十行本、闽本、玉海堂本皆不误；又《八佾》篇《夷狄之有君》章疏文“华、夏皆谓中国也”，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华”误作“夷”，殿本亦作“夷”，蜀大字本、玉海堂本作“华”，是殿本漏校。校勘千古事，校书如扫尘，信然。殿本《论语注疏》的校勘有讹误和遗漏，对殿本《论语注疏》的校勘成就不可迷信，当然也不宜苛责。殿本《论语注疏》缀入释文是其一重要贡献，但也偶有错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字讹误。殿本《论语注疏》的释文来于通志堂本《经典释文》，一般不作改动，所以通志堂本的错误往往也保留在殿本《论语注疏》里；但也偶有通志堂本不误，殿本误改的。如《学而》篇《贤贤易色》章释文“好，呼报反。下至‘好学’同”，宋本、叶本、通志堂本《经典释文》、蜀大字本《论语注疏》、蓬左本《论语音义》同，殿本“至”作“章”，杨按：“好学”在《君子食无求饱》章，非下章，“下至”为陆德明《经典释文》常用术语，殿本错改；又《颜渊》篇《樊迟问仁》章释文“枉，纡往反”，殿本“往”误作“枉”，宋本、叶本、通志堂本《经典释文》，蜀大字本《论语注疏》，蓬左本《论语音义》皆不误。此外尚有几处，不赘。二是出文偶误。这一类情况较少，但偶有发现。如《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座》章释文“先，悉荐反”，宋本、叶本、通志堂本《经典释文》出文为“先三人”，殿本出文“三”，杨按：《广韵》先为先部，三为谈部，荐为霰部，唐代先部与霰部音近，《经典释文》多处先音“悉荐反”，殿本误辨出文为“三”；《卫灵公》篇首章释文“行，户刚反”，宋本、叶本、通志堂本《经典释文》出文为“行列”，殿本出文为“列”，辨认有误，《四库全书荟要》本《论语注疏》已改为“行”。还要指出，殿本缀入释文时，也把《经典释文·论语音义》每篇所列的章数置于殿本《论语注疏》每篇篇名之下，此举并不合宜。因为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所列的分章与邢昺作疏时的分章处理并不一致，有五章存在差异，殿本此举反而引起歧义。尽管殿本《论语注疏》没有做到十全十美，仍有不足、错误，但和其作出的成绩、贡献相比，不足、错误是微不足道的。可以说，相较元十行本和明闽本、监本、毛本来说，殿本是内容最全面、校勘最精善的本子，是自北宋初年邢疏产生以来对《论语注疏》编纂、校勘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从内容上看，此本内容完整、体例谨严，诸经均缀释文，又悉加句读，附有考证，从而成为我国古代群经注疏最完善的样态。殿本《论语注疏》是和其官刻身份相称的，确实代表了清乾隆初年官方经学的水平。如果抛开校勘记不谈的话，仅就《论语注疏》文本来说，殿本也要优于此后阮元主持校刻的南昌府学本《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解经》。阮刻本由于过度信赖所谓的“宋本”，[29]在文本的内容和校勘上均不及殿本《论语注疏》。殿本《论语注疏》成就之高，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但长期以来人们却对此本避而不谈，如阮元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校刻《十三经注疏》均未提及殿本，[30]又上世纪末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十三经注疏》，其中《论语注疏》也没有利用殿本，本世纪初《儒藏》编纂中心出版整理本《论语注疏》也没有参校殿本，这是令人遗憾的。今天，整理新的标点本《论语注疏》或出版《论语注疏》汇校本，应将殿本作为重要的参校本。
[1]杨按：明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和永瑢《四库全书总目》皆称“监本”，顾炎武《日知录》、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称“北监本”，由于明南京国子监没有刊刻《十三经注疏》，所以本文通用“监本”称之。
[2]杜泽逊《<孟子>入经和<十三经>汇刊》，《微湖山堂丛稿》（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6页。张学谦《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校刊始末考》，《文史》，2014年，第1辑。
[3]杜泽逊《影印乾隆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序》，《武英殿十三经注疏》第一册卷首，齐鲁书社，2019年，第2页。
[4]杨新勋《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明修丛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171-181页。
[5]杨按：毛本此处据《尚书·说命》改邢疏，实际上邢疏此处所引为《礼记·学记》，不当改。
[6] [清]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例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2册，第3页。
[7] [清]方苞《奏为请定校刊经史程式事》，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咸丰元年戴均衡刻本）卷二《奏重刻<十三经><廿一史>事宜札子》略同。
[8]杨新勋《宋八行本<论语注疏解经>析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4期，第61-67页。
[9]王爱亭《<通志堂经解>刊刻过程考》，《图书馆杂志》2011年第1期，第83-86页。
[10]黄焯《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210页。
[11]杨按：宋本《经典释文》作“米仾反”，蓬左文库本《论语音义》作“未仾反”，仾即“低”字，奚、低、傒皆齐部，知通志堂本校改有合理性，叶本“伭”字当“仾”字形讹，蓬左本“未”当“米”之形讹。
[12]杨按：《经典释文》“钝”字共有三处注音，另见于《论语》之《里仁》篇和《子路》篇，均注为“徒顿反”，宋本、叶本、通志堂刻本相同，蜀大字本《论语注疏》和日本蓬左文库所藏《论语音义》亦同。又《经典释文》“遁”字全注音“徒逊反”。通志堂刻本盖据另两处而改“徒逊反”为“徒顿反”。
[13]杨按：虽然宋蜀大字本《论语注疏》有经、注、疏、释文，但是由于此本为单经注疏，未见其与其他各经相配尤其是构成《十三经注疏》这样的体系，其对元明以来的群经注疏也几无影响，所以在谈《十三经注疏》编纂史时可以不谈蜀大字本。
[14]杨按：殿本《论语注疏》对释文的缀入位置的安排与蜀大字本不同。蜀大字本释文分别置于每章之每节的经注之下，但把每章最后一节的释文置于本章疏文之后，体例不一。
[15]杨按：邢疏一般先疏经文，后疏注文，为便于行文，本文此段称邢疏对经文的疏解为“经疏”，对注文的疏解为“注疏”。
[16]按：就《论语注疏》经疏起讫语的传承来说是有变化的，《尔雅注疏》，从元十行本以来就没有起讫语了。殿本《十三经注疏》统一删除起经疏讫语，盖受《尔雅注疏》的启发。
[17] [宋]岳珂（题名）《九经三传沿革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83册，第571页。
[18] [清]方苞《奏为请定校刊经史程式事》，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9]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
[20]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2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2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
[23]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30页。
[24]杜泽逊《“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辨——对顾炎武批评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两点意见》，《文献》，2014年，第1期，第15页。
[25] [清]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卷七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2册，第993页。[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论语注疏校勘记》，刘玉才主编《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53页。
[26] [清]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卷七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2册，第996页。
[27]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9页。
[28]王欣夫《景刊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考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第2册，第42页。
[29]杨按：阮刻本《论语注疏解经》实以元十行本之明正德递修本为底本，详杨新勋《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明修丛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30]井超认为虽然阮元校勘 《十三经注疏》刻意回避殿本，也偶有暗引殿本文字的情况，详《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暗引殿本琐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年第2期）。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杨新勋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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